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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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波兹曼:从技术统治到技术垄断

尼尔·波兹曼著,蔡金栋,梁薇译 
选自《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只需简单地说,它已经来了。但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培根的思想是什么时候变成现实的?用瑞士历史学家希格弗莱德·吉迪翁(Siegfried Giedion)的话说,机器是什么时候开始掌权的?让我们来谨慎地考证一下。英国真正的技术统治事件首先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即1765年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发明了蒸汽机。从那之后,每个十年都有重要的机械发明诞生,一起终结了中世纪的制造业(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手工制作)。这一时期释放出来的实用能源和技术工艺永久地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现实环境和精神环境。 
关于技术统治时代的开始,另外一种合理说法是1776年,亚当· 斯密(Adam Smith)出版了《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这一年,美国宣告诞生,因此对美国人来说更容易记住。亚当·斯密本人不是发明家,就像培根也不是科学家一样。但是和培根一样,亚当·斯密为人类事业发展方向带来了概念上的关联度和可信度。具体地说,人类社会从小规模、个人、需要熟练劳动力的生产活动转化为大规模、不依赖个人技术、机械化的生产过程,而亚当·斯密证明了这一转换过程的合法性。亚当·斯密主张,财富积累的关键不在于土地,而是金钱。他的观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自我调节原理。在技术统治时代,社会并没有受到社会习俗和宗教传统的严格控制,但受到了发明需求的驱使。在这个时代,看不见的手将剔除没有竞争力的事物,同时奖励那些能够生产出受人欢迎、优质廉价商品的厂家。至于究竟是谁在挥动这只看不见的手,当时没有人知道,现在也仍然是个谜。不过,持技术统治论的实业家相信,这可能跟上帝有关系。如果不是上帝,那一定是人的本性使然。亚当·斯密把人类这一物种称为经济人,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实物交易和获取财富的本能。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到了18世纪末期,技术统治制度已经顺利步入正轨,特别是在英国人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建立起工厂体系之后,其发展更是一帆风顺。阿克赖特原本是个理发师,后来开设了纺纱厂,并对大部分还只是儿童的工人进行培训,使他们适应机器规范和快速的生产。阿克赖特的这种做法极大促进了现代技术统治资本主义形态的发展。到了1780年,阿克赖特的纺纱厂已经扩展到20家。为了表彰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就,英国王室授予了他骑士的头衔,而他儿子也继承了庞大的一笔财富。阿克赖特被认为是技术统治资本家的第一人,甚至是原型人物。他在各个方面都是即将在19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的企业家的典型代表。希格弗莱德·吉迪翁对阿克赖特的评价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虽然没有保护人,也没有政府补贴,却在冷酷无情的功利主义的引导下,不畏艰难,不惧财政风险,勇敢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机械化生产。到了19世纪初期,这样的企业家在英国各大城市不断涌现。而到了1806年,英国牧师埃德蒙·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发明了动力纺织机,引发了纺织产业的一场革命。这一次,卡特赖特让熟练工人彻底派不上用场,取而代之的是只需保证机器正常运转的普通工人。 
到了1850年,机械工具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用机器制造机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美国,整个社会掀起了一场发明热潮。吉迪翁在谈及这段历史时说道:所有人都在搞发明,拥有实业的人都在寻求各种途径和办法,努力以更快的速度、更完美的方式、经常也是更具美感的设计进行生产。古老的工具被迅速改造为现代器械,而这一过程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悄然完成。因为大家对19世纪出现的发明都比较熟悉,所以没有必要大费周章详细描述,只需简单提一下引发通信革命的几样发明即可:照片和电报(30年代)、轮转式印刷机(40年代)、打字机(60年代)、横越大西洋电缆(1866年)、电话(1876年)、电影和无线电报(1895年)。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有句精妙的评论可以用来总结这个时代: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这种想法本身。我们已经学会如何发明新的事物,但为何要发明这些事物,却显得不那么重要。人们相信,只要能做的,就应该把它做出来。这种思想正是诞生于19世纪。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还逐渐建立起成功发明所必须遵循的各种原则:客观、效率、专业知识、标准化、度量和进步。人们还开始相信,要想使技术进步的引擎以最高效的方式运作,就必须把人看作是消费者,也就是市场,而不是上帝的子民甚至也不是市民。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观点,尤其是最后这种说法。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认为,罪恶的黑磨坊泯灭了人类的灵魂。英国另一位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更是警告说,对机械的信仰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以及英国社会改革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对工业进步造成的道德败坏现象予以了猛烈的抨击。而在法国,巴尔扎克(Balzac)、福楼拜(Flaubert)、左拉(Zola)等作家都在各自的小说中描绘了经济人精神的空虚和进取心的匮乏。 
19世纪同样见证了乌托邦思潮的兴起,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苏格兰新兰那克村(New Lanark)设立的实验乌托邦社区。欧文在这个社区里成立了样板工厂社区,不仅减少工作时间、改善生活条件,同时也为工人的子女提供了创新的教育。1824年,欧文来到美国,并在印第安那州新哈墨里镇(New Harmony)建立另外一个乌托邦社区。虽然欧文所进行的乌托邦实验都未能持续运作下去,但他先后几十次的努力都是为了减少技术统治时代对人性的摧残。 
当然也不能忽略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这一段备受非议的兴衰史。卢德运动这种说法的来源已不可考证,有人认为,最早是有个叫卢德伦(Ludlum)的年轻人,父亲让他修理纺织机,他非但不听,还把机器砸毁。无论真实来源是什么,从1811年至1816年期间,工人以暴力行为抗议新一轮的减薪、滥用童工、废除旨在保护熟练工人的法律和习俗等社会现象,并得到广泛支持。工人通过毁坏机器表达不满的情绪,这种做法在服装和纺织行业尤其盛行。从那以后,卢德这个词汇开始用来指代那些像小孩一样幼稚地反对技术进步的人。但在历史上,参加卢德运动的人既不像小孩,也毫不幼稚,而只是拼了命想维护旧时代所赋予他们的各种权利、特权、法律和习俗。 
卢德运动最终没能成功,19世纪其他反对的声音最终也都失败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倘若还在世,可能会站到他们的阵营里。培根也许也会这么做,因为在他看来,技术不应该是一种摧残和破坏。而在那个时代,培根最大的不足在于,他对塔姆斯国王的传说并不了解,对技术变革的辩证影响一无所知,对技术的负面结果也只是一笔带过。话虽如此,总体看来,培根对技术统治现实应该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技术统治时代改变了物质文明的面貌,并对于减轻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说的工作之病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虽然技术统治的资本主义给社会带来了贫民窟和自我疏远的异化心态,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现象是一种罪恶,是可以根除、也是必须根除的。即是说,技术统治社会对普通人的尊重得到提高,普通人的潜力、甚至是能为普通人带来便利的事情成为受人注目的政治利益和迫切需要实行的社会政策。19世纪推广了公共教育,奠定了现代工会的基础,并通过发展公共图书馆和提高大众刊物的重要性,快速提高了公众的读写能力,这在美国尤其明显。关于这一点,这里只举一个例子。《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星期六晚邮报)创办于1821年。19世纪这份报纸的撰稿人包括威廉·卡伦·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哈里特·毕奇尔·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以及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换句话说,这些撰稿人今天大部分都被列入美国最伟大的101位作家。原先受教育阶层在智识方面的利益是工薪阶层无法享受,而技术统治文明逐渐消除了这条界线。事实上,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说的,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正是伟大文学作品走入人民群众的黄金时期。 
除了文学,政治和宗教自由也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认为启蒙运动的兴起仅仅是因为18世纪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观点不但过于简单化,而且也是不成立的。但是,经济领域所强调的个性在政治领域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共鸣,这一点毫无疑问。在技术统治时代,通过继承得来的王权不但不合时宜,也是荒唐的。新的皇族身份是为理查德·阿克赖特这样的人保留的,他们虽然出身低微,却有着凌云的智识和胆略。拥有这种天赋的人在政治上也终将有所建树,即便没有得到别人的加持,也已经准备好一展身手。不管怎么样,新的生产和通信手段所具备的革命属性,终将自然而然地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催生出激进的思想。技术统治时代赋予了我们进步的思想,告诉我们脱离传统束缚的必要性,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精神上的传统。技术统治时代充满了新自由和新型社会组织的气息,同时也加快了世界的运转速度,使人类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更快地完成任务、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上,时间已成为技术可以打败的对手。换句话说,根本没有时间回头看,也没有时间思考我们所失去的一切,因为现在有众多的帝国等待建立、数不清的机会等待开拓、鼓舞人心的自由等待享受,这在美国尤为如此。借着技术的东风,美国攀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崛起成为世界强国。虽然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Jefferson)、亚当斯(Adams)和麦迪逊(Madison)曾认为这片土地令人不舒服,甚至让人很不愉快,但都没有关系。而在19世纪,即使大思想家梭罗等人不断抱怨美国正在失去的各种美好,也已经无所谓了。对于这样的抱怨,我们首先要回答的是:失去的仅仅是工具运用文明所套在我们身上的锁链,仅此而已。其次,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们还有第二个回答:技术统治时代不会彻底颠覆我们的一切。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技术统治时代并没有彻底摧毁社会和符号世界的一切传统。技术统治文明是征服了这些世界,这没错,甚至还可以说羞辱了这些世界,但并没有彻底毁坏旧有的传统。19世纪的美国同样有神职人员和原罪的思想,区域自豪感仍然存在,家庭生活也一样可以保持传统的方式。在技术统治时代,人们同样可以尊重传统,并在宗教仪式和神话故事中获得精神寄托。人们仍然可以信仰社会责任以及个人行为的实用性。人们甚至还可以相信常识和年长者的智慧。这一切都不是很容易,但仍然还是可以做到。 
19世纪在美国兴起并逐步羽翼丰满的技术统治文明对这些信仰十分蔑视,因为神职人员和原罪、祖母与家庭、地方贵族与两千多年的传统,全都与技术统治时代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全都是工具运用时期的残留物,不仅麻烦不断,而且总是对技术统治文明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他们所代表的思想世界与技术统治文明大相径庭,并不断提出非难,指责这个时代的语言、淡漠的人情、碎片化的社会和自我疏远的异化心态。所以技术统治文明鄙弃这样的思想世界,但在美国,却始终未能彻底摧毁它。 
从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作品中,我们或许可以一窥技术统治文明与旧世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吐温本人对19世纪的技术成果十分着迷,称之为有史以来这个世界所能看到的最直观、最强健、最伟大、最有价值的成就,并曾经祝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能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称赞这个时代给世界带来了煤焦油等十分有用的东西。马克·吐温被认为是第一个使用打字机的作家,并在新发明上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虽然最后都失败了)。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一书中,他不吝笔墨,用生动的笔触详尽描述了工业发展的盛况,比如下文描写的就是纳齐兹镇(Natchez)棉纺织厂的繁荣: 
纳齐兹镇的萝莎莉纺纱厂拥有6000个纺锤和160台织机,雇佣了共计100个人手。四年前,纳齐兹棉纺公司在一座50英尺宽、190英尺长的二层工厂里正式运营,拥有4000个纺锤和128台织机……纺织厂每年用5000包棉花生产出高标准的棕色衬衫衣料、床单布和斜纹粗棉布,每年的产量高达5百万码。 
马克·吐温尤其热衷于描写美国工业的巨大规模和精巧设计,但与此同时,他的作品也是对工业化前那个时代的价值观的一种肯定。个人忠诚度、地方传统、家庭生活的延续、故事传说的现实意义、年长者的智慧等,都是贯穿其作品的灵魂。哈克贝利·费恩(Huckleberry Finn)和吉姆(Jim)乘坐竹筏出逃而获得自由的故事,实际上赞扬了技术时代来临之前的人们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有的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技术统治时代没有能够摧毁工具运用文明的世界观?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回答:因为工业主义的烈火才刚点燃,其影响的范围还十分有限,一时无法改变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无法驱逐工业运用时代的语言、记忆和社会结构。虽然机械化的棉纺织厂创造了令人炫目的奇迹,但人们不一定就会因此认为传统毫无用途。回顾19世纪美国的历史,人们会发现,宗教陷入了危机之中,神话传说四处受人攻击,政治和教育体制出现混乱,一派哀鸿遍野的景象,但这一阵阵的呻吟声还算不上是临死前的剧痛,只是旧文明痛苦的哀号,仅此而已。毕竟,工具运用时代盛行的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技术统治时代仍然存在。技术统治时代的人们很清楚,科学和技术并未提供生存的哲学,所以只好沿用父辈时代的哲学思想聊以慰藉。虽然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将宗教归结为强迫观念性神经病,但这种理论并未能说服人们。而新的宇宙哲学宣称,宇宙只不过诞生于原子的一次偶然碰撞,这样的理论同样也无法让人们信服。因此,大多数人和马克·吐温一样,虽然知道这个社会对机械的依赖,但还是相信,工具依然只是仆人,而不是主人。他们更愿意把工具看成是放肆、好斗、鲁莽、无礼的仆人,但就是不会抬高工具的仆人身份,因为这样的想法太吓人了。虽然技术统治文明无法深入人类的灵魂世界,但这个时代的人们相信,就算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也不会因此接受一个侮辱了他们自尊的文明。 
由于上述原因,技术为王的世界观和传统的思想观念共存了下来,虽然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紧张关系。技术主义更为强势,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传统还是存活了下来,仍然发挥着作用、施加着影响,仍然还健在、还无法忽略不计。这种现象在众多文学和文献中得以体现,包括马克·吐温的作品、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说、梭罗的散文、爱默生的哲学以及霍桑和赫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小说。而关于这种社会状况最生动的描绘,出现在亚历西斯··托克维尔的不朽巨作《美国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里。总而言之,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在19世纪的美国相互冲突、摩擦不断。 
随着技术垄断时代的到来,其中一种思想观念逐渐消失。技术垄断时代扼杀对手的方式,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所描写的那样,不是使之变得非法,也没有让它沦为不道德,甚至不用使之不再受人欢迎,而是让对手变成透明的存在,然后逐渐变得与新时代没有任何关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技术垄断文明重新定义了我们观念中的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和智识,以使我们的定义适应这个时代的新要求。换句话说,技术垄断时代即为专制的技术统治文明。 
直至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技术垄断文明,这也是我要写这本书的原因。技术垄断主义的美国仍然还很年轻,我们可以认为,美国不只是希望成为第一个技术垄断国家,而且也希望保持住技术垄断程度最发达的地位。 
任何确定美国技术垄断文明起始时间的行为都将是武断的,就像把硬币抛向空中之后,很难准确地指出硬币什么时候开始下落,因为根本看不出来硬币什么时候停止上升,所以我们只知道它终究停止上升,然后开始下落。赫胥黎认为,亨利·福特(Henry Ford)帝国的兴起是美国从技术统治文明向技术垄断文明过渡的决定性时刻。赫胥黎甚至还大胆地将新世界的时间划分为福特纪元前福特纪元后两个时期。 
我很想把著名的斯科普斯(Scopes猴子审判案作为决定性的时刻,因为1925年夏天发生在田纳西州达顿市(Dayton)的那桩案件太富于戏剧性了。正如300年前伽利略被当作异教徒加以审判一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在这里针锋相对,双方旗鼓相当,对之间的矛盾丝毫不掩饰。此外,与伽利略一案相类似的是,双方争辩的焦点不只在于真理的内容,还在于确定真理的正确过程。斯科普斯的辩护律师展示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竭力展示现代科学的各种假设和方法论上的精巧设计,以证明宗教信仰对探索和理解生命之源并没有任何帮助。威廉·杰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及其拥护者奋起回击,努力维护其信仰体系的合法性,坚持生命起源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上帝的言语之中。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双方的表现成了全世界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替他们说句话:这些原教旨主义者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好处既非无知、也不是无动于衷。他们享受着汽车和电力之便、穿着工厂制造的衣裳、使用电报、收听广播,并且在这些人之中有不少是知名的科学家。他们热情地分享着美国技术统治文明的伟大之处,这充分说明,他们既不是卢德运动的拥护者,也不是尊古崇旧的卫道士。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科学对远古宗教故事发起的攻击,而这些故事正是他们道德体系的源泉。他们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得一塌糊涂。布莱恩曾说,相比石器时代(age of rocks),他对象征基督显灵的万古磐石(Rock of Ages)更感兴趣。这种修辞说法充满了智慧与幽默,但不幸的是,这远远不够。这场论战一次性解决了问题:定义真理的时候,擅用归纳法的科学理论优先于《创世纪》的故事,而不能接受这种审判结果的人只能在知识界的角落里默默待着。 
尽管斯科普斯审判案可以说是对旧有世界观的一种全盘否定,但仍然不是我所说的决定性时刻。这场审判更多地体现了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技术替代信仰的优秀案例。我们必须找出技术宗教学说的起源,而想要找到昭示这种起源的事件,就必须再往前追溯,找出那些戏剧性弱一些的对抗事件。于是,我将1910年秋天所发生的事情,作为技术垄断时代开启的关键性征兆,同时也注意到这个事件所具备的双关价值。那一年北方铁路公司提出申请,要求提高运费,以补偿同年早些时候因为铁路工人工资上调而出现的损失。从9月到11月份,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针对此事不断召开听证会。以路易斯·布兰德斯(Louis Brandeis)为代表的贸易协会反对北方铁路公司的申请,认为铁道系统只要提高运营效率就能增加收入。为了支撑自己的论点,布兰德斯请来证人,大部分是工程师和产业经理。这些证人声称,铁路公司如果采用科学管理原则,就能在上调薪资的同时降低成本。作为科学管理的发明人,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 Taylor)虽然没有出席听证会,他的名字却频繁被提及。专家们向委员会保证,泰勒发明的管理体系能够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州际商务委员会最终否决了铁路公司的申请,多半是因为他们认为铁路公司赚的钱已经够多,而不是因为相信科学管理的作用。但许多人信了。这些听证会将泰勒和他的管理体系推到了全国观众的面前,紧接着人们开始尝试将泰勒体系的原则运用到军队、司法行业、家庭、教会和教育系统。渐渐地,泰勒的名字和这个管理体系的细节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但他关于文明构成的思想却一直是今天美国技术垄断的基础。 
我之所以选用这次事件作为一个适宜的起点,是因为泰勒于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则》(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第一次正式、清楚地勾勒出技术垄断世界观的思想。其中的原则包括:效率即使不是人类劳动和思维的唯一目的,起码也是首要的目标;科学计算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优于人类的判断;事实上人类的判断并不可信,因为人类的判断不仅松散、含糊不清,而且充满了不必要的复杂性;主观性妨碍了人类思维的条理性;无法测量的事物要么不存在,要么毫无价值;市民活动只有在专家的指导下才能获得最佳的导向性和结果。客观地讲,泰勒并没有发明科学管理这个术语,他本人使用这个术语的时候也很不情愿,而且他的理论体系最早只是针对工业生产而设计。泰勒的本意是建立一门可用于工业场所的科学,不仅可以提高效益,而且工人也能享受更高的薪资、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优越的工作环境。他的管理体系包含了时间和行动研究,并将工人劳动的评价标准替换为法律、规章,以及工作科学性的各种原则。这当然就意味着,工人必须抛弃他们所熟悉的所有传统经验原则。实际上,工人再也无需进行任何思考,这个管理体系会替他们思考。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再进一步的话,就变成任何技术都能替我们思考的思想,而这正是技术垄断的基本原则之一。 
科学管理原则的各种思想并不全都是泰勒的原创,而是诞生于1819世纪的技术统治文明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认定,技术垄断的思想源自于19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奥西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理论。孔德创立了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并努力建立起社会研究的科学。他认为,无法观察并测量的任何事物都是不存在的,这对于后来将人类视为对象的观念,无疑奠定了基础。但在技术统治时代,这种观点只是作为技术重要性不断提高的副产品而存在。技术统治文明的关注点在于机械发明。机器改变人类的生活,这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人类有时候必须充当机器的想法,则被认为是技术发展的一种必须且不幸的结果。但在技术统治时代,这种想法并未上升至文化观念的高度。简化论思想要求人类在机器和技术之中寻找人生的意义,这并不是技术统治文明的发展目标,但却是技术垄断文明的目标。人类必须服从于技能和技术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人类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比机器更低,这些观念在弗雷德里克·泰勒的作品中首次得到清楚地表达。泰勒及其追随者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想法,并将他们的发现视为一个美好新时代的开始。 
技术垄断文明臣服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并将其收至技能和技术的麾下,但为什么美国能成为技术垄断的沃土呢?有四个相互关联的原因可以解释技术垄断在美国的兴起,以及为什么首先在美国出现、又为什么能够兴盛繁荣。实际上,这些原因在大量文章中已广泛探讨过,且已为众人所周知。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美国人的性格,托克维尔在19世纪初期谈论了其相关方面。他写道:美国人生活在一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周围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动,每一次变动似乎都是一次进步。久而久之,美国人的大脑中就会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新鲜的事物跟进步总是紧密关联。美国人看不见大自然的任何限制,认为人类只要努力,一定能实现。在美国人的眼中,不存在的事物仅仅只是因为没有努力过。
对于美国民族精神的这个特点,任何人只要研究过美国文化,都能轻松理解,虽然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将其归功于人口构成的移民特性;有的人说是拓荒精神;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这片受上帝厚爱的土地上盛产了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以及这片这大陆上充满的无限机遇;又有人说是普通人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及宗教自由;还有人认为上述因素都是,但还有更多原因。其实只要一条理由就足够了:美国人对制约因素的怀疑,有人甚至认为是美国人对文明自身的怀疑,助长了激进和轻率的技术入侵。 
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紧密相关,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的天才智慧和英勇无畏。美国人积极探索新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各种可能性,其动作比其他国家更迅速、精神也更为集中。代表人物包括摩尔斯电码的发明人萨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电话的发明人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美国第一个托拉斯的创始人约翰·雅各·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汽车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钢铁大王安德鲁· 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等众多著名人物,其中有几个还被称为是强盗爵爷Robber Baron)。虽然在当年还不明显,但现在我们都知道,他们所强行劫掠的实际上是美国的过去,因为这些人都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任何东西,无论有多么重要,都不能因为想保留它而阻碍技术创新。正是这些人创造了20世纪,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名望和权力,即使是英国纺织工业家理查德·阿克赖特都不得不叹服。而他们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成功说服了美国人民,未来不需要与过去有任何关联。 
第三个原因,20世纪技术给美国人民带来的便利、舒适、速度、卫生和富足是如此显而易见、充满希望,似乎已没有必要从别的地方去寻找成就、创意或目标。旧世界的任何一种信仰、习惯或传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能从技术上找到替代的存在。祈祷的替代物是盘尼西林、家族根源的替代物是便利交通带来的移动性、阅读的替代物是电视、克制的替代物是及时享乐、原罪的替代物是精神疗法、政治意识形态的替代物是通过科学的民调建立起的公众诉求。甚至连弗洛伊德所谓的痛苦的生老病死谜题都能够被替代。这个谜题可以通过延长寿命得到推迟,而且也许可能利用低温学得以解决。至少,没有人可以轻易地否定这种可能性。 
随着技术高唱凯歌、取得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旧时代的事物正节节败退。达尔文虽然没有做到这份上,但也清楚地指出,如果人类真的是上帝的子民,那么人类诞生的过程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漫长、也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有尊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还有一些奇怪的、不那么体面的亲戚。马克思主张,历史自有其规律,历史带着人类向前进,而丝毫不顾及人类的想法。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人类仍未弄清楚自身最深层次的需求,不能依靠传统的推理方法解开这个谜团。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约翰·沃森(John Watson)指出,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而人类的行为终究与鸽子没有太大差别。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绝对的方法判断任何事物,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一个世纪以来,学术上的突飞猛进使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体系失去了信心,进而对人类自身失去了信心。在这堆观念的残骸碎片之中,最后还剩一样东西是我们可以相信的,那就是技术。不管其他事物如何被否定、妥协,有些事情是清楚而明白的,比如飞机确实能飞、抗生素确实能治病、收音机确实能发出人声。而现在我们都知道,计算机确实能够计算,而且从来没有出错过——出错的永远只是人类,这也是弗雷德里克·泰勒一直想告诉我们的。 
出于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有可能创造出技术垄断文明。但美国技术垄断时代的兴旺发达仍取决于另外一系列条件,它们并不显而易见,因此也不广为人知。这些条件为美国人对制约因素的怀疑、工业巨头开拓创业的聪明才智、技术的成功以及传统信仰的减弱提供了背景与环境,并极大提升了其影响和威力,将美国的技术统治文明强势推入技术垄断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