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奈格里（1933—2023），意大利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56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同年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主义党。20世纪60年代曾参与组织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1967年获得教授资格。1978年春季，他应阿尔都塞的邀请在巴黎高师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大纲》的讲座，其书稿于1979年分别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即《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大纲>课程》。1979年，奈格里因牵连红色旅杀害时任意大利总理的阿尔多·莫罗以及策划颠覆政府而被捕。释放后流亡法国14年，在法国文森大学（巴黎八大）和国际哲学学院任教。1997年，在刑期从30年缩短到13年后，奈格里回到意大利服刑。在狱中奈格里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1994年，奈格里与哈特合作出版了《酒神：国家形式的批判》。之后，二人又相继合作出版了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三部曲：《帝国》《诸众》《大同世界》等等。

    本文选自[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一个文本的自觉诞生：“危机的降临”，这是分析的起点。

● 对于文本的形式上的描述。

● 《大纲》和《资本论》的提纲：“方法上的迷惑，还是研究上的闭塞？”

● 从文献学的领域到更为本质的领域：两种方法；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资本一主体性一共产主义之间的循环联结。

● 《大纲》，一个开放的文本：解读中的另一些推测。

● 马克思的方法中的“多元总体”：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和再现方法。

● 传统的解释：

（1）《大纲》是一种妄语？

（2）《大纲》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复兴？

（3）《大纲》与《资本论》同源一致？

（4）《大纲》是“对上述说法的颠覆”？

● 在理论上没有代言人。

● 如同马克思的革命事业一样，在马克思思想的内部历程中，《大纲》是马克思思想中具有能动性的中心。

● 解读的概要。

● 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评价《大纲》时曾说《大纲》是“一种知识性的、私人性的、无法辨读的速记”。相关的评价在恩佐·格里罗（Enzo Grillo）的引人注意的意大利语译本的导读中得以重申。毫无疑问，就他们的解读和翻译而言，我们会得出这样的评价：《大纲》构成了一个非常艰涩的文本。但是，我们不必依据这些文章来夸大马克思这个文本的神秘的特性。事实上，与其说是论证的真正基础造成了这种艰涩，毋宁说更多的是由于手稿这种形式以及令人困惑的阐述造成了这种艰涩。如果我们在一定范围内审视马克思的计划，那么指导线索就会得以清晰的呈现。这条线索只不过因为急躁的写作、论战的并发性特点和思想发展中的一些试验色彩而显得部分混乱。马克思思想中首次伟大的政治性整合的诞生源自一个极端危急的事件：“美国危机妙极了（我们在1850年11月的述评中就已经预言过它一定会在纽约爆发）。”在1857年11月13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象在这次危机爆发时感到惬意。”“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8日）“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2）当前的危机。”（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18日）梁赞诺夫、《大纲》的编辑者罗斯多罗尔斯基、维戈茨基，以及无人能及的塞尔焦·博洛尼亚都分别澄清了《大纲》的起源、它与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工作的关联、与之后著作的关联、1857—1858年危机爆发的政治形势，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期待和希望。对于这些讨论，我没有更好的东西提供给读者了。

我想要强调的是另一个因素：这就是在马克思研究中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整合的基础的问题。危机的紧迫性不仅仅是历史性预见的场景，而且也演变成一种实践意义上的和政治意义上的整合。就政党的可能性而言，即就建立政党的可能性而言，这场灾难的迫近仅仅是资本的灾难。对急迫的危机的阐释同时也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神秘化的、漫画式的共产主义的论战。这部“遭受责难的著作”是在理论领域内对发生在实践领域中的衰退的果断拒绝：如果这种实践不是被给定的——这些通信充分再现了《大纲》的痛苦的诞生——那么理论分析必须揭示它的产生，只有当这种分析能够生产出那些蕴含在危机中的革命的主体性时才能如此。马克思文本的整合性特征只有在这场“危机”和“预言”之间的关联之中才能被发现：资本的灾难同时也就意味着政党和共产主义者主体性的展开，也就意味着革命意志和组织。危机激活了主体性，也使这种主体性在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各种革命可能性中出现。这种整合意昧着三者的联结：一是危机的必然性和灾难性，二是发展的规律，三是主体性的活力。在这些不同方面的联结之处，辩证法就会发挥作用。而且，决非偶然的是，除了针对一家美国报纸的编纂者和诡辩者的活动外，除去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探索外，我们发现黑格尔对于写作《大纲》所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过，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这种“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并不是“偶然”的；正如马克思继续写道，“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能够理解。”马克思在这里所发现的合理的方法就是革命暴动中的理论与实践。危机的迫近需要这种理性。在很久之前，马克思曾向黑格尔学习过；在这里，马克思用批判的、科学的态度重新返回到黑格尔。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实实在在地获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而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贡献。

黑格尔与马克思

让我们开始审视这个文本或者说文本群，这些是由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1939和1941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草稿）1857—1858年》为标题出版的。以下是它的组成部分和日期，这些都来自于格里罗（意大利语译本第一卷的前言，第x—xi页）：

1）《导言》，在一个标记为M的笔记本中，写于1857年8月23日和9月中旬期间。

2）七个笔记本的草稿（也就是《大纲》），除了第一个笔记本外，全都由马克思自己按照如下的顺序编号和标注日期。

笔记本Ⅰ：1857年10月

Ⅱ：1857年11月期间

Ⅲ：1857年11月29日—12月中旬左右

Ⅳ：1857年12月中旬期间，1858年2月

Ⅴ：1858年1月22日—1858年2月初左右

Ⅵ：1858年2月左右

Ⅶ：1858年2月底—3月，5月底、6月初

第二个文本群构成了附录，并且与以上的文本相连：

3）《巴师夏和凯里》，写于1857年6月，在《导言》之前。原初，这个文本占据了《大纲》第三个笔记本的开头七页。

4）《七个笔记本的索引》，写于1858年6月，插进了含有《导言》的同一个笔记本M中。

5）《<政治经济学。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段和第三章开头部分》，写于1858年8月至10月，这由两个没有标记日期的笔记本组成，前一个标上了B'，后一个笔记本被分成B和BⅡ两部分。

6）《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与笔记本M（《导言》）、笔记本Ⅱ至Ⅲ（《大纲》）、（《〈政治经济学。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段和第三章开头部分》）的内容相联系；写于1859年2月期间，并在笔记本B的最后部分被发现。

7）《资本章计划草稿》，写于1859年。

8）关于李嘉图货币理论的一系列短小的摘要，在1850—1853年期间24本笔记本中第4本笔记本中被发现，并标有：伦敦，1850年11月至1850年12月。

9）一个更长的、成体系的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版的摘要，在上述提及笔记本群中第8本中被发现，写于1851年4月至5月。它们在两个简短的文本之前：罗列李嘉图所发现的有关进口种类的单子和有关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内容表。这是恩格斯在1851年标注的笔记本中的一部分，这个笔记本还有被称为《完美的货币制度》的手稿的最后部分，这仍未出版。

在本质上，我的关注点将集中在笔记本M和在1857年11月至1858年春天期间写作的七个笔记本。《巴师夏和凯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因为这关系到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我们将会看到，《七个笔记本的索引》和《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将作为注释和摘要也会加入这个文本。

现在，如果我们搁置《导言》，那么《大纲》乍一看就显得是极其不完整和碎片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笔记本就没有一个中心及其有力的能动作用。这些论证在以下环节中展开：在第一个笔记本中，从货币的分析开始，直到对交换形式（价值）的定义；第二个笔记本强调货币与资本的转化；第三个笔记本的内容就是从剩余价值到社会资本；在第四个笔记本中，剩余价值和利润被加以考察，其中最具基础性的内容是对资本流通过程的批判；在第五个笔记本中，在关于前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较长的插入性说明之后（我们将在后面看到插入这段说明的理由），这个分析又一次探寻流通过程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条件；第六个笔记本明确地提出了主题：作为总体暴力的资本和作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总体性对抗的资本；在第七个笔记本中，价值规律的危机和它的转化形式（又一次回到了利润问题）将使我们对资本生产的客体条件和主体条件的危机有一个更为精准的界定。随后我们将看到理论上的向前推进，这种推进贯穿了整个《大纲》，越来越具有驱动力的运动将使我们能够觉察到一个根本环节，这个环节是由总体工人和总体资本家之间的对抗所构成的，而这种对抗又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有两个理论上的基础性说明：第一，在《大纲》的最初部分有一个对以剩余价值为形式的价值规律的界定，换言之，这是剩余价值规律的第一个成熟的公式；第二，在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原理中有一个对剥削理论（剩余价值的规律）的补充，以及剥削规律转化为危机规律和为共产主义而展开的阶级斗争。

我们将停止这方面的讨论而开始估量《大纲》的特殊重要性。但是这种重要性也是由一个事实体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大纲》中读出马克思日后著作的提纲，即《资本论》的提纲。我们在此将从罗斯多罗尔斯基那儿转引一个为马克思所预见的提纲列表，以及最重要的修改的草图，这些修改主要是在《大纲》的提纲（罗斯多罗尔斯基称之为“原本的结构”）和《资本论》的提纲（或者说是“修改过的结构”）之间展开（见表一）。

但是，这种文献学方法是否正确呢？我有些疑问。但是我要把这些疑问搁置一边，我们将看到，只要我们继续研究，这些质疑将会产生某些积极的东西。让我们简单说一个对文献学方法的一个质疑：我问我自己，以此来考察马克思的完成的著作《资本论》是否正确呢？因为这本著作详尽地概括了马克思的所有研究。根据我的分析，我们那些著名的、学识渊博的同志们所告诉我们的有关《资本论》的起源的东西是无效的，这由如下事实所证明：他们预设了《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最成熟的要点。为了看清他们对这一点的迷信，我们只要以罗斯多罗尔斯基为例，看一下他对马克思所谓“放弃”关于雇佣劳动一册的解释（pp.61-62）。当然，这一册虽然在《大纲》中被提及，但并不存在，而且部分材料被放置在一章中并被整合进入《资本论》第一卷。但是，这是否就是马克思“放弃”雇佣劳动册的充分证据呢？如果我们再增加其他这类文献上的质疑，更多的实质上的质疑，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棘手。正如《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呈现的那样，工资一方面是资本的一个维度，另一个方面在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中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为缩短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才是问题的根本。这来自三个观点：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工资的改善作用；国家在工作日问题上的干预作用。我们可以在《大纲》中找到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决定了工资的概念，在工资的概念中，对抗跳回到工人阶级的概念中。在《大纲》中，如果我们搁置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中，工人阶级的概念是一个重要的线索，那么工人阶级的概念同时意味着资本的危机这个概念。关于工资的特别的一册，可以在《大纲》的提纲中被预见到。工资的概念在《大纲》中与工人阶级的概念紧密相连，而且也与革命的主体性概念紧密相连。我们能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发现这些关联吗？我们必须回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说这些著名的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在我们看来并不正确。正如这些预备的提纲所提示的那样，我们能说《资本论》在马克思总体思想中是唯一的基础性的部分吗？没有其他更高的理由，仅仅因为这是唯一充分成熟的著作，就能过高评价《资本论》吗？我们能仅仅出于这些片面的理由就被局限并退回到这种对马克思著作的精神的根本不恰当的解释中吗？拥有马克思全部手稿的考茨基在1903年出版了《大纲》中的《导言》部分（伴随着一些庸俗的错误）（《新时代》，ⅩⅪ，1），但是他并没有出版《大纲》的其他部分。这是否是偶然呢？或许是吧。革命运动的变迁给出了相反的证明。事实是，《大纲》并不是一个专门被用来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资本论》的构思的文本；它同时是一个政治性文本，与革命可能性的高涨相配合，这种革命可能性是由“急迫的危机”和试图综合那些直面危机的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行动的理论诉求共同创造的；《大纲》是由这种关系所推动的理论。对《大纲》的解读促使我们去辨识这个文本与马克思其他文本（尤其是同《资本论》）之间的异质性，而不是同质性。相反地，《资本论》或许也仅仅是马克思理论分析的一个部分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资本论》是不重要的。不管怎样，它的有效性应当被限制在它自身范畴的陈述之中并在其中被转化。我们的意大利同志意识到《资本论》中这种“令人迷惑的方法”是薄弱的，并且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方法“阻塞了研究”。《资本论》中范畴的客体化阻塞了革命主体性的行动。我们马上将会看到，《大纲》是一个确立革命主体性的文本，情况不正是这样的吗？难道这不能重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被分离出去的东西吗？这就是说要使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战略计划和组织统一起来。难道这不能使马克思作为一个整体被呈现吗？这种整体性在其他文本中被割裂了并被片面地界定了。

有些解读者通过大量的诸如捕风捉影、信口胡说、闪烁其词等方式来解读《大纲》。按照这样的观点，维戈茨基的论文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的论文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获得了古典的价值理论后，并且在50年代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导言》应当与1847年8、9月这段时间相联系），最终在《大纲》（1857年10月到1858年6月的笔记本）中完成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以罗斯多罗尔斯基为例，他就没看到这点。对他而言，《大纲》仅仅是通向《资本论》的思想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已（到1848年，“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他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石，才被根本确立”，而且这仅仅是得到了理论的一些细节，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在他的《大纲》中加以详细考察的过程）。这仅仅是发展过程中第一个重要阶段而已，这个发展过程不断进行调整和修订。但是，即使维戈茨基在理论层面上推进了一步——因为他依靠中断和跳跃的方法而对思想向前运动过程的把握使他深化了马克思思想中理论性的因素——他仍然没有得出具有决定性的结果。这不仅因为维戈茨基拘泥于发现剩余价值，而且也因为他没有充分把握剩余价值的发现的重要性。马克思之所以像发展剩余价值理论那样发展价值理论，之所以指认价值的历史形式就是剩余价值，是为了表明“已经临近应当制定自己战斗计划的时刻了”（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0年9月15日）。这就意味着，他发现了蕴含着对抗性在内的资本理论和社会剥削理论中的杠杆，这个杠杆就是阶级的构成，这种阶级构成在塑造斗争的主体性。正如伊萨克·鲁宾所指出的，剩余价值理论会变成能动的中心，能够动态地综合马克思的思想，而且会演变成这样一个观点：只要能将对资本的客体性分析同阶级运动的主体性分析结合在一起，就能将阶级仇恨渗入到他的科学之中。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够充分。迄今为止，我们只是明白了发现剥削规律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继续挖掘其中丰富的理论暗示，彻底遵循这种效果和反馈。随后我们必须从剩余价值的发现出发，在理论上完善生产与再生产之间，流通与危机之间，社会资本与工人阶级主体性之间，发展、危机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各种关联。我们必须看到这个过程的总体性是如何被资本所持续塑造的，以及这种总体性如何界定剥削。换言之，剩余价值过程的动态统一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消除两个主体之间（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反而会将每种调和（价值形式、货币、劳动或交换的形式等）都推向矛盾并且扬弃这些矛盾。危机和阶级斗争是如此深切地连接在一起，以至于在对抗性的辩证法的范围内，首先采取灾难的形式，其次采取共产主义的形式——一种真实的、物质的临界点，这种临界点是由历史必然性和不可动摇的意志所带来的，这种意志就是要消灭敌人。历史唯物主义——对阶级构成的特定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围内被赋予了新内容，而且危机的规律在阶级斗争中成为中介。在这里还有双重性的空间吗？对《资本论》的解释还会生产出所有的双重性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即使是在悖论的形式中也不再有可能性，把这个进程具体化并固定化为一种总体性，从而摧毁这个进程的动力。这种总体性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一个人在其中可能会占有，或支配或颠覆。不，这里的支配和颠覆只能由参与到这种对抗性关系中的人去完成。脱离了这种对抗性，不仅运动无以为继，而且灾难也不复存在。《大纲》的这种原创性、令人兴奋的感觉和新鲜感完全在于它那难以置信的开放性。这种科学所具有的矛盾的非决定性的特征必然是从这样的事实中派生出来的，即其中包含着主体的决断。为什么我们要在解读《大纲》的过程中如此胆怯呢？有关革命可能性和革命意志的指导线索在运动中被发现，从剩余价值到社会资本、危机、主体性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结合，再到对抗在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这个运动就在其中展开。《大纲》为了分析资本过程中的革命主体性，构建了主体性的路径（“急迫的危机”）。这些笔记本勾勒了马克思对革命意志的分析和想象中最强有力的要点。作为争议的焦点（对资本的理论分析与政治分析相对立、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对立、客体性与主体性相对立）的一切形式上的二元论，都将会消融在二元论的实现过程中，二元论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在对抗中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进程。

以上这些论断都将会在下面具体展开。但是对我而言，立刻展开我对《大纲》作出的这些坦然的、双重的评判和叙述才是合适的和坦诚的。对此，为了表明我将要进行的解读的特色，我将会提纲挈领地勾勒出断裂点；现在我想勾勒出在我看来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围绕着将要展开的分析的其他一些要点。

（1）从货币形式到价值形式。在马克思的《大纲》中，这个关系是基础性的：对货币的分析能够使我们精准地分析价值形式。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将看到，这种神秘化中所蕴含的现实性将以一种比马克思其他文本更为明确的形式得以呈现，在马克思的其他文本中商品形式是主角。与此相反，当使用价值与由货币派生出的货币形式并列的时候，使用价值仍然保留着重要性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因而，使用与“一、价值”相关的“二、货币”作为《大纲》的开端就决非偶然了（虽然没有写出关于价值的第一章，但是我们可以在第七个笔记本中的“价值”标题下面找到这部分的开头部分）。我们必须重视由此带来的效应：在我看来，一方面这将带来对货币的彻底批判，另一方面也能迅速界定被神秘化的价值。

（2）对劳动的界定。在《大纲》中，劳动直接就是抽象劳动。我们只能在这个层次上理解劳动并将它整合进理论之中。只有当劳动在社会生产关系中被考察，劳动才是抽象的。因而我们就只能在交换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基础上界定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就找不到劳动概念，这种劳动概念既不是雇佣劳动，也不是资本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因而也就没有可以恢复、解放和升华的任何劳动概念，而只剩下被压制的概念和实体。

（3）正如克里斯蒂娜·潘那瓦扎（在她为维戈茨基写的简介中）所指出的，所有分析都将指向对抗，正是这种对抗，以至于我们决不能将价值理论视为封闭的理论，也不能在此基础上将再生产理论和流通理论等量齐观。“在《大纲》中，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经济的理论，这种批判拒绝回到政治经济学，然而恰恰相反，科学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所有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都是按照对价值规律的理解来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的或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没有共同之处。

（4）这种“体系”，这种能动的、开放的体系是由危机与革命主体性的形成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决定的。这一关系是如此根本性的，以至于马克思主义被称为关于危机和颠覆的科学。那种将危机视为有待治疗的病症并进行拯救的尝试不仅是对革命运动的背叛，而且也堕落成为戏谑，这种戏谑与马克思的范畴毫无共同之处。为了削弱有待开掘的主体性，就拒绝马克思对主体性的界定，马克思对主体性的界定代表了颠覆和过渡。根据这个观点，《大纲》即使不是马克思唯一重要的文本，或许也是马克思关于过渡问题的最重要的文本。我们注意到，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数以千计有关过渡问题的注释竟然未被考察。

（5）我们在《大纲》中找到的马克思在界定共产主义时所采用的极端彻底的方式，远远超越了一般所理解的各种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与阶级构成之间的连接具有根本性作用。在此我们得到一个不同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以往传统政治科学的权力概念。阶级构成与权力的关系、阶级构成与过渡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联结是建立在行为和需要的物质性基础之上，也建立在自我价值稳定过程（self-valorization）的结构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主义中，权力的主题必须服从于批判的炮火；我们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联结的探讨可以对此提供一个新的基础。我们今天将不再低估这个问题。

（6）最后一个特别要点是对工人阶级的界定，这关系到《大纲》中概念的能动性。我们已经审视了由以下事实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有关雇佣劳动（或者说有关工资）的卷册并没有被写出来，而且其中一些重要因素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被压缩为客体性的说明。然而这并不能积极地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遵循文本的问题，这是一个重新返回到工资的批判性界定与共产主义的革命性界定相统一的联结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革命主体性的问题。这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一册中所预见到的问题，也关系到如何把握上面所提到的联结。

这里是我们在解读和界定《大纲》论证过程中两个重要时刻（即剩余价值及其实现）的过程中所要持续关注的基本问题。

《大纲》的方法论也决定了《大纲》在马克思思想架构中的重要性。随着《导言》以及它在马克思的《大纲》研究计划中的创造性应用，马克思在方法论层次上实现了他之前在此领域内理论推进的综合。我们将在后文详细分析《导言》；现在还不是展开详尽分析的时候。我将会满足于指出：笔记本M明确详尽地分析了特定的抽象方法和描述趋势的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大纲》中的具体研究是首次应用，这种应用将唯物主义的方法与精致的辩证现实相结合。两种辩证性力量的综合在各种意义上都具有开放性。一方面，辩证理性介入到规定性与趋势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使抽象和逻辑上具有启发性的中介得以主体化，而且也给它增加了限定条件和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唯物主义的方法，只要它被完全主体化，它就能向未来完全开放，而且它将会创造，而不是依附于辩证的总体性或逻辑上的统一性。这种规定性始终是各种重要意义、各种紧张和各种趋势的基础。至于这种方法，它被强制注入到总体研究中，而且持续决定着前进的新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要再一次指出，《大纲》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虽然这在方法论领域内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证实的假设，但是我们要重申，这就是《大纲》的特色所在。我们同样要强调，对马克思而言，这个阶段是完全幸福的时刻，是一个位于中点的时刻，这个中点既不是折衷，也不是调和：大量的力量还没有削弱到中间水平，灾难也没有完全平复，想象尚未终结。

这些一般意义上的思考虽然是重要的，但还不是完全具体的。它们只能开始显示马克思方法中被我称之为“多元总体”（plural uni-verse）是如何显现的。它们也只能给出一些范例而已，并不能揭示这种“多元总体”方法在马克思的实验室中是如何运作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这两个环节上进行了区分：“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大纲》中，我们可以在各个阶段追踪这个逻辑进程，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就在逻辑进程中展开。现在，如果我们考虑到先前的迹象，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个进程既不是线性的，更不是单向的。恰恰相反，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辩证法向所有方面开放：每一个以叙述方法形式或研究方法形式表现出来的结论都将向新的研究和新的叙述开放。这不仅会在研究中所涉及的各种论域中出现，而且也主要会在朝着某种方向的历史运动中出现，在这种运动中，一个新主体的每种规定性都将会揭示出新的对抗，并发起运动。通过这样的方式，新主体起决定作用的进程就会得以呈现。因而，叙述方法必然伴随着“再现”的方法（neue Darstellung）：这是一个过程问题，这个过程构成了实际运动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得到了科学的理解和更新。因而，这里没有线性的连续性，只有观点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不断寻求对抗中的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有节奏的研究中不断寻求叙述中的每一个跳跃，总是寻求新的叙述。在此意义上，从方法论的观点看（按照唯物主义的方式，这种方法会考虑到历史的、具体的、具有根本性的规定性。同时，按照辩证法的方式，这种方法也会在同一场运动中始终寻找到每一种规定性的动力和趋势，对抗在这场运动中会自我建构、自我解决并自我反馈），《大纲》构成了一个“多元”的总体。每个研究成果在叙述中都试图赋予对抗的内容以新特征，并试图在这种决定论中倾向于洞见到这些新特征；当这种决定论一旦启动，我们将看到一种真切的概念爆炸。在形成一个重新叙述的过程中，我们将进一步花点时间去随意地重新叙述这些内容，并在处于争论前沿的例子中给出一些范例，通过这样的方式，之前的叙述方式自身必须服从于研究过程，而且之前的叙述方式自身会反过来成为新的叙述过程的素材。纯粹为了坚持对我的假设的说明，我才会提及《大纲》的方法的力量，才会提及这种把握概念的能力，把握概念是为了打破这个概念，是为了在每次到了一个新的模糊地带的时候重新更换理论论证从而重新界定并赋予特性，等等。

因而，我们决不是按照方法论拜物教，才以论战和说教的态度来提出《大纲》的方法问题和马克思的方法问题！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总体性的激情，但是这只能在由序列和跃迁组成的多样性的形式中才能看到，而不是在单调感中看到；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首先找到一种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具有多元性，同样也具有主体的差异性，并且从不封闭。有时候，在有关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否存在着僵化的客体主义问题的论战中，有些人将这种方法上的变易性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性著述的需要，认为这是为了将所谓的“现实性”从堕落为决定论的唯物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是这并没有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更多地是指马克思的研究对象的变易性，更多地是指马克思对主体性的阐释的价值，马克思对此有过表述，而且有时候还以此为主题。马克思的方法构成了科学的现实性，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工具去把握现实的多样性和多元能动性。只要阶级斗争能够形成反抗的爆发，那么马克思的方法就具有建构性。理论研究必须要寻找叙述的时机——在叙述中会产生质变，这种质变不仅与特定的理论整合这个独特事实相一致，而且也与特定的理论整合能够界定对抗及其可能性的事实相一致——-爆发的潜力、传播的新水平和组织的新形势。当我们的研究从剩余价值理论开始，直到剩余价值的实现理论，将第一种理论运用到第二种理论中去并不是问题。这当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不仅要从资本的视角，也要从阶级的视角去洞察整个资产阶级力量的组织是如何以一种新的形式在社会层面上再生产出剩余价值的能动性。当我们研究世界市场的组织以及它与国内市场的关系的某种修正的时候，我们在此将再一次重温我们的研究（即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两种形式），从而有一个新的大致了解。特定的抽象、把握趋势的方法、重新叙述和对研究领域的澄清：这种方法的能动性决定了“多元总体”，在这个多元总体中展开运动是需要冒险的，理解是困难的，同时在其中取得进展也是激动人心的。

《大纲》手稿中的一页

我们在一开始所提出的关于《大纲》的方法问题上假设的最后一个要素是：这是一个关系到价值规律危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马克思研究中的顶点。这个假设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价值规律危机的高级阶段。马克思的方法、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都必须在随之而来的修正中被注意到并且必须作相应的改变。仅仅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提供一个回应。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为核心了。

让我们喘口气来插人一个简短的插曲。我们在今天常常被告知：要把人类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同价值的自我稳定、变化和重构的诸多环节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在方法问题上的敏感同马克思的方法论是对立的。为了超越“马克思”，只要列举出大量重构马克思学说或横向重构马克思方法的实例就足够了吗？然而，超越哪一个马克思呢？是党校里教的那个马克思吗？还是我们在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实践环节和理论环节中发现的那个马克思？当我们重新阅读《大纲》，有一种感觉将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确“超越了马克思”，与此同时，我们还超越了所有多元主义和横向的可能的方法论。研究领域是由现实例子的多样性和对抗中爆发出来的二元性之间的持久张力所决定的。正是对抗，赋予了体系化（或者反体系）的框架以统一性，这种对抗是同一种类对抗的自我扩张的源泉，而不是这种总体性的基础。在方法论上，只要阶级斗争与主体的自由相联系，这种阶级斗争必然会更加具有对抗性和破坏性。马克思超越马克思？《大纲》超越《资本论》？或许是吧。我们所能确定的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章节终结了每一个体系化的借口，这些借口想在价值理论中占据核心和主导的位置。剩余价值理论把对抗分解为力量的微观物理学。在需要和自由的多样性层面上进行重构，而不是在统一性层面上进行重构，在这样的视野下，阶级构成理论重新叙述了力量问题。马克思超越马克思，这也是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设想。

最著名的《大纲》解读者们被《大纲》所局限而不能在《大纲》中自由思考。这就是他们（少数情况除外）不是根据《大纲》本身来解读《大纲》，而是试图强迫把《大纲》归结为其他东西的原因所在。单单是这些标题就在讲述一个故事：“一个伟大发现的历程”，或者更明确地，“在资本概念之前”，或者“马克思构思《资本论》过程的一个序言”等。对于《大纲》所说的这些固然不错，但是这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即把《大纲》变成另一个文本的起源，而不是就《大纲》本身来理解《大纲》。这些都采用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方法，这种历史编纂学方法仅仅停留在这种起源的连续性和观点的发展过程上，而没有注意到——至少是没有充分注意到——其中的跳跃、断裂、视野的多样性和实践的紧迫性。

悲剧在于，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实质性因素，又会犯下另一个错误，这种错误是由经典化和体系化构成的。是的，有些人会说，《大纲》实际上是一个原创性著作，但是从马克思的信中逐字逐句摘取的词句可以表明：《大纲》是在充满力量的灵感的狂热中写作的，是在对极端孤立的绝望中写作的，是在实践检验的那一刻写作的。马克思在午夜过后亢奋地写作《大纲》。关于这种形式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出于同情，我们不再关注这些细节：所有的数学计算都是错误的，辩证法混淆了概念和多重定义”）。

就内容而言，《大纲》必须被放置在用来描述马克思“思想”的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上的断裂之前：《大纲》是青年马克思的最后一本著作，概念的表达和分析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危险的和臆想的——如果说，剩余价值的理论发展过程是有根据的，那么伴随着主体性和灾难的爆发，这个理论的实现是一个完全的失败；唯物主义的表达几乎给形而上学的影响力让路，至少是给社会有机体理论（就像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那样）或者是给人道主义（就像在“机器论片段”那样）让路。这个文本被描述为令人敬畏的创造性的成果，但是，这个文本只不过是在重复马克思早年的人道主义中已经提出的观点。《大纲》只是一个散发着唯心主义和个体式伦理臭味的草稿；我们在“机器论片段”中找到的对共产主义定义的描绘只是18世纪客观唯心主义和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姿态的综合。

我必须得说，面对这些批判，我通常无言以对。这促使我用一种“德国式”的严谨去表明，面对文本的具体阅读，这些批判实际上何其错误。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又如何能够表明，《大纲》不应当被归因为马克思在打造批判工具过程中对物质的狂热（thede-liriumofthematerial）呢？我们是否能在物质出现的地方，在这些物质所具有的最极端的规定性中，发现《大纲》的不同寻常的特点呢？这种特点就是，马克思的矛盾学说的提出使得对抗变得不可调和。“我们打算揭示这些包含在资本中的矛盾”：在这种矛盾演变为对抗的学说中，没有人道主义的位置，甚至也没有给物质本体论留下位置。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近的解读上，我们说过这些解读相当重视文本的起源。在我看来，他们过多地关注马克思理论发展的连续性。在所有这些解读中，维戈茨基的解读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他对《大纲》所呈现的路径的重要性的强调是无可非议的。这对理论的界定和重构而言是重要的。不过，维戈茨基的工作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新的外观”的一部分。当它一旦进入到对抗价值规律运行（价值规律的运行现在仅仅表现为单纯的指令，缺乏“经济合理性”的外观，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外观）的阶级斗争中，当它一旦进入到针对价值稳定过程（valorization）而逐渐增多的对抗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就转向了保守；必须要给陈旧的辩证唯物主义赋予新的面貌。想要削弱苏联意识形态体系的严格但又过于僵硬和不合理的色彩，运用《大纲》中的辩证法是不是一种更好而且更有效的方式呢？维戈茨基所从事的解读的重要性在于他超越了这个问题。它的角色和政治底线事实上也超越了这个问题。将《大纲》同苏联对《资本论》的庸俗解释联系起来，这就给辩证唯物主义赋予了“新的外观”，这种新的外观是被苏联的阶级斗争所强加的。那种允许权力结构为了统治而更加辩证地利用潜力的做法受到了价值规律和对《资本论》的经济学和苏联式的解读的影响，而且在世界上一部分地区，这种解读起到了真正的统治作用。维戈茨基的解读就是这样的别有用心和狡猾：经常修正这个事实取消了所有负面特征，同16世纪强势的科学实在论一样取消了理论的含糊之处。而且，如果我们仔细地看，我们就能看到维戈茨基的解读——无论它有何种功绩——无法产生断裂，这是就如下被考虑的内容而言：尽管他在解读《大纲》中强调辩证法中的对抗性维度，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中实质性的和核心的章节，但是维戈茨基没有把这种分析概括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总体性。恰恰相反，正如潘那瓦扎所强调的那样，他最终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封闭的经济学理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断言比指认马克思主义为“经济学理论”或把它界定为“封闭”的断言更荒唐。一种封闭的经济学理论因而也是一种均衡的理论。好吧，维戈茨基将会对此作出回应，他将会把一点点对抗性、甚至一点点自由掺加其中。

V.S.维戈茨基（1928-1998），苏联经济学家，马克思文献编辑和文本研究专家

我们现在再来看罗斯多罗尔斯基。对这位作者的开创性工作加以苛评，不仅是困难的，也是不公正的。考虑到罗斯多罗尔斯基在将《大纲》和《资本论》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始终寻求其中的中间地带，情况更是如此。他从来没有试图直接地缩减《大纲》和《资本论》二者之间的距离，他更多地是想进行革命性的解读，而且给予《资本论》以原创性和创造性的解读。《大纲》和《资本论》就是这样，对罗斯多罗尔斯基来说，在《大纲》和《资本论》各自内部以及在这两本著作所形成的体系内部——因为这仍然构成了一个体系——而言，完全由一种强劲的对抗性贯穿其中，从而达到马克思和（或）格罗斯曼（Grossman）所接近的顽疾及其加剧和灾难。在我看来，罗斯多罗尔斯基的局限性（这已经超越了混乱和错误，我们已经指出他在分析“雇佣劳动”分册上的地位，我们还将进一步看到并讨论其他要点）是由包围着他的战争期间的共产主义运动左翼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一方面是一种极端的客体主义，另一方面又必然要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来寻找这种客体主义。一个要素服从于其他要素：客体主义允许左派共产主义的少数派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又要使它合法化。从这种视角来看，格罗斯曼是这种必要性的最清晰的例子。罗斯多罗尔斯基以极大的灵活性在客观局限性中移动。他能够进行不同寻常的解读。但他最终要面对这些局限性。在解读《大纲》的过程中，他一直在这个文本的不同寻常的新奇之处与正统的连续性之间寻求调解，罗斯多罗尔斯基经常要面对由真正的智慧所构成的创造力。但是这无法令我们满意。从理论的视角来看，从解读这个文本的视角来看，我们的不知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稍后就能更深人地看到这点。但是，从政治的视角看，这也无法令我们满足。

我们发现我们正处于为革命运动寻求新的基础的阶段，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不会成为少数派。我们不需要去争夺正统。而且我们将为能够绕开马克思本人而感到欣喜。这个断裂已经形成，这是不可否认的。只要考虑到我们的斗争，价值理论已经陈旧不堪。现在对我们而言，我们要在《大纲》的探索中还原马克思。这是因为《大纲》本身的力量，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忠诚。我们不再为正统而感到荣幸，也没有责任去为正统辩护。我们的话语将使我们分开，他们是矛盾的。而且对我们而言，《大纲》不止在一个方面还原了马克思。首先，他被还原为用价值规律的危机来看待资本大崩溃的理论家。这些分析虽然只是局部性的，而且这些分析也为塞尔吉奥·博洛尼亚所进一步推进，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塞尔吉奥·博洛尼亚分析了《大纲》的历史语境，尤其是他指出了围绕货币的论战、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已由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所进一步深化）和理论探索三者之间的关联。即使这些环节的综合不能成为“双重”革命的解放标志，或者也不能成为对由资本主义权力结构所导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理论回应。但是，《大纲》中的马克思已经清晰地知道，没有理论上可供替代的选择：要么对群众运动起作用，要么对群众运动没有作用。马克思的分析中不同因素的综合建立在界定危机的基础之上，这个危机是作为革命运动寻找新基础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是建立在实践一理论的交织体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其中理论必须实现并包含这种连续性。通过对霍布斯鲍姆的颠倒和改写，我们应当说，对马克思而言，《大纲》是理论速记的集合：这体现了理论在实践中并且为了实践的惊人的顽强性。在《大纲》中实现的综合具有其自身的全部意义：《大纲》是马克思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因为它表示这个体系正在形成过程中，而且它向实践的总体性保持开放的姿态而非封闭的姿态。《大纲》中的方法构成了对抗，范畴的总体性织成了概念网，这张概念网使得阶级对抗在深度上和广度上不断发展。《大纲》中所反复提到的灾难，在其现实性上，必须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接合联系起来，在这一时刻，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对价值体系加以制裁。

塞尔吉奥·丰特赫·博洛尼亚（Sergio Fontegher Bologna），意大利“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知识分子之一

只要是从《大纲》通向《资本论》，我们就会感到高兴。在这种情形下，《资本论》中的概念对于理解这种对抗的发展而言已经足够了。不过，还有几种情况下，《资本论》的概念无法发挥作用：作为结果，我们有时候想，一定程度上加重的客体主义会在对《资本论》的严谨解读中被合法化。这样，从《大纲》通向《资本论》的运动是一个愉快的进程，相反从《资本论》通向《大纲》，我们就不能这么说。《大纲》是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点。伴随这些笔记本而来的是理论一实践层面上的断裂，我们从中能够发现革命行动以及它既不同于意识形态又不同于客体主义之处。《大纲》中的理论分析将会寻求革命实践。让我们在此向汉斯·于尔根·克拉尔这位年轻同志所从事的解读致敬，向他敏捷的才智致敬，他正是运用这种敏捷的才智方能够在《大纲》的范畴演变过程中领悟到阶级斗争的组成环节。我们要清楚：这不是一个对抗资本的抽象争论的问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在阶级仇恨的理论意识及其反思中诞生的，我们在研究《资本论》的过程中都体验过这种阶级仇恨。但是，《资本论》同样也是这类文本：它致力于缩短批判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距离，致力于在客体性中消灭主观性，致力于让无产阶级的颠覆能力去改组和消灭资产阶级力量。如果我们根据《大纲》的批判来理解《资本论》，如果我们通过《大纲》的概念体系重新阅读《资本论》，而由无产阶级力量领导的绝对意义上的不可克服的对抗贯穿了《大纲》整个概念体系。如果能够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恢复对《资本论》的正确解读（不是为了知识分子的勤勉治学，而是为了群众的革命意识）。根据这样的观点，《大纲》就是在现实运动中对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批判。同时《大纲》也保证了“自下而上的革命”的信心：它具有最强大的潜力，这种潜力能够为了脱离现实进程的理论上的或者政治上的每一种自治运动而摧毁一切。这就是作为理解《大纲》（通过《大纲》的范畴）的唯一基础的全部内容。

在第三讲中我们将会重读《导言》并且提出一系列方法论问题，除此之外，我们将会在其他各讲中密切注意《大纲》文本的实质内容。第二讲、第四讲和第五讲将会勾勒出从货币批判导向界定价值规律的进程，而且这也是导向对危机和灾难加以界定的进程，正是在对危机和灾难的界定中形成了第一次通过这些分析的磨合而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我们在第六讲和第七讲中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实现和流通过程的分析，将会看到社会资本是如何形成的，也将会看到资本的总体形式和对立形式：这是这个阶段的问题，我们要在这个阶段中回溯潜在的“雇佣劳动”分册的思路。第八讲和第九讲得出了第二阶段的结论：从主体性和对共产主义的第一次界定，到这些分析的首次普遍澄清，这些澄清将会有助于对对抗得以产生的一系列条件加以修正。这也就是在灾难和无产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之间对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理论进行重新建构的问题。

除了提出这些设想和解释相比，我在这一讲中还能再说些什么呢？看起来我所说的已经够多了！不过，我会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列宁和毛泽东手头上有《大纲》，就好像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样，他们将会对《大纲》做些什么？我能确定的是，他们将会为了他们的实践而用他们很高的品位从《大纲》中提取特别的养料，就像蜜蜂采蜜一样。这就是我所钟爱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