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奈格里是当代生命政治思考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发展出一条不同于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解的道路,即用乐观主义的态度,将生命政治生产视为一般智力或人们之间的协作性关系的生产。可以看到,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架构,最初滥觞于他早期的工人主义实践,在潘齐耶里、特隆蒂等人的影响下,将通过机器实现的工人协作视为走出资本主义的关键。不过奈格里和哈特在吸收了福柯和德勒兹等人的思想之后,在一般智力概念之下,他们试图将机器协作推广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从属造成了新的生命权力,而抵抗生命权力,就需要一般智力的生命政治生产,最终需要劳动者联合起来,通过出走的策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颠覆,生成新的“公众”,从而实现共产主义。

     关键词：奈格里; 生命政治生产; 一般智力; 出走

     在所有探讨生命政治学的思想家中,安东尼奥·奈格里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这不仅仅体现为他对于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与众不同的理解,而且他通过将生命政治概念与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结合,尤其是与他们对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的理解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带有乐观主义色彩的生命政治学倾向。从《帝国》开始,奈格里以及他的合作者迈克尔·哈特,都将未来革命性变化的希望寄托在非物质的生命政治生产出现的基础上,并认为这个生命政治的生产是可以割除资本主义恶性肿瘤,让广大诸众(multitude)从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压榨中解放出来的途径。不过,如果想理解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概念,就必须从他在整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来理解,即他从最开始参加《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的工人主义立场,到今天的最新作品《集会》(Assembly)中关于生命政治的最新思考,甚至包含了他在新冠疫情中提出的对生命政治的最新理解。唯有我们理解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谱系和脉络,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奈格里生命政治思想的深刻内涵。

 01机器与工人:工人主义的根基

1978年3月的“莫罗事件”或许是奈格里一生中的转折点,那时,意大利“红色旅”武装绑架了基督教民主党的主席莫罗,一个多月之后,即5月9日的早上,有人在罗马市中心的一辆汽车内发现了莫罗已经冰冷的尸体,而这一切都指向了意大利的左翼激进组织。

1979年4月7日,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家里遭到了意大利警方的逮捕,因为一位律师皮艾特罗·卡洛热罗(Pietro Calogero)指控奈格里实际上是激进组织“红色旅”的精神领袖。在奈格里被逮捕之后,远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的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就为营救奈格里而积极奔走。1979年5月10日,德勒兹用意大利语在当时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共和报》上发表了《致奈格里的法官的公开信》。实际上,让德勒兹感到义愤的是,在莫罗被绑架的时候,奈格里根本不在意大利,他接受了德勒兹的邀请,来到巴黎高师,为巴黎高师的学生讲授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后来这些手稿在奈格里服刑期间,结集出版,标题为《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au-delà Marx)),根本不可能遥控指挥几百公里之外的意大利的绑架活动,而且意大利警方用来指控奈格里的卷宗是空的,而唯一重要的证据是奈格里在“莫罗事件”之前,给“红色旅”的一段电话录音。不过,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客观证据方面,而是在巴黎期间,德勒兹与奈格里的私人交往,让他感觉到这个和蔼的戴着眼镜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不可能是一次恐怖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更相信对奈格里的指控是一次公开的“政治迫害”(德勒兹语)。

此外,面对检方指出奈格里不过是一个三流理论家的指责,德勒兹也毫不退让,对奈格里的思想给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奈格里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既十分深刻,也富有原创性。”1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德勒兹对奈格里的评价看成是法意战友之间的惺惺相惜,也不是德勒兹一时兴起,而是长期以来基于对奈格里著作的阅读和判断,在巴黎高师期间奈格里关于马克思的讲座,足以让德勒兹感到折服。然而,也正如德勒兹所说,奈格里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并不是作为纯粹的书斋里的哲学家意义上的深刻,而是在二战之后,长期从事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

从1947年被踢出战后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主义政府之后,意大利共产党影响力实际上已经逐渐消逝,进入五十年代之后,包括奈格里在内的一批拥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青年学生意识到,在意大利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革命,仅仅依赖于那个基本上被资产阶级政府压制并架空的意大利共产党,肯定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们试图自动地联合起来,并积极同实际中的工人抵抗运动相结合,从而形成独特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对安东尼奥·奈格里、马里奥·特隆蒂(MarioTronti)、罗马诺·阿尔夸蒂(Romano Alquati)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直接成果,就是主办了一个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自治运动为主题的杂志《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红色手册》是一部宣言,他将那些散落在社会当中的各种激进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积极分子集中在一个旗帜之下,并开启了意大利的工人主义(operaismo)的思潮。需要强调的是,意大利的工人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运动,而是菲亚特工厂和皮埃蒙特的工厂的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中形成的一种思潮,他们寻求怎么不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实现工人的自治联合,他们试图在这种自治性联合中形成关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就是工人主义。当然,和任何一种思潮一样,即便是工人自治联合的知识,也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而潘齐耶里在拒绝了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党、左翼工会的合作同盟之后,试图从工人阶级内部找到一条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潘齐耶里转向了马克思,并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为意大利文,为青年工人和学生讲解马克思的原始文本。

而潘齐耶里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资本论》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工人主义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

与其说潘齐耶里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运行规律,不如说,他更关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工人自主性协作关系。在潘齐耶里为《红色手册》创刊号发表的论文《论新资本主义下的机器的资本主义的用途》(Sull’uso capitalistico delle macchine nel neocapitalismo)中,他更为关注的是在使用机器之前的工人之间的简单协作和使用机器之后的技术性协作之间的关系。在简单协作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协成关系,即他们不是必须要联系到一个协作的工作关系中,一个劳工可以从事建筑,从事农业生产,也可以立即改行去打铁或到陶工作坊中干活,劳工与一个生产环节并不产生一个必然性的联系。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对机器的使用,改变了传统的劳工之间的简单协作关系,用潘齐耶里的话说:“生产中的活劳动的减少和不变资本的相应增加是在进行一个连续不断的循环运动,而内外部之间的互相依赖的纽带得到加强,如同在一个生产单位中,单个工作与单个工人只能被看成一个有机综合的整体的一部分,同样对于外部而言,每一个生产单位机器行为都与经济秩序之间有着更强的相互依赖的纽带。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组织表现出诸多新特征就被误以为客观地合理化为不同的发展阶段。”2潘齐耶里在这里的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资本主义如何剥削工人阶级的价值,甚至不是关心工人的活劳动和不变资本的关系,而是通过机器形成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新型协作关系,比如说,潘齐耶里谈到,“内外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得到加强”,指的是工人与机器生产之间形成了一种比简单协作时期更为基本的协作关系,让工人从总体上依附于机器生产。

在这里,潘齐耶里的重点,并不是资本主义如何剥削剩余价值,而是在资本家推动机械化生产的时候,产生了一种之前社会不存在的协作关系,即通过机器实现的工人之间的实质性协作和联合,这就是“新资本主义下的机器的资本主义的用途”,这种用途就是从客观上将工人与机器之间的协作关系变成一个不可分割总体,成为让死劳动(机器)对活劳动(工人)的支配,正如后来有人评价说,“这种支配形态的具体表现就是‘机器’对‘劳动力’的穿透”3。

不过,潘齐耶里等人并不是从纯粹悲观的角度来审视机器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相反,这种资本主义通过机器对工人劳动力的驾驭,实际上也可以成为工人斗争的武器。很快,潘齐耶里笔锋一转,以慷慨激昂的笔调继续写道:“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颠覆性理论,它的革命能力似乎(潜在地)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节点上才变得最强,此时不变资本对于活劳动的绝对支配已经被高度合理化,而这立即向工人阶级指出了他们在政治上受奴役的问题。”2

换言之,潘齐耶里具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比较缺乏的乐观主义的精神,他并不会用物化和工具理性的概念来唱响工人阶级的挽歌,相反,在机器对工人的支配中,他也看到了一丝希望,当资本主义试图将工人的活劳动钉死在不变资本(机器)的十字架上的时候,工人实际上成为了机器的主人,这并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工人成为机器的主人,而是工人通过机器形成的协作关系,让他们才能真正的驾驭机器和生产,机器的流水线成为了工人协作的地盘,而工厂也成为了工人们自治的工厂,工人与资本家谈判的资本不是单个人的劳动力,这种微薄劳动力从资本家那里赚不了几个钱,相反,一旦形成了机器下的协作,工人也成为了机器和工厂主人,只有工人的协作关系才能开动机器,实现生产,而这种协作关系才是工人阶级真正能刺痛资本家的地方,资本家可以换掉一个工人,但他不可能彻底地将已经熟练操作机器的所有工人全部开除,因为新招募的工人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形成有效的机器下的协作关系。或许,潘齐耶里正是看到了工人自治形成的这种机器下的协作关系,才让他认为工人可以在不变资本对活劳动绝对支配的时代里,找到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02一般智力:从机器生产到非物质劳动

尽管潘齐耶里在实践上对奈格里的影响毋庸置疑,但奈格里并不满足于潘齐耶里和特隆蒂等人仅仅在菲亚特等工厂里的自治运动和占领工厂运动,也不同意仅仅将工人主义概念仅仅限定在工厂之内,这些思路,让后来的奈格里走向了所谓的后-工人主义(post-operaismo),正如后来的斯蒂夫·怀特(Steve Wright)等人指出:“他们认为奈格里的批判建立在工人主义最孱弱的侧面之上。奈格里认为‘寻求调解,或者去肯定现实是毫无意义的’,这条道路让奈格里和其他一些与他类似的后工人主义者们转而拥抱‘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这样一些概念,这些‘没有确定意义’的用词,让他们超越了工人主义所有可以认可的形式。”4

对于奈格里与工人主义决裂的事件,怀特的描述似乎对奈格里颇有微词。但奈格里的确不满意工人主义仅仅将运动的活动和能量局限在工人内部,奈格里不满足于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做出斡旋和调停的工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奈格里认为那样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肯定”,正如在多年之后的一次访谈中,奈格里毫不讳言,认为工人主义的命运就局限在那零散的工厂斗争当中,忽略了让工人主义走向社会生产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旋涡,奈格里说道:“这是一个按照运动的实际动力学而发生的事件:一个按照从接管工厂的阶级运动向在大都市里发展的运动过渡过程而产生的政治理论。那些年,无产阶级青年第一次成为了社会中心,成为集会的中心。”5的确,相对于传统工人主义来说,奈格里更喜欢将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转移到社会当中,工人主义不能仅限在工厂里斗争,以利于透过机器产生的协作关系,让其成为与资本家谈判的筹码。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器生产所导致的协作关系实际上可以成为更强大的力量,而工人主义的理论家,无论是潘齐耶里还是后来和卡西亚里走向“政治自治运动”的特隆蒂,实际上都没有充分理解这种协作关系所蕴含的巨大的变革性力量。

不过,此后的奈格里一次也没有继续使用带有浓厚工人主义色彩的协作关系,而是直接采用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个用词:“一般智力”。

在他们从《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摘录,并被标识为“机器论”片段的手稿中,奈格里等人注意到了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6

这段文字之所以被奈格里看重,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使用了一个之前从未使用过的概念“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马克思在写作时使用的就是英文),而且他发现了这个概念很容易与之前他在工人主义阶段上理解的工人的协作关系对应起来,因为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这种“一般智力”是“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不仅仅工人透过机器实现的协作关系是一种大机器生产的产物,这种协作关系也延伸到社会生活当中,我们生活的一切基本条件,都被无形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而这种无形的力量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多做解释的“一般智力”。

不过,与工厂里的机器结成的协作关系不同,在奈格里等人看来,这里的一般智力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在他与哈特合作的《帝国》一书中,他写道:

于是,这些分析重建了社会体制的生命政治过程中的生产的价值,但在某些方面,他们也将其孤立出来——从纯粹形式的角度来理解它,在观念的平台上来重新定义它。他们作出反应,仿佛发现了新的生产力的形式——非物质劳动,大众化的智力劳动,“一般智力”劳动——这些都足以具体地理解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之间的动态和创造性的关系。当他们将生产置于生命政治背景下的时候,它们几乎完全是在语言和传播的平面上说话。7

由此可见,奈格里对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做了一次成功的改造,将其从纯粹机器生产的背景下解放出来,放在当今的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的背景下,今天的人们之间的劳动和协作,不再仅仅局限于工厂的流水线上的协作,而是变成了全社会范围内的整体协作,他们在工作、学习、交流,甚至在互联网和朋友圈上的一次点击,都构成了一种新型的非物质的协作关系,而这种协作关系的本质就是“一般智力”。简言之,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绝不是孤立的彼此隔离的原子,尽管我们生活在各个彼此独立的房间里,但是我们通过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与其他人构成了一种“一般智力”的关联,我们与其他人的沟通,我们在线的生产活动,除了生产目标性的物质性产品之外,除了我们的销售和消费行为之外,同时也生产出一种非物质的产品——一般智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生产一般智力的非物质生产,奈格里和哈特再次挪用了马克思的一对概念:形式从属(formal subsumption)和实际从属(real subsumption)。实际上,马克思是在谈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的时候,提出了形式上的从属和实质上的从属的区别,例如,马克思说:“从工艺上讲——在这种较早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这种转变起初只表现为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从而表现为劳动条件的占有者和劳动能力的占有者之间的买卖关系的地方——实际的劳动过程不变,而它发挥职能的性质取决于它从中发展出来的那种关系。”8这是一种初级的剥削关系,它是通过一种强制性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从劳动力身上获取剩余价值,在前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强制性增加劳动时间的手段成为了农场主、作坊主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主要手段。不过,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这种通过强制手段让工人长期延长工作时间,借此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遭到了批判,于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机器化大生产的推进,形式上的从属进一步让位于实质上的从属,马克思说: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在工艺过程,劳动过程中发生了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一切变化,与这些变化同时,工人对自己的生产和对资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并且只有随着这些变化一起,才有可能在直接生产中大规模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因此,在这里不仅是形式上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只是现在才表现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一种已经改变了的物质生产形态。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这种改变构成了资本关系发展的基础,因此与资本关系完全适合的形态只是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上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工人在生产本身中的从属关系怎样因此而采取新的形态。8

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的从属指的是“一种已经改变了的物质生产形态”,而这种“物质生产形态”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工人不再外在于这个“物质生产形态”,而是与这种“物质生产形态”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从属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因为这种雇佣关系建立在雇主的暴力和薪资关系之上,当一个老板只能用扣工资来约束工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从属。但是,机器生产的发展,尤其是高度现代化的生产线的出现,工人的创造能力已经被压缩到最低,他们的生活和能力已经严重从属于机器生产线,从属于某个生产的环节,他们本身就成为了这个大机器的螺丝钉。这就是工人主义谈到了的机器对工人的绝对支配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意义上,这种机器相对于工人的绝对优势地位,我们可以理解为实际从属。

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再一次将马克思的这一对概念加以延伸。他们指出:“对实质从属的分析,不要仅仅理解为社会经济层面,或仅仅理解为社会的文化,而是要将它理解为社会生活(bios)本身,它十分敏锐地看到了规训或控制的模式,来打破资本主义发展的线性和极权主义模式。”9可见,他们对马克思所言的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变化,并不是理解为工厂内部的生产过程和工人的关系,资本家的剥削和工人的关联,而是理解为一种社会生活(bios),我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生活就是一种实际从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从事着生产“一般智力”的非物质生产。这样,工厂内部和外部的区别被打破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都变成了非物质生产的部分,在一次访谈中,奈格里十分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的确,在‘大工厂’的体制下出现的所谓的‘实际从属’——单一而紧凑的强制性的价值增殖过程——在今天已经逐步走向瓦解,不过在空间中断裂的多样化的时间韵律中它被再次生产出来。

不过,在一般智力的大都市里,我们可以非常谨慎地谈论新的‘原始积累’,甚至一种新的‘实际上的从属’的篇章,因为,倘若真是这样,它将存在于一般智力的大都市当中,存在于资本结构最新变化所产生的条件当中。”10正如奈格里晚期的一本文集的标题《从工厂到大都市》所显示的那样,一般智力的实际从属,已经从工厂的物质性的机器生产,转移到了今天的大都市,变成为非物质生产的一般智力,让我们在语言、情感、身体甚至最轻微的行为上,都实际从属于大都市的一般智力。

 03生命权力VS生命政治

唯有在从工厂走向大都市并在一般智力和实际从属概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奈格里赋予生命政治概念的特殊内涵。从《帝国》开始,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全新的技术发展和新世界秩序的形成,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哈特和奈格里说:“随着新的全球流动的道路和界限的逐步形成,也导致了支配性的生产过程本身的转型,其结果是产业工厂劳动力地位的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传播、协作和情感性劳动的地位的上升。

在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时代里,财富的增殖更倾向于出现在我们所谓的生命政治生产之中,即社会生活本身的生产,在生命政治生产中,经济、政治和文化逐渐地重叠,并彼此相互依赖。”9由此可见奈格里和哈特从一开始使用生命政治生产的概念的背景,那就是在上世纪末期,随着通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全球化的浪潮。在这个浪潮中,世界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越来越成为一个总体,而这种总体的生活方式的生产,或者说,在这个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生产,就是奈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生产”(biopolitical production)。

尽管在《帝国》之后的诸多著作,奈格里将生命政治生产的概念都回溯到福柯那里,他认为福柯七十年代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提出的生命权力(biopower)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概念,以及之后德勒兹提出的“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都是他用来思考“新的主权方式”的理论资源。

奈格里和哈特指出:“福柯的著作让我们认识到新权力范式的生命政治本质。生命权力是一种从内部来管制社会生活的权力形式,来从属于它,解释它,吸纳它,重新表述它。”9尽管如此,奈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生产的解读,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福柯的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概念的误读的基础上的,这导致了奈格里实际上发展出一条不同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线路。

我们需要首先回到福柯那里。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中,福柯突然提出了两个全新的概念,即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

不过,福柯并没有严格地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做出区分。对于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福柯的说法是:

这个新的非惩戒权力的技术运用的对象(与针对肉体的惩戒不同)是人的生命(la vie),或者说,如果你们不反对,它不是针对肉体的人,而是针对活着的人(l’homme viviant),至少,如果你们同意,针对类别的人(l’homme-esp的技术)。更精确地说:惩戒试图支配人的群体,以使这个人群可以而且应当分解为个体,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并有可能被惩罚的个体。而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技术,也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相反,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因此在第一种对肉体的权力形式(以个人化的模式)以后,有了第二种权力形式,不是个人化,而是大众化,如果你们同意,它不是在人—肉体的方向上,而是在人—类别的方向上完成的。在18世纪进行的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以后,在同一个世纪末,出现了某种东西,它不再是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而是我所说的人类的“生命政治学”。11

福柯的这段文字,对于理解他的生命政治学概念十分重要。福柯认为,在整个18世纪,实际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权力技术,一种是针对肉体的个体人的权力技术,这种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惩戒权力,与这种惩戒权力对应的是解剖政治学。在18世纪晚期,法国又诞生了另一种权力形式,福柯将这种权力形式称之为生命权力(bio-pouvoir),而与生命权力相对应的政治形式是“生命政治”,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在福柯那里,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实际上是一个问题,针对类别的人(l’homme-espèce),如人口统计学、民族学等问题,就是这种新的权力形式的体现,权力不再面向个体的肉体人,而是面向总体的类别。

而这种新的权力形式的应用,产生了以人口统计为基础的新政治形式,即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在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只存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别。

不过,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成为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例如,在《诸众》(Multitude)一书中,他们对生命权力的理解完全不同于福柯,哈特和奈格里说道:“大屠杀和核爆的力量直接触及生命的结构,败坏生命,摧毁生命。主权权力控制了毁灭的手段,这就是消极意义上和恐怖意义上的生命权力(biopower),一种直接掌管生死的权力——不仅仅是个体或群体的生死,也是人类本身和所有存在物的生死。”12这样,从福柯的针对类别的人的生命权力,在哈特和奈格里这里,成为了“直接掌管生死的权力”,此外,在福柯那里视为与生命权力相对立的、针对个体的肉体的惩戒权力,也被哈特和奈格里解释为“生命权力”,他们指出:“生命权力不仅仅被用来大规模摧毁生命(如核武器的威胁),也用于个体化的暴力。当在最极端的个体化的形式下,生命权力变成了酷刑。”12

不过,在当下的资本主义背景下,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生命权力仍然是资本的权力,资本建构了以金融和生产为中心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毫无疑问将人们的活劳动吸纳进来,让人们实际从属于这个机制。在生命权力之下,人们不再是单纯的人或者斯宾诺莎意义上的潜能(potentia)的人,而是变成了资本之下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新自由主义所掌管的‘人力资本’,成为了生命权力机制的一部分,它迫使人的行为和关系从属于金钱和金融的规则。”13也正因为如此,哈特和奈格里将“生命权力”与之前使用的“实际从属”等同起来,十分明确地提出“实际从属=生命权力”13。从这句口号中,显而易见,哈特和奈格里对生命权力的解读完全是在自己的平台上的独创,与福柯的生命权力的原始意义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

哈特和奈格里不仅赋予了生命权力新的含义,也将生命政治打造为生命权力的对立面。如果说,生命权力代表着资本的暴力,意味着将人还原为人力资本,那么生命政治就被赋予了奈格里早期工人主义的理解,即工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哈特和奈格里说道:“事实上,与其说资本提供协作,不如说是剥夺协作,这是剥削生命政治劳动的核心要素。这种剥夺不是发生在个体工人身上(因为协作已经昭示着集体性),而是发生在社会劳动身上,以信息流动、交往网络、社会符码、语言创新以及感受和激情的形式表现出来。”14不难发现,如果说哈特和奈格里将生命权力等同于实际从属,那么他们也将生命政治等同于工人协作或一般智力。工人或诸众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协作生产的一般智力,在资本的生命权力的作用下,被资本家所剥削,成为了他们的所有物,他们手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有威力的金钱或货币的武器,将人们在语言、情感和交往中形成的一般智力占为己有,那么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在生命权力之下实际上被剥夺的就是生命政治的生产,即由于自治协作形成一般智力。

于是,在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当代生命政治的含义,就是资本的生命权力对协作产生的一般智力的剥削,而反抗资本主义的核心就变成了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回“生命政治”的主动性。哈特和奈格里说:“生命政治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这种关系变得十分发达:在生命的实在中,需要让生命政治摆脱凄惨的屈从形象,反对生命权力,而生命权力就是资本主义腐蚀实在的动力。如果在生命政治领域的各种力量不能生产出一个溢出(excess),一种存在的超溢(overflowing),打破这种力量均势的平衡性,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15所以,哈特和奈格里将福柯那里属于类似语义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变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生命权力VS生命政治。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资本利用生命权力对一般智力的剥削,以及人们自治和协作形成的生命政治构成了这个对立的两极。

为了获取这个斗争的胜利,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策略是出走(exodus)。这个词借自于《旧约》中的典故,即摩西带领犹太人逃离埃及法老的追捕。实际上,Exodus这个词的特指圣经中的“出埃及记”。

其实,奈格里在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因为一般智力的生命政治生产,实际上是工人或劳动者的协作的产物,而资本家只是借助手中的生命权力将其攫为己有,那么,颠覆资本主义的方式,就是从资本家手中夺回对一般智力的掌控权,夺回掌控权就是劳动力和人民的退出,一旦没有了劳动力,也就没有了人力资本,一般智力的生命政治生产也不属于资本家。哈特和奈格里说道:“正如奴隶集体逃脱奴隶制的锁链,并构建自治的共同体和逃奴堡(quilombo),生命政治劳动力从其与资本形成的关系中退出,也必须发现并建构可以让他们的生产能力得以是现代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生命形式。”14哈特和奈格里以一种乐观主义的笔调谈论劳动力和人民的出走,这是一部属于哈特和奈格里的《出埃及记》,它所出逃的,并不是个体的生命,而是一个共同体,一个通过协作关系形成的生命政治生产的共同体,也就是说,一旦出走,生命政治的生产并没有随之消亡,唯一消失的就是资本家的生命权力对一般智力和协作关系的控制权,资本主义的控制社会也随之瓦解。这也是哈特和奈格里区别于福柯和德勒兹的革命策略的地方,因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欲望的是独特的个体的逃逸和游牧,让个体的生命摆脱条纹化的体系,从而在差异的程度上重塑独特性的生命。

而哈特和奈格里的出走,从来就不是个体的,因为只要是个体,就不可能真正摆脱资本主义控制社会的掌控,也无法真正让自己独立于既定体制之外。只有这种集体的出走,一种新世纪的出埃及记的方式,才能为被剥削的劳动者、为诸众找到新的迦南之地。

一旦实行这种出走的政治策略,摆脱资本主义生命权力的控制,意味着诸众不再是诸众,而是被生产为公众(commoner)。在哈特和奈格里《诸众》一书之后,经常遭受的批评是,诸众有可能是一盘散沙,尽管数量众多,但无法凝聚成有效的力量,来对抗资本主义的生命权力。但是,在奈格里看来,生命政治生产本身就将零散的诸众在生产过程中凝聚起来。一旦出走,他们已经联合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公众。公众是出走之后生命政治生产的产物,正如奈格里自己强调说:“‘生成诸众’意味着创造人民自己的秩序。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资本危机开始恶化,我们处在革命的过渡阶段。我们要用具体的词汇来走向自由的国度——那么从资本那里拯救‘自由’的价值观。我们用‘大同’的概念,也就是说未来已经开启。即出走。毛泽东的军队跨过黄河,对我来说,这就是出走的形象,也是‘生成诸众’。”16

简言之,在资本的生命权力之下,劳动力的生命政治生产是作为“人力资本”在起作用,他们不过是巨大的资本装置下的零件,一旦出走,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实现的生命政治生产,所产生的不再是“人力资本”,而是联合起来的自治的“公众”,即一种“生成的诸众”,这是一种新的主体性生产,也是一种让主体重新获得自主地位、摆脱外在控制的生产。当马克思指出机器化的生产导致不变资本(机器)对劳动力的绝对统治的时候,奈格里认为在出走的生命政治生产下,由于“生成诸众”,让诸众成为“公众”,从而重新让主体性获得了新生。显然,奈格里在这里显得过于乐观了。我们不难发现,控制着一般智力的生产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生命权力,也不仅仅是金钱和金融化的权力,在今天还有数字化和算法的权力,这一点并没有被奈格里充分考虑进去。

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强大并不仅在于他们用货币和金融控制的地方,今天的数据库和核心算法也是受资本家控制的,而无论诸众如何进行生命政治生产,他们的一般智力(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愿意称之为一般数据)没有成为新的主体性,而是成为了被数据和算法操纵的虚体17。所以,尽管奈格里用一般智力、非物质生产和生命政治为我们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在新的技术与资本主义体制日益结合,并逐渐转化为数字资本主义和算法智能资本主义的今天,这一切不过是新的画影。

注释

1 Antonio Negri,Marx and Foucault,trans.Ed Emery,Cambridge:Polity,2017,p.128.

2 关于虚体的概念的分析,可以参看蓝江:《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26-33、128页。

3Gilles Deleuze,Deux régimes de fous,Paris:Les éditions de Minuit,2003,p.160.

4Raniero Panzieri,Lotte operaie nello sviluppo capitalistic,Torino:Giulio Einaudi ediore,1976,p.8、p.17-18..

5罗岗:《“机器论”、资本的限制与“列宁主义”的复归》,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6Steve Wright,Storming Heaven:Class Composition and Struggle in 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London:Pluto Books,2017,p.8.

7Antonio Negri,Marx and Foucault,trans.Ed Emery,Cambridge:Polity,2017,p.122.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9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9.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383-384页。

11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5、 p.xiii 、p.24.

12Antonio Negri,From the Factory to the Metropolis,trans.Ed Emery,Cambridge:Polity,2018,pp.151-152.

13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

14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London:Penguin Books,2004,pp.18-19、p.19.

15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Assembl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100、p.74.

16[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2、121页。

17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Assembl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234.

作者：蓝江；原文刊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作者简介：蓝江，男，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杰出青年社科英才。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