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周嘉昕:文本、历史与问题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视域中的“青年马克思”

内容提要:“青年马克思”问题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焦点话题。该问题的讨论依赖大量马克思未发表文本,充满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是对抗,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特征。以“青年马克思”为切入点,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形成传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文本类型,系统梳理“青年马克思”研究不同模式的历史更迭,在阐释模式反思、思想语境重构、问题意识转换中,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演进,将为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坚实学术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文本分类/“青年马克思”研究五阶段/问题意识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新阐释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16MLB006)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也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演进、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在此过程中,“青年马克思”因其特殊的思想史境遇和复杂的文本依据状况,在近一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阐释中扮演了关键性的理论角色。在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今天,回顾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文本存在方式,梳理马克思思想形象建构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理解模式的历史承转,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问题新视角重新回顾“青年马克思”的实践探索和思想成长之路,不仅现实可行,而且将呈现出新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一、出版物、修订版、遗留稿、译文版:文本传播中的马克思形象 

  毋庸置疑,近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推进,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在具体的学理层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离不开对于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梳理和反思、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理论原原本本的分析和研究、对于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学术思想成果的批判性借鉴。由于特定的历史机缘,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文本和《资本论》手稿文献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进展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老一辈学者的推动和引领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成果。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也被摆上了台前案头。作为文本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进行分类,不仅涉及文本本身,而且在更深一个层面上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总体进程的理解。

  张一兵教授在其著作《回到马克思》中,区分了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大体存在的三类不同的各具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在以往的研究中,受到学者普遍重视和着力研究的往往是第三类论著,第二类文献也得到一定的关注,而第一类文献实际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解读和研究地位。因此,他认为只有通过第一、二类文本的深入解读,才有可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新路与缘起语境。[1](P12)对于笔记、手稿和书信的推崇,反映了文本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尝试在文本研究中自觉回到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原初进程,以文本作为重要的中介和载体,进入马克思学术探索的理论深处。同时,之所以要区分三类文本并突出笔记、手稿和书信的重要性,还同研究中曾经存在的“错误引导机制”,即认为在第一、二类文本同第三类文本之间存在着成熟与不成熟的界线;以及由于客观历史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笔记和手稿,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才逐步公开问世有关。[1](P12)

  这就提示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回到文本本身”,不仅要关注文本,而且应自觉思考文本向我们的呈现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一兵教授在其日后的研究中,还曾经提出了包括“拟文本”、“构境论”等一系列与文本研究相关的新概念、新方法。尽管这些概念的提出,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其中所包含的那种从文本推进到思想史,从思想史推进到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探索的思考,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在这个意义上,随着近年来MEGA2编辑工作的推进以及国内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深化,另一种新的文本分类方式也逐渐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域。这就是以马克思不同时期的形象建构(image)①为导向,以马克思理论文本出版问世的方式为线索,对马克思文本所进行的分类方式。可以说,这种分类方式的依据是马克思文本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概而言之,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可以据此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文本是马克思在世时,由马克思创作、修订并公开出版问世的著作。这是现存马克思文本中最为庞大的一部分内容,也是一般意义上为大众最为熟知的部分。从早期《莱茵报》时期的作品,到《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经过《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其后1850年代卷帙浩繁的政论文章,以及《资本论》第一卷的公开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研究分析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直接反映马克思不同时期理论发展的同时,还折射出特定思想史语境中马克思与其理论对手和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微妙关联。因此,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创作、修订并公开出版的著作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马克思著作,而必须对后面第二类和第三类文本的分析加以仔细甄别。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内学界已经认真关注过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恩格斯)的比较问题,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修订再版时所发生的术语调整等。

  第二类文本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加以整理出版或修订再版的著作②。这一类文本在既有研究中也已经为大众所普遍熟知。其中,代表性的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样的巨著。在对这一类文本的分析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特别值得我们关注:首先,马克思写作但恩格斯后来整理出版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理论“事件”,如著名的《资本论》二三卷的出版和《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恩格斯基于特定社会理论语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发和捍卫。其次,在整理出版或修订再版的过程中,恩格斯往往要对马克思的相关表述做出调整和改变,这就直接产生了一个后来得到国际学界热议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讨论由于其复杂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背景,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这类文本的认识。再者,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编辑整理,还留下了数量颇丰的说明和介绍性的文字,由于前两个方面的原因,这些说明介绍性的文字往往具有自身独特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最典型的莫过于恩格斯的“最后一部作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第三类文本是后来的马克思研究(Marxian Studies)者编辑整理并出版的文本。这里所使用的马克思研究者,既不仅仅指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家,也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专家,更不专指西方“马克思学”,而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强调研究马克思的学者。其实,回顾恩格斯去世以来的马克思文献编辑整理工作,主要的工作无外乎是包括: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如考茨基(编辑出版《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梅林(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等人的文本研究工作;苏联(俄)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MEGA1、《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德文版)、1970年代到苏东解体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MEGA2)等③;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工作以及两德合并之后的MEGA2研究,由于保存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主要部分的便利条件,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马克思文本研究的重要中心,但主要采取了同莫斯科和柏林合作并为国际学者提供协助的方式展开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巴纳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遗失”手稿的发现、罗扬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稿的介绍,以及科拉德有关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编辑和研究等④。

  第四类文本是马克思文本在研究和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译文版本。这些文本对于马克思理论形象的建构往往扮演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对于非德语世界的马克思研究者来说,大都要遭遇马克思著作译文版本的问题。仅举两个例子:新世纪以来,有关马克思著作中若干理论范畴的辨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其中,不少术语在德文原文和中文翻译中并不完全一一对应,如“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概念的辨析,物化、物象化(事物化)、对象化的比较,马克思著作中“人”的不同表达等⑤。尽管其中存在理论阐释的因素,但是文本的翻译难免影响思想的阐释。另一个例子是英语学界有关《资本论》第一卷,特别是第一章《商品》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德语术语和英语翻译的差异,而对马克思的方法论理解产生差异。因此,马克思文本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所形成的译文版本,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结合起来,也就具有了自身独特的理论价值。

  简言之,马克思文献中存在的公开出版物、恩格斯修订版、后人编辑整理文本、传播译文版本这四类文本,本身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传播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理论形象建构的文本依据。对于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和文本的解读,必须在文本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指引下,自觉关注文本背后的历史语境和理论构架。在这个意义上,就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言,很难按照所谓的重要性给这四类文本进行一个简单的排序,而必须在具体理论问题的阐发中,自觉识别所利用文献依据的文本类型,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审慎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具体到“青年马克思”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这四类文本的分类显得尤为重要。这首先是因为,“青年马克思”的发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或者说正在建构过程中的事件。“青年马克思”的讨论既离不开公开出版物,如《德法年鉴》、《神圣家族》等著作,也离不开恩格斯修订过的文本,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雇佣劳动与资本》,更是直接依赖于后人编辑整理出版的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博士论文”等。此外,就我们今天的研究而言,也不能忽视既有译本所产生的潜在影响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首先尝试回到历史中去,发现“青年马克思”的不同形象建构,以及“青年马克思”背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

二、“青年马克思”研究的五大模式与五个阶段 

  纵观国际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有关“青年马克思”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对此,张一兵教授曾经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将国际国内“青年马克思”研究概括为五大模式。这五大模式分别为:一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神话,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学派的所谓“断裂说”,四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较为普遍的“进化说”,五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孙伯鍨教授在1970年代末提出的:即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文本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1](P3-8)毋庸置疑,这五大解读模式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既有学术研究中有关“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判断,同时,也正如张一兵教授自己所强调的那样,“这里指认的所谓五大解读模式并没有一种时间先后顺序关联,它们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同时,这些模式只代表了这一理论思路中的典型范式,而不是绝对的覆盖模式,每一模式的存在的具体形态又是十分复杂和多变的”。[1](P10)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一种有所不同的意见:有关“青年马克思”的解读模式,伴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变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献研究的推进,这五大解读模式不仅存在相互的影响和具体形态的变化,而且存在着历史的过程性变化。不同历史时期,对于“青年马克思”的关注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兴趣转移,也可以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语境中得到大致的说明。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青年马克思”或者说广义的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思想和著作,存在一个被发现并不断被重新诠释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依赖于文本的识别和发现,也离不开理论的阐释和建构。在这个过程中,既存在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上的冲突与对立,也存在文本研究和学术思想中的竞争和相互影响。总的说来,“青年马克思”理论形象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自己早期思想发展的“道路回顾”。其中,代表性的文本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卡尔·马克思》(1877)、《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等。综合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公开发表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道路回顾”中所提到的文献,以及第二国际时期整理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青年马克思”理论形象支撑的文献主要有:《马克思致父亲的信》(1837)、《莱茵报》时期的作品(1841—1843)、《德法年鉴》上的著作(1844)、《神圣家族》(1845)、《马克思论费尔巴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只闻其名未见其详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哲学的贫困》(1847)、《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1849)、《共产党宣言》(1848)。在这个阶段上,“青年马克思”并未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问题呈现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根据马克思自己的表述,“青年马克思”的探索不过是一个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发现作为“一经发现就用来指导自己工作的总的结果”的“唯物史观”的过程。同时,面对19世纪下半叶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以及《资本论》理论方法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刻意强调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和唯物主义的辩证发展。因此,《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得到了突出强调。只不过,马克思更加关注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恩格斯更加推崇的是《神圣家族》。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细的差别。

  第二个阶段是第二国际时期,以普列汉诺夫、梅林、列宁为代表,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说明。总的说来,第二国际理论家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相关表述,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理解为一个“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只不过,对于这种“唯物主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存在不同的理解。如以狄茨根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认为,“青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变,就是一个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以拉布里奥拉和梅林为代表,更愿意强调这是一个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这样,在第二国际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命名的不同观点。简单说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表述,更多使用的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来界定自己的理论方法,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也大都坚持了用“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命名的做法。但是面对庸俗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等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出现,以二者为代表,开始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叙述中阐发“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内核。与此同时,也借用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表述,出现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来指认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就“青年马克思”的文献研究而言,在这一阶段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并不显著。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伯恩施坦和倍倍尔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梅林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选》、梁赞诺夫对于1850年代政论文章的收集整理、古斯塔夫·迈耶尔对“青年恩格斯”的发现以及恩格斯早期著作的整理上。

  第三个阶段是十月革命之后,苏俄(联)学者,如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等,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展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在此过程中,收集、整理、出版了以《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为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虽然“青年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手稿,是在这一时期,即20世纪20、30年代被苏维埃学者,主要是以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及其后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编辑出版的,但是“青年马克思”的发明权却并不能被简单归于苏维埃学者的名下,恰恰倒是可以被归为以朗兹胡特、迈耶尔、马尔库塞、德曼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名下。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这是因为:随着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东西方的同时问世,引发了西方学者有关“新发现的马克思”,或者说“青年马克思”讨论的热潮;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著作的出版并没有承担这样一个“新发现马克思”的理论功能,而是在直接的意义上服务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走向科学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历程的需要。具体说来,这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决定的:

  首先,对于苏维埃学者来说,针对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的收集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诚如梁赞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前言中所提到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推动了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任何领域都受到这两位伟大思想家的强大影响,他们的理论在他们去世后虽然多次被“消灭”,然而总是获得新的生命。……为了能够准确地追寻马克思和恩格斯灌输到历史过程而又成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强大思想动力的那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且对这两位研究者和斗士从事的活动获得一个全貌,我们必须掌握有关他们的理论创作以及它们的实践和组织活动的全部见证。……只有将他们的全部思想遗产再现并汇集在一个考证性的全集版本中,才有可能对他们毕生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2](P204-205)

  其次,在苏维埃学者编辑整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当时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苏俄(联)国内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影响;另一方面直接遵循列宁关于加强唯物辩证法研究的要求,更加关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本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过渡,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阐发。这也就解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特别关注并整理问世的原因了。

  再次,就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变化和学术研究的演进来说,有关“物化”现实(借用卢卡奇的话说)的反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存在状态的关注,对于青年黑格尔派学术兴趣的增长,构成了西方学者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发不同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马克思思想形象的“青年马克思”的理论根源。可以说,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的问世开始,就存在着两种“青年马克思”理解的差异和竞争。

  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两个“青年马克思”竞争白热化的时期,同时,这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充分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的西方“马克思学”,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吕贝尔、费切尔、李希特海姆等。作为对西方学者,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者所提出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阐释的理论回应,苏联学者自50年代初开始,进一步强化了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研究,以奥伊泽尔曼、拉宾、巴加图利亚等学者的研究为代表,形成了有关“青年马克思”的大量研究成果,并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观点。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苏联学者有关“青年马克思”的研究在文献信息掌握、思想脉络考察上都远胜西方学者,但是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论阐释上却由于片面因循列宁、斯大林的若干判断,而呈现出“原理反注文本”的特征。即便如此,较之抽象强调生平思想文本研究,过分关注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西方“马克思学”来说,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仍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推进。最具代表性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巴加图利亚版和新德文版的问世,以及大量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成果的出版。

  在某种意义上说,尽管阿尔都塞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在意识形态和科学的问题式断裂中对“青年马克思”问题进行了充满显示度的理论阐释,但在针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研究,回应西方“马克思学”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这一点上,阿尔都塞与苏联东欧学者是同路人,或者正如苏联学者后来总结所说,这一思想本身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新鲜,阿尔都塞只是设法给它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论据。但是由于有点片面地强调了马克思所进行的科学和哲学革命的彻底性(所谓认识论上的断裂),阿尔都塞不仅加剧了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辨哲学的修正主义的分歧,而且加剧了与许多已开始研究“人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3](P435)

  第五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青年马克思”热相对退潮,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深化的阶段。基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进展,以及阿尔都塞对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问题的尖锐批判,西方“马克思学”所推崇的“青年马克思”观念日益暴露出自身的短板。1970年,随着吕贝尔“反恩格斯提纲”事件爆发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逐渐取代了“青年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此外,随着《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研究的推进,以及作为社会历史背景的福利国家制度或消费社会的出现,西方左翼学者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关注开始更多强调《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批判性理论方法。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青年马克思”研究日趋退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本和著作研究并没有取得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MEGA2)计划启动之后,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研究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如198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的编辑方案的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新的文本编辑方案的讨论,马克思早期经济学手稿研究的深化等。此外,结合西方学术研究的进展,回到现代社会的兴起及其思想史演进的过程中,结合政治哲学、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宗教神学等不同领域的探索,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同时代人的文献档案研究的推进,“青年马克思”的重新阐释虽然没有形成新的统一的解释模式,但在若干具体的理论观点上也形成了许多新的成果。特别是结合《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重新发现并诠释“青年马克思”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生长路径。

  必须要作出说明的是,尽管“青年马克思”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学术界主要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才集中展开的,但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殊性,一方面受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并力图进行突破创新,另一方面有借助于西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来拓展视域、形成参照,所以在这一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展中,“青年马克思”的探讨、争论和反思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历史上不同阶段出现的,有关“青年马克思”研究的不同解读模式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产生着学术影响,而这也构成了我们今天深化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研究深入开展的重要学术资源和理论出发点。

三、理论范式、思想语境、问题意识:“青年马克思”在21世纪 

  回到“青年马克思”研究这块学术史上已经被深度耕犁过的理论领域,可以发现:“青年马克思”绝非一个可以为研究者所“直观”把握的对象。在既有的研究中,对于“青年马克思”的理论阐释,存在着或隐或显的范式的交叠甚至冲突;作为研究直接依据的“青年马克思”文本著作,且不说我们的研究尚未穷尽那些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文本,特别是手稿和笔记部分,就是那些公开问世的文本,也因为不可避免的掺杂进后人的整理和诠释,而显得越发扑朔迷离;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相关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语境和学术“支援背景”的理解也呈现为一个向我们不断打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同一人物、观点和著作,也折射出不同的理论色彩。当然,强调这样一种“青年马克思”研究背后“可见之物”和“不可见之物”的复杂交叠,并不意味着接受某种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倾向,而恰恰是力图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通过“青年马克思”研究,在文本阅读、思想史梳理和理论自省的结合中,与马克思并肩成长,将自己教育成为一名坚定立场、立足文本、对话挑战、回应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在这个意义上,回到“青年马克思”问题中来,就必须自觉秉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光荣传统,在既有理论范式的批判性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分析、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意识自省中,“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⑦。

  回顾上文所概述的“青年马克思”研究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在“青年马克思”问题上,颇具冲击力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范式似乎主要是由西方学者所提供的。其一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基于1932年公开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了所谓的以人本主义异化理论为核心的“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或以“青年马克思”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其二是针对这种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理解,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断裂说。但是对于“青年马克思”文本的整理、识别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理论逻辑的研究来说,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扮演着基础性的作用。一方面,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大量“青年马克思”文本,本身就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导和推动下方才得以问世的。一个颇为反讽的事实是,尽管西方“马克思学”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阐释出发,建构了所谓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然而他们所主要利用的文本依据却是由苏联学者(包括来自苏联的德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阐释为指向,编辑整理出来的版本,西方“马克思学”并未真正利用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没有能力提供一个真正独立编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版本。另一方面,即便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对于澄清“青年马克思”问题,形成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科学理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与其同时代,在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经基于文本和历史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的大量重要文献。其中,拉宾、巴加图利亚,甚至于说此前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的研究,放到今天来说,仍然可以起到重要的理论借鉴作用。

  当然,由于苏联学者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受客观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影响,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和具体文本的研究中,不恰当地挪用了列宁、斯大林等社会主义领导人的既有判断和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又是结合特定的历史和学术语境,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本占有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阐释的需要而形成。因此,苏联学者有关“青年马克思”研究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的阐释模式和表述方式遮蔽起来。说句题外话,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研究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学者在《资本论》中的哲学方法、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研究等领域,也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推进。但是这些推进本身却因为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内部的斯大林式话语的钳制而未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理论光彩。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国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对于这些思想资源并未进行有效的整理和发挥。反倒是近年来随着西方左翼学术话语的推进,这些理论资源开始以特定的方式产生影响并重新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马克思”研究来说,主要的理论特质有三:

  一是基于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依循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的质性判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来说,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这一核心理论问题意识。由于普列汉诺夫、列宁就马克思主义形成作出判断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早期文献尚未被发现,这样,依赖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能够接触到的文献,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回顾与总结,形成了1843年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述,1845年马克思主义确立的基本判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问世之后,结合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化理解,将《神圣家族》确立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完整看法的制订。

  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研究中,依托列宁“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虽然在理论逻辑上将马克思主义看做“一块整钢”,但是在研究中,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变革,更多强调了德国古典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关系成为苏联学术界密切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曾专门借“哲学唯物主义”讨论提出了批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潜在地强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哲学变革(辩证唯物主义),并将这一哲学方法推广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解释倾向。

  三是回顾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研究,针对“青年马克思”若干文本和观点的解释,其形成和确立本身也是一个同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竞争意义上的“反向建构”的产物。虽然大量早期文献在1920和1930年代的MEGA1中已经出版,但是真正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和思想的深入研究却是在1950年代之后开始并逐渐兴起的。一方面出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另一方面面对人本主义异化理论的挑战,这样一种“青年马克思”研究愈发呈现出所谓的“原理反注文本”的特征。

  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研究的得失,充分利用传统研究提供的文本解读和思想史阐释成果,吸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研究的积极成果,可以尝试提出这样一种回到“青年马克思”的理论路径。这就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思想和文本中去,暂且搁置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范畴的“反注式”阐释,依循“青年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背景、学术思想语境和文本写作进程,以问题意识的转变为焦点,重述“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或可以提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和基本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更为充分的诠释和理解。在我们看来,从“国家”批判、“市民社会”解剖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分析这三个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意识出发,重述“青年马克思”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之路,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辩证法”、“两个伟大发现”之间的内在关联等今天学术研究中得到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

  围绕“国家”、“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资本)三个主导性的问题意识,我们可以发现:首先,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本身既直面德国、法国、英国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现实,又接受并直接介入了当时的基督教神学、政治法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争论。这样,“青年马克思”所讨论的问题、所使用的术语、所写作的文本,就获得了更为立体的思想史支撑,其中必然涉及对于既有理论研究范式及其解释框架的反思与进一步凝练。再者,从主导性问题意识的转移来重述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势必形成对“青年马克思”不同文本之间理论关系的重新梳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尝试论证:在马克思的早期探索之路上,不同阶段和文本之间既存在变革和断裂,也存在延续和继承,因此可以用“文本群”概念来指涉这一现象并深化我们的研究。在这样一种视角中,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为代表,这三个“青年马克思”“文本群”标志着马克思从“国家”批判转向“市民社会”解剖,进而从“市民社会解剖”推进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明。贯穿其中的是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批判,构成其理论资源和竞争对象的分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样,三者之间绝非泾渭分明,而是交叠互涉。

注释: 

  ①在英文中,“形象”或“图像”(image)本身就是“概念(建构)”的涵义。

  ②在这一类文本中,还应包括贝克尔、爱琳娜·马克思整理和出版马克思遗著。但是由于数量和影响有限,主要以恩格斯为主展开讨论。

  ③除了关注MEGA1和MEGA2的文本研究工作外,我们不应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理论成就,这一版本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普遍流传版本的主要依据。

  ④参见S.Bahne,“Die Deutsche Ideologie'von Marx und Engels.Einige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7(1962); Jürgen Rojahn,“ -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28:1(April 1983); The Ethnograph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transcribed and edit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awrence Krader,published by Van Gorcum & Co.,1972.

  ⑤参见张一兵、周嘉昕:《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认识》,《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周嘉昕:《物化、事物化还是对象化》,《哲学研究》,2012年第11期;周嘉昕:《马克思著作中的“人”》,《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

  ⑥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Idealismus”曾被翻译为“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有关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主谓颠倒”;而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集》中则被译为“主宾颠倒”。

  ⑦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参考文献略,请参见原文。原载《教学与研究》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