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唐正东 | 哲学与政治的结合: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

摘要:青年恩格斯受到卢格等人的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影响,认为该派观点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政治行动来践行自由的哲学原则。这种理解不仅体现在他对阿恩特、谢林等人的思想观点的批判上,也体现在他对当时普鲁士政治及文化生活领域出现的各种倒退现象的批判上。青年恩格斯在到达英国之后逐渐摆脱青年黑格尔派的方法论影响,开启了向唯物史观发展的思想征途。

关键词:恩格斯;自由;哲学原则;政治行动;

青年恩格斯曾多次说过,是大卫·施特劳斯帮助他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他在1839年11月13—20日致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写道:“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1)1他在1839年12月9日—1840年2月5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又写道:“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2)2但如果由此认为只有施特劳斯帮助恩格斯走向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立场,那就可能犯简单化的错误。施特劳斯毕竟只是推动了神学领域的变革,而恩格斯在1839年10月之后已经不太关心神学问题了,而是转为关注普鲁士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宗教生活。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阿尔诺德·卢格在恩格斯成为与欣里克斯等人不同的黑格尔主义者(即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即造就其这一时期鲜明的思想特色———哲学与政治相结合。这一特色为他以后把唯物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运动有机结合起来提供了初始的方法论基础。

01 从尘世生活的矛盾到世界历史的自由本质

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10月29日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谈到普鲁士的政治生活(立法、国家的行政)、经济生活(赋税的分配)及宗教生活。他看到,普鲁士虽然有明确的立法和行政体系,但本质上只不过是在追求一成不变的专制制度,而普鲁士当局还在用蛊惑宣传和卑鄙的谎言来掩盖这种真相。在宗教生活领域也是如此,普鲁士当局只不过是利用宗教的华丽外表和漫无边际的吹嘘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1)3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说明了《圣经》中所讲的原罪是由尘世生活中的各种条件引起的。但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一理论层面的话,他的这部分思想也就只有宗教批判的意义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839年底至1940年初,德国思想文化界流行着一种普天之下没有新东西、历史会经常回到它的旧轨道的保守历史观,更有人用这种历史观来为当时政治的裹足不前辩护。对青年恩格斯来说,上述对普鲁士尘世生活内在矛盾的剖析,使他开始思考更具基础性的历史观问题。于是,在这一时期,除了直接阅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恩格斯还通过卢格靠近青年黑格尔派,并把世界历史理解为自由概念的发展史。他讲道:“损害黑格尔者莫过于他自己的学生;只有几个人,如甘斯,罗生克兰茨,卢格等才配称为黑格尔的学生。……要是把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这一思想以其全部威力强加在某一个不来梅牧师的身上,他会发出怎样的悲鸣啊!”(2)4

在当时的德国理论界,有人试图把历史的进程比作平行线,认为“历史的形式不是上升和下降,不是同心圆或螺线,而是一种时而合拢(这个词在这里也许比‘吻合’要恰当些)、时而分开的史诗式的平行线”(3)5。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对历史进程的一种理解,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这种观点是直接针对历史是自由精神的发展史的观点的,是当时那些自以为是的达官显贵们整天乐于宣讲的东西。在写于1839年12月底至1840年1月底的《时代的倒退征兆》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就处在历史的这样一个点上。自查理大帝以来登台亮相的各种思想,500年间不断相互排斥的各种风尚,都企图把自己的消亡了的权利再次强加于现代。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路易十四的专制制度、罗马的教阶制度和上一世纪的虔诚主义,相互争夺消灭自由思想的荣誉!”(4)6此时的恩格斯当然不会同意这种历史观。他明确讲道:“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线,它的螺纹绝不是很精确的。历史从一个看不见的点徐徐开始自己的行程,围绕着这个点缓慢盘旋移动;但是,它的圈子越转越大,旋转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灵活,最后,简直像明亮的彗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历史只是沿着最短的路程奔向新的灿烂的思想星座,这一星座不久就会以其耀眼的光辉使他们呆滞的眼睛昏花迷乱。”(5)7这是自由的历史观向时代的倒退征兆发出的呐喊。

恩格斯的这种解读思路在他一年之后所写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中得到了继续和深化。阿恩特是1813年德意志民族独立斗争时代的思想代表,而此时的恩格斯是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背景下思考德意志时代精神的发展问题的。他们两人的思想节奏不可能处在同一个节拍上,有些在阿恩特看来是无足轻重的东西(譬如人民的自由),对恩格斯来说却是德国人必须付出生命去获得的东西。阿恩特希望躺在1813年的功劳簿上对着历史的明镜洋洋自得,但恩格斯希望继承1813年唤醒人民意志的那种斗争精神来为当下的政治斗争服务。从恩格斯已有的自由的历史观的角度来看,阿恩特试图以近30年前的斗争经验来告诫当下德国青年的做法,显然会成为批判的对象。

在恩格斯看来,阿恩特大致可以被归于德意志狂的行列,这是一个对德意志精神的现代发展作偏执式理解的思想派别。与它相对的是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派别,这个派别从另一个极端来解读自由精神的发展,实际上也没有正确理解时代观念的发展问题。对此,恩格斯讲道:“德意志狂总想把这个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条顿堡林山的原始德意志的纯正精神中去。”(6)8“德意志狂的这个对立面就是南德意志等级会议的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它同宗教理性主义是一致的,并且同出一源,即出于上一世纪的博爱主义,而德意志狂则最后导致神学上的正统教义,它几乎所有的信徒(阿恩特、斯特芬斯、门采尔)都逐渐走向这样的归宿。”(1)9恩格斯此处所讲的是1815年维也纳大会上德国统一的梦想破碎之后,北德意志的君主国(普鲁士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和南德意志的君主国对自由理念的不同解读。前者虽然具有继承德国哲学传统的文化优势,但一直试图排挤法国自由理念的影响;后者虽然对自由思想的理解比较丰富,但囿于无法与核心的文化传统相融合,因而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此时的恩格斯是想借助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影响来重新推动德国的政治改革。因此,他在理论维度上需要的是白尔尼与黑格尔的结合,而不是像德意志狂那样,对法国的自由理念进行简单化的拒斥。“对恩格斯来说,1830年是德国当代历史的开始,因为它重新点燃了内部改革的呼声。青年恩格斯是1830年这一时代的产儿。”(2)10

恩格斯从他的自由的历史观出发,明确指出了白尔尼在德国政治精神(自由精神)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白尔尼不是用思辨的方式,而是用争取自由的行动的方式,来理解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欧洲各民族的地位和使命的。“他剥掉了德意志狂的徒有虚名的华丽外衣,同时,也无情地揭开了只有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的世界主义的遮羞布。……他浑身洋溢着生机,他浑身充满着活力。只有他的著作可以称得上是争取自由的行动。请不要在这里跟我谈‘理智的规定’,‘有限的范畴’!”(3)11此时恩格斯对白尔尼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与他所持的哲学历史观是直接关联的。他认为,自由的历史观的核心其实并不是用思辨的方式来诠释历史进程的自由本质,而是用政治行动的方式来践行这种自由的精神。对他来说,正因为世界历史是自由精神的历史,所以当下要做的就是开展争取自由的政治行动。

由此也涉及恩格斯尊敬的另一位思想家———黑格尔。虽然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明确讲过自己已经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但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认为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黑格尔哲学阶段,因为他讲的黑格尔主义,其实是由卢格等人呈现出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恩格斯不可能认同黑格尔以思辨方式建构哲学体系的理论努力,他关心的是黑格尔哲学中蕴含的批判与革命力量。当然恩格斯也承认,黑格尔本人的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正统派,其哲学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但他强调的是这一哲学中蕴含的积极的东西,即由青年黑格尔派发展出来的东西。“施特劳斯在神学领域,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将永远是划时代的。只是现在,模糊不清的思辨星云才变成照耀着世纪运动的灿烂的思想明星。人们尽可以指责卢格的美学评论,说它索然无味,局限于教条的框框;然而描述黑格尔体系的政治方面同时代精神的协调一致并且使这个体系重新受到国民的尊敬,则仍然是卢格的功绩。”(4)12

对青年恩格斯来说,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思辨星云只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而由卢格等人发展出来的为自由精神而战的世纪运动才是灿烂的思想之星。因此,当他说在当下这个德国政治精神发展的最新阶段,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5)13时,并不是因为白尔尼的政治行动与黑格尔的理性思辨之间存在相互对立意义上的互补关系,而是因为不管是白尔尼的思想还是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由卢格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发展出来的批判哲学)都内含着思想与行动相结合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观点在思想与行动相结合的维度上是一致的,是相互促进的。正因为如此,青年恩格斯才把他们都囊括进建构德意志精神的当下发展形态的理论视域之中。

当恩格斯从这一视角来审视阿恩特的思想时,自然会发现更多问题。譬如,阿恩特从维护普鲁士贵族制度的立场出发,强调长子继承权对确立土地永久关系的重要性。他反对自由分割土地,认为这样将导致没有一块土地能够养活自己的主人。而恩格斯则明确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完全自由才是解决农业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正确方法。“土地自由不容许极端化:既不容许把大土地占有者变成贵族,也不容许把耕地分割成太小的、变得没有用处的地块。如果天平向一端倾斜得太多,那么,另一端秤盘里的东西立即就会增加,以期取得平衡。即使土地所有权从一个人手里很快地转到另一个人手里,我也宁愿要有着无限自由的汹涌澎湃的大海,而不愿要一平如镜的,以致涟漪都会不时被岸边斜坡、树根或一块石头冲散的内陆小湖。”(1)14欧美学界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专家特雷尔·卡弗把青年恩格斯在上述问题上的观点界定为经济自由主义,认为“恩格斯在1840—1841年的通讯文章中,以一个经济自由主义撰稿人的身份出现。在这段时间里,恩格斯的文章主要是捍卫毫无限制的自由和分割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反对现实中德国大部分地区存在着的复杂的限制”(2)15。这种观点是可以商榷的。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是法权维度上的土地分割及交换自由,而不是经济学维度上的自由主义主张。他想借此表达的观点是:在德意志政治精神发展的当下阶段,我们的任务是捍卫包括土地转让权在内的人民群众应该拥有的任何一项自由权利。此时的他还不可能试图通过上述分析引申出关于经济自由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的论点;事实上,在他到达英国之前,他要想得出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结论是很难的。

正因为如此,对青年恩格斯来说,阿恩特对长子继承权及永久性土地占有关系的坚持,决不只意味着他拒斥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而且意味着他对作为时代观念的自由精神的反动。“允许确立长子继承权意味着国家同意建立贵族制度,不,不仅如此,这种对土地占有的束缚,正如任何不可转让的继承权一样,是直接对革命起作用的。如果一部分好地固定属于某些家族,而其余的公民都得不到,这难道不是对人民的直接挑战吗?长子继承权不是建立在根本不符合我们的认识的那种所有权观点上吗?”(3)16恩格斯此时需要的是卢格式的自由哲学原则与政治行动的结合,而不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追捧。在认识到人民争取自由的行动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前,这种解读模式很好地契合了青年恩格斯对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

02 对谢林启示哲学的批判与对自由的哲学原则的捍卫

从1841年10月开始,恩格斯在柏林度过为期一年的志愿兵服役生活。在此期间,他在柏林大学旁听相关课程,恰逢谢林在此讲授哲学。恩格斯在这段时间的三篇文章(《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就是针对谢林的讲座内容而写的,其核心思想是揭露和批判谢林用启示哲学扼杀自由哲学的理论企图。此时的恩格斯已经具有从自由的哲学原则出发来揭示现实尘世生活中的矛盾的哲学思路。因此,说恩格斯的这三篇论文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主要不是说他通过对谢林的批判提高了自身的哲学思想水平,而是说他通过对基于青年黑格尔派视角的黑格尔哲学的捍卫,坚持和维护了自由哲学原则。

在《谢林论黑格尔》一文的开始部分,恩格斯就把谢林对黑格尔哲学的攻击提升到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争夺德国舆论统治权的高度来加以理解,并且明确亮出自己的态度:“我们这些得益于黑格尔要比黑格尔得益于谢林更多的人,难道能够容忍在黑格尔的墓碑上刻写这种侮辱性的话,却不向他的敌人———不管这个敌人多么咄咄逼人———提出挑战,以维护死者的荣誉吗?无论谢林怎么说,他对黑格尔的评价是一种侮辱,即使其形式看上去是科学的。”(4)17在《谢林和启示》一文中,恩格斯对谢林启示哲学扼杀自由的理性哲学的理论企图进行了剖析与批判。为了阐明自己理解的自由哲学的内涵,恩格斯首先从哲学原则与具体思想结论的复杂关系出发,对他此时已经具有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立场进行了说明。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本身的确存在着原则与结论之间的不统一性。黑格尔的哲学原则无疑是不受拘束和需要自由思想的,但由于其所处时代对思想的限制,他的具体的思想结论中的确有表现得过于正统甚至虚假的东西。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中的自由原则被卢格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一思想是他在旁听谢林的哲学课程之前就已经具有的,此处只是把它融入对谢林哲学的批判之中。当他维护黑格尔哲学时说德意志精神的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他要强调的当然不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具体结论,而是由其辩证法思想凸显出来的自由的哲学原则。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指出,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所有哲学的基本任务无非是把世界理解成合乎理性的,并进而通过凡是理性的必定是必然的、凡是必然的便是现实的这样一种逻辑理路,来证明世界应当是现实的或者说应当成为现实的。谢林显然无法接受这种对哲学的理性式理解,因为对他来说,只有上帝才是实存的、现实的。他一方面要用启示哲学来抵制和扼杀基于理性的自由哲学,另一方面又要让自己在柏林大学的讲座具有哲学思想的外衣。于是,他只能把基督教中的神启与信徒领悟的二元论偷偷塞进对哲学的解读之中。“这样一来,他就漫游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走着一条尽可能弯曲的道路,把合乎理性的东西称为先于经验[a priori]理解的东西,把不合乎理性的东西称为根据经验[a posteriori]理解的东西,并且把前者归入‘纯理性科学或否定哲学’,把后者归入应当重新创立的‘实证哲学’。”(1)18经由此过程,现代哲学中基于理性的世界观的完整性以及哲学的统一性,便被令人失望的二元论所取代。

谢林以逻辑思维只能面向世界的观念而无法面向实在的世界为由,来为他的二元论观点辩护,并进而为面向上帝的实存的启示哲学留出理论空间,提出“理性研究的对象一定是上帝的本质,而不是上帝的实存。因此,应当为现实的上帝寻找一个有别于纯理性范围的范围,事物应当拥有实存的这个前提;事物只有在以后,根据经验[a posteriori],才会显示出是可能的或合乎理性的,并且在其结果上是符合经验的,即现实的”(2)19。黑格尔通过阐明凡是合乎理性的必定是必然的和现实的,清楚地强调意识在世界历史的必然性范围内的自由发展过程。而对谢林来说,由于先有事物的实存,然后才根据经验来显示出事物是可能的或合乎理性的,因而神启拥有了足够的理论空间,合乎理性也降低到了可能性的层面上。在恩格斯看来,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黑格尔对理性的观念怀有天真的信仰,而谢林只对神的启示抱有天真的观念。

处在这种解读视域中的谢林显然无法理解所谓的纯理性科学的内容。但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而非神学家,他在讲座中特意建构了一个纯理性科学的内容体系。他从合乎理性的都是可能的这一前提出发,指出理性是一种潜在力———既是认识的潜在力,又是存在的潜在力。而作为存在的潜在力,它可以转化为存在,也可以不转化为存在。只要存在的潜在力还没有转化为存在,那么这种可以不转化为存在的潜在力与可以转化为存在的潜在力是等同的。由此,谢林指出,我们有三种潜在力,“第一潜在力是同存在的直接的关系,第二潜在力是同存在的间接的关系,它只有通过排斥第一潜在力才可能成为存在。……第三潜在力在转化前同直接的潜在力没有区别,并且它只有被排斥于前两种潜在力之外时,才成为存在;只有前两种潜在力转化为存在时,它才能够实现。这样一来,所有可能性都包括进来了,而理性的内在机体在这个潜在力的总体中就被穷尽了”(3)16。在恩格斯看来,谢林对纯理性科学的这种阐述完全没有逻辑性,它已经不再是哲学式的思想,而只是一些关于理性的模糊不清的幻想罢了。

青年恩格斯批判谢林的启示哲学,目的在于强调德意志精神的新时代、自由哲学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他想大声疾呼:不管是世界还是人类,都无须在非理性面前为自己辩护,因为世界本身或者说人类生活本身就有丰富的内涵和力量,就是自身最好的辩护理由。人类这种基于自由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实证哲学即世界史哲学的基础。它才是最高启示,人对人的启示”(4)17。应该说,通过这种批判,恩格斯既揭露和抵制了谢林争夺思想统治权的理论企图,又对作为时代观念的自由哲学原则的重要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发。这为他下一步的理论斗争奠定了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

03 自由的哲学原则与现实生活批判的二元解读构架

对谢林的批判使青年恩格斯巩固了对自由原则的坚定信念。从《伍珀河谷来信》开始,恩格斯就从自由精神这一哲学原则入手,展开对现实生活中的宗教、政治及文化等现象的批判,尽管不同时期的批判得出的结论是不相同的。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程时所写的三篇批判谢林启示哲学的论文,体现了恩格斯对自由的哲学原则的不可动摇的坚持。但这种理论辨析式的论文写作并没有使他放松或放弃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1842年11月到达英国之前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恩格斯始终致力于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解读。就方法论层面来说,即使在到达英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仍然采用自由原则加现实批判的二元构架来展开理论思考。至于如何通过揭示客观实际中的矛盾来推动现实社会实现真正的自由等问题,恩格斯在完成《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写作之前,还没有得出明确的新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受到了卢格等人的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影响。但同时必须看到,正是在用这种二元方法论构架批判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恩格斯开启了向唯物史观靠拢的思想历程,直到最后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从总体上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在服完兵役后,恩格斯撰写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延续了之前对普鲁士政治、文化等现实问题的批判性研究风格,从自由精神在国家层面的体现即新时代普鲁士应有的自由意识入手,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想要把普鲁士建设成为的那种基督教国家中存在着的虚伪性与矛盾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恩格斯首先把威廉四世的政治企图提升到阻碍自由精神发展的高度加以理解:“要弄清这个人物,就必须从自由精神的发展和自由精神反对基督教的斗争着眼,并且只有从这方面着眼。他是普鲁士原则最后的产物;从他身上可以看出,这个原则在作最后挣扎,但它在自由的自我意识面前显得完全无能为力。……普鲁士或者是接受一种全新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只可能是自由精神的原则,或者它没有力量向前迈进这样一步,结果就自行溃灭。”(1)18这种基于自由精神的解读立场,不仅使恩格斯对威廉四世的基督教国家内部的对立性与虚伪性的剖析更具理论穿透力,而且充分凸显了他此时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立场。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首先是国家与教会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一方面,威廉四世想要在国家生活领域中把普鲁士的正统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因而通过提倡礼拜、整顿神学院、让更多的官职由信教的人担任等方法,把基督教观念直接灌输到国家生活中间;同时,针对新教国家的君主主教制反映出的教会权力削弱问题,主张通过调和的方法来讨好教会,不管是对天主教还是新教皆是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就是采取这种办法来对待天主教会的,至于新教教会,这里有一些明摆着的事实可以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应该特别提到的就是废除强制合并令和免除老路德派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压迫。”(2)19但另一方面,威廉四世并不是真心想要让普鲁士国家回到教会统治的时代。他虽然表面上承认基督教教会的权力大于国王的世俗权力,但实际上仍然由他自己牢牢控制着国家的统治权。“君主仍不放弃自己的主教权势,相反,他要保留批准权,甚至最高统治权,而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基督教权力高于他自己,因此在教会面前他也要俯首跪拜。这么一来,不单那些纠缠着新教国家的矛盾———虽然从外表上看来好像已经解决———依旧存在,而且新教国家的原则和天主教国家的原则也掺混在一起了,而后一种情况一定会造成莫大的混乱,使人没有原则可以遵循。”(3)16

其次是国家内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尽管德国特有的历史进程使君主专制政体取得了明显的政治优势,那些封建贵族的世袭权利遭到了剥夺,君主成了国家的真正统治者,但由于威廉四世宣称他想要建立的是基督教国家,因此他经常会推行一些对中世纪残余力量有利的措施,以彰显自己治理国家的思路是与基督教神学相吻合的。可是,当人们真的认为威廉四世是真心诚意地这么干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现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威廉四世想要的实际上是基督教国家的神学外表,而不是这种基督教国家的实际内涵,因为他也看到了这种基督教国家往往与贫困、压迫、混乱等社会现象相伴而行。所以,在治理国家的实际过程中,他推行的是一套摇摆不定、矛盾百出的管理制度。“他愿意把一切可能的自由给予他的普鲁士人,但只能以不自由、独占和特权的形式给予。他不是新闻出版自由的死对头,他允许有这种自由,但这种自由也只是主要由学者阶层独享的权利。他不想废除或者否定代议制,他只是不愿意让公民本身担任代表;他力图建立的等级代议制,是普鲁士一些省的等级会议中已经部分地实行了的那种代议制。”(1)18恩格斯指出,在威廉四世身上发生的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尽管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与公民权利及人的自由精神相违背的,但他总是喜欢摆出一副自由精神的捍卫者的样子。他经常大肆吹嘘自己推行的制度是自由原则的体现,可实际上做的却是反自由的事情。在恩格斯看来,这种虚伪性与矛盾性是普鲁士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

此时恩格斯的解读视域还没有真正涉及经济生活的内容,他对自由原则的理解主要是从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等领域切入的。这种解读视域使他在国家批判、宗教批判等问题上展现出比费尔巴哈、赫斯等人更深沉的思想力量,因为后者只是揭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宗教和政治国家的本质是用抽象的普遍吞并现实个人的生活,而忽视对宗教生活及政治生活内部的对立与伪善的挖掘和分析。但同时也应看到,青年恩格斯的这种解读视域由于缺乏经济过程的线索,因而暂时还不可能研究导致国家及宗教生活中的现实矛盾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不可能越出政治和精神领域来理解自由原则的内涵,即深入到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探讨自由原则的丰富内容及实现路径。这些都有待于他在政治上转向共产主义立场、在理论逻辑上领悟到英国社会革命的历史观内涵及意义之后才可能达到。

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不是一到英国就马上领悟到了这些。事实上,他在刚到英国时所写的《国内危机》一文中,还是保持着原先那种从自由精神原则出发来剖析现实社会矛盾的思路。“如果从英国本国的直接实践即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忽视了催人奋进的思想,因表面现象而忘记了根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这种看法也确实是惟一可能的看法。有一个问题,在德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一个顽固的不列颠人,却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那就是所谓的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出现,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引导着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2)19此时的恩格斯只不过是把批判的对象从政治、宗教领域转移到了经济领域,但批判的方法及解读的路径依然没有改变。这一方面说明自由哲学原则与现实政治批判的二元论思维在青年恩格斯的头脑中是比较牢固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向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对现实经济过程的不断深化的研究。之后,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尽管还保留着基于人道精神的批判视角,但已经开始探讨由科学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与内在对立的竞争关系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这种思路因在此文的最后部分提及工厂制度问题而得到进一步深化。当然,真正把这一新思路阐述出来的是他稍后所写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他在那里明确强调了英国社会革命的历史性意义,并对工业革命与英国市民社会变革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正是从这时开始,恩格斯加快了迈向唯物史观的理论步伐,这是我们在恩格斯后来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2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28页。

3(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1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30-231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7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7页。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7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0页。

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1页。

10(2)[美]莱文:《不同的路径》,臧峰宇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1-272页。

1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3页。

1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4页。

1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8页。

15(2)[美]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1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278页。

1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328页。

1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344页。

1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345页。

2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347页。

2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393页。

2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535页。

2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537页。

2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537页。

2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540页。

2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407-408页。

《哲学与政治的结合: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唐正东;原文刊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

作者简介:唐正东,男,1967年8月生,江苏省常熟市人。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2年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1年入选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2014年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15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6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迄今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出版著作10多部(含译著及合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研究课题10多项,获得各类学术奖励20多项。现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