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生平自述
海德格尔生平自述（1922）
本文选自《海德格尔自述》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张一兵/编 李乾坤/译 方向红/校译
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在我国也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海德格尔自述》一书，摘选了《海德格尔全集》中若干篇重要的海德格尔对自己思想道路的总结性文章和早年撰写的生平、履历。其中，以《道路回顾》一文为代表，海德格尔绝无仅有地系统总结了自己青年时期走向存在之途的思想道路；而几篇海德格尔的简历、生平，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独特视角。同时，不同时期自述中微妙的差异，也恰恰是我们洞察海德格尔思想境遇的十分难得的切入点。
我1889年9月26日出生于梅斯基希（巴登州康斯坦茨专区），是箍桶匠弗雷德里希·海德格尔和他的出生在肯普福信仰天主教的妻子尤汉娜的儿子。他们两人都属于天主教会。我首先是在康斯坦茨上的高级中学，然后转到弗莱堡并在1909年夏天在这里毕业。
从1909到1910年的冬季学期开始，我在弗莱堡大学神学院作为神学院学生学习天主教神学。在这里我主要热衷于哲学。具体地说，从一开始就基本上着眼于源头（Quellen）（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波纳文图拉，托马斯·阿奎那）。为了理解超出哲学教科书之外的问题，我在当时教义主义者布拉戈的引导下，开始研究洛采和胡塞尔。神学的工作集中在新约全书的注释和教父学之上。对超越诫命的洞见的努力，驱使我对弗兰茨·欧弗贝克展开了一种批判的研究并使我特别对新教的教义历史研究有了一些了解。对我来说，古恩克、包赛特、温德兰德和莱岑施坦的现代宗教历史研究和阿尔伯特·史怀泽的批判工作进入到我的视野，是关键的。我在第一学期的神学和哲学研究，使我在1911年春天里决定从神学院退出，放弃对神学的学习，因为我不能够接受当时依照明确的要求而提岀的“现代派誓约”（Modernisteneid）。我也因此而变得贫穷，但是我仍然决定，作出这样的尝试，献身于科学的研究之中。到哥廷根去胡塞尔身边的计划，也因为我在本地的大学获得了一份奖学金而落空了，这个奖学金一直资助我到申请教职。
弗莱堡大学
我听了里凯尔特的讲座和训练课，莱岑施坦和施瓦茨（约翰福音）的讲座，这些讲座一直到那时对我来说都是被禁止的。除此以外我通过施耐德的讲座和研讨课熟悉了早期和全盛时期的经院哲学（Hochscholastik）。逻辑学的问题使数学的基本慨念和元素的研究对我来说显得必要。我通过芬克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历史的讲座和训练课而熟悉具体的历史研究任务领域和方法。在这条道路上我也了解到狄尔泰的精神历史著作。
1913年夏天我凭借论文《心理学主义中的判断学说》，以最优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
我与现象学研究的关系在那时还并不明确。原则上讲，那时我在科学研究方向上仍然研究一种被自由理解的天主教教义，以协调于通过一种对中世纪经精神历史的单纯历史学研究方式。我在当时还低估了必须对一个哲学的问题历史（Problem-geschichte）进行原则问题的必要思考的重要作用。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首先将目光投向了晚期经院哲学的研究，首先是奥康，其目的在于，在晚期经院哲学的逻辑学的澄清的路径上，为科学地理解新教神学的形成历史以及由此而在德国唯心主义中岀现的核心问题的各种关联获得具体而宽广的基础。对奥康的研究使我迫切地回到邓斯·司各脱,具体讲，在方式上，在邓斯・司各脱那里所存在的关于普遍对象的学说（einer allgemeinen Gegenstandslehre）以在现代哲学研究中获得的问题联系（Problemzusammenhang）的解释方式而变得生动和直观。
在这期间战争爆发了；我在本地的步兵团申请作为志愿兵应征，但是在四周之后就因为心脏疾病而被遣返。在我痊愈之后又重新开始了研究邓斯·司各脱的工作。
邓斯·司各脱（约1265-1308），苏格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神学家、温和实在论者
凭借关于邓斯·司各脱的范畴与意义学说的论文，我在1915年7月在本地大学的哲学系申请了哲学专业的教职。在那之后不久我又被征召了，暂时服役于卫戍部队，这也只允许我在有限的范围内来做讲座。
早在学术教学活动的一开始我就清楚，在实际上坚持天主教的信仰观点的情况下，不受所有的保留和隐蔽的约束影响的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对我自身来讲，通过在现代宗教历史学派的意义之中的对早期基督教的不间断研究变得不再能够持续。在我的讲座里不再提及神学家了。
在这期间胡塞尔来到了这里，我找到了从我大学第一学期就希望得到的机会，系统地熟悉现象学研究。我中断了我的讲座，因为兵役（为战地服务而做培训）对我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通过每周一次下午的会面我都从胡塞尔那里收到了一些决定性的帮助（Förderung），直到我去往前线。
战争结束后我重新开始了对现象学的研究，并且从1919年春天开始到这个夏季学期（1922）一直有规律地参加胡塞尔的训练课。从1919年夏季学期我自己也开设了现象学训练课，一开始只是为初学者，然后就开设了针对初学者和进阶学生的两课时的课。战争结束后我获得了一份由胡塞尔提议的被用做助教费的奖学金，从1920年秋天开始我和胡塞尔一起共同正式开设了现象学研讨课。从战争结束起我开设了以下讲座：
1919年中间学期：现象学基本问题，两课时；1919年夏季学期：先验价值哲学和现象学，两课时；1919/1920年冬季学期：现象学导论，两课时；1920年夏季学期：直观和表现的现象学，哲学概念形成（philosophischen Begriffsbildung）的问题，两课时；1920/1921年冬季学期：宗教现象学导论（对保罗主义的基本概念同古希腊文化的关系的现象学分析），两课时；1921年夏季学期：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古希腊本体论和逻辑学对神学概念形成的科学建构影响；宗教改革和德国唯心主义之间相应的作用关系），两课时；1921/1922年冬季学期：亚里士多德本体论和逻辑学（现象学的系统导论和解释学）部分著作的现象学解释,两课时；1922年夏季学期：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继续，四课时。
我开设的训练课有：针对研究胡塞尔的初学者的《逻辑研究》之第五、第四和第二研究；洛采的《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De anima）；笛卡尔的《沉思录》，一次两课时。针对进阶学生：那托普的《普通心理学》；柏格森的《物质与记忆》；狄尔泰的《描述的与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两课时。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
这些研究——我认真准备的这些讲座都以此为基础——都具有这样的目标，即对实际生命的基本现象进行系统的、现象学的和存在论的解释，因为实际生命根据其存在意义被理解为“历史的生命”，而且根据其与一个世界且在一个世界（周围世界、共同世界、自身世界）中打交道的基本行为方式而被带入范畴规定。
这些研究在他们原则的问题倾向中的一个简要的概况，在关于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的论文中已经描绘出了。
这种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它作为现象学研究，原初上接近历史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最密切的劳作关联与境（Arbeitszusammenhang）；它作为学说必定会发挥出作用，但不在于对世界观及其形成概况作出明确的介绍，而在于对科学意识的唤醒和培养作出明确的、严格的且总是具体的实施；这不是被生动地通过关于科学危机的演讲和小册子——这种形式在新一代青年中只会引起厌倦——而是通过让今天学究式的青年从过多的反思和讨论中退出，进入到实质性的工作中去，即进入到对通过科学的哲学而可以预先给予的对象关联体的工作中去。
1917年3月我同埃尔弗里德·佩特里结婚。她是她父亲的大女儿，我们的婚事是在她父亲阿尔菲尔德的理查德·佩特里的计划和安排之下举行的。我们有两个儿子，一个两岁，一个三岁。
海德格尔和妻子与儿子
布莱斯高的弗莱堡，1922年6月30日
马丁·海德格尔
* 此文刊载于《海德格尔全集》第16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第41页。——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