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道路回顾（1937-1938）

本文选自《海德格尔自述》

《海德格尔自述》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张一兵/编  李乾坤/译  方向红/校译

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在我国也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海德格尔自述》一书，摘选了《海德格尔全集》中若干篇重要的海德格尔对自己思想道路的总结性文章和早年撰写的生平、履历。其中，以《道路回顾》一文为代表，海德格尔绝无仅有地系统总结了自己青年时期走向存在之途的思想道路；而几篇海德格尔的简历、生平，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独特视角。同时，不同时期自述中微妙的差异，也恰恰是我们洞察海德格尔思想境遇的十分难得的切入点。

［是从形而上学和对它的克服（Überwindung）的视野来进行阐述的］还不是从存有自身。

写于1937—1938年

马丁·海德格尔

即便被认为是新的哲思方式，这条道路的可见程度以及对它的解说，也是依赖于已经达到的哲思水平的。

这条道路从未被预先意识到，而是始终摇摆不定并一直处于挫折和迷途的包围之中。

但是，探索却一再地被催逼着走上那唯一的道路而且强迫自己迈向不断增长着的明晰性。然而,哲思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知道，在它前面究竟发生着什么。被经验者和被尝试物始终不过是服务于那完全另一种物（das ganz Andere）而已，而这个另一种物也许有一天甚至必定会成为“不言而喻之物”。

我以往的道路是通过这些文字展现出来的：

（1）1913年，博士论文《心理学主义中的判断学说》[1]——这是探讨有效性（Geltung）问题的，也就是针对真之物（Wahre）与真理（Wahrheit）的成真（Wahrsein）问题的；是完全受当时主流视角决定的。一种对洛采（Lotze）的不清不楚的偏爱。但是，朝向本质问题即对真实之物的真理性追问的步伐已经迈岀；各种尺度都不可靠，特别是对任何一个方向或体系的无条件的依赖遭到拒斥。在问题的选择以及处理的方式上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老师们”的帮助。对此可参见1912年的《文献评论》（J.绍尔主编）中关于逻辑学新研究的报告[2]。

青年海德格尔

（2）1916年，执教资格论文《邓斯·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学说》[3]——对范畴的探问作为进入存在论的历史通道，与此相一致的是对语言的探问。这又是一次独辟蹊径的尝试，借助于新经院哲学，反对经院哲学一直以来的解释。然而，前者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既遵从又清除后者，但仍然依赖于后者；这在总体上是失败的，因为想要的东西太多了。——甚至没有做到对问题的充分掌握。但是现在就已经有了——但仍是尚未克服的——更多的是在问题的背后——与德国唯心主义（黑格尔）第一次争论的尝试，并且这不是在新黑格尔主义的向度上，而是在这样一种视角上：黑格尔——中世纪——亚里士多德。

（3）1915年，执教资格演讲《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4]——探问了时间和历史。在这背后（参看：邓斯·司各脱的结尾）是对“永恒”和真正存在者（eigentlich Seienden）问题的探讨。——就像探讨“否定”（Negation）和“无”（Nicht）的起源问题一样。

（4）这些尝试作为公开发表的仅仅是尽义务东西，而且，对于那些尚未被克服并且因缺乏真正的引导而乱成一团的东西，也仅仅展示了少许而已。不过，在这些尝试之后，一个缓慢的澄清过程沿着两个向度开始发生：

a）历史的（die geschichtliche）向度——坚决地回溯到希腊哲学，回溯到它的第一个本质的终结的格式塔——亚里士多德；

b）进入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的真正训练。——尽管从一开始占据这儿的哲学的基本立场仍然是笛卡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条本己的道路导向了对历史的思考——与狄尔泰的争论以及开始把“生命”看作基本的现实性。

但是通过“现象学”，一种行动和提问的可靠性开始进入到工作中，这同时也可以在历史的解释上结出果实。

在1920到1923年间所有曾摸索性地触及的问题，对真理、对范畴、对语言、对时间和历史的追问，都在“人的此在的存在论”（Ontologie des menschli­chen Daseins）这一计划中汇聚起来了。然而，我却没有把它设想为一种关于人的问题的“区域性”讨论，而是看作对追问存在者本身所进行的奠基活动——同时也看作是对滥觞于希腊的西方形而上学的争执。

（5）1927年，《存在与时间》[5]。在1922到1926年间开始了这项尝试——这是第一条道路，它通过现实的操作尽可能彻底地使存在问题在格式塔上映入眼帘。这个存在问题虽然在本质上超越了迄今为止的一切追问方式（Fragestellung），但它同时又回溯到与希腊和西方哲学的争执。（对此请参阅：1936年的“对《存在与时间》的最新注释”[6]）

在这项尝试中还存在着这样的努力，在新开端和新视角中，再一次使形而上学历史中所提岀的主要问题，对自己的尝试而言成为前车之鉴。

可是，在初次论述时，真正“系统性”地讨论时间与存在的那一篇却并不充分，同时，幸亏各种外在的情况（年鉴卷的臃肿）妨碍了这一部分的发表——本来由于知道这种不充分性就对它不抱太大的信任。这项尝试化为乌有了，但是很快就在1927年夏季学期的讲座[7]中以多种历史的路径展开了一个新的开端。

然而——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尽管关于时间与存在的部分是完全不充分的，但最终告诉大家这一点，还是有足够的重要性的。它可以让那种把《存在与时间》看成是单纯关于人的“存在论”的误解以及那种对“基础本体论”的误识不至于走得那么远，就像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情况那样。

正因为对存在意义的提问（对存在——而非存在者——的筹划的真理）是与迄今为止全部形而上学相对的完全不同的提问，因此，我们才可以指出.这种提问达到了什么——尽管在我所说的话里问题想要达成的东西常常已经被说出；因为有所保留的这一篇的不充分性并非问题方向及其领域的不可靠，而仅仅是正确地进行处理上的不可靠。

然而谁能够在这里准确地权衡，什么是“更好的”？什么应该是“更好的”呢？接下来十年里的努力表明，对于存有的真理的问题解决的难度不是仅仅涉及所谓的“问题形成”以及对它的特别的探讨，准确地说应该是：因为对存在的追问深深地奠基于对此-在的追问之中，反之亦然，因而也就是因为，存在和此-在关系的密切性始终表现为，有根基的承担者和运动者同时又是失去根基者，所以，对此-在的追问必须重新以更源初的方式开始——可与此同时必须处于与存有之真理的明确的关系之中。这样，所有这些必须从根本上立刻——参见《论根据的本质》[8]——被带入到新的问题运动之中，并且对西方哲学史的整个立场也必须因此而得到澄清和强化——对从其第一次开端（阿那克西曼德，1932）[9]到尼采（1937）[10]的这段历史进行总体哲思的使命又一次形成了。

阿那克西曼德（前610-前545），古希腊哲学家

但是，也是在对根本问题所进行的历史的和原则性的哲思的统一性中，全部问题的过渡性地位才变得清晰。从历史的困境出发现实地让这个作为必然的追问显现出来，并且从中剥去这样的假象，即这不过是对一个特殊的冷僻问题所作的偶然的、博学的探讨而已。这些做法的难度增大了。

如果谁错误地认为，在这迄今全部的道路中一直伴随着与基督教信仰的隐秘的争执——这个争执，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被研究的“问题”，而是对本己来源——家庭，故乡和青春——的葆真（Wahrung der eigensten Herkunft）和在一（einem）之中与之痛苦的脱离。只有那些扎根于一个天主教的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才可能对这种在我迄今为止的追问道路上像隐秘的地震那样发挥作用的必然性有点预感。在马堡的那段时光让我对一种新教有了更为切近的经验——所有的东西都应该从根本上被克服，而不是必须被摧毁。

谈论这些最内在的争执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争执所围绕的并不是教义学和信条的问题，而只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即神是否已经远离我们，或者我们自己是否还可以真实地经验到这一点，也即，作为创造者经验到这一点。

但是它所涉及的也不是哲学的单纯的“宗教”背景.而是一个对于存在之真理的追问——单单这个真理便决定了“时间”和“地点”，而这个地点恰恰在西方和它的诸神的历史之内向我们历史地敞开。

在今天的“哲学”中，以学者身份而声名远播的人当中还有多少是与他们的来源（Herkunft）相匹配，与我们西方历史的最本源的决定性问题的必然性相遭遇的呢？这样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只知道，这些学者只不过是通过教育的方式产生的，并且只是对“哲学”“感兴趣”而已。同时，由于最近以来我们的人民所被迫面对的政治命运，这些学者也由此设想出一个“立足点”（Boden），这样，从现在看来，也无须去面对追问基础问题的必然性了。

那些没有真正地扎下根去并且遭遇到问题的人，怎么可能真正地体验到连根拔起（Entwurzelung）的状态呢？一个没有体验过这个经历的人，怎样从根本上去沉思一个新的基础，这个基础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离弃和对新事物的欲望，更不是一种内容贫乏的中介和平衡，而是一种创造着的转变（eine schaffende Verwandlung），在其中所有的开端的东西都能够向上生长到它的顶峰？

但是因为最内在的经验和抉择仍然是本质之物，因此它们必须从公共性（der öffentlichkeit）中摆脱出来。

也许这项纯粹工作（reinen Werkes）的必要性在过去从不会像在今天和未来这样重要——因为从没有一个时代的宣传和诱说，叫嚣和聒噪的扭曲与破坏力量，以及对于灵魂的剖析和解密的追求，像今天这样强烈、无节制、自觉。

如果人们了解了这些“通信”及其创作者的表述和他的“心理学”，那么，他们会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以多么确定的方式屈从于这样一种错觉，即他们已经理解并学会了这项工作了。

我们是否在这里再次成功地开启了一个开端，放弃好奇心并成熟地面对这些工作的必要性？但是这些“工作”位于哪里呢？假设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它们同时还创造出——这是属于它们真正的工作特征的——它们出现于其中的时空吗？这不是全部通过“心理学”，通过大众和“宣传”而从根本上被禁止了吗？

无疑是这样的——并且因此必须有还能够成就这个“大一（das Eine）”的一些个体（Einzelne）存在——极少者堪称伟大者——它们的指示将进一步指向本质（Wesentliche）和历史的必然之物（Notwendige）——通过它们的探索——进一步指向下下一代，也许西方的命运在总体上就决定于这一代人了。

* 此文刊载于《海德格尔全集》第66卷，附录。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第412-428页。——编注

[1][2][3][4]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全集》第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8年，第59-188页，第17-43页，第189-411页，第413-433页。

[5]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全集》第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7年。

[6]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全集》第8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尚未出版。

[7]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基本问题》，《海德格尔全集》第24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5年。

[8] ［德］海德格尔：《路标》，《海德格尔全集》第9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6年。

[9] ［德］海德格尔：《西方哲学的开端（阿那克西曼德和巴门尼德）》，《海德格尔全集》第35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尚未出版。

[10] ［德］海德格尔：《尼采的形而上学在西方思想中的基本姿态：相同者的永恒回归》，《海德格尔全集》第44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6年。

对愿望与意志的增补

（关于已探索道路的葆真）[1]

I. 现有的文献

1. 讲座

2. 演讲

关于黑格尔的演讲（阿姆斯特丹）[2]

关于真理的本质[3]

哲学当代的境遇（康斯坦茨的演讲）[4]

关于艺术品的起源（弗莱堡的演讲）[5]

关于艺术品的起源（法兰克福的演讲）[6]

3.  关于练习的札记，特别是：

关于康德的先验辩证法和关于实践理性批判[7]

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8]

关于莱布尼茨，单子论[9]

关于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10]

关于席勒的美育书简[11]

关于尼釆的专题讲座[12]

4. 著作的前期工作（此外，对《存在与时间》的自我批判）[13]。

5. 思考与提示 笔记本Ⅱ-Ⅳ-Ⅴ[14]

6. 关于荷尔德林的专题讲座[15]和《恩培多克勒》的前期工作[16]。

7. 从本有而来（哲学论稿）[17]，还有第4点。

Ⅱ. 分别来谈

1. 讲座

这些讲座大多是在他性之思（anderes Denken）中隐匿起来的探索（verhüllte Tasten），即对存有的真理（Wahrheit des Seyns）和它们在此-在中（im Da-sein）的基础的探索。在展开和强化追问的力量以及对劳动成果的自由把握这些教学上的想法的背后，存在着作为对另一个开端的基本姿态的努力的真正思想运动本身。对存有之真理的另一种追问不同于对存在者之本质的追问，这种追问只能够在同迄今为止的历史的争执和对这个历史的新的开启（Eröffnung）中进行。这个争执在尼采专题讲座中达到了完成。

这些讲座始终停留在表面（Vordergrund）之上；它们被放置在基本舆论（Grundstimmung）之内，靠近一个明显的、任意的路段（Wegstrecke）并由此出发窥见整体。

本质上这种做法——这些步骤一根本不是对最终真理的要求。最终真理的完美形式绝不在某种完满性和看似“完成”的过程之内，而在于追问的深密的、被遮蔽的运动之中。

这些讲座都是历史的（geschichtlich），历史地建立的（geschichtegründend），而决不是历史学（historisch）的。

如果谁将之只是直接地（unmittelbar）作为随便一本著作的历史学描述来读和听，然后就将观点同已经存在的观点进行比较和清算，或是为了将这些观点“改进”而充分利用这些讲座，那么他还没有把握住任何东西。

这些讲座全都从属于在《从本有而来》的计划中的被称为“传送”的任务的周边区域。也许在以后的时间里，有一些人会成功地从秘而不宣的基本运动（Grundbewegung des Verschweigens）出发去获悉那秘而不宣的东西，并且从这里出发将那明确地说出的东西置于其极限之中。但是人们也许会陷于历史的计算上，而这种不可避免的自以为是将会发现，所有这些由于“居间显现的文献”（inzwischen erscheinene Literatur）而变得“过时”了。

在个别讲座的内部，特别是在相互的关系中会发现不同形式的重演（Wiederholung），但是这些重演是从不同的思想境遇（Denklagen）出发来表达自身，并且与此同时交替地支持自身的。

在较早时期的讲座中特别能够发现在当时出现时没有注意到的“矛盾”（Widersprüche）和不一致。

在较早的、首先是与亚里士多德相关的这些讲座中的大多数“矛盾”和不一致，都是通过对问题的更原初的展开而被超越和排除的（beseitigt）。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

对《智者篇》[18]的解释和关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9]的讲座中还包含了一些有用的、但在不同的道路上已经被其他人采纳的东西。

比这些探索性的尝试更加重要的东西在于将来，在于从主导性问题的提出（Leitfragenstellung）（什么是存在者）过渡到基础性问题的提出（Grundfragenstellung）（存有的真理怎样存动[20]），从而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看作是西方哲学的第一开端的第一个终结——纯粹希腊式的，不受任何基督教化和经院哲学的影响，同所有旧的和新的人道主义（Humanismus）相分离。

在所有讲座那里，偶然地同当时现象相关的评论事实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与当代博学的哲学的争论没有一处是故意的。偶然的提示大多是对听众问题的回答。

从《存在与时间》之后对于问题的展开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从1930至1931年间的讲座（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21]到尼采专题讲座[22]。1933年夏季学期[23]的讲座因为校长职务的影响而并不充分。

2. 演讲

这些演讲也完全是从工作过程中形成并且归属于同一个演进（Zug）[24]中。在准备性的工作中有好些工作没有被利用，但是在问题的提出上却是重要的。在它们后来被发表时，它们到来的也还不太晚。

3. 练习札记

从这些札记中并不是总能够看出练习的真实过程；这个认识是由“记录”（Protokolle）得出的，这些“记录”总是具有各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并且在它们“字面”地报道的地方，从没有像我描述和详细讨论它们那样给出问题。

这些“札记”以各种完全不同的详尽程度包括了最重要的补遗，无论是针对讲座的，还是针对著作中的真正的工作。重要的札记比如关于柏拉图《斐多篇》[25]的练习，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26]（在此处的记录尤其好），关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27]，关于康德的第一判断力批判[28]，关于席勒，还有尼釆专题讲座的解释（1937年夏季学期）[29]。

4. 著作的准备工作

（同第七主题作对照）

这些“起点”（Anläufe）不是要使《存在与时间》“完成”，而是在于使全部提问得到更源初的把握，并将其转移到相应的视野中去。从1932年的春天起这个计划在基本特征上就已确定了，这个计划在《从本有而来》[30]的提纲中获得了它的第一个形态。所有这些都走向这份提纲，而且这个哲思的领域也包括同《存在与时间》[31]的“争执”。这些准备工作一直都是新的起点，为了找到关于探寻存有的真理问题的基本姿态。哲思的主要范围通过这些条目被展现出来：

存在者与存有的区分——［区分的起源和根据；在迄今为止的哲学中一直是着眼于存在者的并由此去向存在者状态（Seiendheit）。现在在根本上不同了：从存有的真理而来］

此-在——作为存有之真理的建基。

真理参见1937、1938年间冬季学期的概要[32]。

时-空作为原初时间性即“时间状态”（Temporalität）所走向的、并且就其自身而言是奠基于“本有”之中的东西。

模态——在怎样的程度上，它们在原则上把握

存有的本现（Wesung des Seyns）是不充分的（参见1935、1936年间的讲座[33]）。

情绪——作为对人原初本质的调谐（Anstimmung），只要他——承担着此-在——成为存有真理的保护者（Wahrer）。“情绪”完全外在于迄今为止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

语言——作为属于情绪并且在关于存有的联系中把握。对迄今为止的语法与逻辑学的克服，1935年夏季学期。[34]

问题的进展及其本质——决定性的事实在于，这个问题从前被理解为此-在的那种原初行动，而存在者从存有出发的可说明性的范围正是根据这种原初行动出现的。

这种追问决不允许——按照习惯的理解——在这里从怀疑甚至从否定（Verneinung）出发来解释。

对于作为在《存在与时间》中那独一无二的问题、我的独一无二的问题的更原初的重演的准备工作的总理解来讲，重要的是与《存在与时间》的自我争执。

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

可是，就对这种“自我批判”的反应的合适性来讲，现在的公众还太不成熟、太没有教养（unerzogen）。一直以来的“批判者”中间没有一个人抓住了本质问题，更不用说更源初地思考了对每一个“批判”所必需的东西，因为这种“批判”所要求拥有的那种尺度只允许属于判断者——这些批判者将会发现，如果他们拒绝认同的话，他们因此却会是“正确”的。

另外一些人则很容易被诱导从而得岀这个观点：由于《存在与时间》的作者本人对这篇论述所持的批判态度，现在已不值得再回到它了。

只有那种总是一再地假装对已经挣得之物无听凭借的人.就是说，那种总是一再地经历伟大的瞬间——即遭遇到存有的隐匿作为其现身的瞬间——的人，才可以在充分的沉思中进行批判。可他们也在这种沉思中下定决心，就在这种“批判”中、在这条道路上把本质性的步骤揭示出来并加以展开。

5. 思考与提示

在这些笔记本，首先是在第Ⅱ、Ⅳ和Ⅴ本中记录下来的，一部分也始终是问题的基本情调（Grundstimmungen）并指向思想探索的最远处的视野（die äuBersten Gesichtskreise）。它们明显出现一些瞬间，包括了寻求唯一问题的不竭努力的征程。

6. 1934-1935年间和1935年的荷尔德林专题讲座和解释恩培多克勒的准备

这个讲座是在长期的沉思之后第一次对个别“作品”（赞美诗）进行解释的尝试（Versuch）。我所尝试的内容没有哪里在最少的程度上与这个诗人的作品相符合；特别是——而且这是那决定性的东西——在这里荷尔德林不是作为一个与其他人一样的诗人来看待的，也不是作为一种臆想中的与现今时代相符合——而是作为我们未来历史的另一个开端的那位诗人。因此这些讲座是与我们所选择的任务，使存在的真理成为问题这个任务，有着密切的联系的——而根本不是进入“诗艺的哲学”和艺术的岔路。

可是，作为讲座的讲座（Die Vorlesung als Vorlesung）——和每一个我的讲座一样——始终同时并且表面上首先有一个教育意图、一个把我们引向诗人也即他的作品的教育意图。但是，这个意图与对“赞美诗”的选择以及我们的做法起着决定作用的那个隐蔽的意图是绝不可能相合的。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

7.《从本有而来》

这份《哲学论稿》应该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使存在问题的广度（Weite）变得清晰可见；我们在这里无法详细地展开，因为这太容易使本真的视野变得狭窄并且丢失问题的基本特征。但是，在这里.那种我恰恰在此对作为“著作”而发表的东西所要求的形式（die Form）也还没有达到；因为在这里新的思想风格（der neue Stil des Denkens）必须要表现出来——在存有的真理之中的行为关联（Verhalten）；沉默的道说——使单一者（Einfachen）的本质性趋于成熟（das Reifmachen für die Wesentlichkeit）。

*

这种努力可能遇见的最糟糕的东西，是心理学—生物学的分析和解释，因此与我们刚刚介绍的东西的相反运动是——所有“灵魂的''东西，尽管必须被如此亲切地保存着和实施着，但都是在出乎意料的、孤独的作品之中被给予。

因此——如果它们有可能是很重要的——根本没有通信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为了舒服地躲避对“实事”（Sachen）的思考任务。

如果这些好奇的暴徒（die Meute der Neugierigen）有一天冲向这些“遗稿”，将会怎样！对这种殷勤我们至少要等等看，等待他们能够把握住一些东西，愿意说将向着未来转变；因为他们只是追求那些使他们已经固定的计算还能够最大程度地完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确认的东西。

如果这些“遗稿”在其深处并不拥有让先（Vorlassen）的力量——对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很长的问题的创造道路意义上的先把握（des bahnschaffenden Vorgriffes）的力量，这份遗产就不值得被思考。

已发表作品（des schon Veröffentlichten）的单纯增加（die bloße Vermehrung）是多余的。

海德格尔所做的笔记

少量的也许允许保留的东西，是对那独一无二的问题的追问运动（die Bewegung des Fragens der einzigen Frage）[35]。这可以展示出，今天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力量的最强烈和最消耗的紧张，在反对存在者的僵化（Erstarrung des Seienden）时、在为了再一次带来存有、带来作为最后的神的来临抑或逃避的发生领域时，也是无能为力的。

尽管如此——走在这些“结果”、句子和概念之前的，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上也许不时地成功岀现的闪光，因为这条道路拥有一种去向规定性力量（bestimmenden Kraft）的伟大未来（große Zukunft）。

此-在的崇高建立在艰苦战斗之中的交替的和属于自己的跨越之上，而这个战斗遮蔽了最沉默的东西，并且每一个小小的帮助都值得无以言表的感激。

[1] 副标题über die Bewahrung des Versuchten, Bewahrung是海氏常用的一个词，应译为：“保存，葆真”，而这里Versuchten则是动词versuchen的完成时，并且做了名词化，因此表示“已经探索的”，而任这里应该指的是已经探索的思想“道路”。故这里应该准确译为“对已探索道路的保存”。——译注

[2] ［德］海德格尔：《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问题》，《海德格尔全集》第80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尚未出版。

[3] ［德］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海德格尔全集》第80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尚未出版。

[4] ［德］海德格尔：《德国哲学的当代境遇和未来任务》，《海德格尔全集》第16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0年。

[5] ［德］海德格尔：《关于艺术品的起源》，《海德格尔全集》第80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尚未出版。

[6] ［德］海德格尔：《艺术品的起源》，《海德格尔全集》第5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7年，第1—77页。

[7][9][10]  ［德］海德格尔：《专题研究班：莱布尼茨—康德》，《海德格尔全集》第84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尚未岀版。

[8] ［德］海德格尔：《专题研究班：黑格尔—谢林》，《海德格尔全集》第86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尚未出版。

[11] 有关本文编辑参见：《海德格尔全集》第66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第436页，

[12] ［德］海德格尔：《专题研究班：尼采》，《海德格尔全集》第87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尚未出版。

[13][31] ［德］海德格尔：《与〈存在与时间〉的一个争论（1935—1936）》，参见：《海德格尔全集》第8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尚未出版。

[14] ［德］海德格尔：《深思A》，《海德格尔全集》第94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尚未出版；《提示I与Ⅱ》，《海德格尔全集》第101卷，尚未出版中的提示I与Ⅱ。

[15]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的赞美诗〈日耳曼人〉和〈莱茵河〉》，《海德格尔全集》第39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0年。

[16] ［德］海德格尔：《关于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残篇》，《海德格尔全集》第75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0年。

[17][30] ［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海德格尔全集》第65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9年。

[18] ［德］海德格尔：《柏拉图：〈智者篇〉。1924-1925年冬季学期马堡的讲座》，《海德格尔全集》第19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2年。

[19] ［德］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1924年夏季学期马堡的讲座》，《海德格尔全集》第18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2年。

[20] “存动”：原文west，即动词wesen的第三人称一般现在时，名词Wesen的意思是“本质”，而作为动词的wesen在德语中的基本意思是“存在并运动着”。国内学者有将名词Wesen译为“自摆”，就是考虑了动词意义的方面。在这里，按照德语的基本意思，试译为“存动”。——译注

[21] ［德］海德格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全集》第3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0年。

[22] ［德］海德格尔：《尼采：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海德格尔全集》第43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5年；《尼釆的形而上学在西方思想中的基本姿态：相同者的永恒回归》，《海德格尔全集》第44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6年。

[23] ［德］海德格尔：《哲学基本问题》，载于：《存在与真理》，《海德格尔全集》第36/37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1年。

[24] Zug，动词ziehen“拉、拖、牵；抽出、拔岀；拉长、延长”的名词化。有多种翻译：“动向”“牵引”“吸引”等。在这里试译为“演进”，认为更好。——译注

[25] ［德］海德格尔：《柏拉图〈斐多篇〉》，载于：《专题研究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海德格尔全集》第83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11年。

[26] ［德］海德格尔：《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载于：《专题研究班：黑格尔—谢林》，《海德格尔全集》第86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11年。

[27] ［德］海德格尔：《莱布尼茨〈单子论〉》，载于：《专题研究班：莱布尼茨—康德》，《海德格尔全集》第84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11年。

[28] ［德］海德格尔：《康德〈审美判断力批判〉》，载于：《专题研究班：莱布尼茨—康德》，《海德格尔全集》第84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11年。

[29] ［德］海德格尔：《尼采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姿态（存在与假象）》，载于：《专题研究班：尼采》，《海德格尔全集》第87卷，美因河畔法克福，2004年。

[32] ［德］海德格尔：《哲学基本问题。“逻辑学”若干“问题”》，《海德格尔全集》第45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4年。

[33] ［德］海德格尔：《关于物的问题。关于康德的先验原理学说》，《海德格尔全集》第41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4年。

[34]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海德格尔全集》第40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3年。

[35]  两个“问题”的德文不同，“唯一问题”的问题是“Frage”，是最常用的名词“问题”，而“问题的运动”的问题是“Fragen”，是动词fragen“问，询问，提问”的直接名词化。——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