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杨学功: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逻辑(上)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 
本文原载于《京师文化评论》2018秋季号(总第三期) 

作者按:本文的初稿是作者应约为《光明日报》“改革开放30年学科综述”栏目撰写的一篇学术评论,原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回顾与反思》,发表于该报2009120日“学术”版(整版)。但是由于版面限制,报纸发表的只是一个纲要,并且删去了注释和文献。全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60年》(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并收入拙著《在范式转换的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评论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这次受《京师文化评论》主编沈湘平先生之约,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马哲学科的状况,除了增补最近10年的研究进展之外,我对原稿也做了某些修改。在此对沈湘平先生的邀约表示感谢。有必要说明的是,40年来我国马哲问题领域层出不穷,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学术新人不断涌现。我虽尽可能广泛涉猎了各种文献,但限于个人视野,难免挂一漏万,请被遗漏的学者谅解。 


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波谲云诡的国际风云相伴随,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同步,走过了40年不平凡的历程。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起伏和曲折,潜藏着回旋与暗礁,但总体上表现为理论逻辑的不断推进,并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它本身也成为这个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依据其研究主题、研究取向、研究方式及其所形成的总体风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发端于新时期影响深远的两次大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主要成果体现在认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等方面;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问题意识”充分凸显,研究重心发生转移,主要成果体现在领域(部门)哲学研究迅速崛起,同时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向哲学观层次跃升;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形成了马克思文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多个热点领域,主要成果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与创新,资本逻辑和《资本论》哲学研究成为学界瞩目的重心,政治哲学研究异军突起,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研究路径进一步分化,预示着新的范式转换的前景。 
下面以时间为经,以问题为纬,融人物、事件、观点和著述于其中,对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一概略的学术回顾和清理。 
  
上 篇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 
  
新时期头十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探索和进展,但却是从影响深远的两次大讨论开始的,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虽然这两次讨论的结局不尽相同,人们的评价似乎也大相径庭,但既然是回顾历史,就必须首先尊重历史。事实上,这两次大讨论都对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前一次讨论及其所蕴涵的理论问题的充分展开,催生并形成了80年代的认识论研究热,进而引发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后一次讨论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中断,但其所遗留的理论难题却成为价值论研究和人学研究兴起的思想酵母。 
  
(一)两次大讨论的开端意义 
  
1978511日,一篇由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撰写,后经孙长江、吴江等多人修改的哲学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一版显著位置发表。[1]文章高度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强调“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这篇文章犹如沉沉黑夜中的一声惊雷,把人们从长期思想禁锢的迷信氛围中唤醒了;而文章鲜明的针对性和不同寻常的发表方式,也大大增强了其影响力。文章发表后,虽有过短暂的阻碍,但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相关文章多达数百篇。 
关于这场讨论的政治意义,邓小平早就作出了精辟的总结:“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从哲学上看,这场讨论的意义就在于:它为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诚然,如文章所指出的那样,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这场讨论不过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常识而已;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长期个人崇拜、语录标准、思想禁锢、迷信盛行的氛围下,回到常识也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事实上,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都能深切体会到这场讨论所带来的巨大思想解放作用。它不仅为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哲学基础,同时也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因而是具有起点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此,人们早有定评。 
随着实践标准权威性的确立,不仅整个国家开始发生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哲学界也对建国后的几次著名哲学论争作了重新评价,诸如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等。而陈晏清的《“四人帮”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则对“文革”期间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作了比较全面的清算。 
改革开放初期另一场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大讨论,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鉴于这场讨论至今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们不得不多花些笔墨。事实上,这场讨论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对“文革”期间践踏人的权利、蔑视人的尊严、贬低人的价值的历史悲剧的抗议与沉思,也是对当时“伤痕文学”的一种理论呼应;同时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范围内兴起的强劲人本主义思潮作为支援背景,如南斯拉夫学者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对苏联的官僚异化问题的揭露,波兰哲学家沙夫《人的哲学》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错误和过失”而带来的“道德危机”的反思,以及苏联理论界稍早开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等;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的公开出版(1979年)[3],则为之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复旦大学还专门编译出版了《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4]一书,为读者阅读《手稿》提供参考资料。 
1978年,朱光潜在《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发表《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这是他在1971年为其主编的一部同名文集[5]所写而当时未能公开发表的“序言”;翌年,朱光潜又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率先提出“人道主义”问题。与此同时,汝信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8期发表《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王若水则在1979年《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发表他写于60年代的旧稿《关于“异化”的概念》,率先提出“异化”问题。19808月,汝信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该文对人道主义作了如下定义:“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这些文章表明,理论界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1980年开始,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并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讨论热潮。几乎所有报刊都卷入了这场讨论,有的还开辟了专栏。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或稍后,各地出版的相关文集达20余种,发表文章700余篇。此外,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讨论会、报告会、座谈会等,真是盛况空前。在这场大讨论中,周扬于19833月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报告会上的讲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王若水提出的一个命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则成为争论的焦点,高尔太(泰)、黄枬森、陈先达、薛德震、丁学良等,也在这场讨论的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基础性的问题是人性和人的本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关于人性,主要有人性是人的自然本性、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性即人的社会性、人性是对自由的追求等观点。关于人的本质,则有人的本质是劳动、人的本质是需要、人的本质是利益和劳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实践、人的本质是主体性、人的本质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历史的系统、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自私等观点。有的学者对人性和人的本质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多数学者则认为人的本质是比人性更高的概念。但是,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并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中所涉及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一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能否用异化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和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崇高、最彻底、最科学的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形态。相反的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们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其中,关于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王若水等人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核心,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是当前哲学解放的迫切任务和基本课题。胡乔木等持相反观点的人则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命题,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的生产活动和人的社会关系中谈论人,“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出发点。”[6]从现在的眼光看,这里涉及对“出发点”概念的不同理解——是指理论的逻辑起点呢,还是指理论的落脚点(目的和归宿)?而它们在当时是混淆在一起的,并未作明确区分。 
2关于异化论。主张者认为异化是解释历史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消极现象的有效方法——异化正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反对者则认为,用异化的观点来解释历史,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说成是人的本质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构造所谓“人——非人——人”的历史公式,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用异化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也不是科学的方法。 
这场争论历时数年,但人们对于争论的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19841月,随着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对这场讨论作出总结,讨论也就基本结束了。但是问题并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其悠长的历史回声。胡文的核心观点是区分“人道主义”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与“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对此,王若水在两年后出版的《为人道主义辩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一书中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他认为,“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包括伦理道德,但范围要广得多。人道主义也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但是,人道主义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而是‘人的价值是不是第一位的’。两个问题属于不同的领域,但都是世界观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有人的世界,不是无人的世界,人并不是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他就在世界之中,他在‘观世界’的同时也在‘观自己’,观察世界和人的关系。同时,他并不仅仅纯客观地解释世界本身是怎样的,他还要站在人的立场(包括阶级的立场)问这个世界好不好,对这个世界作出价值判断。”所以,“‘世界观’是应当包括价值观的。”“世界观不能排除价值观,价值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7]这不能不说是讨论中的真知灼见之一。 
这场讨论使中华民族在长达十年的灾难和浩劫中所蕴藏的思想能量得到了释放,虽然远不能说是充分的释放。讨论虽然被中止,但问题却留了下来;而只要问题没有解决,它就一定会以别样的形式重新顽强地显示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场讨论中所牵涉的人的价值问题,至少从一个特定的层面促发了80年代后期的价值论研究,而人的问题的凸显则直接启导了90年代以来的人学研究;直到21世纪到来之后,这场讨论的积极理论成果,才被俞吾金概括在“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维度” [8]命题之中;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价值评价)的关系,近年来又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9];随着“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关于人的问题的理论争鸣又在新的形式下复活了[10]。 
  
(二)认识论成为热点和价值论研究的兴起 
  
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开启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那么这个热点非认识论莫属。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检验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认识论问题。随着讨论的展开,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实践检验的过程和机制、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以及实践的要素和结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认识过程中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反思与重构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引发出来了,认识论自然就成为那个时期哲学研究围绕旋转的轴心。甚至关于辩证法的讨论也是以“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这一经典命题的形式展开的,“主—客体关系”即“认识论”构架成为人们重新理解哲学及其全部理论问题的切入口。 
只要把那个时期代表性的哲学论著列举出来(大体按照出版时间顺序),事情就一目了然了。举凡吴江的《认识论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张恩慈的《人类认识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陈中立的《真理过程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肖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夏甄陶的《认识论引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他主编的《认识发生论》(人民出版社,1988年),齐振海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淮春与陈志良合著的《现时代与现代思维方式》(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陈志良的《思维的建构和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单少杰的《主客体理论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李景源的《史前认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欧阳康的《社会认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景天魁的《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周文彰的《狡黠的心灵——主体认识图式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王永昌的《实践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以及汪信砚的论文《认识的主体性与非经典认识论论纲》(《哲学研究》1987年第1期),等等。这些著述大都是我国刚设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第一批博士论文,有的还是其导师的作品。它们共同汇聚成一股潮流,凸显了认识论在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 
认识论研究热一直持续到90年代乃至21世纪。90年代以后,欧阳康率领他的博士生群体进一步开拓社会认识论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著述。[11]思维方式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徐长福的《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和划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是一部有原创性见解的著作。而从认识论研究整体情况来看,夏甄陶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除前面提到的两部著作外,他后来还与李淮春、郭湛共同主编了《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并出版专著《认识的主—客体相关原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和《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6年),代表了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翻译著作,如科普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等,对当时的认识论研究产生了明显影响。与此同时,受“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主编,共78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8年)所倡导的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思潮的影响,一些著述如夏甄陶主编的《认识发生论》、李景源的《史前认识研究》、周文彰的《主体认识图式概论》,以及程伟礼的《灰箱:意识的结构与功能》(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晓明的《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晓升的《语言与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都着意借用现代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儿童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和探讨了认识发生论、认识建构论、主体认识图式论、语义分析方法论等新的理论问题,一定意义上拓宽了认识论研究的视野。有人批评这种研究陷入了“心理主义”的误区,其实这种批评未必成立。因为认识论作为关于认识的哲学反思,它总是以对人的认识的具体实证科学研究成果作为反思的思想内容的。列宁曾列举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等[12],这些知识领域的进展为认识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科学基础,而认识论研究则必须对这些知识领域的具体成果作出理论概括和提升。 
在认识论研究如日中天之时,价值论研究已经蓄势待发了。价值本来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基本事实,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维度,但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却长期付之阙如。人们往往把价值问题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如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那么,是否应该和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逻辑,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呢?关于这个问题,前苏联和日本都有学者进行过有益的探索,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开拓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 
我国的哲学价值论研究是从认识论研究中逐渐独立出来的。随着认识论研究中主体性问题的凸显,价值论也就呼之欲出了。正如李德顺所揭示的,“在价值问题和主体性问题之间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简单说来就是:在理论上,价值问题是主体性问题的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而主体性问题则是价值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13] 
从相关资料看,杜汝楫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是我国价值论研究兴起的第一个信号;而刘奔、李连科1982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则对这种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随着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王玉樑的《价值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的出版,价值论逐渐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生长点。 
不难看出,以上著作的书名和内容都不尽相同,因而各具特色,但它们又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价值问题的,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自觉建构。其中,李德顺的《价值论》一书受到较高评价,被认为代表了这种研究的学术水平。此后,他又主编了“价值论译丛” [14]以及“人生价值丛书”[15]和“实践价值丛书”[16],还组织100多位学者编纂了一部规模宏大的新型类书《价值学大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同时运用哲学价值论研究的理论成果,探索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念变革,积极参与新时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 
价值论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衰。由于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以及国际上思想文化论争的需要,这种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我国哲学研究中一个持续活跃的领域。进入90年代以后,上述各位在价值论研究领域有开创之功的学者纷纷推出新作,如李连科的《哲学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和《价值哲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李德顺的《价值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王玉樑的《价值哲学新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等。众多中青年学者也纷纷加入价值论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著作,如江畅的《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社会评价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民众评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权威评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冯平的《评价论》(东方出版社,1997年),何萍的《生存与评价》(东方出版社,1998年),汪信砚的《科学价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王宏维的《社会价值:统摄与驱动》(人民出版社,1995年),孙伟平的《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价值论转向——现代哲学的困境与出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价值哲学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价值差异与社会和谐——全球化与东亚价值观》(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江畅等的《现代西方价值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2002年)、《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兰久富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等。它们与前面的著述一起,奠定了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学术范围和学术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袁贵仁主编的“价值与文化丛书”,致力于价值与文化的交叉综合研究,颇有特色。该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自2003年以来先后出版了《理性与秩序》(沈湘平著,2003年),《制度与秩序》(邹吉忠著,2003年),《制度伦理研究论纲》(施惠玲著,2003年),《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韩震著,2013年),《全球化时代的认同问题与公民教育研究》(刘丹著,2013年)等多部著作。此外,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还编辑出版了《价值与文化》学术辑刊共六辑(20022009年)。据悉,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1月,同年11月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以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为核心,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价值与文化问题的科研和教育进展,围绕“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探寻先进文化方向,剖析多元价值观念,澄明时代价值理想,追溯民族意识流变,致力民族精神弘扬”的建设目标开展了大量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学术交流工作,定期发布价值观研究报告。十余年来,中心规划和承担了“文化冲突背景下我国应有的主导价值观研究”、“价值观与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历程研究”等近30项重大课题;形成了《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袁贵仁著,2006年),《思考的痕迹:文化碰撞中的思想形成》(韩震著,2006年),《重建理性主义信念》(韩震著,1998年,2009年),《个体自由与生命历史》(张曙光著,2007年),《价值与秩序的重建》(张曙光,2016年),《重构现代性: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研究》(吴向东著,2009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韩震总主编,2015年)等多项标志性成果;举办了“变化世界中的价值观”价值哲学国际论坛、“价值哲学与过程哲学”学术研讨会、“东亚价值观”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多次重大学术会议。此外,中心还主办了《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等专业学术刊物。目前,该中心已成为我国价值哲学尤其是价值观研究的重要基地。 
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主要有三个论域:价值本质论、评价论和价值观。前两个论域都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而价值观尽管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但大多停留在应用层面,至今还没有全面系统的基础理论著作出版。此外,价值论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价值论的定位问题:它究竟是哲学基础理论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一种哲学形态?有的学者还进一步提出,哲学应该从“拟科学”走向“拟价值”,即所谓“价值论转向”[17]。应该说,这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 
  
本来,“史”(历史)、“论”(理论或原理)、“著”(著作或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三个基本要素,但是长期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史论脱节”、“史论分离”等弊端,非常缺乏历史的观念和视野。人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去看待,而是当作一些现成的结论来叙述。而这些现成的结论,也就是被我们视为“原理”的东西,又大多是从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中移植过来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这一套既成的“原理”体系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当反思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和失误时,人们普遍感到过去所真诚相信和宣讲的那些“原理”,有相当一些并不是真正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而这与我们过去所坚持的原理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和思想理论领域拨乱反正的展开,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任务和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的任务,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被同时提了出来。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要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重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通过诸多单位学者的联袂努力,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终于在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虽然该书叙述的内容仅到斯大林为止,但基本建立起了该学科的框架结构。随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课程在综合性大学哲学系普遍开设,标志着马哲史学科建设步入正轨。黄枬森和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为教学提供了便利。 
从那时以来,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多部通史和专题史著作,代表性的主要有:黄枬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孙伯鍨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三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19891992年),张奎良的《马克思的哲学历程》(上海人出版社,1993年),叶汝贤的《唯物史观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雷永生的《唯物史观形成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张战生等的《唯物史观基本范畴史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商英伟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林京耀等的《马克思恩格斯认识论的形成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马泽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等。还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如陈先达与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孙伯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徐琳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5年),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出版社,1987年),赵常林的《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冯景源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它们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此外,几部着重研究经典著作的专著值得一提,如杨适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人民出版社,1982年),熊子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黄枬森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年),孙承叔和王东的《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学林出版社,1988年),王东的《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等,它们可以被看作现在的文本研究的先行者。 
20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继续稳步推进,各高校相继出版了一批新教材,如余源培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历史》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安启念的《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专题和个案研究则更加广泛而深入,如侯才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集中研究了马克思早期与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鲍威尔、费尔巴哈、赫斯和施蒂纳等人的思想渊源关系;江丹林的《马克思的晚年反思》(北京出版社,1992年)、鲁越等的《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黄凤炎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则集中研究了马克思的晚期思想;唐正东的《斯密到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语境中,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作了富有新意的历史性诠释。 
在此,特别要提到的是由黄枬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北京出版社19891996年)。它作为国家“六五”和“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历时13年才最终完成。该书总字数超过400万,其作者队伍多达57人,囊括了当时我国马哲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大部分专家学者。本书规模浩大、资料翔实,不仅代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整体水平,而且在国际上也超过了苏联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6卷本《哲学史》和民主德国60年代末出版的3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在马哲史学科建设起步的同时,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也蓬勃开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哲学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改革需要哲学”是指,哲学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哲学需要改革”则是强调,只有哲学自身实现了适应时代要求的变革,它才能担负起这种使命。 
我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集体编写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1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为适应高等学校教学之急需,先重印了这本教材(人民出版社,1978年),同时公开出版了李达60年代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18]。随后,教育部委托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相继出版。李秀林、王于、李淮春又将其内容简化,主编了高校文科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它们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采用和推广,代表了当时教材建设的水平。但是毋庸讳言,这些教材都打上了明显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烙印。虽然后来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版的教材不计其数(有人统计有200多种),但无论体系还是内容都互相雷同,并无多少新意和特色。真正开启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先声的是教育部委托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上册,1985年;下册,1987年)。该书按照主客体关系框架设计和安排内容,在体系改革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这部教材并没有能够普遍推广开来。 
  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表现为实现了两个有机“结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进行了新的探索,逐渐形成了互有差异的几种不同观点,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鸣。争论的核心之点是如何理解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因此,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继续展开是与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随着实践、主体性和价值等问题的凸显,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已成为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因为传统教科书体系不能容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阐述,体系束缚内容,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在这种背景下,有学者明确打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旗帜。据资料检索,肖前在《东岳论丛》19832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可能是这方面的最早文献。但它发表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直到80年代后期才形成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高潮。标志性事件是1988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这次会议的论文后经编辑,以“‘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专辑”形式在《哲学动态》1988年第12期公开发表。把一份定期刊物的某一期编为“专辑”,这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足以说明当时讨论的盛况,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有利于开展相关问题的学术史研究。 
这场讨论在1989年风波后经过短暂的沉寂,旋即重新开展起来,纵贯整个90年代,直至21世纪,虽逐渐有所冷却,但至今并未完全休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为建国以来各次哲学论争所仅见。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即如何看待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学者们大致分化形成了以下四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几个派别: 
1)凡是主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的,称谓“实践唯物主义”派。其内部又有分化,如有的学者主张“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而多数学者则不赞同。 
2)凡是主张物质的观点高于实践观点的,称谓“辩证唯物主义”派。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世界观(或宇宙观),历史观只是世界观中的一个部分,实践的观点可以说是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但不能扩张和推广到世界观范围,否则就是“唯实践论”。 
3)有的学者虽然赞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但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更喜欢说“马克思哲学”)的对象只是人类社会或属人世界,并不是无限的宇宙,他们被称谓“(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派。其核心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 
4)还有的学者虽然同样认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但在他们看来,实践的观点与人的观点是直接同一的,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就是从人的观点看世界。因此,他们主张删除“实践唯物主义”中“唯物主义”的后缀,称谓“实践人本主义”(或“实践人道主义”)派 
上述各种主张的代表性论文,后来被汇集在任平等主编的《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界又出现了一种主张,即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规定性,应该“从多样理解走向系统整合”,但这种主张并没有获得人们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事实上也很难把各种异质的观点“整合”到一个统一体之中。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其积极作用是打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形成了90年代以后日益活跃的多样化研究格局,消极后果是导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内部的自我分化和自我瓦解。但是不可否认,以实践的观点来理解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流。 
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之初,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诸如“一总三分”、“一总四分”等,基本共识是必须打破传统教科书“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离,“四大部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并立的“板块结构”,建构一体化的新体系。但空谈方案的多,实际的体系创新尝试少。除前面提到的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外,其他教科书基本上还是老面孔。 
“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展开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各种不同理解,也就是不同的教科书体系改革方案,但实际上并不是每种方案都付诸实施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基本上是科学的,问题是不够完整和严密,因此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对现有体系的结构和内容作部分调整或补充,认为不需要也不应该对这种体系进行根本改造。而按照另外几种理解,则意味着必须对传统教科书体系作整体性的根本改变。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还是“实践人本主义”(实践人道主义)的理解,都未能在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中真正体现出来。赵家祥等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广有影响的好教材,无论在体系还是内容上都有不少创新,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教材的较高水平,但它并不是按照“(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编写的。 
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成果,实际上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编写的几部新教材中,如辛敬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实践的唯物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合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版;1984年第2版;1990年第3版;1995年第4版;2004年第5版)是一部多次修订不断再版的高校文科教材,虽然书名一直未改,但从第四版开始,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叙述上都作了重大调整,比较彻底地贯彻和体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主张。在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理论探索方面,高清海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最有深度;而对实践唯物主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则以肖前等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陆剑杰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为代表。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肖前主编、黄枬森和陈晏清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它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的最终成果,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点共同承担,历时近10年才告完成。其作者有20多人,包括了当时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因此该书代表了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整体水平。但是毋庸讳言,正因为它的作者囊括了各种不同主张的代表性人物,所以该书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叙述上都带有明显的调和折中色彩,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实际上,主编肖前在该书“前言”中的如下一段话就透露了重要信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而实现这一伟大变革的关键就在于科学的社会实践观点的确立。实践的观点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体系的核心范畴。只有立足于社会实践的观点,才能把握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才能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产生之后100多年里的生气勃勃的新发展。因此,这部教科书是力图把实践的观点作为中心线索贯穿于全书的。作为改革哲学原理教材体系的尝试,它的主要之点正是在这里。诚然,这还只能说是一种尝试。作为哲学教材,不是也无须去构建一个范畴演绎系统,实践范畴在整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不能刻板地体现在每一章每一节内容的叙述上。究竟如何做到真正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整个体系,这不论在理论上、逻辑上或是在表述上都还存在不少矛盾和困难,需要经过哲学界同志们进一步的共同探讨才能逐步地加以解决。但我们确信,哲学教材体系改革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该书的框架结构和内容安排就不难发现,这部教科书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它并没有真正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整个体系。不过,该书“前言”正确地指出:“哲学教科书体系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释系统”。作为一种解释系统,教科书当然不能等同更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但不断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和学术研究的进展,通过体系调整、内容更新以及话语方式转换,适时编写出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又能适应时代要求并为广大受众所欢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教科书,并用它们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能回避的一项重要工作,至今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未完待续) 
 
 
[1]有必要指出,这篇文章是在当时***主持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率先发表的,时间比《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早一天。参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2]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3]同年出版了两个中译本:一是刘丕坤翻译的单行本,二是中央编译局翻译的版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并不是最初的中译本。早在1956年,何思敬先生就将马克思的这部重要手稿译为中文出版(人民出版社),以后又再版过多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部手稿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更没有引发范围广泛的大讨论。 
[4]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5]该文集曾以《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为书名作为“内部读物”印行(商务印书馆,1971年),但朱光潜写的长篇“序言”未能刊出。 
[6]参见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7]参见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243244页。 
[8]参见俞吾金:《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光明日报》200126日学术版。俞文发表后,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杨学功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6期发表论文《也谈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肯定俞文把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高度的同时,对俞文关于实践论的哲学解释框架也会导致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维度遮蔽的观点提出商榷。俞吾金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发表论文《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予以回应。孙麾在20021226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人文关怀与实践概念》,介绍了他们之间的争论。随之,陆剑杰和徐长福在《哲学研究》2003年第3期发表文章参与讨论这些,都可以看作是20世纪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历史延续。 
[9]参见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张奎良:《作为“历史之谜”的异化及其评价尺度——与俞吾金先生切磋》,《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0]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理论界围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展开了新一轮研究和争鸣,同样可以看作是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继续。可参看下列文献:夏甄陶:《论以人为本》,《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王锐生:《“以人为本”: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根本原则》,《哲学研究》年20042期;黄楠森:《马克思主义与“以人为本”》,《北京日报》200431日;俞吾金:《继承与超越——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再认识》,《解放日报》2004322日;张奎良:《“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哲学研究》2004年第5期;李德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哲学动态》,2004年第7期;陈志尚:《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秋石:《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求是》2005年第7期;吴元梁:《唯物史观: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哲学研究》2005年第7期;王锐生:《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2期;黄枬森:《“以人为本”原则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等等。 
[11]参见“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丛书”,欧阳康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2000年版。该丛书包括以下8种:《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欧阳康主编),《社会认识方法论》(欧阳康主编),《社会理解论》(郑文先著),《社会理想论》(叶泽雄著),《社会决策论》(朱志方著),《社会评价论》(张理海著),《社会本体论》(刘远传著),《社会认识进化论》(李勇著)。 
[12]参见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13]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14]“价值论译丛”,李德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992年版。该译丛主要书目有:《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论》(图加林诺夫著,齐友、王霁、安启念译),《价值哲学》(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译),《价值与评价》(培里等著,刘继编译),《价值判断》(W.D.拉蒙特著,马俊峰译),《价值论伦理学:从布伦坦诺到哈特曼》(J.N.芬德莱著,刘继译),《价值与义务——经验主义伦理学的基础》(A.塞森斯格著,江畅译),《文化学与价值学导论》(N.维坦依著,徐志宏译)等。 
[15]“人生价值丛书”,李德顺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该丛书包括以下11种:《人与己》(马俊峰著),《生与死》(张志伟、马丽著),《身与心》(张小乔、魏金声著),《权与责》(冯小平著);《爱与恨》(高岩、谭继东著),《善与恶》(孙美堂、黄凯锋著),《美与丑》(黄凯锋著),《苦与乐》(卫东海、李新会著);《智与愚》(徐飞著),《情与理》(龙斌著),《命与力》(张军著)。其中《情与理》一书获1996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16]“实践价值丛书”,李德顺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2005年版。该丛书包括以下8种:《新价值论》(李德顺著),《道德价值论》(李德顺、孙伟平著),《文化价值论》(孙美堂著),《生活价值论》(李文阁著),《科学价值论》(费多益著),《审美价值论》(黄凯锋著),《环境价值论》(韩立新著),《军事价值论》(张明仓著)。 
[17]参见孙伟平:《价值论转向——现代哲学的困境与出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8]该书是李达20世纪60年代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1962年完成初稿,1965年定稿,后因发生“文化大革命”,该书未能公开出版,下册《历史唯物论大纲》也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