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川流中的阿多诺

本文为《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

或辩证法的韧性》一书的序言部分

作者：弗雷德里克• 杰姆逊

译者：李永红

本书是对阿多诺在其生涯的不同阶段，部分或全部由他写作的以下三部主要著作的精细解读：1947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及其遗著《美学理论》。而且我还宽泛引用其他著作：被称作《文学札记》的论文、《最低限度的道德》、论瓦格纳的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我把他的这些作品看作同步地完整展现的体系的各部分，仿佛青年的和衰老的（如在2001年）不同阶段的阿多诺们都一起“围坐在大英博物馆的一张桌子旁”。

不管是在礼仪、国民人口，还是在个别活跃心灵的历史编纂上，对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判定都不是经验判定；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那样，这种判定被预先看作一种绝对前设，它因此决定你随后对材料（有时称为“事实”）的解读和阐释。今天我们更有责任明白，目睹了反革命历史编纂大潮涌起的我们，决意去“证明”：例如，法国和俄国革命，除了以其疯狂的血腥打断了常规发展、运行良好而和平的经济进步之外，一无是处。如此的“历史”起到了真实的布莱希特式陌生化效果，它以常识（即我们已接受的思想）的面目呈现，使我们要论证一些新的东西：如果它亦包含了对于时代划分本身的再思考，这论证将最具建设性，这种再思考已成为时代的中心理论议题之一，而当前这个时代基本上是非历史的，并渴求对所有事情的历史叙事以及叙事性再阐释一一可以是对后结构闲扯（包括更新的历史）的强烈渴望，这闲扯有点是对不会长久偏离历史的失重状态的补偿。

这种选择——即以各种相应好莱坞和电视文献片风格所作的、对阿多诺在以下不同阶段生涯的说明，包括作为它的强制性背景的战争期间从欧洲到北美令人激动的旅行，以及战后回到一片废墟的德国（随后在60年代发生了一次学生运动）——一般忽略了哲学或美学因素，阿多诺的毕生坚持并不难展示，而且这一选择还集中于更易理解的政治观点，或者说，他什么时候停止过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即使霍克海默和“学派”在此是不可回避的学术和资财背景，“他们”何时放弃过信仰马克思主义？）我将反驳下列非常肤浅的观点，即关于政治使命的、意识形态选择的，以及哲学和文学生产的本质的观点。背叛实际很多，并且是很好的戏剧素材；但这根本不是发生在冷战期间和阿登纳时代德国复苏之后阿多诺身上的事情。事实上，他在继续写作两本主要著作，即本书正在研究的，把他确立为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的工程。并且正如本书标题所提示的，本书的写作即要证明阿多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其实，与其说是人变了，不如说是情境发生了变化。这同样能解释在我本人眼中阿多诺的变化，以我之见，他的著述本身明显随历史年代而变化：对我来说，阿多诺是在艾森豪威尔时代衰退年代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方法论发现，当时创造某种本身在北美语境下的辩证法概念显得任务紧迫。这也是我把阿多诺的音乐分析（对此我在本书不再回顾）作为对以下手段的实际证明的时代，即我们称作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即阶级和意识形态背景——对于形式分析工作不仅不是外在的，而且恰恰是内在的。

西奥多·阿多诺

然而，《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一书的读者会感到，我更加远离了1971年此书最终出版时我对阿多诺的判断，即他对苏联、第三世界和本国黑人运动（我亦像别人一样匆匆地以他关于爵士乐的论文看他的态度）的敌视。但在那个新年代，即60年代，则意味着（至少是对我来说），对所有此类事情的同情。在民族解放战争时代，阿多诺的天启意识，聚焦在仿佛时代仍处在奥斯维辛的时刻，并且困扰于命中注定和有害的“总体体系”的魔法中，的确显得十分退步。这个体系在“前革命”时代已被声名狼藉地定义为“凡事皆可能”（tout est possible）的含义，在我们自己不远的未来，极少有人会觉察到它的迫近。

70年代一一至少在美国，是理论和理论话语的以及“享乐”（jouissances）的时代，它们的范围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毛主义到叙事分析，从力比多投资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质上是法国式的。阿多诺（与卢卡奇和其他很多中欧思想家一起，除了本雅明和布莱希特明显例外）在那个斗争时代中，不要说尴尬，显然就是个累赘，并且激起那些仍旧对他烦琐注解的人把他与德里达式的正统相“调和”。然而如此一来，法国精英与此同时处于全面去马克思化的过程中；所以下一个十年揭下了幕帘，打开了一个富足和平及去政治化的欧洲，她伟大的理论家死去了，本土的哲学传统被埋葬掉了（在本卷的结论中我将谈论更多今天在联邦共和国中阿多诺和辩证法的命运）。通过学习分析哲学和开创它自身的商业管理和国际贸易形式，后现代的美洲对那个欧洲产生了回响：迅速丢掉它的工业，但主导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即便前苏东集团显然渴望跨跃进去的体系。

最终，在这个行将结束但仍然属于我们的十年中，在这里，阿多诺对“总体体系”的预言注定以完全未曾预料的方式变成现实。阿多诺确实不是30年代的哲学家（我担心回过头来看，海德格尔不得不被认定为是30年代的哲学家）；也不是40或50年代的哲学家；甚至也不是60年代的思想家——那些分别被认为是萨特和马尔库塞；并且我已经说过，在哲学上和理论上，他的老式辩证话语在70年代是不合时宜的。但还是有机会证明他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分析家，虽然他不能活着看到这个时代，并且在这个时代，晚期资本主义几乎已成功清除了自然和无意识、颠覆和美学，以及个体和集体实践最后的漏洞，并且迅速地成功清除了由此不再存在于从今以后后现代图景之物的任何记忆痕迹。现在对我来说可能的是，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它在先前阶段中并没有多大帮助，可能恰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我将在我的结论中回到阿多诺和后现代的东西之间的联系。

然而，至于马克思主义，未免轻浮的是继续认为，任何惊讶于把阿多诺概括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并没有读过他太多公认难懂的作品，并且大多可用的二手讨论都倾向于拒斥马克思主义，仿佛它是一套奇怪的、后当代讨论不再需要考虑的时代风俗。但是那些人——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认为争论阿多诺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和本真性是有趣的（如果他真的不是黑格尔主义者，反过来，他就是个后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短暂地回顾一下在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原有区分是富有意义的，今天这个区分已经像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声名狼藉。“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包含这种信仰，即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是一门科学：那就是说，一种公理、研究原则，一组与众不同的知识和程序（关于此，如果我们去发展这个论点，有人也会想说，它作为一种话语有着独特的地位，这话语不是哲学的和其他写作类型的那种）。

然而所有科学，不仅仅投射了意识形态，而且投射了大量可能的意识形态，并且这是在正面含义上被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某种特有实践的运行理论，同样是这个实践的“哲学”，以及那动员它并给它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另外还有美学）价值和观点的集合体。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并且众所周知互不兼容——恰恰是：在历史上和具体历史情境中的马克思科学之诸种局部意识形态，这些情境不仅规定了这些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而且规定了它们的局限性。那么，说列宁的、切的、阿尔都塞的，或布莱希特的（当然还有佩里•安德森的和伊格尔顿的，更不用说我自己的了）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的，在这个术语的批判含义上现在仅仅意味着：每一种马克思主义，从包含了它的倡导者的阶级规定和文化的及民族的视野（除别的东西之外，视野包括了所讨论的某一时期工人阶级政治的发展）这点来看，都是具有特殊情境的。

弗雷德里克• 杰姆逊

至于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明显也是由所有这些过去被称为“要素”的东西所决定的（也就是说，限制的）。奇怪的只是，诸如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个立场——历史情境的首要性对于它是核心性的——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多元性，应该像任何“资产阶级哲学”显示同样多的费解性。以这种精神确认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并不意味着把他的立场作为一套方案来接受（的确，阿多诺哲学作品中的很多东西恰恰引发了我们要如何理解一种历史上不再流行的活的思想的问题）。特别地，他的政治艺术观对一些人来说已经是一个绊脚石，这些人忘记了哲学观点是他为了让一个现在不合时宜的、现代主义本身更深层的政治使命的概念继续保持活跃所付的代价。他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态度明显地受阶级条件所局限（正如他对第三世界革命缺乏同情或者理解一样）；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经历重要转型的时期，它们不会再羁绊我们，除了对冷战期间左翼知识分子困境的历史验证。但是他对60年代学生运动的同情显然要比他愿意公开表达的更多（这种同情被他把警察召进大学里这永久的羞耻大大损害）。

但任何对阿多诺政治立场的评估必须同样不能忽略他的学术实践——他在成为联邦共和国的地方对战争中幸存的思想生活系统介入（涉及到希特勒的大学中任何有影响力的学术幸存者），而且他特别积极承担社会学重建的责任——对于先前是音乐方面的美学家和专家的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同寻常的命运转折。阿多诺对社会学本性和功能（它构成了从《否定的辩证法》到《美学理论》第三个遗漏的术语，并且我将会在第一部分的过程中讨论它）有力和庞大的论辩以及准确说明（mises au point），显然包含了两个阶段或并存的前提。所谓的法兰克福学派回到了——合法地和非法地——被美国经验研究的威望所包围的德国：阿多诺能够使用这种经验研究重击德国社会哲学中更形而上学的敌人，但同时也攻击经验主义本身（以及实证主义），并且反过来使它屈从于辩证法的批判（他在社会学作品中比在哲学作品中更大量使用的一个词语）。我们今天已经对那些作为专业和学科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意义和客观变迁有了一个敏锐得多的感觉，这些东西应当让我们在评价就阿多诺来看现在被称之为这个领域内本真的实践形式时占居更有利的位置。

这些教训也都没有过时，即使辩证法对西德地盘的短暂胜利显然已经让位于新的和非辩证的潮流——哈贝马斯的潮流，它当然批判地来源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然而把它们修正得无法辨认了——以及多种多样的盎格鲁－美国式影响的潮流，它们对辩证思想都是断然敌意的。但是——除了在人类学中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世界性影响在变革这门学科中有略微可比的地位——其他的社会科学，除非我错了，似乎没有任何可比的内部“革命”（至于迟来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在社会学中超凡的个人努力，他的普遍影响还不能被评估）。辩证法对他们来说继续是一个方法论的定时炸弹；它也能被期望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非常不同的传统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那里它也许会闪耀出新的思想和新的可能性，因为知识分子基本上没有被迫向西方诸神出卖信仰。

无论如何，值得一提的是，对社会学的强调现在完成了阿多诺作品中独特曲折的善、真，以及美的传统哲学的三位一体：把伦理学转化为（一种过去类型的）社会学在这里明显是关键的战略步骤，并且由此是最不可直接辨认的正式介入。所以在阿多诺那里，学术原则已经错过了在马克思主义本身中的再统一的机会，统一在外观上体面存在，但是在内部却错综复杂。

但是至于这所有的东西会有多么的马克思主义，我更乐意在理论层面上继续坚持在《政治无意识》中所提出的对于这件事情判断的诸多区分的中肯性：当我提出，政治的（直接历史事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意识）、经济的（生产方式）这些层面对我们来说保持着某种彼此悖论地交互依赖的独立性（或者是相对的自治，如果你偏爱那种语言的话）时，阿多诺的确并没有远离我的意思。这个指认意味着，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那些方面，即使不解决问题，则至少要中性化对我来说显然虚假的难题和无意义的争辩，在那里劳动人民的积极塑造作用的提倡者们，其观点显然相左于那些认为资本无形的力量和逻辑会莫名其妙地发生作用的人。然而这些对我来说似乎提供了两个彻底不同的诠释或建构研究对象的方式，连同对抽象完全不同层面的“说明”：所以最终甚至要肯定这里被涉及的不一致或矛盾的、不协调的“阐释”也变得难以解决了。

诸如此类的东西也是我希望对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所要肯定的方面，特别是由之而来的著名的阶级判断的匮乏（实际上，在所有关键的争论时刻，阿多诺十分善于做出特别坚定和毁灭性的偏狭的阶级－意识形态判断）。然而在我的三重图式的第二个层面上，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贡献不能在社会阶级领域中找到：因为那个层面到其他地方去了（例如对于E.P.汤普森）。

他所做出的我们在别处无法找到而又不可或缺的贡献之处是在我所说的第三个“层面”上依据经济体系或生产方式进行分析。的确，同他的美学一样（第三部分是对《美学理论》的一个评论，同时第二部分部分地以《启蒙辩证法》为基础试图概括阿多诺的艺术社会观本身），他的哲学作品（在这里依据第一部分对《否定的辩证法》的一个评论而讨论）的原创性存在于对我们的概念和艺术作品本身的特有形式之中晚期资本主义总体性表象的独特强调。没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以这种专一而又广泛的注意力突出这种普遍和特殊、体系和细节之间的关系（极少有当代的思想家在任何情形下把这种哲学精致与一个合适的美学敏感性结合起来；让人想起的只有克罗齐和萨特，但卢卡奇在许多方面依然是一个伟大得多的历史人物，在这方面显然具有某些讽刺意味）。确实在一个阶段，即后结构主义阶段，我们不再拥有“概念”一一在一个阶段，即后现代阶段，我们也不再拥有“艺术作品”——阿多诺的贡献似乎是一个无用的礼物。至少，它可以以这一类思维和阐释的含义和功能来教训“总体性”概念的敌人，对这一类思维和阐释我会在以下的文字中给予更密切的关注；无论如何，阿多诺一生的工作与“总体性”概念共沉浮。

至于当下阿多诺声誉的大小，我吃惊于与日俱增地把他与他的大敌海德格尔相类比（他曾经评论过海德格尔的哲学，“法西斯到了它的细胞核”）：这些亲善的基础，除了对这两类哲学中所有威胁消费社会的某种一般的中立化外，明显地与阿多诺那里的所谓“非同一”，或大自然倾向性的神秘有关。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对统治主题（motifs of domination）的强调似乎已经唤起了与福柯短暂的相似性（不管怎样，他旋即提出了自己与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才读过的这些德国人的“紧密联系”）。这样，凭借概念对《否定的辩证法》曲折而又极端精细的“解析”，对许多人来说似乎也提供了与德里达和解构公认的家族相似性（以我之见，解构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并不能通过期望去除基本差别而建立十分牢固的基础；我自己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出：阿多诺的基础问题式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德•曼而非德里达）。

与所有这些类比相反，我想证明以下方面：如果我们理解阿多诺那里自然历史的根本作用，则看起来好像更加接近于海德格尔式大自然思想的东西——即存在，在这里被非同一性所代替——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被确立的。但是与此同时，这也会修正我们有关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的成见（通常他们被认为是反对科学的），并且转而消除某种更深的与福柯相似的印象，因为他们特有的自然历史概念本身去除了有关福柯的“权力”主题所有人类学的和意识形态的东西。至于解构，我想家族相似的印象在这里依赖于借自于海德格尔的所谓“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模糊性，在其宏伟神话的和非历史的路线上，这个历史并非不同于“启蒙辩证法”本身。但是错误——被称之为形而上学或同一性的东西——在阿多诺那里是一个与日俱增的强大社会体系的结果，然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它是一个与某种本原真理愈益疏远的结果：即使对他来说，权力——以拉丁语和罗马帝国的形式——对那个真理起了扭曲、腐蚀根基，以及压抑的作用。当然，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权力回归到现代科技中；但是不能说他像阿多诺试图做的那样强调了在错误的形式和形而上学思想的内部限制之内社会的无处不在。与此同时，因其自身的理由，把主观错误强调为一种机构强权，注定会陷入唯心主义。

根据这些对哲学类比的态度，现在我也该谈一下自己对阿多诺哲学文本的领悟了，这也许未能依据叙事分析而充分清晰概括。的确，如果一种叙事能够被察觉在一个哲学论文中起作用——并且有人能轻易地想象它的外部形式、一个概念的“冒险”、倡导者和他的敌人或对立者之间的概念斗争、通过一系列测试和考验的普罗普（Propp）类型的历程、像婚姻一样的哲学综合，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似乎更有趣的是，依据更现代主义的和“反思的”理由——　那就是说，依据表征危机的理由，突出这种叙事结构。在那一点上，在哲学文本中变得有趣的东西不仅仅是它的“概念”如何试图取胜，而首先是它如何尽量得到言说，并且以什么代价得到言说。“现代主义”在这个含义上是那种对表征事物的可能性之更深的怀疑主义——最终，表征事物就是说从根本上言说万物——即，在显见事实的表面上，有时候事物确实得到言说并表征，让步于对结构和前提、选择性的诡计、欺骗、预先的作弊，以及那首先使这样的表征变得可能的比喻战术的某种奇怪探索；不排除对已经不得不在途中（en route）被遗弃的东西、不做声的天机、到处乱传的流言蜚语，或错误表征的东西冷静分析的评估。

然而，在现代主义中，所指物本身当然幸存着，尽管是有问题地幸存着；所以言说主体的可能性（或其结构的不可能性）也能够在对象结构的功能上被突出——在当前的情形中，它呈现为一类在阿多诺自己的现代主义和我正提出的路径之间的“预设和谐”。换句话说，因为阿多诺本身如此敏锐地关注作为一种语言试验的、作为表述和形式发明的哲学写作的本性，所以用同样的方式观察他自己的作品就变得有趣和合适。但是其后我需要转而纠正对这个事情的概括，并且坚持，尽管阿多诺肯定有一种“风格”（和其余的“现代大师”一样，对他们来说这个范畴是一个客观的和历史的范畴），并且尽管我有时同样谈论它，我怀疑我提议的解读是否能够被认为是一种在严格限制和琐碎化的含义上的文学解读。

阿多诺的现代主义阻止了向后现代文本性侥幸自由游戏的同化，那就是说任一个真理的观点在这些言辞和形式方面依然是成问题的。的确，对美学现代主义本身来说，能够用语言建构的东西有某种通过对语言的特别曲解而来的真理，它不仅仅来自于语言的沉默，而且来自于命题形式的恶意特性、主题化和物化的危险，以及开始和结束于某些特定临界点，并且诉诸这种或那种论据和物证的习俗标准的必要条件之不可避免的（以及形而上学的）幻象和扭曲。所以本书更深层的信息，在阿多诺本身特殊性的层面上变得与辩证法不可区别，不得不需要对辩证法这样的赞扬。这或许至少在今天有某种新奇的益处。

所以我的题目可能只是把一种持久存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德国表达介绍给说英语的公众。我感到首先有益的是，把我在以上展开的含义鲜明化，即，马克思主义像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根据它的社会经济语境而变化。被第三世界国家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将与那个证明已经正在倒退的社会主义有不同的重点，更不用说跨国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这个命题不会有什么反感性。甚至发达国家也当然是基本上“不平衡的”和“不同步的”，并且其他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仍然与它决定性地相关。但本书论证了阿多诺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适用性，以及它在我们自身同样唯一“晚期”或第三阶段资本主义之内独特能力的特有适用性。这个词语并不意味着富有更多戏剧性：仍然是，晚期胜于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