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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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异宾:舒尔茨:物质生产力的量与质性结构——舒尔茨《生产的运动》解读

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已经明确提出了以物质生产为理论中轴的生产话语,特别是他对生产力的研究,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总和与生产力发展的功能结构及其历史建构过程入手,深入探讨了生产力概念的具体内容,达及了社会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舒尔茨的理论探讨对马克思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先导性作用,所以,界划舒尔茨的生产力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质性差异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我们严重忽略了舒尔茨和他1843年写下的《生产的运动》(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一书。与赫斯一样,舒尔茨是马克思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作为国家统计学(国势学)(Statistik)的专家,他1843年在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发表的《生产的运动》一书中,已经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直接讨论了物质生产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关键性作用。对舒尔茨思想的关注是由科尔纽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提出的。以他的说法,自己的观点又是受到明科的《历史唯物主义前史研究》手稿的启发。于是,界划舒尔茨的生产力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质性差异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在此,本文发表一些初步的看法,以期更加深入地讨论。
一、 机器生产背后的精神操纵与国势生产力
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舒尔茨在观察社会生活的国势学宏观分析尺度上,在马克思以前已经比较自觉地从“生产”(精神生产驱动的物质生产)出发,将其视作发端于“原始时代”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他甚至还提出,国家是在社会生产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才产生的。这一点,显然是对古典经济学和国家统计学中已经出现的社会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提升,应该被视作社会唯物主义的高级形态。沙利希认为,舒尔茨在《生产的运动》一书中,已经形成了“关于生产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将外部的形似当作实质上的同质,实属误认。并且,依据“物质生产组织(Organismus der materiellen Production)”历史发展的原则,舒尔茨将社会历史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即畜牧业和狩猎业时期、农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以及工业时期。这是一个从手工劳作于物质定在到机器化大生产的历史变迁过程。同时,舒尔茨又从物质生产的组织方式上将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区分为四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是“手工(Handarbeit)、工具(Handwerk)、工场制造(Manufactur)和机器(Maschinenwesen)的阶段”。在前三个阶段,舒尔茨使用了Gewerbfleiβ(劳作效能)的概念,而在第四个阶段中,舒尔茨开始使用produktive Krfte(生产力)的概念,并且,舒尔茨的生产力概念是在国家统计数据基础上的国势学的宏观认知中使用的。
从文本分析中发现,舒尔茨并没有明确界定作为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之后的第三个社会发展时期,即资本主义工业时代。这是他社会历史分期理论中的逻辑混乱,也因为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已经蕴含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萌发。在此文本中,我们看到舒尔茨很自然地将19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经济社会现实作为自己物质生产理论分析的重点。
当然,当下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物质生产基础是由于分工导致的“利用机器的真正的生产制造的第四个阶段”,这个物质生产形式的第四阶段也是大工业物质生产的阶段。首先,在舒尔茨看来,“生产通过机器,通过对机器的明智的,考虑到所有变化着的关系的使用,而在根本上决定了成效。”机器的使用是大工业生产中的关键,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舒尔茨对机器大工业生产能效机制的具体分析,比如机器制造和生产与手工业在技术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上的差异。因为,在上述关于农业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的差异、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差异,他都有一定的质性分析。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构序缺环。在我看来,机器大生产的本质是从根本上征服自然、改变客观存在方式的制约性力量,也是资本的世界历史的现实开端。舒尔茨只是宏观地说,机器大工业改变了物质生产中的一切,比如“大不列颠在9世纪时,还依靠犁而进行那么粗陋的劳动,这种犁必须要由八头公牛牵引,而且每天只能耕不到一摩尔根的土地。恰恰是在最近的时代里,大量的发明将农业的工具推进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里舒尔茨提到了脱粒机和蒸汽机驱动的犁。再比如机器的使用对传统运输业的变革。过去,“商业创造了初级的、简单的工具和交通的手段,比如以牲畜来运输,或者用小船,对船的驾驶和移动,人还要依靠桨来作为工具”,而现在,机器驱动的汽船、蒸汽车已经使运输业走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其次,依他的看法,“对机器的采用并没有完全排挤掉真正的工场(Manufactur),就如这些最后的工场也没有能将手工(Handarbeit)排挤掉一样;大工业的这种增长的优势还是最近的事情,并刚刚处于它发展的开端。”这是说,物质生产组织形式的高级形态中,并不简单地排斥原先存在的低级生产形式,而是将其摒弃为自己可以容纳的子结构。
其三,在这种工业发展的“更高的劳动(hhere Arbeit)”中,不同于原始部族生活、农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中那种“外在自然无理智的力量被运用于此单纯机械的、简单重复的活动之中”,人们对自然力的利用更多地建立在理性的控制之上,人在物质生产中“更多是以精神性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操纵者和领导者”。应该说,这是舒尔茨生产力概念的核心,物质生产水平的真正提高来源于精神活动的理性控制。并且,舒尔茨也较早地注意到在机器大生产中,人的作用开始成为精神活动的操纵者和领导者,虽然这是他论证自己精神作为物质生产论本质的唯心主义观念,但这一点却恰恰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机器论”片断的一般智力论核心观点的先驱。
其四,可以看到舒尔茨专门区分了机器生产与工具生产的差别。然而在他看来,这种差别的关键为物质生产中的驱动到底是人力还是人对外部力的使用,这显然是不对的。舒尔茨说: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便可以总结出工具和机器之间鲜明的区别:铲子、锤子、凿子、磨、摇杆和所有形式的旋转工具,对于这些来说,也许已经做得非常的精巧,也包括弓和箭等等,只要它们还是以人为动力,它们就属于工具的范畴;而以畜力驱动的犁,风力、水力以及蒸汽驱动的磨、来复枪等等,就算作机器。 
如果生产过程中器具的使用是依靠人力就归为工具,而如果对外部器具的使用已经完全是利用了外部力量,就是机器。这是十分不准确的说法。他将牛拉的犁和来复枪作为机器是荒唐的,舒尔茨此处例举的东西中,只有蒸汽磨是典型的机器。其实驱动力并非工具与机器的质性界限,工具是广义的劳作器具,机器是具有系统功能结构的复杂工具。可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摘录了这一观点,并且称赞《生产的运动》“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
我注意到,也是在这里,舒尔茨开始聚焦于一个观察社会物质生产总体水平的概念:物质生产力。这正是他的国家统计学(国势学)分析的专业长处。相比之前的国势学研究,舒尔茨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集中讨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等概念。他说,“在一个可以利用外部自然力量的非常不同的环境中,生产力(produktive Krfte)的总量和增长本身在欧洲最发达的一些国家里是非常不同的”。这是他在本书第一次集中讨论物质生产力。前文中,他已经两处使用过生产力的概念。
首先,可以看出,舒尔茨在国势学的意义上使用生产力的概念是在量的总体程度上,他常常讨论的问题是法国1826年的劳动力总量49 000 000 人,比起1780年多10 000 000人,而在同一时间里,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生产力则从1780年的29 000 000增加到60 000 000人。最有趣的国家统计学结果为:
我们假设一个连续活动的共同构成了三匹马的马力为一个整体,这样就看到,平均起来普鲁士、法国和不列颠联合王国每平方里分别有183、178和415。 
显而易见,舒尔茨的生产力概念首先是从一个国家年度经济运行中可量化的具体生产能力入手的,这里可以精确地区分人力总和、利用自然力的总和以及机器生产力的总和。我们也能看到,青年马克思在《评李斯特》手稿中,曾经批评这种将人力与畜力混同的荒唐提法。马克思气愤地问道:“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中多次使用了这个“生产力总和”的说法。甚至,舒尔茨认为,这也可以精准地得知每一个国家每平方公里中的生产“总马力”,即他所称之为“三个国家里生产力密度(Dichtigkeit der productiven Krfte)”。然而,因为这个生产力密度与国土面积相关,从上述普鲁士、法国和不列颠联合王国每平方里中183、178和415的量化“马力”数据来看,并不能精准映射各国的真正生产力水平。
其次,舒尔茨也进一步说明了生产力概念的功能结构及其历史建构过程。他分析道,可以通过对“欧洲物质文化的历史和数据”的考查,来说明“劳动组织”的生产力结构的历史变化线索。在他看来:
在原始生产(Urproduktion)之上几乎只有运用生产性的人力(productiven Menschenkraft);对原材料的简单使用以及在此之上工业和商业的有限发展;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和商业阶级成比例地更强增长;与之并行的,直到更近的时代,城市人口较之于农村人口相对的更大增长;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使农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对无理智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Unterwerfung),借助于人的意志和劳动的不断分化,以及工具和工艺的不断完善,通过劳动向其最简单的元素的分解和无数双手为了共同的生产目的而进行的分工,归根结底,通过人的精神和外在自然的力之间的分工,生产力(productive Krfte)更广泛地结合起来:在农业中通过对其不同分支的有益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通过将运用在企业中的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最大程度的结合。 
因为舒尔茨的这一段表述太重要了,所以我不得不整段引述。可以看出,舒尔茨这里对生产力的讨论不再仅仅是总量,而开始思考生产能力的质性构成:一是原始生产中只有生产性的人力,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如果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端于制造工具,那么生产活动就不可能只有人力的“对原材料的简单使用”,比如畜牧业简单工具和狩猎业中的武器。二是在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之后,特别是工业和商业阶级的出现,使从事工业和商业的人口开始超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这是一个生产组织上生产性的人力构序上的结构性改变,依上表所得的人力总和中,只要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劳作效能(Gewerbfleiβ)必然是提高的。三是当人在生产中使用工具和制造工艺不断完善时,特别是劳动分工带来的协作能效和理性地对自然力量的控制支配,农业不同分支的交融以及工业和商业的结合,对自然力和人力的复杂结构化构序,才使得生产力的综合创造能力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上来。在舒尔茨看来,“对生产力(productive Kfte)的联合也有非常不同的范围,因此对人的活动更大或更小的节省总是同这种联合联系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到,生产力概念不是指一个人或群体的劳作效能,而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产能力或水平的综合指认。可以说,舒尔茨此处关于物质生产力量的总和和结构性水平的双重构序线索,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生产力概念的重要思考基础。 
其三,生产力的本质是对盲目自然力的征服和控制。在舒尔茨关于物质生产力的讨论中,我们不难体会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物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为了生产的目的对盲目的自然力的不断征服(die fortschreitende Unterwerfung der verstandeslosen Naturkrfte)”,并且,在发展起来的人类物质生产力面前,“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Sklaven und Leibeigenen)。”依我的理解,舒尔茨的这种观点很深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摘录过最后这句表述。
二、农业、工业与商业的人口结构改变
除去从历史性的维度说明物质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之外,舒尔茨还提出要从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共时性结构关系维度深化上述思考。很显然,当舒尔茨从物质生产组织的历时性维度转向共时性维度的结构思考时,他所讨论的具体内容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不可能大规模出现工业生产和商业交往的。在舒尔茨看来:
劳作效能(Gewerbfleiβ)和交往的更进一步发展以农业为前提,在这方面来说,工业(Industrie)和商业(Handel)可以作为文化的最初级分支来考察。但是它们同时还是同一骨干的分支,它们一经问世就相伴生长,并且相互之间为了更进一步的生长而提供汁水和养料,所以全部的物质生产都表现为一种唯一的,在其主要构成上分为三部分的躯体。 
首先,我前面说过,舒尔茨的这个Gewerbfleiβ概念经常也是在生产力构序的意向上使用的,它往往表征一种劳作活动中的效能和功能性水平。其次,农业、工业和商业是物质生产“同一骨干的分支”和“相伴生长”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商业仅为商品的流通领域,并非物质生产活动。他之所以这样故意混淆物质生产的边界,是为了之后塞进资本家在商业流通中创造价值留下伏笔。二是缺少历史发生学的维度,似乎农业、工业和商业存在一种抽象的结构化关系,而实际上,如果不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背景下的已经存在的手工业和商业,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商业都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的历史产物。历史地看,真正以商品交换为主业的商业只能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特定产物。舒尔茨还认为:
将生产合规律运动的进程,按照,即农业(Landwirthschaft)、工业(Industrie)和商业(Handel)这三个主要分支来加以探讨。从一种双重的观察角度出发,首先要注意以活动的这些不同的主要目的在人口中相对的分配中的变化,但还是对那种在劳动进行的本身,或者从生产的人力向服务于生产的无理智的自然力的变化。 
舒尔茨这里的构境意向十分清楚,即从三种不同的“物质生产”分支来讨论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中的劳动从人力向利用自然力量的转换。可是,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中生产力的提高,绝非仅仅是对自然力的利用,而恰恰是对自然力的超越,即人的实践能力的提高。不过,舒尔茨此处更关心的是在这三种不同的领域中人口结构关系的改变。对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对人力的需求,舒尔茨提出了明确的差异。
农业是在一定的、有限的范围的空间(bestimmte und begrenzte Rume)内进行的。同时,为使用这些空间,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农产品的目的而应用的人力的程度也是被规定的。然而特定土地的生产却并不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力参与到对土地的耕作中而越来越高。与之相对,工业却能够在更有限的空间内聚集大量的人力,来将其产品借由商业销往各地。 
这是说,局限于一定土地上的农业生产并非因人力的增加而提高劳作效能,但工业生产却是以集聚大量人力为前提的。其实,这也只是早期资本主义劳动密集型生产中的情形。并且,“城市作为工商业的总部也以相同的程度,或者说城市人口较之农村人口也以相同的程度增加了”。这是对的,除去工业生产对劳动人口的需求,商业活动也使城市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成为必要的生活集聚地。可是在舒尔茨看来,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农业人口同工业和商业人口、农村同城市人口之间的比例是非常不规则的,这和欧洲国家处于“总体上物质生产的不同阶段(materielle Production auf verschiedenen Stufen)相一致。平均来看,在生产最发达因而国民收入相对最高的地方,从事于工商业的人口比例相对于农业人口也最大”。这一分析是精当的。为此,他援引了由巴尔比提供的欧洲大国中的有关状况的比较表格。
这张不同行业的结构性人口分布的统计数据是精准的。巴尔比在表格上排列的国家先后秩序正好是当时欧洲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秩序。这里城市人口、工商业人口和农业人口的结构性分布直接反映了这种生产力质性状况。因为,“人口在生产的主要部类上的分配以及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会是“通过一个国家劳动的组织作为衡量各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标准”。这是对的。
其实,舒尔茨也清楚,人口结构变化的背后反映着不同国家在工业发展中的不同生产力水平。他认为,“工业生产在更大范围内增长了,因为工业生产随着从事工业的阶级的更大增长,也拥有了更为强大的生产人力。”工业生产中人力的增加背后,是工业生产过程的巨大发展。为此,统计学家舒尔茨举例说,自1828年至1833年,俄国工厂的数量从5244个增加到了5599个;在1821年至1827年间的短短几年里,普鲁士国家的棉纺织厂就增加了一倍还多。工厂多,当然需要的工人劳动力就增加。他又举例说,法国在1820年1024匹马力的机器只有60部,仅仅这一数字到1837年末就已经增长到了1969部机器,有26 186匹马力,用于纺纱厂、采矿、制糖、高炉和炼铁厂;在大不列颠,1780年,一个高炉全天只能生产40—60森特纳的钢铁;而现在,在引进了瓦特的蒸汽机之后,增加了四倍。舒尔茨并没有分析,机器的增加,已经就不仅仅是工人劳动力的增加问题了,而直接反映出工业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
三、活动价值论与世界交往说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
可是,也是在这个所谓的新的结构性维度中,我们看到了舒尔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分别体现为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所谓活动价值论,以及否定资本主义列强们掠夺世界的世界交往论。当然,可以看出舒尔茨的确也在为已经发生的英法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资产阶级的过度盘剥所导致的阶级对抗而担忧。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舒尔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立场。格拉布认为,“舒尔茨对于物质生产的过程特征的强调,使其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他们把现存的经济关系视作某种自然给予和永恒的东西。由他所准确认识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急剧加深的矛盾,更加强了他批判的观点,从而让《生产的运动》成为启发卡尔·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我觉得,格拉布的这一评价是错误的,舒尔茨从来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而十分明确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首先,拒绝劳动价值论的活动价值说。作为一名资产阶级国家统计学家,舒尔茨明明读过斯密的《国富论》,他也清楚地知道,“大约在18世纪末前后,工业的体系由亚当·斯密所把握,因为他将一般劳动(die Arbeit überhaupt)作为生产的全部分支的共同因素,从而将其作为出发点。通过这一体系同时要求所有生产力(producirenden Krfte)的自由竞争。”然而,舒尔茨就是拒绝接受劳动价值论,他宁可将劳动定位为生产的共同因素和出发点,但就是不承认配第已经关注的区别于自然财富的“社会财富”(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这说明他的价值理论是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倒退。在舒尔茨看来:
原初生产的对象通过使用(Gebrauch)获得了价值,所以价值是由人的活动(die menschliche Thtigkeit)赋予的。因此土地的价值本身,部分取决于使用的或多或少多样的、合目的的使用方式(Art der Benutzung),部分取决于它的规模。正如使用的方式和程度通过工业形成的阶段而被标明,使用的规模也由在或多或少人数下获得财富的分配,也即通过商业而被决定。 
这是一笔糊涂账。舒尔茨根本无法历史性地区分劳动产品的有用性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一是说,作为生产对象的产品的价值来自于使用,即为人所用的社会定在功能,所以价值是由人的活动赋予的。这显然是在抽象地讨论“使用价值”,他并不知道,在商品经济之外产品至多具有有用性,而没有为了交换而生成的特定的价值关系,比如他自己提及的原始部族生活中,是没有价值和财富生产的。这里最关键的是意识形态问题,舒尔茨就是不提创造了“价值”的活动与劳动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为剥削者的统治活动释放一种合法的创造性空间。二是土地的价值取决于对其的使用方式和规模,特别是在工业阶段中的使用方式和程度的改变,以及进入财富分配和商业流通时的改变。他同样回避的问题是,作为自然存在的土地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恰恰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下进行人的劳动(生产)才创造出自然存在的为我性财富形态,并且,只是物质生产在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交换关系之后,才出现了特定社会历史场境中的商品生产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商品交换生成的以抽象劳动交换为本质的价值关系,以及这种价值关系在流通领域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在这一构境域中,舒尔茨的理论水平是极其低下的。
其次,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交往的变迁。在他看来,这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历史性的递升关系。这一点是对的。但与他上述的结构性分析的结论却是存在逻辑悖结的。农业是定居人口生存和生产的起点,“定居民族的活动首先在本质上指向于对他们土地的耕作,以及对土地上获得的果实的简单使用。” 这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上述物质生产的第二个阶段。工业的出现是以手工业为先导的,舒尔茨这里提到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对瓷土和蚕丝的加工,以及克什米尔居民将羊毛加工成无价的披肩,以及亚洲的土耳其人将铁制成卓越的武器等等。这些手工业制品开始是为自己所用,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则开始出现为他人需要服务的商业交往。但是舒尔茨说,这些商业交往其实都还是有局限的,比如亚洲和非洲的商业交往“主要是荒漠商队贸易,这种贸易仅仅受限于连续不断的陆上距离”。然而,舒尔茨认为:
可以占有最远区域产品的更高程度的工业(hhere Grad der Industrie),在本质上只属于欧美国家一样,真正活跃的世界交往(Weltverkehr)也只属于这些国家;这种世界交往将海洋也作为了最遥远的企业的通途;这种交往在源头寻找一切国家的产品;这种交往在所有国家的需要之上来进行它的投机活动;这种交往尝试着到处发展新的需要,为了能够满足这些需要。所以不列颠人在他们的舰队、机器和煤炭中将他们发明创造才能的产物作为他们的基础,为了将从数千里外各个国家的产品运来并加工,其中一部分加工过的产品还会销往它们运来的地方。 
不客气地说,这就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了。舒尔茨并不想承认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统治,更不想承认在这种“真正活跃的世界交往”中,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强权和经济掠夺,这样,他才会轻描淡写地提及“不列颠人在他们的舰队、机器和煤炭中他们发明创造才能的产物”,是满足他国人民的“新的需要”,这是可耻的资本主义强盗嘴脸。我们只要想一下“不列颠人”1840年在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就知道他们的“发明创造才能”是什么!看一下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以及之后与清政府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就能体会到这种他国“新的需要”是什么!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舒尔茨这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粉饰的本质。
当然,我们也感觉到,舒尔茨已经看到了在英法资本主义发展中,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所导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他已经注意到,“在大不列颠有利的国民经济条件下,大量工人的贫困化和奴隶般的剥削因为少量工厂主和资本家而以一种残暴的形态出现。”今天资本主义的现实是:
千百万人只有通过糟蹋身体、损害道德和智力的紧张劳动,才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作是一种荣幸。故而在数不清的情况下,对那些贫苦工人提出的不公正的要求,要更多去限制他有限的享受范围,更多地提高其劳累的程度,从而更早地耗尽他的生命力。 
这种状态使资产阶级卫道士舒尔茨感到心焦。他认为,至少现在资产阶级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超越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分裂,没有超越一个在现在的关系中越来越多的,同社会其他阶级日益变得敌对的无产阶级的定在(Dasein)”。在这种情况下,舒尔茨提醒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必定会加深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Gegensatz zwischen bemittelten und unbemittelten Klassen),并使其变得如此紧迫,以致要求我们去研究物质财富(schlichen Vermgen)的一种更正义的分配原则”。显然,舒尔茨从来没有打算否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他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良的方式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舒尔茨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运行的完全无政府状态。因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整个范围和全部内容通过资本家的纯粹竞争而被片面地决定”。也由此,舒尔茨批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
它按照一种所谓自由竞争原则的完全片面的观点,在国家周围竖起了一圈刺刀,在其中,通过一些斗争和外在规矩的考察之下,富人把穷人,狡猾者把敦厚者打趴在地;只要国民经济学还没有超越劳动的单纯特征,没有把生产和消费作为实现着的人类本性的两个方面来把握自身,那它就还远远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出现了暂时性的生产过剩;频繁的破产出现了”,而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和工厂主(Arbeitsherrn)阶级内部产生了资产的不确定的摇摆和波动,而这将经济损失的一部分转移到无产阶级头上;劳动经常的、突然的中断或减少变得必然,雇佣工人阶级不断承受着这些恶果。”舒尔茨开出的良方是,国家应该出面解决这一任务,“即将社会全部阶层的利益考虑进去,从而对完全无政府的运动(anarchische Bewegung)进行干预调节(regulirend einzugreifen)。”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想法,可能,这也是上世纪凯恩斯革命的思想先导。可是,这种努力仍然是为了保住资产阶级的统治。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