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刘怀玉:中国道路自信中的历史空间辩证法

摘要:百年来中国所走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道路,内含着深刻的历史空间辩证法。这一重大实践的理论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呼唤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进行科学叙述与表达。对该问题的研究需要打好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理论方法基础,也需要继承、弘扬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思想方法。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一个伟大而曲折的社会历史空间重构创新过程,其中包括革命年代的“城市—农村—城市”历史空间的突围与重构,也包括建设、改革、发展时期的国际性区域化的“独立—封闭—开放—全球治理”的历史空间拓展以及国内布局的“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多重历史空间生产变奏。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仅为中国新发展空间构建创设了新的历史机遇,而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了新的、可能的文明发展空间。 
道路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首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实践的高度统一,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意义。百年中国所走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道路,首先是一个合乎历史辩证法的必然过程;而中国正在实现的由生存问题向发展问题、由被动式发展向主动式发展、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多重转变,也是一个全球化和中国化两个空间相互重构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内含着深刻的历史空间辩证法。从历史空间辩证法视角揭示中国道路自信中蕴含的历史规律,有利于深化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中国道路自信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中国的道路自信研究是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辩证法研究支撑的。目前,关于中国的道路自信的研究可以搜集到国内外两方面的内容。 
(一)国外学者研究综述: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中国的世界性影响。中国道路已成为全球学者研究的热词。国外学界对于中国道路与发展空间之间关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中国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地理学等领域,具有多学科、跨学科视角和综合性的特点。国外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焦点,起初是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性特殊性经验,后来转变成从区域性或全球现代性视野来把握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与创新意义。这种重点转移说明中国道路的空间哲学意义已经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大致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1.中国道路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美国历史学家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用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方法概括了从晚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现代化事业各个时期的艰难历程,持论颇为客观,有重要参考价值。《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一书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艾兹赫德则以非常开阔的世界交往史视野,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世界中心,但自从晚清以来的中国始终处于其传统的自我世界与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欧美世界秩序之间,实行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P351-438)。阿里夫·德里克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中,把中国思想作为全球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一个问题,从而将中国“世界化”(worlding China)(P2)。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集中笔墨描述中外关系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原有旧制度的基础上。以俄国著名汉学家季塔连科为代表的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现代化模式(P83-94)。 
2.中国道路与区域发展的研究。美国学者保罗·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对中国进行了区域性研究,而不是把中国看成铁板一块。英国地理学家特里·坎农在《地区:空间不平等与区域政策》中,对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缘经济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差距的特点,是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重大战略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俄罗斯全球化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杰利亚金提出,来自中国的投资将有助于以往那些欠发达的欧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得到稳步长足的发展,进而会改变欧亚大陆的现有的经济地理格局。这些研究对中国发展从区域空间视角进行了解读,但都没有呈现出全球变化和我国发展内在逻辑的互动空间。 
3.中国道路对世界地缘政治影响的研究。美国学者索尔·科恩在《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中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新地缘战略辖区的中心出现,不仅要归因于美国和俄罗斯在西太平洋和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衰退,更多是因为中国本身发生了变化。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所开启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对内来说是秦朝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对外来说,则使中国从亚洲文明中心变为世界大国,其参与全球化的魄力明显高于印度、俄国与巴西[10](P623,628-630)。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感慨,中国在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期望国际秩序有所发展,并作为中心角色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P1-590)。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声称,中国会成为地区性大国,但不可能成为在各个主要领域都富有竞争力的全球性大国。他的论调既警示国人对中国崛起要头脑冷静,也反映出“山鹰折翅”的大国酸意。 
(二)国内学界研究综述:“立中、接马、化西”之三位一体。国内学术界对中国道路自信与空间辩证法的研究,可谓“立中、接马、化西”。“立中”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从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多个视角对中国道路自信问题进行概括和提升,揭示中国道路演化的内在生命力和特殊性,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接马”即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全球化时代内涵及其辩证方法论思想,特别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传统的物质生产走向空间化的生产;“化西”即在引介国外社会空间理论过程中,致力于将西方社会空间化发展议题本土化、时代化,拓展细化为城市化与城市治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网络虚拟空间、空间正义与不平衡发展等新论域,强调中国空间实践历史与路径的特殊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道路与马克思空间哲学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回到经典文本探索马克思空间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为中心勾勒马克思空间生产理论的思想轮廓,并形成了资本逻辑、城市化、世界历史与自由发展的人学等研究视角。这些成果呈现了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全球化视角理解当代中国的境遇,指出我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区域化发展之“新”在于替代资本主义推动的传统对抗性城市化,创造新型聚落形态,即新文明的创造。 
2.研究我国发展空间策略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与影响。杨秀萍等人的论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比较与启示》研究了毛泽东的均衡发展战略、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江泽民的协调发展战略,总结了经验教训,对避免出现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失衡具有借鉴意义(P14-17)。顾海良教授在《习近平经济思想全新内涵》一文中,把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布局、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新格局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P12)。还有些学者分析了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提出的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引领中国区域发展迈进新的时代。 
3.中国道路与区域发展空间问题的研究。蔡武《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协调发展的历史演变和新格局》一文系统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协调发展的历史演进以及现时期的新格局(P18-21)。鲁品越的《空间生产:开拓中国经济未来前景之路》一文从经济社会发展视角出发,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以经济空间的开拓和生产为前提,社会生产的重心从物质生产向空间生产转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空间生产来消除资本扩张悖论(P1)。巫建国的论文《关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认为,我国区域开发已由重在改革开放的探索发展到重在追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阶段(P12-16)。这些研究多以从经济学实证层面引入空间发展问题,而从经济学—哲学视角出发的研究则相对不足。 
4.中国道路与拓展国际发展空间问题的研究。王义桅教授在《中国以合作共赢应对世界之变》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人类社会追求大同理想的传统,并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向世界庄严地表达了中国的天下胸怀,指明了人类新的前进目标与方向。张文木教授的《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结合宏大的视野和细致的观察研究,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全球大变局中的利益格局,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对中国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的设想。武晓迪博士在《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走入全球化的深海》中认为,中国地缘政治的舞台正全面加速地由内亚陆疆向沿海和海洋地带转移。这些成果对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较好的梳理,但他们对发展空间特别是空间生产问题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国内外学者相关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中国道路自信与空间辩证法问题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但也要看到,许多国外的学者以西方发展模式看待中国道路,多数是对其进行价值观层面评价,很少有从实践生成视角进行的分析。就国内学者而言,中国道路自信中的空间辩证法问题很长时间内是隐性存在的线索,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的反思,而是来自于区域经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研究的伴生品,亟须展开深层的逻辑梳理与系统化研究。一句话,中国道路自信问题呼唤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叙述与表达。而要研究这一时代课题需要打好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理论基础,也需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革命与建设的不平衡发展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思想资源加以继承和弘扬,当然更需要对中国革命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空间辩证法作出历史反思和现实把握。 
二、中国道路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理论基础及其本质意义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问题关系并不大:在人们讨论空间问题时,往往会把社会历史搁置一边;而当人们研究历史问题时,又把空间问题束之高阁。空间与历史分庭抗礼的局面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空间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把空间问题提升为“空间化”问题。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空间”问题与概念从来都不是静止与透明的几何学与地理学概念,也不是神秘与主观的文化心理形式与抽象封闭的符号结构,而是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即它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关系,故“空间化”或“空间的生产”一词更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对空间的独特深刻理解。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理论形态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空间化是指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与结构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存在方式作为其载体,诸如地理环境、地方,包括被神秘化的一些空间形式——宗教的、政治的,比如说纪念碑。国家统一的象征就是中心城市的纪念碑、庙宇、教堂等,这是传统社会中社会权利、社会关系的一种神秘的、神圣的载体。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空间载体或者空间象征物,这是广义的空间化内涵。狭义的空间化,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所开辟的统治全世界的抽象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几百年时间屡屡陷入危机却又屡屡幸免于难,生命力虽然衰却不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具有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能力。列斐伏尔把这种能力称为“抽象的空间生产”。抽象的空间生产有其西方传统文化渊源:基督教一神教、法律体制、普世价值观念、印刷术、货币体系等等。没有印刷技术就没有地图,没有地图就没有非常强烈的国家主权、边疆意识。另外,西方资本主义统治全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构了掌控世界的货币体制。此外还有知识产权的垄断统治体制,对全球稀缺能源比如石油的掌控体制等等。这些都是西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生产的表现。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生产方式转变为21世纪以金融信息数字技术主宰社会结构的抽象空间的生产。当然,这并不是说具体的物的生产已经完全被非物质生产方式所取代,而是说脱离地域的与具体的物质内容的“空间的生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主要方式。上升到一个规律性认识高度,我们可以说,纵观历史发展趋势,整个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人类社会的“生产”不但是一定自然物质环境(其认识现象表现为空间与时间特性)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与时间条件限制而实现的社会关系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即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体系”。换而言之,现代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本身就是社会空间的反思性自我重构,而不是自然空间中的物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由于受追求剩余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绝对命令”所决定,这便意味着其使命和任务从根本上就与传统社会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简单的重复生产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而是冲决一切自然界限与神意的禁忌而实现的既是“革命性的”、也是“虚无主义的”疯狂扩张过程(P389-390)。资本的扩张表面上是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P538),而实际后果却是实现了自身空间的不断升级换代与无限高速的扩张。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视野中的现实问题研究包括三个层面或维度。其一曰城市化。它是资本主义和当代世界空间化发展最直接、最具体的地理景观。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公式就是通过不断地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而生产,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生活需要,而是为更大一轮的投资做准备,剩余价值要变成一种新的投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积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人民消费能力越来越下降,就导致了过度积累,相当一部分剩余资本无法实现转移,变成了一种滞留的货币,这对资本家而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资本只有在运动中在流通中才能生存与增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必须把剩余的资本进行投资。资本缓解过度积累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未来投资和对外围空间投资。对未来投资包括金融投机、教育投资等等。对外围空间投资是哈维提出来的,就是对人居住的环境或者人工环境的投资。作为人造环境的投资与生产,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人类生活需要,而是基于资本转移或者缓解过度积累而采取的一种投资形式,是资本扩大再生产或者说延长流通时间的一种投资形式。换言之,城市是政府和大型企业把手中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利润、财政收入进行消费、投资的一种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的第二个现实问题就是全球化。从空间化角度看,全球化是由今天发达的通信技术、交通技术和能源金融等等为支撑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一体化过程。全球化是由发达的技术做支撑的,例如通信网络技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信息、能源传播的传输问题,这可以让世界同步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此外,空调、冷冻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一些企业的生产不受地方的气候和能源限制,可以采取同步转包、子公司流水作业,让某个企业遍布全世界,这本身提升了企业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这都是由于技术引起的,但是主要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存在。资本为什么发展全球化?一方面技术为其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资本需要去寻找廉价劳动力进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这是资本的本性。全球化绝对不是世界都普遍地从落后中解放出来,而往往是以一个地方的进步加剧另一个地方的落后为代价。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面临的第三个重大现实问题是国家的“再区域化”发展。现在世界各国都被纳入全球化时代与体系之中。国家、民族的特征和界限没有被消灭,仍然存在,但是国家、民族的边界和内涵在松动,在淡化。今天的国家还有固定的国土边疆,还有政治制度符号的认同,还有文化意识形态的认同,但实际上真正起重要作用的国家功能是一种高度动态化区域化再生产性治理体系、技术和能力。国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所在国、所在地区的超大城市或者超大城市群为中轴或者说为枢纽而导致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的重新区域化发展。从空间生产角度理解,今天的国家主要是一种经济、政治的管理,或美其名曰“服务型政府”,而不复是原来理解的剥削、统治工具。由此可见,在当代世界,城市、国家与全球化三个基本层次的空间化发展已经交织为一体,变为由多重空间尺度所组成的灵活弹性的复杂整体。也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国家边界与政治宗教或者民族的主权形式开始松动、移动甚至瓦解。相对稳定而独立的民族国家空间,一方面成为“脱域化”的全球化国家,另一方面成为“重新辖域化”的地方经济政治机构(P44-53)。 
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理论视角与思路,毫无疑问地为“中国道路自信”问题之研究开启了全新的视野与论域。正如前所述,整个人类社会文明之进步趋势就是一个各自社会的特定空间持续不断地扩展、提升与转换的过程。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独立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发展首先是一个从传统封闭的社会空间走向现代的开放文明空间这样一个重构创新过程,但就其实质意义而言,这一过程从开始就不是就范于现代世界的占统治地位的空间秩序的“按步就班”的排队发展过程,而是艰难地穿越与突破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空间控制的过程;中国发展道路不仅为中国新发展空间构建创设了新的历史机遇,而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了新的、可能的文明发展空间。 
对中国道路自信的空间哲学表达,主要是从空间辩证法视角历史地把握中国如何从封闭自大的中央王朝沦为西方附属边缘,进而陷入第一次不自信与危机;如何通过革命逻辑确立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如何通过改革开放逻辑走出传统建设模式主客观封闭的危机从而克服第二次不自信;如何在主动引领世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真正道路自信,由此理出一条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脉络。 
其学术价值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一种全新视角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历史进程予以反思,有利于进一步思考中国发展新空间趋势与未来的可能性,丰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是在广义层面上拓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研究视域,有助于更为完善地建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更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三是深化对全球现代性理解,有益于进一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内在危机,增强走中国道路的自信心。四是研究全球变化与我国发展互动的内在逻辑,以便于进一步探索中国道路自信的辩证法内涵。 
三、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历史空间辩证法研究 
已如前述,研究中国道路自信这个重大时代课题,除了打好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理解基础之外,还需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不平衡思想以及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思想资源加以提炼与继承创新。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是突破与消解包括黑格尔历史哲学在内的近代欧洲理性主义。马克思青年时代所面对的“哲学信仰”,是一种隐含着包括神学目的论基因在内的泛逻辑主义、普遍理性主义,特别是披着进化论科学外衣的历史决定论。马克思新历史观革命所要突出的,并不是启蒙主义张扬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普遍规律性,而是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非目的性、复杂性与不平衡性特征。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绝对异质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所笃信的所谓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扬弃式复归的目的论式的历史概念。马克思心目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核心逻辑,既不是第二国际所说的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直线论进化论,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强调的颠倒的物化的统治,而是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异质性的历史结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广为人知的关于人类社会普遍的必然的统一的发展规律与过程这样的通俗易懂的历史假设与概念明显不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部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的文本中阐述了一种更加复杂而且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首先,历史发展的本质并不是不同历史时代内在的连续性、一般性和共同性联系,反而是“区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异”。其次,线性的平滑的积累式的启蒙主义进步观,作为一种隐性的唯心主义人性论历史观,必然让位于马克思心目中更能科学地再现客观现实的“断裂的”“分叉的”“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观。最后,现代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从前人类历史的自然延续与充分发展,而是在一种全新的总体结构中对以往历史的摧毁和重构(P39-46)。 
换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革命意义并不是用一种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概念相类似的“普遍的必然的”历史概念对此进行唯物主义改造,而是认为任何一种试图普遍说明一切民族国家地区历史的做法均是“超历史”的思辨历史哲学之表现(P466-467)。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在于用多种可能的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之实践经验对所谓“大写的”“唯一的”历史逻辑进行解构。相应地,马克思所谓的“唯一严格”的历史科学,不再是历史的普遍性与阶段性理论假设,而是充满着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空间差异性的开阔动态视野(P34)。 
晚年的马克思首次从欧洲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发展之内在不平衡性空间角度思考落后国家历史发展的跳跃性与革命的可能性问题。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马克思为了进一步加工《资本论》第3卷,完善地租理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农村公社的研究上,着力厘清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演化,这使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原有的“世界历史”理论形成重大突破。这些内容集中体现在写于1873-1883年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以及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问题的论述等著作中,包括《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其手稿以及《〈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等文本。马克思提出了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设想等一系列新的思想,开始了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的具体研究。 
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时期极具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重要性体现于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打开了马克思主义。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很多则把马克思主义禁锢起来了”(P189)。她是第一个真正关注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空间化不平衡发展的思想家。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打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解释的一个历史缺口。她在回答资本主义积累理论难题时,第一次把空间地理视角引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卢森堡把资本主义形成过程概括为三个不平衡的结构相继替代的过程,即首先资本战胜自然经济而获得主宰地位,其次资本获得对商品经济的支配地位,最后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最终获得积累的条件从而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并明确指出,不平衡性的空间结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而不是结果。资本主义历史地生成于并发达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中”(P291,335)。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原始积累的理论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之间一个基本差别是:前者认为资本积累主要剥夺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而后者认为资本积累主要涉及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中心及其外围即“非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种始终同步发生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而不是历史性的自我否定。一句话,卢森堡关心的问题是空间的辩证法而不是历史辩证法,是空间角度的“解区域化”与“再地域化”,而不是传统社会瓦解与否定以及现代社会的重建。受卢森堡的强烈影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据此宁愿用“剥夺性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概念”来概括《资本论》的当代核心意义。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纯粹资本主义”研究忽略了资本主义现实发展的结构性因素,而只关注到它的历史阶段性与周期性,但实际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结构关系,并不是科学抽象可以去掉的“次要因素”,而是本质因素。如果说卢森堡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只是从抽象一般的商品经济角度揭示资本主义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之趋势,而卢森堡则“主要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出于资本积累的特殊需要而必然发生联系的这一经济逻辑必然性来论证,资本主义积累的顺利进行必然要依赖于资本不断向全球扩展的运动……出于实现剩余价值和进一步资本化的需要,资本必然要摆脱对它的一切限止,无限地走向全球,朝着最终的统一的无个性的世界市场运动”(P14)。不过,卢森堡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积累的本质与发展趋势,却并没有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与国家以及民族国家战争所具有再生产的空间经济学意义。她只看到战争的破坏性,把外部市场与外围地区混为一谈,轻视了中心地带(资本和集中、决定的权力和巨大的城市的形成等)的经济的政治的结构与国家的相应作用。卢森堡确实没有摆脱列宁与葛兰西所批评的第二国际根深蒂固的经济决定论与政治革命自发主义观念的历史局限性(P189)。这集中表现在她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未来前景的二重性预言上:“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她并没有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提供明确的实践途径与主体力量。 
列宁是第一个真正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卢森堡以结构决定论假设的方式把不平衡发展作为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来处理,考茨基把不平衡发展实证主义地归结为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列宁则历史辩证法地把不平衡发展看成帝国主义的必然后果。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帝国主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著作中,分析了资本主义政治地理学、空间发展特点,认为资本主义把全球市场分割殆尽,领土资源争夺完毕,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可以利用帝国主义这种瓜分和不平衡结构,在薄弱环节的国家实现革命并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P554)列宁的“帝国主义薄弱环节”“落后国家的革命”理论就是从这种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结构辩证法、空间辩证法中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即通常发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工业发达国家。而列宁在著名的《论俄国革命》一文中则对落后的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实践意义作了非常精辟的把握:“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P775)“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P776)这可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滥觞!受此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指导,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以及相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他认为,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性影响,中国革命从此以后便成为世界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P666)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与中国革命道路之特殊性不仅具有通常我们所重视的历时性的跨越意义,也有共时性的结构突破或空间转换意义。上升到一种历史空间辩证法的哲学高度上说,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源头绝不能历史地经验地从某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里面去找,而是要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或者整个现代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那里去寻找。换言之,落后国家的革命历史道路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多重决定因素与矛盾结构而促成的一种地方性不平衡发展的景象,是本“应该”在发达经济基础之上或者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革命的一种空间转移。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问题的对外转移,造成了落后国家的政治问题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同步性整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落后国家的经济落后性促成其本土的政治问题的“发达”,这就是一种生动具体的不平衡发展的空间辩证法,而不仅仅是历史辩证法。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断言,落后国家通过政治革命就会自然而然地促成其本土产生发达的或者先进性的政治社会制度。“并不是中国本土历史与经济基础的落后现状导致了中国会出现一种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相反是其落后的现代经济状况与发达的丰富的传统政治资源,共时性地促生了一种发达的现代性政治问题。这种世界历史性的结构不平衡,即落后经济与发达政治问题之客观辩证法与本土的爱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意识,构成了中国革命辩证法的主客观两个方面。”(P1-15) 
四、中国道路自信中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演变 
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空间辩证法经历了若干的形态与阶段,大致上可从以下研究角度或思路来概括: 
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分裂与依附的历史空间到独立发展的革命空间的辩证法。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析传统中国王朝空间崩溃的原因以及沦为西方世界体系附属的必然性,重点阐明为获得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空间而持续不懈努力的伟大历程,从中揭示近代中国如何从“第一次自信危机”到通过革命逻辑确立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内在历史规律。 
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空间观,自先秦开始到明清为止,均是以华夏为中心的“四方天下”的宇宙秩序。明清以降,受西方传教士、旅行家、商人携带入境的大量地理历史科学知识图书传播与仪器使用之影响,国人逐步接受“地分五洲”思想。自此伊始,根深蒂固的“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空间象征秩序轰然瓦解,旷日持久的“夏夷”“古今”“中西”“体用”的意识形态空洞论战让位于东方与西方两种社会文明形态之残酷较量的严峻现实。在此历史时段,传统中国王朝空间由于其封闭与落后,必然走向瓦解并逐步沦为西方世界体系附属。自鸦片战争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多年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斗争、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探索历程,都是一场东西方地缘政治之争,内含着中华民族争取生存发展空间的价值诉求。中国历史空间的近现代转型过程实乃一部“从‘王朝地理学’到‘革命地理学’的发展史”(P171)。为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井冈山到苏区,从山区游击到全面解放中国,经过了从“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农村为中心”再到“以城市为中心”的生存发展空间曲折转换过程。正是这个“两次否定”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揭示了近代中国如何从“第一次自信危机”到通过革命逻辑确立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内在历史规律。 
二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历史空间辩证法。以国际国内交织互动的结构关系为视野,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发展空间的探索过程,研究国内区域均衡发展空间战略和“三个世界”的国际发展空间辩证法理论,反思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自信”经验及其内外问题。 
中国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成了中国道路形成的第一个历史逻辑环节——“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古老的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繁荣与近代屈辱之后,终于又以独立自主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但由于受西方帝国主义体系的包围以及东西方冷战格局的严重制约,新中国实际上被排除在全球性和大多数地区性国际制度之外,而仅仅在原社会主义阵营与第三世界发挥一定作用。直到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中国基本上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局外人”和消极的旁观者,甚至是对抗者(P77)。中国复兴之道路可谓困难重重、扑朔迷离。 
在被迫自我封闭的国际大空间背景影响下,在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东方大国,如何有效规划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从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从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197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前夜,社会主义中国走过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之路,它采取了一种“东西南北中”的均衡发展的空间战略,也就是以“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为指导:最大限度地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所造成的东部沿海和西部内地严重不平衡发展的空间格局,实现东西部与南北方区域相对平衡发展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在以重工业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蓝图指引下,国家统筹安排全国工业空间布局,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为更有力量地支持和发展内地工业作为准备;另一方面,提出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把生产力落后的内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新的工业大部分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但也要看到,当时所谓的“空间发展均衡”战略毕竟是建立在总体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实际上以牺牲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速度与质量为代价的方式来支援内地中部和西部的发展,这种发展空间的“平衡战略”很大程度上也妨碍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道路的历史空间辩证法是基于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而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发展空间模式的突破与协调平衡的新发展空间辩证法之形成。聚焦改革开放40年来,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空间模式经验教训基础上,研究国内“两个大局”的空间辩证法和全方位国际发展空间战略,从中把握当代中国如何克服第二次自信危机主动融入世界文明、因而确立新的道路自信之辩证发展规律。 
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迅速结束了传统的发展战略与思想模式,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长期不动摇的基本路线与国策,开始较为主动和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随着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的恢复,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度的主要参与者,从区域大国变为世界大国,在国际治理空间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提出并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空间建设战略构想与实践。他从国情出发,根据梯度发展理论,实施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其核心内涵是“两个大局”的战略设想:一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二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P277-278)。“两个大局”的设想是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经验教训的结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寻找到了新发展空间。只不过,这种突出区域间梯层性开发的不平衡发展的空间战略,虽然解决了原来的发展水平低与发展不足的问题,却也引起了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的发展空间不平衡问题。 
非均衡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受“第一个大局”发展空间战略制约,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同时还存在“中部塌陷”危险。为缩小地区差距,保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从1990年代开始,我国针对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它强化了东、中、西部大发展的合作协调整合关系,旨在全力缩小各大主体区域间的发展的差异性,构建区域间的平衡性,逐步形成了发展新空间辩证法。 
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空间辩证法。重点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市化区域化国际化发展过程与趋势中的新思想成果,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中包含的新文明空间辩证法思想问题,由此理解新时代中国如何主动引领世界、进而实现真正道路自信之内在发生逻辑。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过程,从历史辩证法角度看是一个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不平衡发展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平衡发展,再到以解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经济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为己任的全面发展过程;而从历史空间辩证法角度来看,可谓一幅从“革命地理学”到“发展地理学”再到“新文明空间”的动态变奏画面。中国首先是从东西方冷战与南北世界不平衡发展空间中破解了被封闭孤立排挤的问题,找到并找准了自己的发展空间与机遇;其次是通过充分利用全球化成果、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迅速缩小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第三是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增强的经济实力与国际竞争力,进而引导全球化,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三步走”的开放发展道路与过程,不仅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而且有助于推进人类新文明空间的形成。这个人类新文明空间的构想集中体现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之中。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应对人类多重共同挑战的客观需要。正如2018年4月23日习近平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历史空间辩证法。它既反映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共同诉呼声,也是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空间辩证法之未来前景。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