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张一兵 | 面对MEGA2:马克思哲学研究“再归基”

摘要:在对MEGA2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思想史研究的初衷,以独立的、批判性的姿态面对MEGA2。对MEGA2提供的大量新文献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发掘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一些重要而又不为人知的学术线索,充实和更新我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史理解。回到MEGA2的原文语境,将使我们重新发现许多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构境中至关重要的概念,从而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体系。这是对“回到马克思”的一次再归基。

关键词:马克思经典文献;MEGA2;阿卡德米版;归基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以下简称“MEGA2”)提供的新材料,第一次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语境出发,探求马克思哲学话语的深层转换过程,出版了《回到马克思》,致力于冲破前苏东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的束缚,形成当代中国人对马克思的独立的、原创性的理解。令人欣喜的是,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文本基础进行反思,逐渐形成高度的自觉与共识。在此期间,MEGA2的新材料、新进展也得到普遍关注,出现不少相关的译介和研究成果。

这些年来,我们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队不懈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译介、概念辨析、文本解读、思想史重建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特别是在2008年和2016年,我们两次与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在信息交流、成果译介、人才培养以及文献建设等方面,正在开展进一步的合作。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推动了中国学界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术化与国际化进程。

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过程中,我们逐渐确认了自己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优势所在,更加坚定了前进的方向,这就是基于MEGA2提供的新文献、新材料,立足原文语境,推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再归基”。

然而,MEGA2作为考证版全集,本来应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提供广受重视的坚实的文献基础,却在国内外学界遭遇令人遗憾的两极分化的情况:一些学者围绕MEGA2本身做了大量的介绍性、考据性的工作,却有意无意地用所谓“马克思学”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甚至试图用文献学的新成果“解构”马克思主义,这种倾向甚至成为阿卡德米版MEGA2 ① 编者的工作原则;另一方面,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固守自己熟悉的语境,大大低估了MEGA2对于马克思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看不到新的文献基础,也很难看到文献支撑下的新的理论突破。在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道路上,如何利用好MEGA2的资源,将文献与思想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众所周知,苏东事变之后,新组建的阿卡德米版MEGA2的编辑出版工作屡遭波折,而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首先是出版规模的一再“缩水”。新成立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将MEGA2的规模由原计划的162卷缩减到114卷。2016年底,这一出版计划再次缩减到79卷:在MEGA2的四个部分中,除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已于2012年出齐之外,第三部分“通信”中尚未出版的全部内容、第四部分“摘录、笔记和批注”中尚未出版的大量卷次,未来均不再以书籍形式出版,而是改成“以数字化形式”在网站上发表。这样,有待出版的便只剩下第一部分“著作、文章和草稿”中的10卷、第四部分中的5卷。其次,MEGA2的出版速度明显放缓。以广受关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即第一部分第5卷为例,该卷在已有大量前期准备的情况下,原本计划2015年出版,却一拖再拖,直到2017年11月才出版。而且,2009年之后,MEGA2第一部分总共只出版了第5卷和第7卷。这表明阿卡德米版MEGA2编辑团队遭遇了严重的后继乏人的局面,这是令人非常担忧的。如果阿卡德米版MEGA2编者为了标榜“中立性”,继续刻意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拉开距离,将自己局限在文献考证的小圈子里,拒绝来自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界的关注与支持,那么,由梁赞诺夫所开创的这一伟大文献编辑事业恐怕前景难料。但无论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MEGA2仍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最重要的基础性文献资源。

为了扭转学界面对MEGA2时存在的不良倾向,必须有效利用MEGA2所提供的材料,更进一步地“回到”马克思的原初文本与思想语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中争取新的实质性突破,逐步建构起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界独立面对、言说马克思的哲学话语体系。这项意义深远的重大学术工程,需要我们几代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青年学者们的积极参与。

其一,在我们基于MEGA2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思想史研究的初衷,以独立的、批判性的姿态面对MEGA2。这也是我多次强调过的观点。也就是说,要用一种基于文献而又超越文献的文本学研究方式,透视MEGA2背后的东西,继而得出自己的学术理解,而不能跟在MEGA2不同历史时期的编辑者们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要正确地看待MEGA2、用好MEGA2,首先就要对苏东剧变以来阿卡德米版MEGA2所标榜的“学术性”、“中立性”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学术化的文本学研究,当然要以可靠的文献为基础,但不意味着固守文献细节、隔绝对思想史背景和理论传统的理解。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刻意回避甚至扭曲既往研究的成果、刻意将马克思的思想形象碎片化,并不是“去意识形态化”,而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强制。现在大家对于MEGA编辑的历史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往往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这种种历史波折背后,潜藏着研究立场与编辑原则的嬗变。因此,今天我们利用MEGA2开展研究,必须对其编辑原则和编辑实践中潜藏的问题加以深入辨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必须明白,MEGA2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于它所作出的编辑安排和理论判断,我们必须无反思地认同。几十年来,MEGA2的出版过程总是伴随学术界对相关文本的热烈争论,虽然有时针对的是编辑方案,但究其实质,总还是要回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乃至其思想发展历程的不同学术理解。无论是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方案的争论,还是关于《资本论》相关手稿性质与结构的研讨,皆是如此。这说明一切基于MEGA2的思想史研究,都内在包含着对MEGA2相关内容的再检视、再判断,而且往往会得出与MEGA2编者不尽相同的结论,这是很正常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无凭无据地随意推翻MEGA2提供的文献实证细节,而是要在文本和思想的内在逻辑上多下功夫,以扎实的文本学解读,彰显研究者的自主性空间,对MEGA2编辑方案进行必要的理论争执,这也是推动当前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的必要工作。另外,在缺乏对MEGA2内容的深入分析的情况下,一些国内外的学者以为,MEGA2中大量新细节的呈现,会冲击马克思作为经典思想家的整体形象。这种观点也是值得甄别和推敲的。如果说MEGA2会冲破传统教科书中那个自足性、原理式的理论体系,彰显马克思思想历程的历史性、丰富性和开放性,那当然如此。但是,绝不可能因为MEGA2提供了一些新的文献细节、理论线索,就消解了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原创性、系统性和经典性。在此方面,任何别有用心的“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尝试都不可能成功,这是由马克思思想本身的质性与重量所决定的事情。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逻辑是否会被MEGA2所动摇和消解的担忧也是多虑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大家对MEGA2的研究太多、太细,而恰恰是真正基于MEGA2开展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还远远不足、甚至流于表面。

其二,应该对MEGA2提供的大量新文献给予更多的重视,发掘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一些重要而又不为人知的学术线索,充实和更新我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史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面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少意义重大的文本在其生前并未出版,而一经出版便引发了思想界的极大震荡,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二十年前我在写作《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MEGA2出版的马克思的若干手稿、摘录笔记和书信,也为我深入经济学语境,寻找马克思哲学转变的支援性背景提供了重要启示。尽管MEGA2的出版并不顺利,但目前已经出版的卷次中有许多值得关注的资料,迟迟未能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比如,关于马克思柏林大学时期的哲学思想背景,过去我们只是关注其博士论文、译为中文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但这一笔记主要写于1839年,它并非博士论文的直接准备性笔记。此后,在1840-1841年间,马克思进一步扩展了哲学研究的范围,留下了关于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休谟、斯宾诺莎等人的摘录笔记,这就是MEGA2所出版的《柏林笔记》。马克思毕业后,从柏林去了波恩,在鲍威尔等人影响下,于1842年4-5月间留下了一批艺术史和宗教史笔记,即《波恩笔记》。这些内容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无疑是具有补白意义的。再比如,2015年,MEGA2第四部分第五卷出版,其中就包含了马克思的四本“曼彻斯特笔记”,其中的很多内容直接体现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研究经济学、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思想背景第一次得以完整地呈现。如果不了解此时马克思进行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特定语境,我们也就无法阐明拜比吉和乌尔等人对现代生产技术的思考、英国政治经济学早期和晚期的理论、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等线索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建构所起到的促进与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通过马克思的笔记、手稿,回溯当时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重要文本和范畴,例如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中提出的“物质生产”概念、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的“生产力”概念等,重建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脉络的理解。另外,马克思一生还留下了大量关于农学、化学、地质学等学科的自然科学笔记,对这些笔记的研究,也会为我们思考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性质提供新的线索。

其三,回到MEGA2的原文语境,将使我们重新发现许多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构境中至关重要的概念,从而重构马克思哲学的话语体系。近年来围绕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物化(Verdinglichung)”等概念的研究,实质上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在《回到马克思》第三版中,我已经初步使用学术文本词频统计的方法,清晰地呈现了1845年马克思第二次思想转变过程中,原本在其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话语的关键词“Entfremdung(异化)”、“Entäusserung(外化)”和“Gattungswesen(类本质)”的骤然缺失,与此同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主导话语关键词群的“Produktivkraft/Produktionskraft(生产力)”、“Produktionsverhältnisse(生产关系)”和“Produktionsweise(生产方式)”则高频突现,从而直观地说明,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核心概念构成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成为全新的权力话语,由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新世界观才真正得以确立。当然,这还只是初步记录了文献统计的部分结果,在我的计划中,我们还将梳理一批被传统教科书体系所忽视的、对马克思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概念,基于MEGA2的原文语境,逐一进行更为深入的质性分析。比如,在黑格尔和赫斯等人的哲学文本中反复提及的“Dasein(定在)”(后来海德格尔哲学中著名的“此在”也是这个词),它也是马克思哲学文本中的一个高频词,过去和“Sein”一起被译为“存在”。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构境中,它特指“一定的(bestimmt)”社会历史情境下、由人的历史性物质生产活动所构建起来的特定存在,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Dasein)”。这种社会历史构境中的“定在(Dasein)”,既不同于一般性的“存在(Sein)”,也不同于实存性的“生存(Existenz)”,对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不仅关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背景,更关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历史性”特质,关乎历史唯物主义对“物”的革命性理解。再比如,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中,通过“Zusammenhang(关联/关联与境)”、“Beziehung(联系)”、“Verhältnis(关系)”、“Band(纽带)”等一系列概念,构建了一个十分精细而复杂的关系性的社会历史构境,其中每一个概念都包含特定的逻辑层次和关系内涵,然而,这些内容在我们过去的汉译研究中同样是无法被觉察和开启的领域。在这方面,MEGA2提供了宝贵的、最全面的一手文献资源,而它至今仍是一座罕有问津的“学术富矿”。

从目前的情况看,MEGA2的陆续出版不可能提供一个颠覆性的马克思的思想形象,过去我们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都将在基于MEGA2的新一轮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校准和确证,并在原文语境和当代语境的交织碰撞中焕发新生。我希望能够基于MEGA2的丰富内容,通过理论线索的重新构境和原初概念的思想考古,在当代思想境遇中,努力开辟一条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新“归基”之路,使得我们的研究能够凭借更加深厚坚实的思想史基础,构建出更加深邃有力的批判性的思想空间,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有深度、更有自信。

在我们第一组关于MEGA研究的笔谈中,首先讨论了三个不同时期MEGA版的编辑原则,从中既能看到创始人梁赞诺夫所确立的“忠实原文的写作情况”,“收录全部著作、文章和手稿”这两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也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苏东马列研究院所确定狄茨版MEGA2的马克思主义编辑原则,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阿卡德米版MEGA2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编辑方针的虚假性。其次,我们也选择了法国MEGA研究情况的综述、国外马克思自然科学札记研究和MEGA版经济学研究情况的概要。笔谈的直接目的是想通过廓清理论地平,提供一个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MEGA研究向前走的理论站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希望只会出现在我们不懈的学术努力之中。

注释:

①相对于MEGA1,我们可以按照出版机构的不同,将1990年之前出版的MEGA2称作“狄茨版MEGA2”(由东德马列主义文献权威性出版社DietzVerlag出版),而将在这之后的称之为“阿卡德米版MEGA2”(由德国专业性学术出版社AkademieVerlag出版)。

张异宾(笔名张一兵) 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系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有:马克思、列宁、海德格尔、福柯哲学文本学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激进哲学;认识论与人本主义;构境理论。本文载于 《现代哲学》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