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雷蒙·威廉斯:文化是通俗的

高路路译 
选自《上海文化》2016年第10期 
公共汽车站就在教堂外面。我一直在看教堂上的古地图,注意到几条河流从天堂流出,直达一处封锁着入口的藏书室。几名神职人员很容易就进去了,然而我等了一个小时,向教堂司事说了不少好话,却是连锁链长什么样子都没看到。街道对面的那家电影院张贴着“特殊六五时刻”的广告以及《格列佛游记》的卡通画。公共汽车来了,车上的司机和女售票员彼此很投缘。汽车驶出这所城市,跨过那座老旧的桥梁,接着迈过果园、绿色的草地以及正在耕耘着的红田地。再往前就是布莱克山了,我们向山上行驶,凹凸不平的田地随着暗灰墙壁一起消失在身后,蕨菜、石南、荆豆倒是还未完全消褪。东边,灰色的诺曼城堡矗立在山脊之上;西面则有围墙环绕山间。之后,我们继续向前行驶,脚下的岩石发生了变化,遍布着石灰岩以及早期冶炼钢铁所剩下的废弃物。生长着农作物的山谷、零散的白房子也随之消失在车子后方。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狭窄的山谷,分布着轧钢厂、煤气厂、灰色的梯田以及矿井口。车停了,司机和女售票员下了车,好像还是那么投缘。他们常常经历这样的旅行,来这里对于他们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了。这是一段旅程,事实上,我们都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旅程。 
那次旅程途经过我出生与成长的地方。我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农业区,为了能行驶通往北方的重型卡车,穿过山谷的道路就被拓宽了。我的祖父和他的父辈们一样,都是农场工人。到了50多岁的时候,他被迫搬出自己的小农舍,成了一名修路工人。他的几个儿女们在十三四岁的年纪也都进了农场。我的父亲是他的第三个儿子,15岁的时候离开了农场,到铁路上当了一名搬运工,后来成为一个信号员,去世之前一直都在这个山谷里工作。我沿着那条路去乡村小学上学,教室里用一条帘子分为两个班,一班的学生最大的是14岁,二班最大的才八九岁。11岁的时候,我到当地的文法学校念书,后来考上了剑桥大学。 
我们应该意识到文化是通俗的。在某一地区生活,即是在了解其文化形态以及形式变化。我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北边的农场和大教堂,也可以欣赏到南边高炉喷薄而出的烟雾和闪光所营造出的第二次日落。在某一家庭成长,即是在领会思想的塑造、新技能的学习、关系的变换,还有不同观念想法的碰撞磨合。我的祖父是一个身材魁梧、结实有力的劳动者,在教区的一次会议上说到他被赶出农场时,痛哭流涕。我父亲去世前不久,曾平静而愉快地同人讨论他在村里组织工会支部和工党小组的情况以及“维护人性”的新政策。我说的是不同的事情,但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文化是通俗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社会有其特定形态、目的以及意义,它借助某些制度、艺术和知识来传达这些概念。认识一个社会的构造是寻找其共同意义与方向,社会发展往往历经实践、交往、探索、认知各个阶段。日益增长的社会观也重塑在个体思想中。一种思想的形成,首先需要逐步学习事物形态、目的以及意义,从而实现有效掌控、观察和交流。其次,也需要予以实践验证,再次进行观察以及综合比较。文化包含已知的方向、意义和未知的观察、意义两个方面,前者要引导给各个成员,后者还需要加以检验。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通流程,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到文化的本质。文化既是传统的,也是创新的,既包含最通俗的群体意义,也包含最佳的个体意义。我们所使用的文化一词蕴含两种含义,一指群体意义上的整体生活方式,一指个体致力于艺术和知识探索的创新过程。有些论者只谈论文化的单一含义,我始终是坚持两者并举、不可分割的。我探讨的文化问题既关联着常见的共同目的,也涉及深刻的个体意义。文化是通俗的,这一观点既体现在群体社会中,也彰显在个体思想里。 
据我所知,现在关于文化存在两种不同的感性认知,但我并不认可这两种观点。我在剑桥的一家茶馆了解到第一种观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不会拘囿于剑桥学派的主流观念。我来自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国家,并不会被古建筑所轻易震慑。我喜欢行走在都铎王朝的遗址旧迹中,对这里也并不感到陌生。也许是因为对大教堂十分熟悉的缘故,我对这所求学殿堂并不盲目崇拜。我现在在牛津大学工作,屋子里就摆放着和它完全一样的书橱。我也不是非常推崇学习的人,不会像我的家人那样对学问顶礼膜拜。我不是那种积极勤奋的好学生,在剑桥也没有获得过奖学金。对我而言,学习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我学习我能够理解的。学习使得村子里的人得以走出那杂乱的白房子,成为一名学者、诗人或者教师。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要辛苦劳动的,因为无力支付那昂贵的教育费用。现在,大部分人终于可以负担得起此费用了。这才称得上是一种美好的日常生活。 
我不局限于大学的主流观念,但也不赞同在茶馆这一休闲场所听到的观点。这一文化不是我之前所了解的类型,它是特殊的,这类人总是高调炫耀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接受过相关教育,也并不熟悉艺术,但他们却宣称自己精通此类学问。尽管遭受诸多质疑与批评,他们也仍旧我行我素。一些学者把这类人称为“激进的年轻人”,表示无需过多指责。我们不认同这种文化,但有些人则是沉浸其中。 
我的同事有一部分人厌恶茶馆文化,认为这并不能称得上是一种文化,他们表示茶馆诞生的是庸俗低劣的文化。这类文化反映着一部分人大同小异的行为举止以及言语风格,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不需要着重看待。不能剥夺他们的追求,但也不必费心观察。 
另外,也有一些著作家同样很反感茶馆文化。当我读《克莱夫·贝尔修养》一书时,我却实在不敢苟同作者的一系列观点。难道追求文明指的是应该迥异于普通人,应该从日常工作中脱离开来,而去选择一种特殊化的生活方式?我的日常生活往往是听歌、欢唱、朗诵、读书。我喜欢这种生活,在这里可以聆听到十分动听的音乐与诗歌。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兴趣才有动力。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些旧有的社会结构也会遭到破坏,人们的注意力则转移到新工作、新关系中。尤其是随着劳动方式的改变,人们对茶馆文化越加厌恶,而是致力于追求一种整洁、体面、精致的生活方式。文化是通俗的,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这也使得人们可以密切追随其脚步。 
我也不认可关于文化的第二种感性认知,虽然它很与众不同。墓地和秃鹫这两个词可以概括其核心观点。以博物馆、美术馆为标志的“文化墓地”并不广为人知,“文化秃鹫”(秃鹫暗指贪婪的人)一说则是相对流行一点。“文化秃鹫”即指北大西洋黑话,以空想社会改良家、卖弄学问的知识分子、伪君子此类人为代表。我不喜欢茶馆文化,也不喜欢酒吧文化。我可以辨别出哪些人认真对待艺术和知识,哪些人则是故作虔诚。另外,我也反对大肆传播流里流气的黑话。难道大部分人都要宣扬诸如“空想社会改良家”这类标新立异的口号吗?难道人们提及知识或艺术都要穿凿附会这些新造词吗?根据相关标准,虚伪、自满(该词为中性词)都是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随着越来越多的黑话的出现,例如“格林伸手拿枪”暗指“获得钞票”等,文化遭受到了严重冲击。 
“美好”一词在这里,指的是排除道德意义,而只强调客观的技术层次,从而定性的某一标准,例如拥有一份好工作胜过做一名空想社会改良家。但是也需要注意到一种情况,那些谎言家所从事的工作可以称得上是好工作吗?高超的技术水平并不能充分作为检验人类高质量生活的依据。然而,人们也借助相关技术媒介,想成为作家或学者的一部分人还是很满意报纸的广告宣传力度的。这类人掌握一定技能,听命于那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们则是压榨、剥削着经验匮乏的普通工人。此类人也制造、传播黑话,以达到控制普通工人的目的,使得工人们服从于其规定要求。旧商贩仍存在于市场上,他们总是带着价值半克朗的金戒指或金手表。这类人迟钝且愚昧地生活着,抑制不住的咳嗽声往往从那简陋的摊位后面传出来。新型商人则在现代化办公室中工作,运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部分知识来引导,把握消费者心理。但是,他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消费者并不是完全能够理解、接受那些黑话的。对于那些发自内心地热爱知识或艺术的人来说,文化是通俗的,学习也是一件简单愉悦的事情。想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做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这是人们共同探索的问题。人们为此争议不休,因此也产生了关于文化弊端的各种说法。现在,我尝试着清除一些妨碍我们明确认知的论说。在剑桥时,有两家学说让我印象深刻,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和利维斯主义。尽管观念上也存在部分分歧,但这不影响我对它们的尊重。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领域很广泛,其中有三个论点比较重要。第一个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形态。这一理论看似很难证明,但我接受此论点。我在一个偏僻的小镇长大,其间所看到的形形色色使我认同这一主张:文化体现的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艺术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深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我没有被人教唆来抵制现有的经济体系,只是发现我们的文化在某些方面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一种阶级统治文化,一小部分阶级享有特定权益,而大多数群众只能停留在愚昧无知阶段。这一情形真实存在着,穷人中只有少数幸运者能够获得教育。当我可以前往剑桥时,我很高兴,我明白自己是那少数幸运者中的一分子。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和国内其他人相比,不比他们差多少,但也不比他们好多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我的朋友们谈论起愚昧的民众这一话题时,我感到很愤怒。波兹南和布达佩斯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常常探讨此问题,他们也一直在寻找解决方法。同样,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印度、中南半岛、非洲地区也是存在着***策。英国资产阶级则凭借优质的教育水平、深厚的文学底蕴以及完善的社会机构占据权力统治中心。尽管其国门对外开放,但大部分劳动者还是被拒之门外。但这并不是说劳动人民完全被排除在英语文化之外,他们有自己的发展机构,并且也深受资产阶级文化影响。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艺术和知识也并不都是资本主义化的。资产阶级创办了众多商业机构,其艺术和知识传承于历史,产生于群众的集体智慧。这些群众包括那些厌恶资产阶级体系却满意其生活方式的一类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变化,也建造了一个更加完善的道德体系。资产阶级还树立了一种休闲娱乐式的文化价值观。但这并不是说当代文化是一种资产阶级文化,那些从保守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往往有这种错误认识。我所经历过的工薪阶层生活就与此不同,尤其是在某些方面上。工人们团结友爱,相互帮助,十分看重邻里关系,这也为国家之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从本质上讲,艺术和知识是国家的产业,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此产业。马克思主义者宣称愚昧无知的群众生活在垂死的文化中,但我对此深存质疑,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他们这类人又是生活在怎样的地方呢?至少我所看到的、认识到的并不是什么垂死的文化、无知的群众。 
到目前为止,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了解到生产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遭受一定局限这一事实,但我不认可其第三个论点。既然文化和生产力有关,那么新型生产系统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文化讯息,这也预示着生活方式、艺术和知识即将发生新变化。当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有一年半的时间都让我花费在写作上。结合当地以及欧洲各家学说,我发现这一错误理论所造成的实际后果十分严重。从这一方面出发,也可以看出前景并不美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化的诠释有所保留,如果追求社会主义,那么人们必须按照特定方式探讨、思考并学习,这一主张并不能令人信服。文化兼具共性意义和个体意义,既是集体的产物,也是人类凝聚个体、社会经验所提炼出的精髓。文化的含义难以确定,它来源于生活,不断被加工重塑,从而使人无法定论。妄想跨越未来,成为一个预言家,这一做法是不切实际的。预测并不重要,需要重视的事情是英国文化应当向世人开放。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它占据来往要塞,只有对外开放,人们才能摆脱无法预知、认识片面的困境,从而感知到实际生活的意义所在。 
利维斯一直都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遗憾,毕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英语社会了解得更广泛深刻。然而,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相比,利维斯对艺术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则有着更清醒的认知。我们从中学习到这一观念,并了解到英语文化存在诸多弊端。这一激进评判也迅速成为正统思想。曾经坚持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农业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英国发展为一个现代工业国,自然遭受人类大肆破坏,艺术和文学也受到猛烈冲击,呈现在人眼前的是新型而野蛮的高度机械化。幸好教育保护某些事物免遭侵袭并促进人们思维方式的发展,从而使其学会辨别是非,形成正确的个体价值观。这一评判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也赞同该观点,至少在那几年我对此深信不疑。 
显然,这一观点同我的经历完全符合。我意识不到我的父亲和祖父只是无知的工薪阶层,也意识不到自己早已落后于当下发达的商业文化(有着重度头痛的我,多年以来默默充当着一名路人,每当我经过伦敦,我看到的也只是地上的广告和晚报)。我甚至像个傻子,人们在每次讲座结束后都会提到“邻居并不意味着紧邻莎士比亚”,我却接话说“我确实是这样!”(我父亲去世的那一年,一个男人进入花园,挖走了一些花;一个人运走了一批铁路枕木说是当柴火用,另一个是把它切成碎块带走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从后门进来,洗了一篮子土豆出去了)。我来自一个旧社会,但我是要前往瑟比顿的(我花了多年时间才找到瑟比顿,但那只是一个美好的象征而已,我并没有在那里居住过,对它的认识也不能称得上完全正确)。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一切似乎都很符合。 
然而,也不是完全符合。我摆脱旧有的思维习惯,认真思考之后发现确实存在一些地方对应不上。家乡的人们很欢迎工业革命的到来,也能快乐地接受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变化。在此之前,村子里的人们总是认为只有自己居住的山谷才是美丽的,而山谷之外的石灰岩都是丑陋的。但是工业革命对于劳动者而言,是一种恩赐,蒸汽动力、汽油发动机、电力以及所制造的生活用品都受到热烈追捧。人们在生活中使用这些东西,并不断追求新产品。供水装置、奥斯汀小轿车、阿司匹林、避孕药、罐头食品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快捷,解决了饮用水不干净、步行4英里上班、头疼、妇女意外怀孕、饥饿以及单调饮食这类问题。农村以及城镇的劳动人民都认为这既实现了机械化,也体现了生活设施的更加完善。另外,在新环境下,人们有充足的时间来打理生活。明里暗里地否认工业社会价值实在无关紧要,除非过了一百万年,才可能使坚持己见的人们有所动摇。 
因此,新社会有着坚固的群众基础。但是,那些想成为作家、学者或者教师的人看不到新文化中所存在的缺陷吗?看不到供水、拖拉机、药物、报纸、商贩以及各种琐事混杂在一起的杂乱无章吗?虽然事情有轻重缓急,但放在后面做的事就真的不重要了吗?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大多数人并不都会认同这一做法。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合理运用新资源从而建设好共同文化,且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建设好共同文化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在此之前,人们也需要处理掉遗留下来的一个错误命题、两个假公式以及一个错误类比。 
假命题很容易解决。新动力带来一定破坏,这是很明确的事实,煤的大量使用造成环境污染,工厂的产生引发过度拥挤,通信使得电线杂乱分布。这些也都是经济发展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新能源、新型生产方式、完善的交通设施和通信系统使得英国经历了第二次的清洁和美化。新缺陷是由于缺乏智慧、置之不理、没有协调好才产生的,而这些问题在变得喧闹、脏乱、污染之前往往是较容易处理的。 
证明假公式则相对困难一点。有一种说法表示大众教育和新商业文化对等,后者由前者演变而成。我不认可此说法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信念,我不认为普通人真的像所说的群众一样满足于劣质产品和低级生活。这里并不是分析大众概念,而是指以大众化的眼光看待普通人。随着工业化的到来,旧的社会组织发生破裂,人们所依靠的只能是个人经验,他们便把其他人统一定义为“他者”。这样,聚集在工业城镇的一群人组成了一个新阶级(这一社会阶级产生于工业革命)。渐趋完善的通信系统,特别是新闻和娱乐业中出现的新型多样化传输,使得观众远离了发射机,这也导致观众身份不明。大众被看做是他者、不明身份之人、下层民众,所形成的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样判定大众显然是荒谬的,但在新形势下,也有一种可能使这一等式成立。当享有新型通信设施支配权的一类人把劣质产品分配给民众时,这一等式便成立了。新文化正是基于这一等式而建立起来的。我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我相信普通人并不是卑贱的。人们可以对此批判指责,但我始终坚持我的观点。从自身经验出发的人们,对于不同的公式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 
另外一个原因是历史,我可以借此证明大众教育和商业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基于保障儿童权益而出台的1870年教育法案,事实上只是一则新丑闻。在1870年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人为这一丑闻的诞生鼓吹造势,他们也销售出了一大批低劣糟糕的报纸。糟糕的新商业文化产生于混乱的工业社会,以及一些乌合之众,而不是大众教育。诺思克里夫也认为将低俗文化与混乱的工业社会相联系是正确的,而将它与大众教育相联系则是错误的。需要注意的是,诺思克里夫革命彻底改变了新闻行业的资本收入,其收益来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大众广告,而不是依靠庸俗的大众媒体。我不必再强调这些了,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诺思克里夫的。然而皇家委员会中没有人了解这一大众报纸的历史吗?如果了解其历史发展,那么就不会再犯将大众教育和商业文化相联系的错误了。大众教育产生于另一阵营,并且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 
第二个假公式认为,分布广泛的大众文化向消费者引导确立了庸俗的物质生活观。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论断,但我有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从印刷业和电影电视行业找出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以及低级论点是很容易的,同时代的人中就有许多持相同观点的。但是有哪些人可以帮助澄清事实呢?布特尔、瑟比顿、阿斯顿的聪明百姓就可以做到。我没有在这些地方居住过,但我曾和普通民众们一起生活过,他们中有出差的商人、货车司机、泥瓦匠、女店员、装配工人、信号员、尼龙厂员工、佣人,我从中获益颇多。我其实厌恶这一分法,他们事实上正是我的家人。他们认真工作,并从工作中寻找乐趣。我听他们讲着各自的事情和快乐,能够感觉到他们生活得很好。我又怎么会把那假公式说给他们听呢?我正是从他们身上学会如何做人,羞耻感使得我不能这样做。难道我在和家人、朋友谈论人生问题、交流所思所想期间,完全没有发现什么低级言论吗?我的操守教导我应当诚实厚道。我确实听到了许多真实感受,以及许多歧视类的言论,但这都是很常见的牢骚话。我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但对此也并不吃惊。心理学中有一些情形往往让人匪夷所思。那一公式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结合实际经验,就会发现它是错误的。当然,提倡批判思辨阅读还是十分必要的。我的父亲爱读《每日先驱报》,他根据标题以及罗列的公司报告,就断言英国工业混合所有制和内联形式所有制快速发展,而我则是从两三篇相关学术研究论文中找结论。父亲也总是以此为依据,来反驳其他报纸上关于工业所有权的观点。由此可见,有一部分人的思辨阅读意识还有待提高。但还存在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生活质量高的人对低质量的印刷竟然并无任何不满。诚然,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封闭的个人世界里,他们只相信自己的个人观察。这足以能够证明所给公式是错误的,但人们也需要一个正确的公式来辨别真相。 
关于那一错误的类比,人们也应该反对。该观点认为文化中存在着“格雷欣法则”,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坏文化也会驱逐好文化,并宣称这一情形已经发生。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该类比的缺陷,那么就落伍了。事实上,这一情形并未发生。坏文化越来越多,其传播也越来越广,但是每一个领域仍是优胜劣汰的。好的文学版本在数量上胜过盗版,倾听好音乐的听众更多,欣赏优秀视觉艺术的观众也更多。如果真的如同格雷欣法则那样,坏报纸取代好报纸,那么在1850年,《纽约时报》销售数量超过非法垄断报纸近3倍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基于此事实,我质疑这一法则。导致人们寝食难安的格雷欣法则终于解决了,但又产生了文化扩张问题。我们生活在不断扩张的文化中,且文化的各个元素也在不断膨胀。基于此,我们需要考虑相对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并抓紧寻找相关解决方法。我现在在撰写的《文化和社会》一书尝试从历史角度和理论研究方面解释文化扩张的性质以及形成条件。该书在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利维斯主义学说以及汲取前人智慧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我有三个愿望:我希望工人阶级具备天鹅般的优雅气质;我希望人类变得足够强大而且积极学习真理;我希望我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取得一定成绩。 
我的第一个愿望是教育可以普及大众、惠及生活。为此,需要摆脱固有障碍,即资金限制与错误观念。有观点表示由于人口基数庞大,所以很难普及大学教育、语法学教育,以及进行人文学科的全面学习。他们也宣称这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从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攻克人类智能这一大难题。但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有着庞大人口的国家,其生物学和心理学发展没有经历过类似阶段吗?另外,英国难道不能攻克该难题吗?巧合的是,教育体系类似于社会体系,错列分布着高级领导层、中级管理层,以及众多底层人员。我不赞同将教育看做一种谋求工作或者培养驯服类公民的工具手段,教育有其社会意义,是为了促进人类不断完善。这也是工作的意义所在。当下的经济也需要相关专家予以指导,从而实现规范化。鉴于此缘故,我呼吁教育普及,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有效提高社会凝聚力,从而防止国家分崩离析。 
我不是提倡改革教育类型,从而实施特殊教育。毕竟,改良教育内容才是当务之急。我目前在和一群同事共同修订大学英语课程,改善其内外缺陷。为新一代人设计出人性化的课程大纲,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场考验。我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有所收效。古老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来自于一个古老的地方,如果有人告诉我,他的家族比诺曼人还要久远,我会这样回答他,“嗯,很神奇!那么你喜欢现在的世界吗?”古老是相对而言的,19世纪的词汇同当下而言,就是过去式了。19世纪有它相应的大纲,同样,我们也可以制定出适应20世纪的合理大纲。然而,我不是为了提出更多术语概念,我所追求的是每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都具备谋生的专业技能,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这是人们的共同文化观,那么我们的专业研究将更加容易一点。我们也必须要防止出现文化的两极分化。当下,高雅文学逐渐兴盛,但它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差距则不断扩大,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我们应该尽量缩小阶梯差距,从而位于同一水平线上,因为大众的无知即是个人的无知,大众的技能即是个人的技能。 
我的第二个愿望与第一个互补,希望社会加大对公共艺术以及成人教育的扶持力度。政府每年在图书馆、博物馆、画廊、管弦乐队、艺术委员会,以及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上的投资为2000万英镑。而它在广告行业,每年斥资达3.65亿英镑。只有把这两个数据进行互换,才能宣称是一项公平合理的投资。也只有互换两个数据,唯物主义论者才不会向这类人极力传播其生活方式(但这类人也并不需要羞愧,他们多年以来都坚持随孩子陪读,这与劳动阶级的母亲们有着一样的家庭奉献意识)。 
这里也有必要增加三个条件。首先,不应采取欺骗消费的方式来获取私人收益。上届工党政府的一个部长曾说道,“电影行业不必出现任何天才”,他所看重的只是电影的观看次数。鉴于此,人们也不希望由任何瓦尔杜街类的思想家来领导工党。人们并不需要只懂得将文化商业化的修理工,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社会领袖。 
第二个条件是,为了促进国家机构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应当健全地区文化建设。文化是通俗的,为了使人们不必前往伦敦寻找文化,应该大力支持并完善地区休闲娱乐建设,使其充分凸显区域特色。 
第三个条件是我们不应将现有文化直接扩展成大众文化。要实现文化发展,应当做出一些改变,抛弃其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坚持批判性继承发展。这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经阶段,不能固步自封。如果按照当下的价值观,无论工作好坏,人们都不会愿意从事。艺术如果面向新观众,那么必然要做出许多改变。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害怕这一改变,但英国劳动人民则是很难接受并适应这种种变革的。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缓慢且不协调的,然而国家应当始终坚持文化建设这一基本方向,而不是只给予相应投资。另外,文化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考虑到大众的承受能力,要综合考虑当下各类问题,不采取强制措施,也不墨守陈规,从而使其实现真正发展。 
当下,也有观点表示相关投资应该有所限制,以免造成财务危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公司。政府经费紧张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公民生活,与此相应,如果出现财政赤字,公民也会施以援手。也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例如乔治先生表示:“我为什么要赞助那些艺术家?”明克夫人质问:“我为什么要把钱拿给一些不负责任、忘恩负义的学者们?”的确,他们没有此类义务,就自身而言,他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但公共服务需要大家的共同支持,每个人都应当有所奉献。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关于大众文化的。报纸行业、电视行业整体亏损,相关机构的负责人也常常抱怨经营惨淡。在此情形下,需要加大对此类机构的扶持赞助力度。报纸亏损严重,所以从广告业中谋求利润。以此收入掩盖亏损是这类文化机构的本质,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广告中汲取资金成为大众文化机构的重要依傍。基于此,文化机构应继续努力,不断缩小运营损失,致力于生产出大众所需要的产品。 
但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消除这一依傍?不,不是这样。我只是指出一个事实:大众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密切相关。就当下经济而言,当代广告业十分必要,它采取多样形式,引导消费方向,从而刺激消费,有效促进产品销售。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类广告还并未流行开来。但之后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这就不得而知了。我希望的是现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报纸经营的亏损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也不必借助价格战或者降低标准(人们想要更自由、更多样的新闻,而不是单一化的)来弥补亏损。这一愿望的实现是困难的,但并不意味着只有两种选择可供挑选:要么延续这种疯狂销售,所产生的各类新闻和观点只为迎合市场需求,不惜失去个性、出卖灵魂;要么就是被禁锢在沉闷压抑的体系中,种种新闻和观点都服从于执政党的指示。聪慧的人们总可以找到另外的解决办法。当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公共服务的赞助方式,既使其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也避免形成政治或经济上的专制现象。如果每个人都相信民主,那么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但又出现了另一问题,有多少人相信民主呢?资本家不会相信民主,他们自身就享有庞大权力,完全可以操控议会改革。许多工党成员也不相信民主,民主在其眼中只是一些专家为社会运转中所出现的抽象的公共利益所定义的一个专有名词。茶馆里的人同样也不相信民主,他们认为那并不是一个好去处。其他新教徒相信民主吗?当下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两极分化就使得他们怀疑民主这一概念。那么,有谁会去相信民主?答案很简单:英国数百万没有获得过民主的人。这仍旧牵涉到能量转换,社会主义学家应当致力于解决束缚能量的相关问题,如劳资关系、公共管理、教育问题,并潜心钻研公平分配能量的方法。技术方面已经足够困难,但最大的困难体现在人们对此类观念的接受认可上,即由大众管理国家;普及文化和教育;不需要引导或改变大众的生活方式,而是让其自由迅速发展。一个作家的职责就是让更多的人得以了解事物自身的意义。该意义随着事物的发展发生变化,虽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其实质内容仍旧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