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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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昶:世界是“我们”的 ——新媒体语境中的共享文化流变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共享”几乎是近两年来社会生活中人们最关注的互联网词语。这一方面是因为,以“全民共享、渐进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为核心内涵的共享发展理念是党和政府明确的重要施政理念;但另一个民众体验更直接显豁的原因是,在“互联网+”的全民创业时代,“共享”已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施政理念关键词,而是一个正在被推而广之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或是生活方式。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雨伞,共享办公室,共享书店,共享衣橱,各种以“共享”为名的新经济样态,就像色彩斑斓的共享单车一样,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大张旗鼓地走进并试图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图景。这种改变对人们的生活形态有可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从而影响人们对身处其间的世界的理解。
在以“共享”为代表的互联网生态中,年轻人和老年人因为对于技术的掌握和信任不同,更有可能将他们年龄的断代痕迹硬生生地带入共同的社会现实生活之中。正如威廉斯所称,“新的一代以自己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做出反应,在很多方面保持了连续性,同时又对组织进行多方面的改造,最终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整个生活,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1]。只不过,比起威廉斯所描述英国工人阶级时代的代际关系,在今天的新媒体语境中,不同代际人群的感觉结构更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这种感觉结构的革命性变化进而带来相应文化形态的大变化:共享文化的出现是这种经济、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
一、从传统到现代的“共享” 
《礼记》有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也”。“共享”理念自古有之,其体现着朴素的平等均富思想。中国封建时期历次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像“等贵贱、均贫富”“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等,亦常常将“共享”理念涵括其中。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和保障,诸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音乐厅等文化单位的免费开放,公园、体育场馆等活动场地的提供,乃至于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单位的建设,事实上就是民众共享的各种习惯方式。一个最典型的应用场景就是,公共或校园图书馆的图书以单人借阅的方式反复流转,并在长期的流转过程中实现精神价值的传递与生产。只不过,当人们身处各种公共服务的天然“共享”之中时,却很难自觉地意识到它们的特殊意涵。这是因为,这些传统的“共享”服务一般是基于政府对于所有纳税人的法律契约式承诺,公共服务场所往往是固定的,其呈现时间和方式一般是常态化、秩序化的。对于民众而言,它们通常是现实生活的必需,几乎就像人们共享的水和空气一样似乎是与生俱来、无处不在的,但又因之容易忽略它们的存在。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互联网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与力度迅速普及与蓬勃发展,直接改变了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人们通过网络互动的机会与途径越来越丰富,有学者乐观地称,“网络互动具有现实世界中不具备的人人平等的内在品质。因为,社会不平等的标志——特别是性别、种族和年龄,而且还有地方口音和身体残疾——全都隐藏在了以文本作为主要交流工具的网络世界的背后”[2]。网络空间将人们从复杂的现实中抽离出来,又将其集聚到五花八门的数字空间。在这些充盈的空间里,人们极容易按照自己的爱好和兴趣结成不同的虚拟社群,他们的很多信息交流从本质上就是“共享”,进而可以在“共享”中形成一个个或紧密或松散的想象共同体。
例如,无论是在早期的BBS论坛、聊天室,还是在当下人们普遍使用的QQ空间、微信朋友圈,网友们以各种载体传送自己的情感、生活状态、知识、新闻信息,往往期待的是他人的关注和理解,微信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即是典型的“共享”象征符号;在诸多网络游戏中,现实中互不认识的网友基于共同的游戏目的结成各个游戏工作组,彼此互助支持,对抗共同的敌人,共享虚拟的游戏资源;在大流量的视频网站如优酷、爱奇艺、腾讯中,人们乐此不疲地大量传送自己日常生活中拍摄编辑的视频,点击量和下载量即是“共享”的乐趣所在;在类似于“知乎”这样的网站中,人们习惯于将自己在工作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和思想,通常是对切身问题的理解,分享给有困惑的人群;另一个颇有意味的场景中,P2P的点对点下载方式使得网络视频音频的自由传播畅通无阻,这种下载方式的本质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每个人都是使用者,每个人也都是供给者。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其实都是公共资源。这种“共享”传播几乎使得传统方式的音像影像制品销售沦为摆设。
换言之,“共享”其实是网络社区的显著特征。它与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紧密关联。技术带来网络组织和社区形态的更多可能性,也带来传播的更多可能性,从而促成“共享”生态的勃勃生机。人们注意到,即便是传统的公共服务,通过互联网的链接和联结,也使得其原先的线下“共享”走入线上,更为便捷惠民。例如,医院提供的网上挂号、远程诊疗,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网上政务办公,数字图书馆、数字报刊提供的海量文本资源。网络时代的“共享”较之于传统时代,人们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尤其是搜索工具和联结工具的普及,使得虚拟社群的组织前所未有的方便,其社群内的“共享”意愿和行为通常远远高于社群外。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其社会性在网络空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尽管如此,人们也并未普遍地自觉意识到共享文化的浓厚氛围,因为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依然存在着相对的距离,直到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才让他们更直接地感受到“共享”就在身边。
二、从信息到实体的“共享” 
如前所述,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前的网络空间“共享”主要表现在信息的“共享”,并未直接触及实体空间。马云的阿里巴巴被视为中国互联网创业的顶尖案例,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并被大范围复制和效仿,但阿里巴巴也只是在信息交互的基础上推动了网络销售的爆发。无数快递小哥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归根结底只是单向度的商品的传递,商品的信息被搜索、锁定乃至分享,但商品实体本身大都并不在共享范畴。
  诸如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在线地图的发展是移动互联网普及后,共享方式发生变化的典型案例。早期的在线地图只提供普通的搜索查阅功能,随着智能手机空间准确定位的接入,在线地图的导航服务成为汽车时代人们生活的依靠。卫星导航服务使得在线地图从静态变为动态,每一个个体的接入使他们既成为地图资源的享用者,又源源不断地为地图提供新的信息。在大城市的通勤高峰时段,手机地图明暗闪烁的道路拥堵情况指示,其实就是所有人即时位置的共享——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利他即利我”的共享原则。在这种共享图景中,个体是网络的结点,每个结点都承载着流动的信息、流动的汽车、流动的人,信息的物化与人的信息化错综融汇在一起。
  由此看来,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带来的“流动”是共享空间从线上到线下全面开启的重要原因。在属于网吧、办公室、家庭的桌面计算机时代,“共享”更多地被锁定在虚拟的社区信息交互中;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虚拟空间的即时参与者大可以在实体空间自由地流动。有意思的是,通过人或物的中介,两个不同空间的流动也可以紧密对接。换言之,在同一时空中,人可以推动信息的生产交互,而信息反过来同样可以推动人或物体的行为——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新模式正是在这个语境中铺排开来。
  比较一下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的不同境遇。在共享单车出现之前,很多城市政府为了促进居民公共出行,都下力气建设了独立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但这些系统都依循着传统的共享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居民们可以通过办理记名充值卡,在固定的站点取车,固定的站点还车。在这种租赁自行车的过程中,供给方和居民没有信息的即时沟通。而共享单车从一开始就灌注了移动互联网思维,车是随机的,人亦是随机的,用户可以通过时空定位,经信息平台撮合实现用车联结,完成计费服务。很显然,移动共享灵活自如、随时随地使用的诱惑力远远大于被约束的固定共享。因此,在两种模式的正面较量中,传统方式很快显得落寞。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结果是,城市政府努力想解决的居民出行难题竟然在移动互联网的智慧中自然而然地被化解。
  如果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待共享单车,所有用来解释信息流动传播的经典图式似乎都变得困窘。因为在常态信息传播之外,单车的反复流转实际上是物的传播。一方面,移动新媒体创造的随机信息交互成功地联结了线下的物品实体,使之成为传播网络的重要元素;另一方面,物品实体本身也不断地通过定位反馈等方式发散信息,召唤受众的参与。某种意义上,物品实体不再是单纯等待被处置的客体,而是有着一定“智能”的传播参与主体。这为处在实践发展过程中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提供了无比巨大的想象空间。也正因如此,共享单车之后的“共享”系列才会雨后春笋般出现,单车可以流动,那么汽车也可以流动;雨伞可以流动,那么服饰也可以流动;书店的图书可以流动,那么公共场所的马扎也可以流动。
有学者称,传播的文化模式较之线性模式更有现实意义,“传播的文化模式旨在将传播看成共享意义和空间的建构过程,这使得人们能够和谐相处。文化模式强调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意义共享的世界里,并且认同这些意义。没有这种认同,传播就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传播都仅仅是在复制我们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3]。很显然,共享式的传播也是人们生活世界意义系统的集体建构过程,选择即认同,它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文化图景。
三、从经济到文化的共享 
毋庸讳言,当下对于共享现象的讨论大多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的确,泛滥的风投资本涌动时刻追逐着市场上每一个可能的商机。当先行的商业“共享”模式风行,赢来实实在在的市场注意力与占有率时,跟进效仿的各个领域的创新“共享”便会被资本所青睐。或许单个项目的生命周期是短暂的,但却不妨碍它的同伴们继续前赴后继。被资本裹挟的“共享”项目通常具有巨大的野心,甫一出发便瞄准行业的统治地位,并且一旦领先就必须全力摆脱效仿者的追赶,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互联网经济的竞争不容许有更多同类型参与者的分享。共享单车市场硝烟弥漫、刺刀见红的资本竞逐便是如此。
而对于很多用户而言,海量资金支持的“共享”推广不光是让他们大开眼界,更让他们在免费、折扣、赠送之类的福利诱惑下,在的的确确的生活便利吸引下,迅速地接受了全新的消费方式及消费习惯。今天的中国,人们拿着智能手机就近找寻共享服务已经是街头最常见的景观。与他们在网络上寻求娱乐、思想或新闻信息共享不一样,这些时候他们寻求的是与每一天日常生活最紧密关联的消费共享。费瑟斯通说,“消费及生活方式偏好,包含有敏锐的判断力,它使我们同时具有独特的认同或区分他人品位的判断能力,特殊的品位系列、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实践,与具体的职业和阶层、群体密切相关”[4]。当下“共享”的消费实践大多数是基于日常需求,所以与职业和阶层的关涉度不大。这一消费群体通常打上了年轻人、网民、上班族的印迹,因而人群覆盖面极其庞大,甚至会延展影响其他群体的消费习惯。
在文化研究学者看来,“文化是日常的”。当物的“共享”成为普遍的街头日常时,它就可以从表象的经济活动、娱乐行为之中被剥离抽象出日渐成形的社会文化心理。其一,“共享”往往意味着拥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物品实体的所有者是商家或者个人,而使用者则是随机不定的短时租赁者。这意味着,物品的流转速度和周转率相当之高。人们不需要再去耗费资金和时间去占有某个容易被冗余的物品,而自身的冗余物品也可以用“共享”的名义进入流通。“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的即时消费文化或有可能在全社会盛行。
其二,大多数情况下,物品所有者与租赁者通过网络联结,消费行为在网络中开启与终结。这一方面极大加快了人们进入无现金社会的步伐,传统的面对面支付被基于网络的移动支付所取代,网络支付成了进入共享消费的必然门槛;另一方面又推动着全社会信用体系的重构。在彼此看不见的交易中,个人的信用受到考验,比如对物品的妥善使用和爱护。商家的信用同样受到考验,比如服务承诺的完成或是用户信用押金的合法处置。在共享单车野蛮生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就看到了大量失信的行为,但这或许就是抵达理想的诚信社会之前,社会文明成长与进步的代价。
其三,在特定的共享场景中,一些新的人际关系正在建立。譬如滴滴顺风车的“共享”,其盈利的商业味并不浓厚。只是因为同路顺风,陌生人就被网络撮合在一起。对于很多顺风车司机来说,他们寻求的并不只是少量的油费补贴。他们出让空置的车内座位,或许更多的是希望有人搭伴聊天。在当代社会繁重的工作生活压力之下,孤独成为人们普遍的心理焦虑症状,陌生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恰恰是情绪疏解的一个途径。当然,顺风车模式的陌生人交互依然有着契约式的安全保障,因为所有的交易信息都在网络平台上有实名的痕迹,也就是说,人们有形的交流其实是被无形的网络守护着。
可以想象的是,这一轮被商业资本推动的“共享”热潮还会不断地涌动扩张。简单地从价值理性或工具理性做判断都是片面的。有理由相信,当“共享”成为人们普遍习惯的生活方式之后,人们会自发地将自己的各种诉求通过新媒体的联结,以信息或实体“共享”的形式传递给他人,无论这种诉求是出于商业盈利、赢得认同或者是纯粹的爱心。这时,“共享”就会真正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的标志。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我国电视剧的网络传播现状及管控研究”(项目编号:2014BC0388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英]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57. 
[2][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33. 
[3][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M].祁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1—22. 
[4][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