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信息方式

本文节选自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

马克·波斯特著  张金鹏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本书简介

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历史变化使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很多方面成了问题。马克思主义确实被历史的幽灵所困扰。马克思主义已经改变了历史，但历史也同样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福柯已经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有效前提。在这一前提下，社会领域被作用于身体的权力技术网格所构建。人和物还是存在的,但适于批判理论的可理解层面在别的地方，在那些特定的安排所在的地方，通过这些安排，话语/实践被创造出来了，并将社会领域构建为众多不同的统治方式。

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表明福柯完成了与马克思同样的任务，但没有背负太多的形而上学的包袱。福柯对监狱和性经验的分析历史化了这些当代现象,破坏了它们的自然性,并阐述了它们固有的统治机制(全景监狱和真理话语)。从社会批判理论视角看来，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然而它是一个以抛弃很多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为代价而赢得的成就。

作者简介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1941年生，1968年获得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历史学系和电影与传播学系教授，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并同时受聘于该校的信息科学院和比较文学系。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研究领域：西方文化思想史，批判理论，新媒体研究。

如果说福柯最近的著作起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并超越了它，那么它们也提出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的巨大挑战。在评价福柯的批判理论对书写社会史的价值之前，我想分析和评价马克思的观点。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的质疑可谓是姗姗来迟。马克思主义自身现在可能是对社会批判的一个障碍。所需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情、系统的批判，这一批判，根除一开始就有问题、已经成为障碍的要素，以及那些自身已经被证明不能胜任的要素，同时保留那些仍具批判力量的要素。

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历史变化使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很多方面成了问题。马克思主义确实被历史的幽灵所困扰。马克思主义已经改变了历史，但历史也同样改变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当中，并宣告自己是那个社会的掘墓人，但它今天却不能激发处于发达资本主义中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相反，它自己成了被殖民的城乡大众的巨大希望，他们基本上还处在前工业的社会构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预告了共产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构型中的来临，在那里，资本的有机构成向机器而非劳动倾斜，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激化了社会矛盾，利润率持续下降，所有社会都处于商品的统治之下。然而正是在这些地方，自由主义早已成为历史的古董，马克思主义也显得是一种陈年遗迹。

面对这些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装聋作哑。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运动，它还是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将历史提升为一种认识论原则，但历史反过来质疑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真理价值。从来没有人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哲学的世界化，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理性与历史相交融。马克思提出了考察形势的理论必要性，将环境当成思想的遁词。他主张，科学只有釆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发展。对马克思来说，这一理论活动不是道德的，而是认识论的。为了避开意识形态的陷阱，即有意或无意证明现存世界的合理性，马克思将历史提升为知识的条件。只有将世界理解为暂时的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上的有限现象，哲学才能获得科学的真理。历史社会世界成了理性的内在限制，思想范畴的非先验的基础。然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似乎不能对历史的变化做出回应。萨特很久以前对斯大林所说的话现在变得更普遍适用了：马克思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他们不断地复述马克思的范畴，用生产方式理论面对世界，将理性与历史相隔绝，并向马克思的思想对世界的霸权致敬，然而那个世界早就辜负马克思很久了。即使在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统治范围之外，马克思主义者也像布莱希特的《伽利略》①中的主教那样行事，因为害怕发现现实会驳倒他们珍爱的幻觉，而拒绝通过望远镜看世界。

布莱希特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必须避免反对马克思的传统立场，而这些立场有很多。传统无政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道德瑕疵，前者全盘拒绝它，后者尽力在斯大林的邪恶之外彻底重建它。法兰克福学派则对马克思的文本采取了不屑一顾的立场。在这里依旧保持着反资本主义的基本动机，但批判的对象转移到了上层建筑。除了阿多诺可能是个例外，法兰克福学派保留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前提，不去直接质疑它们，而是提炼和提升了批判的水平。还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们（我一度认为自己是他们的一员），他们保留了马克思的总体化理论，同时通过中介概念扩展了理论的范围。在这里，理论的某种局限再次被承认了，但并不承诺进行彻底的批判。最后有许多根本反对马克思的政治姿态，它们专注于社会主义政权的特定实践进而找出这里或那里的缺陷。在这一场合，批判仅限于攻击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或其特定的类型诸如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毛主义者。这一策略丝毫未触及马克思的理论前提，并假定虽然有些错误已经发生，但我们终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做对。当然，克鲁诺斯（Chronos）②不停收割资本主义历史之麦穗的时机从未到来。

马克思文本中需要质疑的第一个假设是人征服自然的观念。马克思将社会领域建构成人类加工自然物质以生产有用物品的领域。当然，这就是劳动活动——马克思由以衍生出以“生产方式”而著名的概念复合体，以及那些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关的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劳动着的男人和女人被设定为“前提”——历史书写不可或缺的前提。马克思论证说：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③④

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命运取决于马克思的“人们为了生活而劳动”这一基本“前提”，这个陈述就像一声惊雷降临到19世纪40年代的黑格尔主义的德国。社会理论很快不得不改变方式。它必须抛弃人类在精神中自我构建的空中楼阁，以便到达劳动的动物的世俗大地，这个劳动的动物创造了世界，然后成为它的客体，仅仅为了意识到这一辩证的迂回，并且又希望最终再次创造世界——这一次以自由的形式。

马克思谨慎地将他的立场置于这一“前提”的地位上，并认为历史认识是一种“解释”活动。因此，在认识论层面，马克思要求他的历史理论超出了笛卡尔的绝对主义对必然性的追求。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基于对一个优于其他历史理论的真理的诉求，那么它的价值基础何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没有打算用认识论语言来证明他的“前提”或“解释”的合理性。他连贯地陈述了他的观点，期望读者认识到它的优势。马克思好像在对他的读者说，“你当然不能否认人类为了吃、穿和住本身就必须劳动”。一旦承认那一假设，马克思就会乐意继续，并详细阐述生产方式概念，这一概念证明了阶级斗争（以及一般而言的各种政治组织）起源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然而马克思论证的最初的劳动“前提”仍然只不过是一个前提而已。⑤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在马克思对劳动前提问题的相对沉默中，最令我意外的地方是：本可以为它提供强有力的环境论据，但却没有提供。19世纪中叶的西欧正经历着的一场巨大转变，恰恰是人们的劳动方式的转变。资本主义法律范围内，工厂制度及其对蒸汽动力的采用正在急剧地改变着劳动活动，并因此使之成为历史性的活动。在19世纪之前，人们可以认为劳动是社会场景的一个连续的、基本不变的特征，因为它的停滞性，所以不值得历史学家注意。这一观点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却是可信的。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正在颠覆那些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模式，而它的含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自动系统”（自动化）将完全废除体力劳动，并在“必然王国”的空间中开辟出“自由王国”。⑥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马克思没有选择在环境论的基础上强化他的论点，而是将他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分析表述为他的理论得出的结论。在这一层面上，人们可以检验劳动前提是不是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局限性的一个可能根源。

劳动前提自身包含着一个黑格尔主义的子前提：社会领域包括主体（劳动者）和客体（物质），两者的相互作用导致双方的转化。确实，马克思修正了黑格尔的观点，坚持客体的独立性，并因此抵制了黑格尔将二者的关系压缩成主体内在关系的倾向。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一主体—客体关系限制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能力。在稍后的理论中，它在将异化和剥削确定为需要革命性变革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特征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异化为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批判主张在这一生产方式下主体—客体关系是颠倒的。⑦劳动者成为机器的客体，结果是人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或在另一个问题上，人的“类”存在遭到了挫败，因为主体的创造本性屈从于它的客观的、物质的生存需要。马克思抱怨说，人类劳动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创造潜能；劳动不是享受、实现或满足，而是必要和苦役。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需要革命的批判，因为它在劳动领域中构建了不适当的主体—客体关系。

《1844年手稿》的批判声音在马克思于《资本论》中分析劳动的商品结构时再次响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形式被普遍化了。制造产品不是为了生产者的使用，而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售。这些产品，或商品，在社会制度中流通，取得了特殊品质，并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令马克思苦恼的是，在商品形式下，劳动的主体性质被扭曲了：

商品之所以是一个神秘物，仅仅因为在商品形式中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劳动产品本身固有的物的性质；因为生产者与他们的总劳动之间的关系对他们表现为一种存在于他们之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⑧

商品之所以受到马克思的关注，是因为人的特性被投射到物当中，或被拜物教化了。客体似乎成了主体。更糟糕的是反之亦然：主体似乎成了客体。劳动本身成为商品、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大豆市场，就存在大豆采摘者的市场。劳动服从所有商品都具有的二因素：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结果是，人们就像评价物那样来评价人的品质。⑨资本主义之所以是有缺陷的，仍然是因为主体变成客体，工人变成物。

剥削的观念起源于类似的假设。工人—主体为资本家生产了物—客体，却没有从资本家那里得到适量的物—客体作为回报。工人—主体创造的剩余价值却被资本家从他们那里窃取了，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基础。应该指出的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当前分歧没有影响这一问题。双方都没有质疑劳动前提。结构主义者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从主体—客体关系中解救出来，但他们是在理论的后面部分这样做的。劳动前提仍原封未动：人们劳动，以加工物质、生产客体的方式。

需要向马克思的前提提出的问题是：以将社会领域构建为人们作用于事物的领域为基础，是否能最好地揭露统治？如下文所示，另一个前提将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这个前提将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构建社会领域。另外，即使没有别的可替换的前提，也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这一前提。既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社会被劳动的主体客体关系所构建，也不能认为社会中的变化可以通过回溯制造某物（这里是社会变化）的主体而得到最好的理解。相反，怀疑的理由足够多。例如，可以认为，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模式起源于犹太一基督教的创世说，在那里，上帝作用于物（对物说），并创造出作为成品的大地及其居民。劳动方式很容易滑入创世方式。

对于自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世论方式是可疑的。主体—客体的二元论具有强烈的滑向唯心主义的倾向，而这是马克思竭力避免的。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一个直接来源其实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主奴关系的论述。⑩在那本书中，奴隶劳动者象征着人的自由，不是因为他操控物，而是因为他确立了他想要制造的东西的观念，并因此在世界中生产出表现那一观念的物质产品。这样的奴隶一劳动者获得了一种力量感，即他的主体性能够成为世界秩序之基础的信心。劳动者理解了他的精神力量，而这正是他自由的基础。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事情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人们可以认为，劳动前提的“唯物主义”是骗人的，它更像是唯心主义的更强音，马克思赞扬和分析的不是身体活动的污垢，而是克服它的精神的力量。对劳动组织和剥削的整个分析在一定意义上从属于马克思的以下信念：主体按照其观念行事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受到了侵犯。

①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德国大戏剧家和诗人，1898年2月10日出生在离慕尼黑不远的奥古斯堡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开始流亡国外，二战后定居于东柏林，1956年8月14日病逝于东柏林。布莱希特的戏剧代表作有《巴尔》、《夜半鼓声》、《伽利略》、《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他的戏剧理论集中反映在他的《戏剧小工具篇》、《戏剧小工具篇补遗》、《戏剧辩证法》等论著中。——译者注

②Chronos，古希腊语，或译为“克罗诺斯”、“柯罗诺斯”、“库罗诺斯”等，意指“时间”，这种时间是以时钟计量的时间，也就是有关前后的时间，它是量的时间，是历史的线。在古希腊语中，还有一个表示点的时间的词Kairos，它是一种质的时间，或当下的时间。——译者注

③译文录自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第22-23页；参见巴加图利亚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张俊翔译，南京大学出版2011，第18页。——译者注

④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in Robert Tucker (ed.)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Norton, 1978), pp. 155-6.

⑤See Gerald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⑥Marx, Capital, Vol.3, in Tucker, Marx-Engels Reader, p. 441.

⑦Marx, 1844 Manuscripts, in Tucker, ibid., pp. 66-124.

⑧Marx, Capital, Vol.1, in Tucker, ibid., p. 320. 可能由于翻译的原因，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资本论》中文版中没有与这段话完全吻合的段落，与这段话最接近的一段话出现在其第88-89页：“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性质，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第88-89页。——译者注

⑨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 Livingstone (London: Merlin, 1971).

⑩G. F. W.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 V. Mill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福柯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

福柯已经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有效前提。在这一前提下，社会领域被作用于身体的权力技术网格所构建。人和物还是存在的，但适于批判理论的可理解层面在别的地方，在那些特定的安排所在的地方，通过这些安排，话语/实践被创造出来了，并将社会领域构建为众多不同的统治方式。这一替代性前提不否认人和物的存在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它确实坚持对历史唯物主义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对象是一些制度性安排，在那里，劳动方式不是理解的推动力。权力技术的前提认为，话语与实践相互缠绕在环环相扣的构型中，这些构型的首要特性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统治。①另外，福柯可以比马克思更直接地将他的分析集中于身体。因为福柯不是寻找主体与客体，而是寻找统治技术，因而他比马克思更有效地提出了身体问题。他询问身体如何被标识、被定位、被世俗化、被收集等等，而不太关心人是怎么被贬低为物的。

米歇尔·福柯（1926-1984）

尽管权力技术前提的意蕴丰富，但它在福柯的著作中没有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并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论证。然而，即使它还相当粗糙，这一前提也得到了重要的语境论据的支持，这个论据尚未得到足够的注意。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前提被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变所支持（至少是潜在地），那么在20世纪晚期的发达社会中，那一支持开始灰飞烟灭。简言之，人们不再能把人劳作于物设想为实践的基础范式。随着工厂制度日益被边缘化，劳动前提本身已经被革命化了。据经济学家们推测，美国是世界历史中的第一个服务业经济体。超过一半的就业人口既不在第一产业（农业）也不在第二产业（工业），而是在第三产业（服务业）。这意味着劳动已经采取了一些人作用于另一些人的形式——或更为深刻的，人作用于信息以及信息作用于人。尤其是在经济的高端部门，信息操作开始成为人的基本活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信息工人不仅是高端部门的特征，而且存在于所有主要的部门。②信息的创造、转化和传输是经济釆用的大部分重要新技术的对象。据说，社会领域中非常快的运动很快就会牵涉信息（电子处理的），而非人和商品。人不动，而电子信息的脉冲流遍社会空间。

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在旧的劳动社会的构型之上正在变成一个信息社会，那么劳动前提就不再成为批判理论的第一原理。统治不能从劳动活动、从主体加工物质以生产产品的观点得到理论解释。需要一种新的在不同的基础上概念化社会领域的逻辑。当然，新前提的重要特征之一必须是能解释社会空间中信息的突出位置。我坚信福柯的话语/实践范畴符合新前提的标准。一旦话语被理解为社会领域的首要特征，统治的新逻辑就凸显出来了，这一逻辑避开了主体，客体关系的特性而遵照权力技术方式。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权力中发现了自己的前提：话语/实践的效果。无独有偶，话语/实践的逻辑在信息技术的激增中找到它的用武之地。话语/实践范畴的价值只能用经验研究来证明。③

①For examples, sec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1977).

②Marc Porat,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Volume 1,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7), p. 8.

③Jacques Donzelot,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New York: Pantheon, 1979).

马克思的理性学说

在马克思那里也有其他一些对历史唯物主义帮助不大的前提。特别需要批判和修正的是理性观念。马克思很少论述认识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革命思想的发展不必对现存的（黑格尔主义的？）真理学说进行彻底的重新审视就能够进行。在马克思眼中，批判理论关于知识本质的假设与传统理论并无二致。人们至少可以从马克思的沉默中推断出这一点。他确实在认识论上进行了重大革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既然革命理论不止是解释，而是行动的基础，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局限于理性的各种特性，而必须包括对理性招致的实践后果的判断。因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里，马克思摒弃了思辨理性的认识论：“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②马克思提出了这一区分，却没有进一步探究思维与实践的关系。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马克思的理性学说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它假设个体理论家能够且应该概念化总体性。人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对这一问题的丝毫犹豫。他就像肯定他的呼吸那样确定知识分子通过适当的努力就可以用概念表达现实。同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为了发展革命理论，这样做是必要的。在这里要紧的不是世界的复杂性问题，不是以谦卑的敬意从知识撤回到不可言喻的生活之神秘的怀疑论。毋宁说，是权力问题——话语的权力。通过假设总体性是理论家可以获悉的，马克思的话语及其知识分子的功能就僭占了一种权力，而这一权力并不能为历史唯物主义效劳。将自身塑造成关于总体性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确认了理性自身的权力，使话语被它赋予革命能力的无产阶级所利用。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虽然看起来是革命的，骨子里却是受制于传统认识论前提的保守学说。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一利维坦理性的影响正以众多方式起作用，并造成着危害。绝妙的例子是对与工人阶级有关的普遍性观念的运用。在马克思之前，自由主义理论将普遍性赋予民主革命。只要国家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自由就成为普遍的。普遍性是自由主义者在反对君主和贵族统治的“专权”的战斗中使用的政治武器。自由主义者号召用所有人的自由反对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自由。在18世纪和19世纪，宣称要实现普遍自由的政治制度设计好了，并付诸实施了。

马克思当然看穿了自由主义普遍论的欺骗性。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将其阶级的霸权合法化的策略，愿望可能是良好的，但那其实只是自我欺骗。自由主义者的政治解放建立起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自由。③在代议制民主的统治下，国家成为普遍的，但市民社会仍然分裂成不同阶级并服从资本的统治。

在有效地揭露了在自由主义的普遍性观念中起作用的阶级利益之后，马克思用他自己的完全不同但仍有问题的方式继续运用这一术语。如果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在政治领域内（因此只是部分地）解放了人类，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将在社会领域并因此彻底解放人类。彻底解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工厂的工人一与资产阶级不同一构成一个普遍的阶级。马克思观点的经典表述可见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导论》：

必须形成一个戴着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使所有阶级解体的阶级，一个由于自己的苦难是普遍的而具有普遍性质的社会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特殊的补偿，因为加于这一领域的不公正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④

在阿尔都塞认为把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所谓认识论断裂之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再次做出了同样的表述：

这一［私有财产的］占有还进一步受到它的实现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本身的特性，这一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的权力都被推翻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和能力得到了发展，没有它们革命就不可能实现。⑤

工厂工人因此被从日常生活中提拔成世界历史舞台中心的英雄角色，依靠他们人类救赎的戏剧才能上演。

理性确实有它的狡计，但不是黑格尔所描述的那一种。马克思想要说的是，工厂工人屈从于一种难以理解的统治方式，因为这一方式不是建立在个人统治的基础之上，而是披着自由主义的自由契约论的外衣。他无疑是正确的：异化和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后果。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此。他坚持认为工厂工人所遭受的压迫是一种普遍的苦难。他累积了众多论据来证明这一点：工人的苦难是普遍的，因为人们在能够祈祷之前必须先吃饭，因为他们没有财产因此也就没有需要保护的私人利益，因为在劳动活动中他们将自己的生活从属于他们的工作，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把贸易扩张到世界范围，而要推翻这一制度就是为全世界的自由做准备，因为预示着人类从辛劳中的解放的自动化已经处于工业系统的核心，因为劳动是一种剥夺了工人的人性的商品，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没有一样证明了关于普遍性的论点。

可以提出一个针对无产阶级普遍性声称的简单反驳。马克思声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一个无阶级社会，因为他们的征服是完全的，因为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也没有需要保护的东西，因此他们没有统治的兴趣。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的社会，是因为它的兴趣在于保护其财产。它一旦废除贵族统治，就开始制造新的阶级分化。马克思坚信无产阶级不会这样。然而马克思忽略了重要的考虑因素。即使是处于19世纪的悲惨状态，工厂工人也不缺乏统治的兴趣。男性无产阶级有“兴趣”统治他的妻子和孩子，因此他的革命将是使父权制和独裁家庭永恒化的革命。在这一意义上，无产阶级并没有遭受“普遍的不公正”，因而不能成为普遍革命的承担者。

我不知道马克思何以没有注意到这一论点，尽管可以说在他自己的家庭中马克思在很多方面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父亲，更重要的是，这一“失察”促使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妇女和儿童被压迫的问题处于次要地位。不难断定，一旦普遍阶级获取了政权，其他阶级的关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然而，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任务局限于解释马克思文本，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手到擒来的：马克思允许自己赋予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什么保证的东西，是因为他持有的理性能力的假设。他的话语占用赋予无产阶级普遍性的权力，因为他认为哲学一理论家做出这样的判断是他的正当职能。实际上，这一判断是理论家惯用的手段。西欧和美国的无数思想家都在从事确定普遍性的本质的工作。马克思加入的是一种集体性的话语，这一话语想当然地认为理性能够并且应该规定普遍性的本质。尽管他对问题的解决是大胆的和原创的，但他却保持了这样的理论话语：不是与过去的发生认识论的断裂，而是延续了理性的权力，甚至扩展了它。在一个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的话语起着批判统治的作用；在另一个层面上，它建立并强化了专属于话语自身的统治方式。

解放话语不需要将普遍性赋予特殊的社会集团，也不需要对总体性做出理论说明。当它这样做时，它在两个重要方面与解放话语相冲突：（1）它剥夺了民众力量（popular force）规定实践界限和目标的能力，（2）它给予知识分子支配解放运动的权力。在历史进程中，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成为理论对实践的直接统治。知识分子是革命身体的大脑，无产阶级是革命身体的肌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在反资本主义运动中的镜像反映。⑥马克思以雇佣劳动的普遍苦难总体化了社会领域，同时封闭了其他的统治方式得到命名和分析的途径。批判理论的认识论问题因此不是阿尔都塞所规定的问题，即证明马克思的理论革命的科学性的问题。它毋宁是规定理性界限的康德主义规划。这里的问题在于，统治方式如何以理论家不窃取比实现理论职责所必需的权力更大的权力的方式得到理论阐述和分析？如果福柯的话语总已经是权力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如何能区分其权力是要强化现存统治方式的那些话语和想要取消它们的那些话语？如果充分界定这一认识论上的区别是不可能的，那么至少可以列举岀充当统治方式的批判理论的各个方面，诸如马克思对“普遍”一语的使用。

①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ucker, Marx-Engels Reader, p. 14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7-61页。——译者注

②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ucker, Marx-Engels Reader, p. 14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9页。参见其第55页。——译者注

③Marx, The Jewish Question, in Tucker, Marx-Engels Reader, pp. 26-52.

④Cited in Tucker, Marx-Engels Reader, p. 6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13页。——译者注

⑤Cited in Tucker, Marx-Engels Reader, p.19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第74页。——译者注

⑥Rudolf Bahro in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notes that Marx and Lenin attempted to resolve the lack of development among workers by giving theory a role in dominating the movement. See pp. 39ff.

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运用

从这一视角看，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来说明历史变迁是同样令人担心的。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讨论经常取决于他和黑格尔的关系。马克思只是简单地将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为以唯物主义的双脚站立，还是在本质上的更为彻底的改变？就像马克思主义对这一关系的另一个形象比喻所说的，唯物主义的内核能够从唯心主义的外壳中剥离出来？黑格尔的影响仅限于青年马克思，还是贯穿于他的一生？这些问题激起了大量的兴趣并导致了激烈的争论。然而，就当前的目的而言，可以搁置黑格尔的影响问题，讨论只限于对马克思立场的分析。

在马克思手中，辩证法的扫帚能够将自由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陈词滥调扫进众所周知的垃圾箱。辩证法给出了过去的不同形象，提出了对现代世界诞生的不同解释，并预告了它的不一样的未来。历史变化不能被设想为既定变量单调递增，诸如科学真理或国民生产总值。它也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已经存在的自然性质的突然出现。辩证法教导说，社会制度具有内在矛盾。自我解体的种子就在其结构之中，尤其是在阶级冲突之中。历史变化因此不是社会场景中某些特性的进化增长，而是作为主人与奴隶竞争结果的社会的整体转变。举个例子，历史不是法律对专断意志的不断胜利，而是许可与禁止体系的周期性的、根本性的改造。

由科学家和魔术师、律师和暴君、理性的商人和狂热的蒙昧主义者所构成的自由主义历史，全都固定在一个一开始就存在的冲突中。相反，辩证法揭示了客体和主体的内在变革，不依靠表演历史剧的固定角色。替代自由主义的好人与坏人版本，辩证法树立了一个处在不断自我创造过程中的人性形象，每一批人物都以反抗与改造的方式从过去中脱颖而出。就像在黑格尔《现象学》论“统治与奴役”的章节中奴隶的转变，马克思辩证法中每一个时代的社会集团之间都具有本质差别。从辩证法的视角出发，变化拥有比自由主义进化论更为广泛的范围。例如，工业资本主义的诞生不只是意味着体力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合同制度的形成。正如马克思所证明的，它包括一种新的劳动组织，其中劳动工具和劳动过程不再受劳动者的支配。简言之，它意味着创造出了新的社会人物无产阶级，他与过去的工匠毫无相似之处，尽管他也许生产出了同样的产品。

另外，辩证法使得马克思能够揭示那些此前仍不相关的现象之间的联系。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现在通过与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变化相联系而得到了阐明。观念不再从某些天才的大脑中莫名其妙地冒出来。精神创造“对应于”社会实践的某些方面，而又不机械地受它支配。运用了辩证法，马克思就能够分析仍然藏在那些令人厌烦的自由主义景观背后的历史现象。首先，辩证法使马克思能够提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系统批判，揭示它的暂时性，并预见历史转型的一条可选路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结构上的缺陷，因为它依赖于劳动的一个可鄙的类型，这一劳动类型不可能通过改进物质条件而得到改善。在这一背景下，代议制民主不得不为资本家反对工人的利益而运作。科学发展不是服务于人和自然在更高的、更加自动化的水平上的统一，而是受到资本积累过程的强制。工业世界与非工业世界之间的关系不是剩余价值的平等交换关系，而是一个前者剥削后者的野蛮制度。

辩证法还用另一种方式使马克思比他的自由主义反对者高出一筹。辩证法不仅用新的方式概念化了历史领域，还改造了理性的本质。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全面讨论了自由主义的分析理性与马克思的辩证理性之间的区别。①这一区别只有一个方面在这里需要注意。与自由主义前提相反，辩证法使马克思从历史事变的内部对之进行理论化。马克思明确釆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因此，理性依赖于形势。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理性是人性中固有的能力，其运用不受时间或空间的影响。对于马克思来说，理性远非思辨的理性和演绎的理性。它与批判统治的任务密切相关，进而与社会领域密切相关。虽然辩证法不像洛克所说的那样受到感觉印象的决定，它却阻止理论家取得时间和空间之外的有利观察点。

让-保罗·萨特（1905-1980）

辩证法的理论进展众所周知且无可争辩。然而，辩证法仍未解决一些重大难题，这些难题实际上是由它引起的。首先，辩证法中存在目的论的要素，一种指向社会矛盾解决的前进运动，即使历史中并不存在 那种运动。运用辩证法的观点，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寻找并期望能认识到矛盾，并依据那一阶级意识进行活动的社会主体（social agents）。如果这样的实践没有被历史唯物主义者发现，一个否定性的术语——虚假意识就被引入了，这一术语完全不能阐明事态的特殊性。跟上历史事件的紧急拐弯和突然发生对于这个辩证学家来说是困难的。简言之，辩证法是一个过于雄心勃勃的概念，它预见太多，决定太多，而且太容易把分析者骗进虚假的安全感中。装配着如此强大的分析工具，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沉迷于阶级分析的习惯，而不愿意找出意外的东西。

其次，辩证法中存在着同质化倾向。毕竟，黑格尔的伟大抱负是一元化的现实观，他的辩证法策略总是要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粗浅过程中经常被遗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特性，有时近乎一种进化论。将阶级斗争范畴运用到不同的历史时期，把一种不必要的稳定性引入了分析。被统治阶级似乎总是反抗统治，而统治阶级在战略上看起来总是要阻止革命。在分析的另一层面，即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上，同样的同一性倾向也能感觉得到。从辩证观点看，生产方式引起的彼此交替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历史突变和断裂都被抹平了。在阶级斗争的喧哗和骚动下面，矛盾的逻辑不间断地继续着，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向另一种生产方式，每一次都更接近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无阶级社会。梅洛—庞蒂在几十年前抱怨，辩证法不允许偶然性。②我们可以加上一句，它也不允许差异性。

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之一是证明实践和制度的暂时性，以避免为现实辩护的意识形态，首要的事情必须是指出事物并非总是它所是的样子，指出差异的存在。但辩证法通过调和或综合的逻辑来运转，在既消除又保持它们的差异的解决方案中把对立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这一逻辑被用来驯化过去，克服它奇异的、有威胁的性质。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们追踪某个贵族血统从远古的到当代的荣耀，颂扬每一代人对家族的贡献。尽管方式不一样，并在不同程度上，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与他们的中世纪同行们有着不同程度上的相似。无论哪一种情况，现在这个时代都作为过去的顶峰出现，在过去实践的绝对优势（sheer weight）中寻求支持。

①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trans. Alan Sheridan Smith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pp. 18-21.

②Maurice Merleau-Ponty, Sense and Non-Sense, Part Ⅱ, trans. Hubert and Patricia Dreyfu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辩证法的替代方案

弗里德里希·尼采，一个对他的时代恨之入骨的人，提出了另一种历史逻辑。①谱系学——正如他自己所命名的——是一种将现在与过去相分离，从而使现代非法化的努力。历史学家只要摆出现在与过去的种种差别，就能够将现在描述成为有限的、受限制的，甚至是恶心的。尼采主义的历史学家从现在出发，回溯到差异发生的开端。然后他继续前行，追踪这一转变，并像保持历史线索的关联性那样，小心翼翼地保持着非连续性。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用差异观念作为指导方针，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打开辩证法幽闭着的大门，开放社会领域。不去寻找总体化的、普遍的苦难，历史学家们就可以找到特殊的统治方式，指明权力技术（福柯语）的运作，并追踪它们各不相同的、非连续的发展线索。那些遮蔽当代统治实践的合理化、合法化、意识形态的细枝末节，都可以在与过去的自成一体却又截然相反的观念和实践的并列中揭示出来。福柯已经提供了这种对旧制度的监狱制度和19世纪的监狱制度的分析；阿里耶斯②（Aries）和古特曼③（Gutman）也对法国和美国南部的家庭生活进行了同样的分析。在每个场合，特定的统治方式得到了分析，其古代轮廓变得可以理解，并与相应的现代实践并置。在这些分析中，历史领域是开放的，却又归结为所讨论的统治方式。确如米歇尔•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所指出的那样④，《规训与惩罚》常常退化为一种总体化的逻辑，在那里全景监狱成为所有统治方式的模板。不过，这应该被看作运用尼采的差别逻辑进行研究的尝试中出现的失误。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处反思了他的前提的性质。在标题为“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意识形态”的部分，马克思将他自己的观点与当时黑格尔主义的各种形式进行了区分。他认为，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是在跟“概念、思想、观念”、“幻觉”、“幻想”——全都是这个世界的“词句”——战斗。与这些堂吉诃德式的斗士不同，他要抓住现实本身。马克思以将现实作为他的对象”这一事实为出发点，推导出他的前提在认识论上的必然性：

我们由之开始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他们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发现的已有的条件和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条件。这些前提因此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得到确认。⑤

①Friedrich Nietzsche,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trans. A. Collins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57), and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W. Kaufman and R.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1967).

②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 Robert Baldick (New York: Vintage, 1965). 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法国社会历史学家，著有《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等，被认为是最早意识到童年历史的独特性的理论家，他认为独特意义上的童年概念建构可追溯到17-20世纪间。

③Herbert Gutman,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750-1925 (New York: Vintage, 1976). 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 Gutman），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代表，新劳工史创始人之一，在黑人史、奴隶制史、社会史方面的研究成就显著。他对美国新社会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处于奴隶制与自由制下的黑人家庭》等。

④Michel de Certeau, “On the Oppositional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Social Text, 3 (Fall, 1980), pp. 23ff. 米歇尔·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1925年生于法国，长期受过哲学、历史、古典文学和神学的训练，专精文艺复兴与古典时期的神秘学文本与历史外，也对民族志方法、语言学、精神分析学有浓厚兴趣，1986年因癌症病逝于巴黎。塞杜的研究橫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历史书写学、文学、信仰等领域，并与拉康、福柯等思想家齐名。

⑤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in Tucker, Marx-Engels Reader, p. 14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第10-11页；巴加图利亚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7页。——译者注

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

马克思运用这些重要的语句打开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并关上了他身后的唯心主义之门。历史唯物主义用双重策略设置它的开端：先把话语从实践中分离出来，再让前者从属于后者。他就这样把人的言与行之间的区分引入了批判理论，这个区分不再是不受质疑的。由于将精神活动从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排除出去，马克思仍然处于传统的、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之中，只不过赞同的是洛克的感觉论学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笔记中，只有劳动活动的印象能够被记录下来。于是，资本主义批判就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得到确认”。

不幸的是，马克思的前提仍然是任意的，他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划出的区分依然将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保留在它的镜像之中。如德里达所见，问题不在于物质和观念在马克思那里谁是第一性，因为前者具有“他者”的性质。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规定了他的与现存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新唯物主义。他感兴趣的不是各个立场的逻辑连贯性，而是它们向历史研究开放的方式。唯心主义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它只关心人们说了什么，而不关心他们做了什么。唯物主义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它将它的客体构建为消极的决定因素，忘记了“改变环境的是人”。②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将唯物主义定义的“现实”客体和由唯心主义定义的能动性结合起来=得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把实践作为客体，也就是说，历史应该被构建成阶级斗争，构建成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

我们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理论相较于自由主义的历史定义的优势，但人们仍然不能忽视它所包含的各种困难。历史唯物主义假定了一个准备改变世界的积极主体并赋予实践对话语的优先权。要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从不同的假定着手。批判理论不要将它的客体构建为积极的主体，而要构建为统治方式。同样的，用福柯的话语/实践之类的范畴代替“真实的个人”，就避免了许多赋予活动对思想的优先权的危险。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面。在很多方面，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历史学家使用着同样的前提。前者书写政治史、外交史和观念史；后者书写生产方式史、社会集团史和帝国主义史。自由主义者将过去叙述为进化，并记录英雄、个人主体的道德活动；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矛盾，记载阶级斗争、集体主体。但是这种对立类似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对立。路德和加尔文打破了天主教徒的霸权并改变了一些教义、仪式和组织形式。归根结底，他们仍然是基督教徒，而马克思仍然是启蒙运动或人本主义的孩子。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文本使用了很多自由主义者的范畴和前提。两种观点都总体化社会领域，都假设理性把握现实的能力，都探寻变化的原因和现象的根源，都通过追溯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性而驯化过去，都通过主体—客体二分法来概念化历史领域，并建立起一种理论决定实践、理性控制历史、知识分子主导解放运动的人文科学。今天，当人本主义和社会科学的作用受到质疑时，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不能提供批判的构架。一旦知识分子卷入了权力，马克思主义就和自由主义一样不能避免对历史的滥用。

随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在我们面前变得清晰，我们可以转而考察福柯的发展新历史学的方案，这一方案试图避免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困难。我尤其感兴趣的是，确立对历史学家福柯的信任，评论他用来替代现存模式的那些范畴，评价他的作为信息方式的批判理论的那些立场所取得的成就。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我主要关注他1968年之后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中心是统治批判和权力概念，因此可以将它们与那些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讨论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评价。

①See the discussion of the issue with Jacques Derrida, in Positions,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60-67.

②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in Tucker, Marx-Engels Reader, p. 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