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特戴克：儒勒·凡尔纳和黑格尔
2018-12-01
常晅译
选自《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说到全球化的交通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又如何，恐怕没有人比儒勒·凡尔纳( Jules Verne) 1874年的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当中用更趣味和到位的方法直观地加以呈现。这本书以它那种特有的急速飞驰的浅显，揭示了作为交通项目的现代进程的一个断面。它勾勒出了一个准历史哲学的命题：现代化关系的意义似乎在于世界尺度内的交通的通俗化。只有在一个全球化了的地点空间内，才能组织起新的移动需求，无论是人员的流动还是货物的运输都建立在一种静默的重复运作之上。交通是往来运动的集合。当长距离的交通也被扩大为一种可信的机制时，环游世界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来进行，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促使凡尔纳笔下的主人公——英国绅士斐利亚·福克( Phileas Fogg) ——和他的法国仆从帕斯帕杜( Passepartout)向着东方开始他们八十天的环球之旅的，不过是非常偶然的外部因素。背后的起因其实是南亚次大陆上的大印度半岛铁路最后一段建成开通，使得柔佐到阿拉哈巴德的行程缩短至三天，伦敦一家日报的记者为此写了一篇极具挑衅意味的报道。这成了促使福克和他在改良社的牌友们打赌八十天环游世界的诱因。从根本上说，福克和他俱乐部的朋友们还是围绕着旅游的实践是否能够将他们的理论预言付诸行动的问题。晨报上那篇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文章包含了一个时间表，旅行者可以根据它来预估从伦敦出发，环游世界，并重新回到伦敦的时间——在这里其实不必强调，在那个时代，不列颠首都伦敦乃是当时各个地点的中心，大部分的船只和资本是从那里出发，踏上去往世界各地的行程。这次行程时间的预估是建立在以向东方航行的方法来环绕世界这一基础上的，这不仅仅因为英国人习以为常的对印度的好感，也因为时代的一般原因：自1869年开通了苏伊士运河后，欧洲人敏感地意识到了在世界交通中的巨大加速，并且由于航程的大大缩短，向东航行也变得更有吸引力。福克旅行的进程可以说明，东方也已经完全的西方化了，有着婆罗门教和大象的印度在现代的意义上也不过是以地点空间方式呈现的，现代交通技术可支配的地球表面的任意一段曲面而已。
这里是晨报上的一段时间计算：
伦敦到苏伊士途经塞尼山和布林迪西，坐火车和汽船共7天；
苏伊士到孟买，汽船13天；
孟买到加尔各答，火车3天；
加尔各答到香港（中国），汽船13天；
香港到横滨（日本），汽船6天；
横滨到旧金山，汽船22天；
旧金山到纽约，火车7天；
纽约到伦敦，汽船和火车9天。
共计：80天。
“真的呀！总共只要80天！”安德鲁·斯杜瓦特叫道……
“但是还必须得算上各种意外情况，糟糕的天气、风向，说不定船还会损毁，火车出轨，这些事故还得算上才行……”
“一切都包含在内”，福克答道。
“也包括印度当地的土著破坏铁轨，把火车停，或者把邮车弄翻，抢劫旅客？”斯杜瓦特追问道。
“一切因素都包含在内”，福克再次答道。
凡尔纳在此表达的信息就是，在技术饱和了的文明时代，已经不存在冒险，而只有对延误的担忧。因此，作家特别在作品中强调了主人公在旅程中并未增长见闻。主人公福克独有的冷漠让他不会被任何其他的波动干扰，作为一个环游世界者，他也不再负担有见证每个地区的神奇的任务。因为在环游世界之后，地球，即使是在最远处的地方，对于旅行者来说不过是一个个早已经在报纸、游记或是百科全书中被一一记载得很清楚的情境集合。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没有什么所谓陌生的东西。无论这期间发生什么样的小插曲，比如在印度，有人要用火刑处死寡妇，还是在美国西部印第安人打劫，原则上说，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过程和状况，作为伦敦改良社的会员们早就对此耳熟能详了，亲历现场的旅行者也不会知道得更多。旅行者如果带着这样的前提去旅行，就既不是出于娱乐，也不是商业的目标，而是一种纯的偏好运动的原因：ars gratia artis; motiogratia motionis。
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旅行家卡雷里( Ciovanni Francesco Geimelli Careri) 因为家庭的矛盾而倍感郁闷，于1693年至1697年间环游了世界。他就属于那种没有商业利润方面的兴趣的旅行者。自他以来，这样的旅游者成为一种在游戏计划中构建起来的量。1699年出版的《世界游记》( Giro del Mondo)就属于纯兴趣的全球化文学作品中起到奠基意义的文献。格梅里，卡雷里也展现出了发现者的姿态，他就相信，自己拥有了时代精神的委托，回家后应该向人们讲述在外面的见闻。他在墨西哥的观察以及对太平洋通道的描写历经几代人都被视作民族地理学方面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后来的旅行家们都偏爱用一种主观化的口吻来描述所见所闻，但是，旅行和写作之间的关系却是一直持续到19世纪都不曾改变。1855年，布鲁克出版的《会话辞典》上，一个旅游者( Tourist)被定义为“一个旅行者(Reisende)，他没有明确的（比如科学研究方面的）目的，只是为了旅行或是事后描写这段行程而旅行”。
在儒勒，凡尔纳那里，环游世界的主人公已经不再有记录的职责，而成为一个单纯的旅客。他以运输服务业的客户的身份出现，付钱旅行，但旅行本身既不成为一段经历，也无须做任何报告。环游世界对他来说成了一次体育运动，而非一次哲学的课业，甚至不是教育纲领中的一个部分。因此，福克就可以像一个运动员一样，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关于环游世界八十天当中的技术方面，凡尔纳在1874年的视阈之下不是幻想家：考虑到当时（19世纪）运输业革命的主要交通手段，火车和蒸汽船，主人公福克的旅行是完全符合当时的艺术的发展，将冷漠的英格兰人从A处送到B处，然后再返回。尽管如此，当主人公福克作为一个泛化了的“盲目的旅客”的原型出现的时候，在他身上还是有了预言家的特性。他与周围的风景之间唯一的关联就在于，他乘坐交通工具从这风景中穿过。斯多葛式的旅游者更喜欢关着窗户旅行，作为一个绅士，他坚持自己不必须把一些东西当成是必须要看的东西的权利；作为一个漠不关心的人，他拒绝做出任何的发现行为。这种态度预示了20世纪旅游的一个大众现象，组团旅游者们到处上车下车，看到的东西和宣传广告册页上的图画一般无二。福克和他的前辈旅行者们相比是个绝对的相反例子，16、17和18世纪的环游世界者和地理学家们的每次出海都带着发现、占领和丰富的期望。19世纪开始，紧随经验旅行者( Erfahrungsreisende)步伐的是体验旅游者( Erlebnistourist)。他们去到远方，为了丰富提高自己。
关于20世纪的印象派旅行者，文化哲学家赫曼·凯撒林伯爵( Hermann Craf Keyserling)以他的游记使之达到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哲学家的旅行日记》(Reisetagebuch)在一战后的岁月里成为德国每个严肃的读者必备的家庭藏书。作者用了1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在世界各文化之间穿行一周的旅行，就如同一个黑格尔式的试验的方式——由于拖延了回归到德意志乡村( deutsche Provinz)而恍然大悟。与凯撒林相比，福克显得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不必装作整个旅行中还学习些什么本质的东西。凡尔纳是更好的黑格尔主义者，因为他理解了在充分布置了的世界中不再可能会出现实质性的英雄人物，最多只有次元的英雄而已。作者只是想到安插了在从纽约到英格兰，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因为煤炭短缺，而点燃了船上的木质结构的情节，在这一瞬间，作者还是触及了英雄情结，并且给了自我牺牲的思想一个符合工业化时代精神的表达。此外，在一个摆放整齐的世界里，只有体育和怪脾气描写了男性劳顿的眼界。相反，当凯撒林意欲像一个迟到了的世界精神的拟人化主体环游世界，以期到达自我时，就有了那么一丝可笑：他的箴言就是，“通往自身的最近的道路就是要绕着地球一周”。然而就像他的书中所说的那样，旅行着的哲学家不是获取经验而是收集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