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导论：政治生态学欲将何为?
2018-12-08
布鲁诺·拉图尔著，麦永雄译
选自《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政治生态学欲将何为？无为。欲将何为？政治生态学！
鉴于注意到所谓的“绿色”运动停滞不前，所有那些希望自然政治能够带来公共生活的新面貌的人，一直在追问第一个问题。他们很想弄明白，为何如此充满希望的努力竟然往往会一事无成。情况尽管如此，每一个人还是必须要照样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没有选择：政治并非是井然有序地落在分水岭的这一边，而自然则在另一边。自从“政治”一词创造出来，所有类型的政治都为其与自然的联系所界定，它们所有的特征、属性和功能皆依赖于那种惹起争端的意图，即对公共生活加以限制、改革、建构、缩短或启蒙的意图。因此，虽然我们无法选择是否参与政治生态学，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区分自然的问题与政治的问题，选择是否隐秘地参与其中，抑或明确地把这两类问题作为摆在所有集体面前的一个议题来处理。当生态运动告诉我们自然正在急遽地侵入政治时，我们应该想象——通常是把我们与这些运动结盟，但有时也反对它们——何种政治能够最终摆脱类似于我们称为自然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批评家们会认为政治生态学已然存在。他们会告诉我们，它具有无数细微的差别，从最深刻的到最肤浅的，包括一切乌托邦的、理性的，或自由市场的可能形式。无论我们可能对它们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这些运动早已在自然与政治之间编织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实，这正是他们全部宣布要去做的事情：为了重视自然且最终要承诺自然政治；最终要修改公共生活；最终要使我们的生产系统适合于自然的需要；最终要通过某种可持续的政治来保护自然，避免人类退化。概言之，对自然的关注通过众多往往是含糊而有时是矛盾的伪饰，早已经导入了政治生活。
我何以能够声称这是一项新任务,一项尚未大张旗鼓议论过的任务？人们可能会争辩其有效性，可能驳难它的应用性，但是，我们无法显得仿佛这项任务尚未为人所关注，仿佛它尚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得以实现那样。倘若政治生态学被弄得这样令人沮丧，那么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曾试图让自然在公共生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倘若按照某些人的看法，认为政治生态学正在失去影响力，那么，这仅仅是因为反对它的那些利益过于强大；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因为政治生态学像往常一样，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实体去与由来已久的政治实践进行抗争。无论如何，重新开启这项议题为时已晚。我们要么在充斥着旧式意识形态的墓地埋葬这个运动，否则，我们就需要更勇敢地继续战斗，确保这项运动会以其现有的形式获取胜利。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骰子已经掷下，其概念已经界定，各自的立场也众所周知。对于一场术语已经具体化的争辩而言，你显得到场太晚了。反思的时间已然流逝。你应该十年前就说出这番话。
在本书中，我想应该提出一种不同的假设来为我不合时宜的介入辩护。从概念的意义上说，政治生态学尚未开始存在。人们一直是把“生态学”和“政治”这些词语加以简单的并置而没有透彻地反思其中任何一个术语；因此，迄今我们无法从生态运动的发展中得出任何结论，无论是它们昔日的失败，还是其可能成功的实验。这种遭到耽搁的原因很简单。为了建立一种政治生态学的权利与模式，人们太容易相信，它足以把毫无变化的自然与政治的旧概念回收利用。然而，只要不是把欧依惹斯（oikos,栖居）、逻各斯(logos,理性）、菲希斯（phusis,自然）和波利斯（polis,城邦）这四个概念同时运用，它们就仍然是真正难解的谜题。政治生态学者曾经假设，他们可以省掉这种概念工作，不顾自然与政治的观念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将这两个不可能融洽的术语加以任何并置、任何综合、任何排列组合。而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曾经以一种普世幻觉的热情宣布，已经“超越了”人与物、法律主体与科学客体之间旧有的区分——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实体一直在以这样的方式被塑形、勾画和雕琢，以至于它们已经逐渐变得不能和谐相处了。
为了尽快地找到疗救危机的良方，政治生态学家们应当做的事情远非是去“超越”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生产方式与环境之间的两分法，而是减缓这项运动，悠着点儿，然后像谚语中的老鼹鼠那样，在两分法的下面挖掘洞穴。这至少是我的论点。我打算要用众多不同的方式松解戈尔迪之结（the Gordian knot),而不是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难题。为了把它们有所不同地缠结回来，我先要解开其少量绳结。凡是与科学的政治哲学有关的，人们都必须缓着点儿，以免遭受失败。当生态学家们提出他们“全球思考，本土行动”的口号时，他们有点儿过于仓促地自鸣得意了。就“全球思考”而言，他们并没有提出更好的东西，自然早就被加以营构，已被总体化，已被制定成为中性的政治。为了真正地进行“全球”款式的思考，他们需要以发现这些机制为开端，正是由于这些机制，全球主义才依次建立起一个个阶段。而自然，正如我们所知，自身几乎没有为该过程增添丁点儿效果的东西。
确实，在本书中，我们将要像寓言中的乌龟那样前进；而像乌龟那样，或至少是我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就应该终止超越兔子的目标，这种兔子以其大智慧认定政治生态学是一种过时的问题，已经死亡并被加以埋葬，无法产生思想，不能为道德、认识论和民主提供一种新的基础——同样的兔子曾经宣称要以伟大的几步飞跃来“调谐人类与自然”。为了迫使我们自己缓下来，我们需要共时性地处理科学、自然、政治的多元问题。
科学生产：这是我们沿途会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政治生态学据称是关涉于“与社会相联系的自然”。这确实不错。但是经由科学的中介，这种自然却变成了可知之物；它通过工具网络而被赋形；通过专业、学科和议定书的干预，它被加以界定；它经由数据库而分配；它通过学术团体的介入而有了争论。生态学（Eco/ogv)，正如其名所示，本身并不直接进入自然；它像所有科学的学科一样，是一种“学”（-logy)。于是，我们在科学的头衔之下发现了一种颇为复杂的证明和论证工作者的混合体，一种作为第三方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术团体。而为了确切地加速其激进运动的进程，生态运动往往寻求缩减这种第三方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科学仍然是世界的一面镜子，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在他们的文献资料中，几乎总是能够把“自然”与“科学”这两个术语视为同义词与此相反，我的设想是科学生产之谜必须在政治生态学的核心重新加以定位。虽然这样做，很可能会减缓获得本来应是政治斗争杠杆的确定性过程，但是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我们应当涵括这种第三方术语，它所扮演的角色将会证明是极为关键的。
自然是政治生态学沿途会遇到的第二个减震路障。有人会反对说，自然何以能够给一系列激进的科学学科带来不便？这些学科势必密切相关于这种途径：保护自然，为自然辩解，把自然嵌人政治游戏，使之成为美学对象，成为法律主体，或无论怎样都成为一种关注。而这就是困难所在。每一次我们试图将科学事实与美学、政治、经济和道德价值糅杂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不知所措。倘若我们过分容纳事实，那么以其整体性呈现的人文元素就会向客观性倾斜，变成了一种可数、可计算的事物，一种力量维度的底线，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物种。如果我们过分容纳价值,那么自然的一切都会倾向于变成神话般的不确定性，变成诗歌与浪漫主义I万物皆变成了灵魂与精神。倘若我们将事实与价值混合，结果会更糟糕，因为我们正在剥夺自己的两样东西：自律的知识与自主的道德。譬如，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弄明白激进的生态学家用来吓唬我们的那些启示录般的预言是否掩盖了科学家留传给政治家的权力，抑或主流政治家用来控制可怜的科学家的权力。
本书详细地阐发了政治生态学与“自然”——那种希腊政治学、法国笛卡尔哲学和美国公园的混合体——毫不相干的设想。且让我坦言：政治生态学与自然毫不相干。甚至还可以更加强调地说，在其短暂的历史上，政治生态学决不曾与自然，与其防御或保护有关系。正如我将在第一章所展示的那样，那种认为政治生态学具有自然旨趣的想法是这一领域的幼稚病症，这是通过阻碍它弄明白其自身实践，使之处于一种软弱无力的状态。我希望，这个断奶的过程，即便是有点儿残酷，也会比强力维持作为政治生态学的单独对象的自然观更有喜人的良效。
第三，最麻烦、最具有争议性的障碍显然来自于政治。我们知道科学的生态学与政治的生态学之间的差异，生态学的学生与生态运动的斗士之间的区别。我们也明白生态运动总想在政治棋局中找到一席之地有多么困难。站在右翼一边？左翼？极右派？极左派？既非右翼亦非左翼？另觅他处，政府？无处可寻，乌托邦？在上面，技术专家治国论？在下面，回归智慧之源？超越，充分地自我实现？无处不在，恰如美丽动人的盖娅假设所提示的那样，设定一个包罗万象的地球，用某种单元有机论把所有的生态体系统合在一起？虽然可以有一种盖娅科学一种盖娅迷信，但是，可否有一种盖娅政治？如果我们要为地球母亲盖娅进行有力的辩护，这是一种政治吗？倘若我们的目标是要终止噪音污染，完全关闭城市垃圾场，减少排气管废气，那么这确实不值得竭尽全力去进行努力：内阁部长会负责此事。我的假设是，生态运动一直在寻求把自己安置在政治棋局中，可是却没有重新画出它的方格，没有重新界定游戏规则，也没有重新设计兵卒。
实际上无法证明，人类政治与物质科学之间、自由要求与必然权力之间的劳动分工能够作如此之用，以便让政治生态学有安身立命之地。甚至有必要假设，除了要用自然必要性的法则来限制它之外，人类的政治自由从来就没有得到界定。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民主就可能会被设计弄得软弱无力。人类生来自由；却无往不在伽锁之中；社会契约声称要解放他们；唯独政治生态学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政治生态学本身却不能指望为自由的男男女女所拯救。为了找到更好的契机，必须对政治与科学、自由与必然、人类与非人类加以重新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生态学已经灰心泄气。它曾经想过自己能够依赖自然去促进民主的来临。今天它两者皆缺。这项任务必须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执行，要走一条更漫长、更危险的迂回之路。
凭借什么权威，我才能够把政治生态学付诸科学生产、抛弃自然和政治重新定义这三种测评？是作者和曾经鼓舞过他的那些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吗？不。是公认的生态学家吗？也不是。那么是有影响的政治家吗？当然不是。倘若我能够吁请到任何权威，那么，我就能够很好地节省读者的时间：他们能够相信我。然而，要点并不是节省时间，加快速度，综合大量数据资料，立即解决急迫的问题，避免由同样的戏剧性行为引发的戏剧性灾厄。要点甚至也不在于利用谨小慎微的学识，以便公正地对待那些严肃地思考生态学的人。在本书中，要点仅仅是再次为我而提出一个熟悉的问题，或许只是为我独自一人：究竟自然、科学与政治彼此之间要做什么？在我看来，弱点可能要比优点更具进一步的引导作用。
若是我自身并无权威性，那么，尽管如此，我仍然可以承惠于某种特殊的优势，而唯此授权给我对自己的读者说话：我对政治生产的兴趣与我对科学生产的兴趣一模一样。更确切地说，我赞赏政治家恰如我赞赏科学家一样。请考虑一下：这种两面一体的情况并不常见。我缺乏权威性，恰好提供了这种保证，我不会把科学凌驾于政治之上，抑或把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我的主张是，我能够把这种微不足道的优势变成重要的优点。要质疑我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政治生态学意欲何为？——我尚未有确切的回答。我只是知道，假如我不通过寻求一条新的途径，将科学与政治的戈尔迪绳结系住，从而去尝试修改这些有争议的术语，那么，我们大家卷人其中的这种全面的实验无论如何都将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它会永远缺乏一种合适的议定书；我会永远责备自己，错失了生态学可能提出的重新界说政治的良机。
还有一种限制是我自己试图提出的。尽管我必须重塑关于自然、政治和科学这三者的联合概念，但是我既不选择指责的口吻，也不采用先知的腔调，它们往往伴随着政治生态学著作。尽管我准备好了要论证一系列假设，其中一个比一个更陌生，但它们都是我尤其要反思的常识(common sense)。碰巧，常识暂且是对立于良识（good sense)的。欲速则应慢行，我要如此并且简单一点，我应该要让根基暂时显现。因此，我的目标不是去推翻既有的概念秩序，而是去描绘实际的情态：在实践中，政治生态学已经在做着我认为它该做的一切事情。我只敢打赌说，采取行动的迫切性，已经阻碍了它创造性的确切定位，那是它以一种探索方式所完成的定位，因为它并不理解这些创新所隐含的科学立场所遭到的颠覆。我唯一能够为政治生态学所做的事情，就是给它提供一种关于其自身的可选择的解释，一种不同的常识，这样它就能试图确定，自己是否找到了一种更舒适的立场。据我所知，迄今哲学家们只是给政治生态学穿上现成的服装。我相信，值得为它订制新装：或许它会发现自己少受些限制，并且多少感到更舒适一些。
为了保持本书具有合适的篇幅，我很少论及它所基于的研究领域。因为我无法用坚实的经验证据的支持，让本书主旨获得更好的理解，我用这样的方式把它详细地组织起来，好让读者始终明白，有什么样的困难在前面等待着他们：除了术语汇编之外，我还在书末附上了一个纲要，可以作为理解本书的一条捷径。
在第一章中，将通过首先转向科学的社会学贡献，然后转向生态运动的贡献（它们的实践有别于其哲学），最后转向比较人类学的贡献，我们使自己摆脱自然的概念。政治生态学，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无法落实于自然。在第二章中，我将进而论析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一种属性交换；这将使我们能够以集体的名义，想象有一种政治机制的继任者，迄今这种政治机制一直在打着自然与社会的旗号，笨拙地进行统一工作。这种新的集体，让我们可以在第三章进而讨论事实与价值之间古老庄严区分的转化，我们将会代之以一种新型的权力分离（separationofpowers),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更满意的道德保障。两种新的议会——前者要问“我们有多少成员？”后者要问“我们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吗？”——之间的区分，将会适于把政治生态学作为其宪政（Constitution)。在第四章中，通过一种新机制的“导游”，通过赋予政体以活力，使它最终能够切实可行的新专业的一种表述，读者将会为他们所付出的努力而获得酬报。在第五章中，会重新开始遇到困难，为了重提集体的数量和共同世界逐步构成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去寻找一个把自然（单数）与文化（复数）相分离的古老分裂的继任者。在共同世界里，自然的概念，如同社会的概念那样，被过早地加以简化。最后，在结论部分，我将讨论关于让政治生态学离开自然状态的利维坦类型问题。鉴于这种涵括全程的景观，读者或许会原谅我走这条乏味的路途。
在结束这篇导论之前，我需要对拟作为关键术语的“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的特殊用法加以界说。我充分意识到，通常是把科学生态学与政治生态学区分开来，前者属于实验室与田野考察的实践，后者则属于激进运动和国会的实践。然而，正如我提议对“科学”与“政治”两个术语之间的每一点区分都加以重塑那样，显然我们不能接受表面价值的区分，因为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这会变得不堪一击。无论怎样，数页之后，在那些想理解生态系统、保卫环境或保护自然的群体与那些想要恢复公共生活的群体之间，将很少再会有区别，因为我们将要学习而不是去区分共同世界的构成，共同世界是“按照正当程序”从复杂精微而无规章的世界构成中建造起来的。从现在开始，我将心中牢记“政治生态学”这个术语。这仍然是一个神秘难解的标记，但让我得以指出一并非是匆匆忙忙地对它盖棺论定——这条正路，以构建一个共同世界，希腊人把这种类型的世界称为宇宙（cos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