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法国
黑格尔在法国
本文选自《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一书第一章“黑格尔的复兴：走向一种哲学人类学”第1节“黑格尔在法国”。
黑格尔
黑格尔在二战后法国知识界的突然兴起，标志着与传统思想的一次断裂。当黑格尔在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统治德国思想的时候，法国知识分子对其却几乎未有耳闻。甚至像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这样一位在人类总体发展问题上持有伟大远见(这在很多方面与黑格尔相似)的思想家，也没有对他的东方对应者给予重视。①学院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对黑格尔兴趣索然，迟至1931年黑格尔才被一位哲学与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所介绍。与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不同，法国没有黑格尔学派，没有一个人熟稔黑格尔的学说，当然在法国的大学中也就几乎没有正儿八经的黑格尔的门生。②只有像安德烈·布雷东(André Breton)等超现实主义者和20世纪20年代的一群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反传统的(offbeat)知识分子才对这位德国的辩证学家表示赞赏。柯瓦雷认为法国知识界之所以对黑格尔缺乏兴趣，原因诸多：黑格尔著作的晦涩，笛卡儿主义和康德主义哲学传统的强势，黑格尔的新教信仰，然而最首要的是法国人并不相信黑格尔所谓“逻辑综合与历史生成之间的绝对同一性”。③相反，对于法国的理性主义者来说，历史与永恒的、存在于时间之外的理性和逻辑总是分离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说明20世纪40年代（法国知识界）发生的黑格尔转向呢？
在很多黑格尔的皈依者眼中，1940年法国的惨失已经使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知识和政治传统颜面扫地，致使这个民族处于思想的真空之中。解放前夕，在法国唯一留存的道德力量来自已经由政治进步团体所掌控的抵抗运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说过，“解放后，再也没有……自称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了”④。战争与抵抗的经历“改变了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基本规定：反思的主题、问题、概念和态度⑤。1944年后，法国人渴望对社会、政治和知识领域进行根本性的革新。随着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知识分子们对即将来临的激进社会变革充满梦想。在充满希望而又最终幻灭的战后岁月中，“决定性的哲学事件”⑥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发现。因此在资产阶级旧世界的坍塌、对社会主义的期待以及黑格尔的复兴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对黑格尔兴趣的复兴主要指向《精神现象学》⑦，其次是黑格尔的早期论文。绝大多数传统的知识分子——天主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现象学者和学院哲学家——都在阅读和讨论黑格尔，沉浸在一种与既有的思想格调迥异的思想体系之中。对《精神现象学》的不同吸收尤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分歧的出发点。有人认为，阅读黑格尔可以消解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长期存在的矛盾并开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向。对传入法国的黑格尔思想的研究为一种新的知识综合的最终形成拉开了序幕。将《精神现象学》介绍给广大受众，展示这一文本里的力量和见识的任务落到了两个人的肩上：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一个苏联的流亡者，和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这两位哲学家各自翻译黑格尔，讲授黑格尔，并出版关于《精神现象学》的长篇评论，以一种崭新的思考和领会世界的方式启迪公众。黑格尔的复兴激起了法国思想界的剧烈震荡与重组，后来法国思想中的很多重要成就都直接或间接源于此。科耶夫和依波利特对《精神现象学》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复兴、萨特的存在主义，甚或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的知识资源。⑧
科耶夫
《精神现象学》的深刻影响以各式各样的声调回荡在法国思想界的各个角落。每个人都赞同黑格尔——尽管他本人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提供了一种批判唯心主义某些方面的方法。唯心主义的主要缺陷是总倾向于使概念成为永恒，法国人在黑格尔中找到它的解毒剂。解唯心主义之毒的根源在于《精神现象学》对理性的历史性和历史的合理性的强调。现在天主教徒可以避免托马斯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斯大林主义，存在主义者与新康德主义论战。与黑格尔的历史中的异化哲学、辩证法、意识现象学相比，经院哲学中理性主义的贫乏形式显得衰弱无力。也许黑格尔掌握着解开主体与客体、所是与应是、历史与本体论、个人与社会、科学与人本主义、知识与行动之间二元论之谜的钥匙。例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就持这样的乐观态度：“包括马克思和尼采的哲学、现象学、德国存在主义以及精神分析学等上个世纪所有伟大的哲学理念，都在黑格尔那里拥有它们的起点；正是他开始尝试探究非理性并将它合并到展开了的理性之中，这仍然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任务。”⑨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还被用来反对20世纪头三十年欧洲社会思想中的保守主义。对社会的科学研究似乎证明这样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民主只是一种无法彻底实现的理想，社会秩序要求精英、强力机构以及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涂尔干（Durkheim）、帕累托（Pareto）、韦伯（Weber）和米歇尔（Michels）的社会理论已经揭露了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非理性，它倾向于使所有对彻底民主化的愿望变得暗淡无光。⑩帕累托注意到政治事件中非理性情感的力量，以及对压迫性权威的力量毫无撼动的冷酷的“精英循环”；涂尔干断定混乱或者道德迷失是有害的理性主义、劳动分工以及传统农村共同体终结共同影响的结果；韦伯悲观地预言一种无生命的、程序化的、祛魅了的世界正充满矛盾地从社会机构和社会行动的“合理化”过程中浮现出来。⑪这些社会理论家将科学从克服他们所揭示的弊病的实践中分离出来。⑫对他们而言，历史是非理性的；既然人们的活动是盲目的或非理性的，社会冲突不可能通过理性的对话得到解决。
法国知识分子在黑格尔那里看到了对持有这些理念的保守主义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从《精神现象学》中读到的是对一种将理性和历史对立起来的观念的批判。社会科学家的错误藏在他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之中。他们的唯心主义使认识者处于知识领域之外，处于历史之外。梅洛-庞蒂批评“涂尔干把社会看作一种面向个体的外部现实，并且委托社会概念将在个体面前呈现的一切解释成他不得不成为的东西”⑬。这种把社会看成是某种外在于个体的存在的方式同样是韦伯和帕累托所共有的。一方面，它未能从交互影响的相互作用的网络内部去理解个体，结果给予个体以特权，另一方面却又为社会压迫辩护。由于远离隐藏在理性幕后的历史活动领域，社会理论家总是能发现历史中的非理性和彼岸的理性。正如法国人所读到的那样，黑格尔教导说如果理性或理论家在历史之内被发现，他的研究对象（客体）将不是一种疏远的、“非理性的”他者，而将成为内在的并显露它的更深刻的理性。⑭从黑格尔的视角看，等级制的事实与非理性准则将表现为人类完美的可能性内的历史变形，而非永恒。无法预料的、无意识的社会活动产生的机构和理念将向理性和变化开放。社会现实领域中的矛盾将出现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而非在分裂的对抗申。黑格尔坚持每一部分与总体之间的连接，坚持社会经验的表面上各自独立的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依赖。⑮与唯心主义理性相矛盾的东西对于黑格尔理性的历史辩证法来说成了可理解的。这一主题在科耶夫对黑格尔的有争议的阅读中非常突出。
注释：
① Frank Manuel，Prophets of Paris (N.Y.，1965) 287.
②Alexandre Koyré，“Rapports sur l'état des études hégéliennes en France，”Revue 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5：2 (April-June，1931) 147. 关于1940年以前法国大学中缺乏黑格尔哲学的教授的观点，重要的现象学家迈克尔·杜夫海纳在《黑格尔的现实》（Actualité de Hegel)中也有论述，Esprit，16：148 (Sept.，1948)396. 少有的例外是吕西安·埃尔，他早在1914年以前就在巴黎高师教授黑格尔。参见Jean Dufignaud，“France：the Neo-Marxists，”in L. Labedz，ed.，Revisionism: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Ideas (N.Y.，1962) 314；以及列斐伏尔和古特曼在1939年出版的选译作Morceaux choisis de Hegel (Paris，1939).
③ Koyré，前引著作， 150.引自Léon Brunschvicg，Le progrès de la conscience dans la philosophie occidentale (Paris，1927) Vol.1，397.
④ HenriLefebvre，“Le Marxisme et la pensée francaise，“Les Temps Modernes，13：137-138 (July-Aug.，1957) 110-111.
⑤ 同上，106.
⑥ Henri Lefebvre，“Le Marxisme et la pensée francaise，” Les Temps Modernes，13：137-138 (July-Aug.，1957) 114.
⑦ HenriNiei，“L'Interpretation de Hegel， Critique，18 (Nov.，1947) 427.
⑧ 参见结构主义者Jacques Lacan，The Language of the Self，trans. A. Wilden (Baltimore，1968) 192-196，218-219，306，308. 这些引用源自威尔顿关于科耶夫的黑格尔研究对拉康的影响的讨论。
⑨ Sense and Non-Sense (Evanston，Ⅲ.，1964) 63. 除了那些已经用英文译出的标题，全书所有的译文都由我自己翻译。另外，所有重点标出的部分都来自原文，另有说明的除外。
⑩ H. Stuart Hughes，Consciousti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N.Y.，1958).
⑪ 参见Herbert Marcuse，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1968) 201-226，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范畴的敏锐批判，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⑫ J. Freund，The Sociology of Max Weber，trans. M. Ilford (N.Y.，1969) 85.
⑬ Sense and Non-Sense，trans. Drreyfus and Dreyfus (Evanston，Ill.，1964) 89.
⑭ Jean Hyppolite，Genèse et structure de la phénoménology de I'esprit de Hegel (Paris，1946) I，26. 以下简写为Genèse。
⑮ Henri Lefebvre，“Marxisme et sociologies，” Cahiers intemationaux de sociologie, 4:3 (1948)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