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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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 | 王南湜:“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之争

2020年10月12日晚,南开大学哲学院王南湜教授应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邀请,于线上做了主题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之争”的学术演讲。本次讲座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刘怀玉教授主持。

主讲人介绍

      王南湜,陕西凤翔人,生于1953年7月。现为南开大学杰出教授,哲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学会常务理事。1998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99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获宝钢教育奖,2019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

在讲座上,王老师主要讨论了恩格斯的一个命题,即“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之所以选取这个命题,一方面是因为今年正值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于这一命题,大多数人都采取的是接受态度,而很少对此提出质疑。王老师讲到了他早年给学生上课时的经历,正因为一位学生大胆的提问,才使得他关注到这个命题,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了解到,国内对恩格斯命题提出真正的质疑,是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开始的。质疑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就是说恩格斯这个命题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另外一个就说是恩格斯这个命题是拉马克主义的,背离了现代科学阶段。

在此基础上,王南湜老师展开了他的学术演讲。讲座主要是围绕着六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人们是怎样质疑,或者是怎么维护“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命题的?第二个问题是,恩格斯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完整地理解和完整地维护这个恩格斯命题?第四个问题是,这个命题它蕴含着一种什么样的更深层的方法论问题?第五个问题是,怎样看待恩格斯的拉马克主义?最后,是王老师自己的一点思考,即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扩展性的拉马克主义,从而能够更积极地维护这一命题。

关于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有一位论者是这样说的: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即劳动制造工具既然是人和人的根本区别,也就是说只有人的劳动制造工具,而猿不能,那么既不会劳动也不会制造工具的猿又怎么变成人呢?怎么能说是劳动创造了人呢?关于背离现代科学结论,有一位论者是这么说的:我们既然承认人类是一种生物,人类从其他动物进化而来,人类属于自然界,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的起源也是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人类产生的原因必须用自然规律来说明。如果由劳动或其他非自然的因素来解释人类的产生过程,如果认为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的起源是受到超自然规律的支配,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特创论,实际上否定了现代科学。

对于恩格斯的这一命题,有质疑者,当然也有人对他采取维护态度,当然这种维护还只是一个被动的维护,那就是对以上两点之一的一个辩驳。那么针对这个逻辑上不自洽或者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些维护者大多数采用把劳动分割为两种劳动的方式。一位论者是这么说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科学论断,他认为包含着两重意义,一种是劳动促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化,另一种是促进了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它把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改造成了今天这样高度发展的大自然的主人。这种改造无疑也是创造,前者存在于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后者则处在人类社会诞生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这样在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当中,劳动这根红线是贯穿始终的,后一种劳动是制造工具的劳动,前一种劳动是在制造工具的劳动之前,存在着一个有别于真正的劳动的活动的劳动,这一劳动正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劳动过程。还有一些论者,把“劳动创造了人”又区分为,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两类。与此相照应,劳动也划分成,人形成过程中的劳动与完全形成人的劳动。所以基于这个理解,由劳动和创造引起的“劳动创造了人”的这一论断的逻辑矛盾,是由于混淆了这两个概念的含义而造成的。但是,问题还是有的。即使你划分得再细,它总还是要到人这一步,空白的这一段要怎么解决?

由于拉马克的学说公认是一种非科学性的,所以针对这一质疑的辩驳,如果要维护恩格斯的话,那就是把恩格斯的命题命从生物进化领域转移出去,把它限制在人类历史领域之内,以规避与现代主流科学结论的碰撞。这样一来,针对这一质疑而对这一命题进行维护的关键仍然是基于上述两类劳动、两类人的这种区分来进行的。那基于这种区分,既然“劳动创造了人”这一命题,它的使用范围已经被转移出了生物进化领域,而被限定在人类社会领域,而生物进化领域又只是适合于生物进化领域的科学理论,而不适合于人类社会。这样的话,恩格斯和达尔文就各管一段,互不干涉,两种理论也可以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但是,上述内容是不是真正地维护了恩格斯所提出的命题,是很令人生疑的。这里引人生疑之处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点是把劳动断然一分为二,对这一命题加以阉割,使它的有效范围只限于人类社会。这是不是符合恩格斯的本意?第二点是他真的消解了质疑者所提出的问题吗?是不是成功的维护了这一命题?恐怕未必。所以我们必须追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恩格斯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王老师讨论了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作用》中的论述,并指出,恩格斯的论证从财富的源泉引出了关于劳动的话题,从直立行走对手的解放开始,说明了劳动得以可能的前提,然后是描述劳动的发展,从手的灵活性的技巧的发展,直到产生过拉斐尔绘画等艺术品的高度发展的手,再到劳动分工,工业、商业、民族、国家、政治乃至宗教和哲学。在恩格斯论述的问题当中,从直立行走到宗教哲学的产生,它是一个连贯性的整体性问题,恩格斯并没有把人和劳动区分为两类,并把“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限制在人类社会领域讨论的意思,他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劳动对人本身和人类社会形成的一个根本性的意义。因此,前面提到的维护恩格斯命题的这些论者,把劳动分割成两类来规避与现代科学的结论相冲突的做法,实际上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与其说是维护,倒不如说是对恩格斯命题做了阉割化处理。

因此,我们如果不打算附和质疑者的质疑,放弃“劳动创造人本身”这个命题,而是要有效地维护这一命题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在它的完整形态上加以维护。这个命题的完整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种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可以看作是对这个新唯物主义进路进行论证的一个深化。

对此,王老师做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文本学解释。他提到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些著作中,他们反复强调,他们的新唯物主义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也不同于唯心主义抽象性的关键,在于实践,在于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人是对象性活动”这个命题,王老师认为,它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在讲能动性吸收进来的同时,仍然保持唯物主义的立场。而对于这个关键,人们往往把它忽略,把它简单化了。那么最常见的简单化,就是直接把人的对象性活动或者实践,直接视之为实在的物或者本体,并且以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以来的一个很著名的命题,“实践本体论”来命名。这实际上就错失了马克思最基本的立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他们着力揭示的人及其世界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生成性问题,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不是从生成性着手,建构一种全然不同于既往哲学的理论定位,而是停留在以往哲学的现成性的实体设定当中,那么无论是从唯心主义的精神出发,还是从唯物主义的物质实体出发,结果必定只能把自然连同人类的发展看作是某种按照预定东西的展开,从而就只能或明或暗地预设某种目的论。所以就此而言,对象性活动这个术语,更为明确地表征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本质性的创建。

“人是对象性活动”这个命题在最基础的层面包含着互相贯通的三个方面的意思或者环节,首先是人作为主体,存在的对象性或者有限性,这是马克思的反复强调的。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他就开始是受限制和受制约的存在物,是对象性的。就是说它对第三者来说也是对象。第二层意思就是人不仅仅是对象性存在,它的对象存在、物的存在就是对象性活动。这一点在手稿里面讲的非常多。第三点就是说,对象性的活动的过程就是人类世界的创生和发展过程。

王老师指出,在此基础上,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恩格斯的这个命题的时候,尽管“劳动创造人本身”这个命题,还只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论述,但是这对新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洞见,就是人及其世界的生成性,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们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也就必须把它放置到人及其世界的生成性这一新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去进行,也就是说要放置在体制人类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贯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视野当中去进行。

那么从这种生成性原则出发,我们从当中可以直接引申出两个能够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形成新的理解的前提性问题。第一个命题是,人是在和他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当中产生的,而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就是物质生产劳动。以劳动为基本范式,人在与其世界的探索性的相互作用中,获得成为人的专属规定性。这种探索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也可以说就是人学着成为人的过程,这一成为人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无论是旧唯物主义,把人视为物质实体,所预先包含的属性的规定的展开,还是唯心主义,把人视为关于人的理念的,关于人的理念的复兴,实质上都是把人视为某种预先存在的原型的展开,实际上都是一种目的论。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把人视为通过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本方式的人与他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发展起来的,才能够真正坚持唯物主义,所以才能够和自然科学结为一体,统一地说明人类的起源与发展。

因此,王老师指出,基于科学唯物主义的立场,一个必然结论就是说人的非预定性或者创生性,那这就意味着人的规定性,就是人是一种未完成性或者开放性,也就是这个现代哲学人类学强调的人的开放性或者未完成性。那既然人就是未完成的,或者开放的、非预定的,那么关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规定性或者定义。所以如果我们基于人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的话,从关于人的定义的临时性来看,对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命题的第一点质疑,关于这一命题逻辑上的不自洽或者自相矛盾的质疑,就不难发现这一质疑的可质疑性。因为这个质疑的正是建立在将关于人的某种规定性视为终极规定,这么一个可质疑的前提之上的。譬如我们前面所引述的那些论者的质疑,把制造工具的劳动既作为人区别猿的规定,又把它作为从猿到人的推动者的逻辑错误,那就预设了恩格斯所提及的某一规定的终极性。因此,我们基本上就是从恩格斯关于人的开放性这一点,进一步维护了恩格斯的这个命题。

对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一个更为严重的质疑,是指认这一命题背离了现代科学的结论。所以对这个质疑的回应,王老师认为,应该是维护这一命题的关键所在。

获得性遗传问题,涉及到进化论,生物学史上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的争论。王老师征引了若干论据指出,达尔文主义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并且,达尔文主义并不是非对即错的单一理论,而是一个仍在不断改进的复杂的研究纲领。同时,王老师还引用了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和胚胎学家克林伯格的观点,认为现代生命科学的最新发展已经表明,综合进化论并不足以否定获得性遗传存在的可能性。因而依据这一点,对恩格斯“劳动创造的人本身”命题的质疑,也就缺乏充分的理由,而不足取。这样的话,王老师认为,我们也可以说,对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本身”这个命题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维护。但这个全面的维护,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针对这些质疑做出一种消极被动的维护。王老师进一步追问,我们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对它加一个更积极的维护?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在积极意义上对这个命题加以维护呢?王老师认为,还是必须回到对这一命题本身的意涵的理解上来。前面提到过,人是在人是可能性的存在物与其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或者说在其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所以这种与其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劳动这种基础性的作用,乃是具有人之可能性的存在物成为人的必由之路。而人既然是空白的存在,以劳动为基本范式,与其世界的探索性相互作用着,获得成为人的专属性规定,那么这种探索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也可以说是人学着成为人的过程,而这个成为人的过程,它是一个学习过程。

这一学以成人的学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学,由其自身在劳动当中,在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创造知识,获得学习。另一种学习是获得性遗传过程,也就是说新的人类生命,通过学习掌握前人已经通过自学创造的文化成果,而实现对已经获得的文化成果的传承。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质疑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之后,恰恰把这一显著的眼前事实视而不见了。而这一如此显著无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对恩格斯“劳动创造人本身”这个命题最为积极的证明。对此,王老师引证了一位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生命科学家德迪弗的观点,并指出,在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尽管人作为自然生命,自然选择仍然不可避免地发挥作用,但文化成果的创造和传承,这种获得性遗传的方式,在比简单的自然生命那里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最后,王老师的结论是: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就其理论目标而言,他是要把体制人类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贯通起来,从接近于自然科学的体制人类学出发,过渡到社会文化人类学,以一种贯通性的哲学人类学视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人是对象性活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提供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论证。而这就意味着这个命题本身,同样也构成了历史唯主义的核心命题。所以对于这一命题,我们既不能放弃,也不能只是做阉割式的维护,而必须加以全面的维护。同时从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的视域出发,借助对生命科学最新进展的合理阐释,我们也能够对这一命题成功地进行全面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