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孙乐强:平等观的“中国方案”及其时代价值


摘要社会主义平等观以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原则,力图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真正达到公平公正,使每一个公民都平等地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会,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有机统一,是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完整结合。不论在理论深度上还是在实践成效上,社会主义平等都远远超出了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形式平等,开创了人类平等的新高度新局面新境界。在推进社会主义平等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抵制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始终坚持平等实践的社会主义方向。 
导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平等,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实践,它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也是一种历史生成的、活生生的现实实践。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方法,结合中国社会实践,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平等观的科学内涵,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具体地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平等实践,既要避免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避免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敢于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平等实践的生成、运动和发展趋势。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充分吸收中外各种养料的基础上,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在中国大地上精心培育出来的美丽花朵和甜美果实。不论在理论深度上还是在实践成效上,都远远超出了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形式平等,开创了人类平等的新高度新局面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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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是不相容的 
平均主义,又称绝对平均主义,是与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相适应的一种社会思潮。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人们所能获得的物质财富相对匮乏,同时由于等级特权的存在,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呈严重不均衡的金字塔结构,从而在底层生产者中催生了一种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平均主义倾向。以此来看,所谓平均主义只不过是小生产者力图以结果的绝对公平为原则,要求平均分配一切社会财富的一种落后主张和思想,在本质上,只不过“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毛泽东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生产力落后和等级特权制度,是平均主义产生的经济和政治根源。 
“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尖锐批判了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鼓吹“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这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生产资料归集体和社会所有,一切劳动者都享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在后一阶段,由于阶级已经全面消亡,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也已经被彻底废除,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以此来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论在社会主义中还是在共产主义中,平等都绝不可能是那种结果和量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自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就坚决反对平均主义,那种断言说马克思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们的口味和个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说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计划大家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和同量的饭菜,那就是胡说八道,诬蔑马克思主义”。 
用平均主义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平等,是理论和历史的双重反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当代中国发展实践在总体上已经消灭了平均主义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是说,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平均主义已经彻底消失了。必须承认,这一思想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下层民众对当前生活水平和贫富分化等现象的不满。然而,不论青红皂白,一股脑地主张用平均主义来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做法,却是行不通的。这种诉求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即主张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重新拉回到小农经济和“大锅饭”的低级形态,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同样,用平均主义来诠释社会主义平等观,也是断不可行的,因为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主观臆想。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充分认识平均主义的危害性,坚决杜绝开历史倒车。平均主义追求的是一种结果上的绝对平等,这会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上进心,滋生好逸恶劳的懒惰思想;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导致资源浪费,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只有肃清平均主义的毒瘤,才能真正落实按劳分配原则,才能真正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这个路子是对的”。今天,我国改革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坚决抵制平均主义,杜绝开历史倒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如何推进公平、正义、平等和均衡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不能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甚至导致更多不平等,改革就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失去了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就鲜明体现了社会主义平等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平等绝不是自由主义的翻版 
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强调个人权利和私人利益的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典型形态。自由主义是西方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产物,是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特权和宗教神学的重要武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它上升为西方国家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也建立了一套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政治上,表现为以宪政民主或代议制民主、两党或多党竞争制、分权制等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以“看不见的手”为主导、反对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新自由主义则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怪圈之中,福利国家所遮蔽的各种矛盾纷纷爆发了出来,进一步加速了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里根和撒彻尔夫人的上台,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最终被放弃,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它的核心理念是“三化三反对”:倡导市场自由化,反对国家干预;倡导私有化,反对公有制;倡导个人化,反对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构了一套以个人主义、私有制和市场自由为基础的实践体系。不论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建立在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之上的。卢梭曾指出,私有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罪魁祸首,这意味着自由主义是根本不可能解决平等问题的。 
第一,市场平等最终导致的是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自由主义宣称,市场是最公平的竞争机制,完善的市场机制是保障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最后堡垒。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表明,市场不仅解决不了不平等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和社会不平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再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借助于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的操控、国家再分配等方式,逐步实现对下层财富的掠夺,导致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外围流向中心、从底层流向上层,建构起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主义,引发了1%的群体与99%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对抗。 
第二,自然权利上的平等并没有带来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自由主义主张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但这种平等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自然权利上的平等,并不触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在西方“宪政民主”或代议制民主中,政治平等往往体现为“一人一票”式的形式平等,“人民只有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 这样的平等和民主完全是形式主义的。民众只能按照既定程序投出自己的一票,委托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行使权力或治理国家。然而,由于财产、教育或知识背景上的不平等,民众选出来的代表往往是少数精英,后者既不代表国家,也不代表人民,而是代表特定阶级或特定集团的利益。民众与精英之间的利益脱节,使民主和平等沦为一纸空文,后者不再将民众利益或社会公共福祉作为首要目标,而是沦为特权利益的保护伞和寡头政治的合法伪装。形式上的平等导致的是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形式上的民主导致的是实质上的反民主。 
第三,机会平等成为一种幻影,“美国梦”宣告破产。自由主义一直鼓吹机会平等,它告诉人们,只要努力奋斗,就能够实现自己的致富梦。这构成了“美国梦”的核心要义。就此而言,“美国梦”在本质上完全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个人梦”。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和哈佛大学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表明,机会平等已被无情的现实所击碎,越来越成为一种骗人的鬼话: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剧,阶层固化日益明显,代际不平等日趋强化,成为摆在下层民众面前的一道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美国梦”已沦为一种不可能的神话。 
第四,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没有带来文化上的平等,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的扩张和蔓延。多元文化主义是指西方社会内部的不同民族、种族、宗教信仰者等少数群体向主流社会吁求尊重其文化差异和文化身份、寻求文化平等权利和平等地位的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理论。20世纪70年代开始,多元文化主义在争论声中逐渐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或支持,并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达到顶峰,西方国家也纷纷制定了相应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带来文化上的平等,或者使少数群体获得平等的文化身份,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恐怖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的蔓延。2010年前后,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先后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彻底失败;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也遭遇危机,日渐式微。 
第五,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暴露了自由主义平等的虚伪性和虚假性。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旗号,肆意践踏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到处进行“人道主义”轰炸和意识形态演变,从阿富汗、伊拉克到“阿拉伯之春”再到利比亚、叙利亚等,这种霸权主义行径导致的是无休止的社会动乱和暴力冲突,引发了大规模的难民潮和人道主义危机,进而为极端恐怖主义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些血腥的事实表明,自由主义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更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打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旗号所进行的霸权主义行径,构成了当今国际社会持续动乱的主要根源。乔姆斯基认为,美国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搞价值观输出,恰恰证明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虚假性。 
以此来看,不论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国际关系领域,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平等都是一种形式或虚假平等,背后掩盖的或最终导致的都是一种赤裸裸的不平等。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企图通过自由主义的方式来保障个人权利,进而达到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是在中国大地上长出来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自由主义的翻版。平等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以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原则,力图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真正达到公平公正,使每一个公民都平等地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会,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有机统一,是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完整结合。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平等梦,不只是一种个人梦,更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这种梦想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人民心中,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这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平等梦”存在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平等实践是在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展开的鲜活实践,不仅可以而且必然能够全面克服自由主义的弊端。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平等是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的,是对自由主义私有制永恒论的坚决拒斥。这为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享改革成果这种更大、更广、更真实的平等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抵制了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的谬论,一方面,充分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始终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治理功能,积极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制定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再分配制度,弥补市场失灵,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平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鲜明体现。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全区别于西方的“宪政民主”体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套制度不仅充分保证了广大人民、各政党、各民族、各团体之间的平等地位,而且还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展开更广泛的人民内部协商、政党协商、民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等,充分保证了他们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切实维护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权益,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为这种政治平等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法治体系绝不是私人利益和特权的保护伞,而是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的法治体系,体现了法律本身的公正性;同时,不论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都坚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它以法治的方式贯彻、落实、保障实质平等,有效实现了起点平等、过程平等和结果公正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平等的精神实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治体系的独特优势。 
第三,推进社会平等,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盼望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始终致力于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平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破除传统束缚,实现男女平等;普及义务教育,推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支持力度,有效防止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统筹人力资源市场,打破城乡、城区、行业分割以及身份、性别歧视,努力维护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利;加大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和分配公平的同步提升,积极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建立了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战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平等是机会公平、发展公平和结果公正辩证统一的实质平等,与自由主义存在天壤之别。此外,在推进社会平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展现出来的决心毅力、投入的力度及其所取得的成效,都是史无前例的。 
第四,社会主义文化平等绝不是多元文化主义的翻版。多元文化主义既反对西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文明冲突论,倡导文化多样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它却过分夸大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企图追求无条件的文化平等,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是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极端反映。而它在现实中所遭遇的危机,以及它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充分证明这种文化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是断不可取的。社会主义文化平等绝不是这种无条件的文化共生论,更不是没有底线的绝对平等论,而是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以及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这一前提下的文化平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也绝不是自由主义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对于危害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各种文化,必须坚决抵制;对于各种错误思潮,决不能妥协和退让,必须以斗争促发展,否则,必将会危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定。在此前提下,我国始终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始终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大发展;始终推行民族文化平等政策,充分尊重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推动民族文化大发展;始终致力于维护和保障社会成员在享有文化资源上的平等权利,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协调促进城乡、区域、民族文化的均衡化发展,充分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第五,我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始终主张,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强弱,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反对任意践踏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始终坚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道路和发展权利;始终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福祉;始终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主张平等地对待各国各民族文明,力图在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积极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动各国文明的共同发展;并致力于在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党中央为践行这些理念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以此来看,我国所倡导的平等观,完全超越了自由主义的狭隘性和虚假性,能够为推进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重要借鉴。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决抵制自由主义,全面实现中国人民的平等梦。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平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还面临着一系列突出问题和重大挑战。为了破解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抵制自由主义,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在改革发展中,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平等追求,为人类解决平等问题积极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坚定平等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潮。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宪政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文化复古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思潮相互交织,并借助网络新媒体大肆传播,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危害。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股思潮打着学术研究、还原历史真相或“重新评价”的旗号,歪曲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党的历史,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搞乱人心,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一思潮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在政治立场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企图通过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大搞“颜色革命”,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瓦解和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否定平等观及其实践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历史虚无主义在平等问题上的重要表现。首先,用“普世价值”来否定社会主义平等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决定的,绝不存在超时空的、永恒不变的价值观。而“普世价值”论所包含的政治祸心在于,将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视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制度的“普世”观念,认为谁要是否定“普世价值”,谁就是在否定自由、民主、平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法性,否定了社会主义平等的特质,是一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价值优越论,完全浸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用西方资产阶级价值体系来裁剪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西方标准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平等实践,完全是张冠李戴、驴头不对马嘴。 
其次,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平等实践的内在联系,将它们简单地对立起来,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当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声称:改革开放前,虽然我国总体生产力水平不高,但整个社会,不论在经济、政治、社会、收入分配等方面都是相对公平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然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但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却进一步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却不断扩大,使改革开放的成果落入少数人的口袋之中,没有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和代际不平等,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更有甚者表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哪里有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木制的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市场经济体制,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企图借助于市场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公平、正义,无异于缘木求鱼,这不仅达不到目标,反而会进一步导致更为严重的不平等,应当放弃当前体制,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道路上去。这种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平等实践僵硬对立起来的做法,实质上就是要否定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虽然两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平等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它们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平等建设的实践探索,如果没有前一历史时期积累下来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在平等实践方面还面临一系列的突出问题,但这是历史发展中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更不以此来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否则,就会导致严重后果,甚至会面临亡党亡国危机,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是前车之鉴。 
再次,基于西方“宪政民主”,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平等,从而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始终没有停止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他们不停地鼓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只会走向集权专制,根本不可能带来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进而污蔑社会主义是反人权的。在他们看来,只有依据西方“宪政民主”,对现有的政治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造,实行多党制、分权制、议会制等,才能真正带来自由、民主、平等。还有一些人提出了诸如“党大还是法大”的谬论,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法治的合法性。对于这种种言论,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所讲的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是要坚持宪法所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这是支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民主”存在本质差异;社会主义法治本身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这为保障人民的平等权利、真正落实社会主义平等提供了法律支撑。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平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完全忽视这些成就,一味地抹黑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治体系,极力鼓吹“宪政民主”,甚至将党的领导与法治割裂开来,其根本目的恰恰是要否定、取消党的领导,彻底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要充分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性,旗帜鲜明地抵制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误。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什么学术思潮,而是包藏祸心的反动的政治思潮,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任其肆意蔓延,必将扰乱人心,甚至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我们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站在历史的总体进程中,客观地认识历史,切不可以偏概全、用支流掩盖主流,也不能主观臆造、任意歪曲历史事实,更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进行“原罪”推定。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大是大非、政治原则等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做“开明绅士”,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坚持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否则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