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玉：城市马克思主义批判与中国实践
2018-12-08
城市马克思主义批判[1]与中国实践
刘怀玉
摘要：以戏仿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条为开端，既反思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城市问题的忽略与失语现象，同时又对城市马克思主义如何可能、思想来源及其基本逻辑、代表人物的思想等作了简要概括。在此基础上，再次摹仿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思想提出城市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构想。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对城市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中国化”，而且正在“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设有自己政治与民族历史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这是城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再生产的最重要的可能性意义。
一、城市马克思主义批判论纲：
一种戏仿与反思
本文的主旨是讨论城市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并不从“何谓城市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问题定义与假设出发，而是想象一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的“城市马克思主义”。话说一百七十三年前那个春天（1845），马克思摹仿费尔巴哈批判基督教与黑格尔哲学（《未来哲学原理》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的格言体或哲学宣言方式，而写下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2]。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整整一百年之际，法国情境主义国际代表居依·德波又摹仿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马克思的《提纲》与《资本论》写下了《景观社会》（1967）一书。同时期的希腊裔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希洛斯（Kostas Axelos）则摹仿马克思的《提纲》写下了《关于马克思的提纲：论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政治批判》（1958）[3]。据说恩斯特·布洛赫也写过类似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希望哲学原理提纲。本文在以上诸多“戏仿”的启发下，对马克思的“十一条提纲”再作一次批判性的戏仿，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神圣家族》语），以期唤起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
（一）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主要缺点是，只把城市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没有从人的生存总体性的视野来理解城市文化；也就是说，只是把城市社会问题作为工业社会的问题之一来理解与解决，而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全新的总问题结构来理解，从而也没有把城市问题当成求解以往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包括全球化）的母体或基质（matrix）。结果，城市文化研究居然被文化决定论的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与《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确实想要研究与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工厂制度根本不同的高度智能化的未来社会，甚至想象到了处于物质生产彼岸的自由王国，但仍然只是从“粗俗的”日常生活角度来理解现代城市，而不理解其“革命的”意义。
（二）关于现代城市生活本身有没有价值与真理的问题，这并非一个抽象的工程设计与城市治理的技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此岸的现世的差异政治实践问题。
城市社会的真理并不可能通过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想象力所能够理解，它是通过人们的共同实践所追求的可能的未来的现实。
（三）关于生产或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等环节与过程起决定作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忘记了，以及所有那些把现代社会现实研究高度专业化、碎片化的实证科学也忘记了，城市社会现实并不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也不是由专业技术知识设计出来的。这种技术与政治精英主义总是把城市社会分为两部分，管理者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实际上，城市的生活改变与人的活动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城市化人类的新文明实践。
（四）经典马克思主义只是把城市与乡村作为对立面来理解，这对于古代、封建社会甚至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今天世界的二重化为城市与农村两个世界，或者二重化为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城市社会内部矛盾的地理结构表现。对于全球化世界的“同质化、等级制与碎片化”[4]三位一体的现实本身应当从当今社会的“完全城市化”[5]这个流动结构本身、从它的空间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自从发现全球化资本主义秘密在于全球化城市这个“资本的内部空间”[6]之后，“进城的权力”[7]就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五）传统马克思主义不满意于观念外化的抽象，而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它至多是从生产过程本质规定出发对现代社会进行现象性的具体演绎，但它没有立足于当代完全城市化的世界或社会与历史中的人。
（六）传统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生产关系中的人。但是，城市社会人的本质不是一个抽象的生产者或政治人或消费主体，而是全球资本主义高度的抽象空间统治的产物，是复杂而流动的多重空间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总和。
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对城市社会人的现实本质进行批判，所以它不得不将其固化为经济、政治、文化诸个孤立的环节与领域，所以它把自己的理论任务分解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与社会主义革命。而对于城市马克思主义来说，唯一现实存在的就是城市资本主义，所以它的理论任务就是城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哲学批判与城市文化研究。
（七）城市社会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直线性发展的高度阶段的产物，而是工业资本主义与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衰退之后的空间积累现象或溢出的剩余物，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完成，它意味着另外一种新文明历史的开端。
（八）全部现代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城市社会实践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是把现代城市社会直观为消费与分配的再生产领域的生活表现，而后现代主义则把城市社会的本质视为文化资本主义的绝对统治，二者都有可能把理论研究引向神秘主义。城市社会的形成表明，已经不再有资本主义之“外围”，而只有资本主义自身不断自我生产的内部空间扩张。这种扩张的表现，马克思称之为世界分工与市场，而城市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城市空间的内爆与外爆，或集中化与扩张。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狭义的城市理论，不如说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商品形式与价值形式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并未完成的世界市场理论。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开辟是资本主义得以摆脱旧的社会制度的限制的一个条件，而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则是这种市场扩张的条件与基础了。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8]。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所使用的“世界市场”概念换成“城市化”或“全球化”一词，这就是一种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或“城市化”版的马克思主义。
（九）经典马克思主义把城市视为工业资本主义总体生产剩余价值过程的一种具体的实现与部门经济的再生产形式，即地理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等等表现；而城市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当代世界作为统一的、彻底的城市化世界，就其总体性而言，是一个文化符号资本所支配的内部分化矛盾的权力生产过程。
（十）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多直观出不同于市民社会的未来的人类社会理想，而城市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则是超越人类社会而走向新的生命文化社会。
（十一）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只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解释与设计同一个世界，而对于城市马克思主义来说，问题在于以不同的方式（包括政治的、艺术的、宗教的、技术的等等方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差异的、正义的、审美经验的生命政治世界。正如同马克思所说，除了人们的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即解释世界）之外，对于世界也可以采取“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等等来加以掌握的[9]。用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的话来说，城市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用艺术家的目光看科学”，而“又用生活的目光看艺术”[10]。或者不如说，用政治的目光看哲学，而又用生命的（生活的）艺术目光看政治。
二、为何是城市马克思主义，
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
（一）这是由问题的开放性而不是体系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现成可用的城市理论，也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
（二）这是由问题的当代性而不是历史性所决定的。西方古代文明即“城市的”文明（其实中国的古代文明起源也是“城市的”，如所谓“体国经野”[《周礼》语]及“宅兹中国”[西周铜器“何尊”铭文]都强调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是国都）。但我们关注的重心不是世界城市文明史本身，而是世界的城市文明史何以转变为城市化的世界文明史（如同青年马克思所说的地方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即，城市文明何以成为现代社会历史的主导力量，或者说今天世界何以成为一个城市化世界文明的时代？
（三）这是由问题本身的“主体性”而不是“对象性”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温床就是“城市的”，其主体是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及其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也表明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潜在的改造现实的实践与战略，而不是对象式的认识论课题。
（四）这是由问题域的开创性而不是实用性所决定的。重点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城市问题，而是从城市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城市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意味着我们并不把城市当作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而是将城市作为思考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体。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待城市问题，而是从城市问题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问题。
（五）这是由城市问题“主体”的主导结构性而不是主观认识性所决定的。如果不从工业资本主义这个当年马克思心目中的发达的“人体”解剖走向当代的城市社会这个新的发达的“人体”解剖，马克思主义便不可能有真正当代的理论视野。马克思时代的农业是工业的一个部门，今天则农业与工业社会全成为城市社会的组成部分，城市化作为“普照的光”，成为理解全球化、民族化与区域化多元发展的关键枢纽。
（六）城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越界的异质性问题域，而不是简单的学科综合。正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现实社会出现了德国古典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所无法理解与容纳的新地带，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把辩证法运用于经济学，然后用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因此先是拉萨尔（1851）[11]后是葛兰西赞美马克思为“经济学的黑格尔加社会主义的李嘉图”[12]。
因此，我们用“城市马克思主义”一词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不是现成存在的，我们在研究城市问题的视野中会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白处，从而发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空间。
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专门研究的城市问题的一种主题化体现，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体系与西方主流社会理论体系所无法认同的新的开阔地带所要求的一种新理论视野。
城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问题域的出现已经有些时日了。它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无法涵盖与理解的，从而无法把握与掌控的、“溢出的”新问题域，或空白部分；或者说是认识的盲区。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问题的经典论述
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确是没有现成可用的城市理论，而只存在一种处于可能与空白状态的城市问题意识，或者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仅仅提出了一个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城市与城市社会问题域。”[13]但我们得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确实局部零散地讨论过城市现象与问题，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反杜林论》以及《论住宅问题》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城市问题必读的经典之作。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发现城市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布鲁塞尔笔记》）是同时发生的（1845），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流通过程研究是其进一步深化。
恩格斯从英国工业革命的角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理解英国的城市的出现与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与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在劳动分工与世界历史的角度理解从古代到近代城市的变化——从城市对乡村的从属到乡村对城市的从属，他们已经惊人地断言，中世纪后期的城市是后来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温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4]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从东方与西方的巨大的历史与地理差别中理解共同体民族国家与阶级演变过程中的城市变化：这就是在古代东方（或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城市与乡村处于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的关系之中；古希腊与罗马的城市则是作为乡村世界的中心而存在；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村与城市则处于对立之中，但整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农村世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才成为世界中心，或者说整个（农业）世界被城市化，农村变成城市的一个附属部分。
恩格斯从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成果的角度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城市社会革命来实现人类解放的乌托邦（《论住宅问题》）。马克思则认为，城市是资本生产与交换赖以集中与扩张的价值形式的地理场所表现（〈资本论〉第二卷）。
四、城市马克思主义的三组合
（一）现象学潜在的存在论视野。这是一个微观具体的视野。用梅洛-庞蒂的说法，城市世界作为生活世界，乃是被自然物所掩盖的、“不可见的”身体-周围-知觉的图像世界，可能的活的流动的世界；一个栖居的、节奏的世界。
（二）结构主义的认识论空间。这是一个正好适合城市存在尺度的中观视野。城市只有以整体、共时的（可见的）文本符号的结构与形式，才得以设计、呈现、把握与认识。
（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的历史观、经济社会理论与政治社会实践。这是一个宏观的视野。城市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是历史的产物，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发展的地理具体表现以及现实社会运动赖以产生与进行的舞台，是可见的经验现实与不可见的（通过科学抽象）社会宏观结构的统一体。
这三种方法表明了三种空间话语的维度，不可取代，各有利弊。其中，结构主义作为正好适合城市社会现象尺度的“中观的”认识论方法；现象学作为一种微观具体的视野，作为本质直观流动状态的人类文化实践经验之想象方式以及还原描述偶然相遇的城市情感生活世界的存在论而发挥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理解城市现实的宏观方法论的基础。[15]
五、城市马克思主义的三位大师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当代城市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16]其中，三位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恰好分别代表三个方法论范式：亨利·列斐伏尔（H.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现象学维度；曼纽·卡斯特尔（Mannel Castells)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以及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代表的地理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卡斯特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社会形态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三大系统以特定方式连结而成的结构矩阵，而城市系统不过是这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它是由城市生产、消费、交换以及城市制度组织和城市象征符号五个要素建构起来的结构系统，城市空间则是这种社会结构系统的具体物质表现。
哈维站在更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认为，从空间地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妨将城市理解为金融资本积累本性、周期性发展与流转的具体时空构型。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资本的积累过程参与、影响乃至决定了城市凝固和流变的具体化过程。
因此，研究资本的城市化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城市化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某种意义上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力量。资本积累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哈维著名的资本的“弹性积累”——资本主义当代发展体现了一幕幕创造性地破坏与重建“人造地理环境的舞蹈”。
列斐伏尔则致力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相结合，提出了空间的生产与三元空间辩证法以及城市栖居、城市权力等思想。在他眼里，现代城市可以通过空间尺度而被界定为公共的、中间混合的以及私人的三个层面，由此出发来寻找私人栖居如何与城市的公共与中间混合层面融合的可能性。如果说现代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关键时期是农业的从属于工业化的，那么第二个关键时期又可以分两步走：工业化从属于城市化；全球从属于城市的社会以及城市从属于栖居的[17]。
六、城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另一种戏仿与可能
面对城市化社会的挑战，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专业科学、实证科学的方法论优势，毫无疑问地表现出来。但是，面临种种未知问题的挑战，它无疑也需要转变思维方式。
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社会中强大的方法论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内在的认知方式、知识结构与实践途径的危机。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革命的科学，经常遭遇由于资本主义摆脱自己危机的需要而出人意料地迫使自己转变发展方式，及其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危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关于现实社会危机的批判科学，也经常面临着自身科学的理论危机[18]。这种危机既是其不适应自身时代的表现，也是其转入新的问题意识、新的理论生产的契机。城市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现实问题在理论中的表现。
众所周知，列宁曾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的著名经典论断[19]，由此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最基本准则与理论模型。而法国后现代文论大师布朗肖据此摹仿出所谓马克思的“三种声音”之说[20]：间接而冗长的科学话语、紧迫的哲学逻格斯的言词与简明的政治言说。在城市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已经不适应也满足不了今天复杂的城市社会现实发展要求，需要突破与激活自己的概念逻辑问题域。
议程之一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视野中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新的发展与摆脱危机的动力途径等现实运动，由此入手理解城市社会出现的世界历史背景及其深层的社会矛盾运动规律。
议程之二就是透过城市社会对传统社会结构与阶级群体的巨大冲击，透视城市资本主义的新的压迫形式，由此来思考未来社会的民主力量形式，从而为探索未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治理形式而作好理论准备。
议程之三就是城市文化研究，通过文化视野研究城市，通过城市视野研究文化。诸如，电影城市、网络城市、游戏娱乐城市、音乐城市、身体城市、生活节奏城市、旅游地理城市，健康生命城市，也就是生态城市。这正是从尼采所设想的超越传统的压抑人性的奴隶-基督教制-市民社会的“骆驼城市”，走向自由创造的差异性政治的“孩子游戏城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语）。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城市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而曼纽·卡斯特、大卫·哈维、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等人则形成了研究的历史线索。
城市政治哲学当然是由恩格斯开启的，而列斐伏尔、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彼德·桑德斯（Peter Saunders）、苏贾（Edward W. Soja）、卡斯特、马西（Doreen Massey）等无疑是名列其中的。
城市文化研究是由本雅明开始，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列斐伏尔、德波（Guy Debord）、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瓦纳格姆（Raoul Vaneigem）、佐京（Sharon Zukin）、塔夫里（Mafredo Tafuri）、纽文胡斯（Constant Mieuwenhuys）等为代表。还有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文化研究专家。从青年黑格尔派之后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尼采、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文明史观到二十世纪的以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为代表的北欧建筑学派这条线索自然不能视而不见。
七、回归城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城市理论研究
正像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开头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正在走向一个潜在的、可能的城市社会[21]。从城市到城市社会，从工业社会到完全的城市化社会。这就是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着的现实运动。
回归城市社会研究旨在理解后现代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经验、智慧来应对现代性问题。中国人接受城市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时代性和国别性的差异，我们不能直接把它的概念和结论照搬到中国的现实社会经验之中。中国的城市社会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批判似乎是相反的。为什么是相反的呢？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且开始批判工业化和质疑现代化，从而批判过度理性化的日常生活，从而走向去工业化、反现代性的后工业社会。然而中国仍旧处于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过渡阶段，中国现在的任务不单单是要去批判近代的或者现代的理性化、日常生活异化的局限性，中国的当代任务是要走出那个传统的、以家庭宗族为本位的非历史性的、重复性、停滞性的农业文明的社会生活，摆脱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阻滞力”，建立一个现代性的“公共权力民主化和契约化的”现代公民社会。当代中国缺少制度化、伦理化的现代公民社会的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殖民化问题严重。这不是西方的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压瘪了、萎缩了的日常生活批判问题，而是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去构建现代公民社会空间和伦理生活、精神生活空间的问题。
在中国，城市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一个新生事物，而对于西方来说，这则是对半个世纪前的那个先锋思潮的回归。换言之，从后现代的理论重新回到作为后现代理论起点的城市马克思主义。这使得中国今天所产生的社会思想运动具有了某种与西方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回归的同步性的互补性意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总体起步较晚，是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实践的呼唤与西方城市社会理论的接纳和冲击共同促成的结果。“目前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研究既缺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准备、知识支持、方法运用，更缺少结合本土的经验性的研究著作”[22]。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国内两极化的研究模式，既要注重对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地方城市的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又要注重对城市文化理论、社会空间批判的元哲学资源的利用与深耕。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一种科学性、严密性与包容性、开放性相统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才能够在元理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性的学科架构上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学科做好充分的准备、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代中国是一个明显不平衡发展的多种经济社会形态共时性并存的复杂性社会结构：包括农业社会、行政社会、市场社会、城市社会与网络社会，等等。中国已经不再是农业国家、传统的行政社会，也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而且是全球化与城市化的社会或者高度空间化、区域化的社会。目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从空间化的方法论维度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与革命历史，从空间化角度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与问题；然后集中研究中国城市的历史、城市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城市中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大规模城市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着力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城市建设中的诸多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正在到来的城市社会是多重意义上的既在场，又不在场；是矛盾不平衡发展在地理与空间上的表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以及反封建反殖民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是基于半封建半殖民不平衡发展的客观历史辩证法，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逻辑。今日中国，传统农业与工业化制造业进程衰退，全球的金融消费严重膨胀，城市社会就是这种不平衡或矛盾格局的现实症候 。
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现代化建设之后走向城市社会的自然历程不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则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跳跃进入城市化这个存在状态。这中间，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双重衰退、传统社会文明结构的解体、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的松动与面临的挑战交织于一处。
中国的城市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城市化不是中国本民族的自然历史过程的阶段产物。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主创新而不就范于全球资本主义金融扩张，不是简单听命于资本的巨额利润追求的摆布？这对于中国人走向更新的民主文明社会至关重要。
现代民主法制建设的未完成性与城市化时代所需要的新的治理形式重叠于一处。民族国家的主权、法律治理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扩张所需要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内在冲突，资本主义灵活投资所需要的殖民化地方分工与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居民、城市居民的城市权利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资本、国家与人民的三个主题左右着城市政治与城市治理问题。城市革命不是街头的暴力革命，而是一种新文明的远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民主政治以及跨学科的治理观念。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实践必须吸收传统思想智慧，尊重中国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参与城市建设的权利，处理好全球、城市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建设充满多元性、异质性、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格局与生活方式。
在列斐伏尔看来，没有生产出自己空间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城市化必须区别于资本主义“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碎片化的抽象城市空间，而不断地进行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革命。[23]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自己民族历史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这是城市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再生产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注释
[1] 本文标题之“批判”一词除了通常康德式意义上的“为理论设限与前提反思”之外，还包括如下意义，可谓一名而三义：城市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城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中国化实践，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与批判。在本文的不同环节，其含义各不相同。
[2] 参看拙文《马克思哲学革命关键历史环节的历史原象：从<未来哲学原理>到<费尔巴哈提纲>》，《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
[3] Cf. Kostas Axelos, Introduction to a future way of thought: on Marx and Heidegger, Ed. Stuart Elden, Trans. Kenneth Mills, Meson Press, 2015, pp.95-102.
[4] Cf. 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Ed. Neil Brenner and Stuart Elden, Trans. Gerald Moore, Neil Brenner and Stuart Elde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p.212-216.
[5]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1.
[6] 彼德·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常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4年版。
[7] 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叶齐茂、倪晓晖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10] 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全集》第1卷，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11] 拉萨尔：《致卡·马克思（1851年5月12日）》，《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434页。
[12]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13] Henri Lefebvre, Marxist Thought and the City, Trans.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p.xv.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474页。
[15] 参见拙著《城市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空间话语与中国实践》，《理论视野》2017年第2期。
[16] 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2002; Gregory, 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Katznelson, I., Marxism and the C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17]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p. 100/89-90.
[18] 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易晖译，吕黎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9] 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三版，第309-314页。
[20] Maurice Blanchot, Friendship,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98-100.
[21]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1.
[22] 刘怀玉：《城市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空间话语与中国实践》，《理论视野》2017年第2期，第8-11页。
[23]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 Blackwell, 1991, pp.53-55.
▲ 本文原载于《文化研究》（第3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