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 | 生活和形式的碰撞
生活和形式的碰撞
索伦·克尔凯郭尔与里季娜·奥尔森
作者:卢卡奇
文章来源于《卢卡奇早期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
节选自《心灵与形式》
济慈《希腊古瓮曲》
美少年,你在树底下,你不能抛开
你的歌唱,这些树也永不会光秃;
勇敢的钟情汉,你永远亲不了嘴,
虽然离目标不远了一可也用不着悲哀;她消失不了,虽然你得不到艳福,
你永远会爱,她也永远娇美。
约翰·济慈(1795-18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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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姿态(Geste)的生活价值?或者换一种方式来问,在生活中,形式的价值,形式之创造生活、强化生活的价值是什么?姿态是对一种并不含混的事物的运动的清晰表达。如果说形式是表达生活中之绝对者的惟一方式,那么,姿态就是那自身完美中的惟一事物,就是那惟一的现实,它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可能性。
克尔凯郭尔曾说,现实与可能性无关;但是,他却将自己的全部生活奠立在了一个姿态上面。他所创作的一切、他的每一次抗争与历险,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那个姿态的背景;或许,他根本就是为了使他的那个姿态在与生活之混乱的多样性的对比中更加明晰地凸现出来而写作和历事的。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即只有他才如此清晰地看到了任何事物都逐步向它的对立面转化的?在所有人中,偏偏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更清晰地看到了每一个动机的一千个方面和一千种变化。假使我们也凑上前去仔细观察,那我们怎样才能像他那样看到在两个几乎难以察觉的细微差别之间横亘着一道不可沟通的深渊?他为什么做这个?或许是因为姿态是最有力的生活必需品中的一种;或许是因为一个想成为“真诚的(ehrlich)——这是克尔凯郭尔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人必须强使生活放弃它的惟一意义,必须如此稳固地——即如他揭示魔幻的语词的本质时那样——抓住那不断变化的柏洛托士(Proteus),以使他自己不再移动。
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年)
或许这个姿态——为了能够让克尔凯郭尔的辩证法派上用场就是悖论(Paradox),就是现实与可能性、事物与空气、有限与无限、生活与形式相互交切的那个点。或者,用更确切与更切合克尔凯郭尔的术语的话来说,这姿态就是心灵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飞跃(Sprung),就是那由以离开现实之总是相对的事实而达到形式之永恒确定性的飞跃。简言之,这姿态就是生活中的绝对由以变成可能的那个独特的飞跃。姿态是生活之伟大的悖论,因为只有在其严格的永恒性中,生活之每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只有在这中间,每一个这样的瞬间才变成了真实的现实。
任何一个与生活进行纯粹游戏的人都需要这种姿态,因为这样,对于他而言,他的生活才能变成一种较之于能由一种无限的运动选择所组织的游戏更加真实的东西。
但是,真有一种面对生活的姿态吗?它不是一种相信姿态的本质就存在于一个行动中、一次向着某物——它坚如磐石,然而又将不变的一切都包容在自身之中——的转向或偏离中的自我错觉——不管是多么辉煌壮丽的一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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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9月,艺术学硕士索伦·阿比·克尔凯郭尔与国务顾问奥尔森18岁的女儿里季娜·奥尔森(Regine Olsen)订婚。但仅仅一年后他就解除了婚约。他前往柏林,当他再回到哥本哈根的时候,他就以一个著名的怪人的身份住在那里了。
索伦·克尔凯郭尔与里季娜·奥尔森
他的特立独行使得他成为幽默报刊连续不断的攻击目标,虽然他以各种笔名发表的作品已因其充盈着的智慧而找到了自己的一些崇拜者,但它们却因为其“不道德的和轻佻的”内容而招致大多数人的仇恨。他的晚期著作使他树敌更多——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国教会的头头们,在他发动的旨在反对这些人的艰难斗争中——他认为,我们时代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事实上,它已使任何一个人继续成为基督徒都变成不再现实可能了,他死了。
而在此之前几年,里季娜·奥尔森嫁给了她以前的一个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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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竞发生了什么?对此的解释可以说数不胜数,克尔凯郭尔每一份新近出版的文本、信件、日记条文都使得人们更容易理解这一事件,但同时,这也使我们理解或评价这一事件对索伦·克尔凯郭尔或里季娜·奧尔森的生活的意义变得更困难。
在写作关于克尔凯郭尔的论述时,卡斯内尔以一种令人难以忘怀也无法超越的言辞拒绝了以往的每一种解释。“克尔凯郭尔,他写道,“使他与里季娜·奥尔森的关系成了一首诗,当他使自己的生活成了诗的时候,其目的不在于掩盖真相而就在于揭示它。”
克尔凯郭尔雕像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解释,因为那里有的是一种纯粹的解释,那就是一个姿态。克尔凯郭尔说:我是一个忧郁的人;他说:我的不朽对于她来说太陈旧了;他说:我的罪就在于我试图携带她和我一道进入那伟大的溪流;他说:如果我的生命不是一场伟大的忏悔,如果它不是一部使徒前传,那么……当他离开奥尔森,对她说他不爱她,从来就没有爱过她的时候,他是一个其薄幸精神在所有时刻都要求全新的人类和全新的关系的男人。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响亮地说出了这一点,为了确认里季那·奥尔森对它的信心,他的言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强调了这件事情。
……当里季娜嫁给了她过去的一个崇拜者的时候,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女孩,但她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没有哪一个已婚男人对自己妻子的忠诚能超过我对里季娜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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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姿态的目的就是使费解的事物变得不含混,它可以因为很多理由而出现,其结果散布得到处都是。为了以这样一种方式——除了哀伤没有什么能起源于此,除了悲剧(他们的遭遇必然是悲剧性的,这一点很清楚)没有什么起源于此,除了总体崩溃没有什么能起源于此——从婚约中抽身而出,只要没有关于它的确定性,也没有现实向着可能性的消解,或许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对于里季娜·奥尔森来说,意味着生活自身对她失落了,那么,它就将失去其生活中的全部意义;如果深爱着里季娜·奥尔森的他必须离开她,那么,离开了她的他则必须是一个恶棍和勾引者,这样,回到生活的每一条道路对她来说都是敞开着的。既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忏悔就是离开生活,那么,忏悔就必然会因罪犯的面具——它是以骑士般的风度伪装出来的,从而掩盖了他的真实的罪——而变得更伟大。
奥尔森与别人的结合对克尔凯郭尔来说是必要的。“她抓住了该抓住的东西”,他写道,“她明白,她必须结婚。”他需要她结婚,因为这样,对他们的关系来说,就不再有不确定的和含混的东西了,进一步的可能性也没有,有的只是这一种关系:勾引者和被抛弃的女子。但女孩却使自己得到了安慰并找到了回归生活的道路。在勾引者面具下站立着的,则是一个因为禁欲主义而自愿将自己冻结在他的姿态中的清心寡欲的人。
女孩的变化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直线。在凝固着的微笑面具下边,勾引者眉头轻皱,其禁欲主义者的面容也同样凝固着。姿态是纯粹的,使一切都得到了表达。所以说,“克尔凯郭尔使他的生活成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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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生活与另一个的生活的惟一本质差别是如下问题,即生活是绝对的还是纯粹相对的,生活中相互排斥的对立面是否尖锐地、确定地相互分离了?这个差别就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问题能否从一种或此或彼(entweder-oder)的形式中诞生,或者,当分离显现出来的时候,“……(sowohl alsauch)是否是一种合适的表述。克尔凯郭尔总是说:我想成为真诚的,这种真诚决不意味比根据诗的原则活在他的生活;之外(这个词最纯粹的意义上)这种义务、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能达到每一条选择好的道路的尽头这种义务更轻些。
但是,当一个男人查看他的时候,他就既看不见路与歧途,也看不出有什么截然不同的选择,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转变为了别的事物。只有当我们扭过脸去不再凝视,然后过了很长时间后再去看,那样,我们就会发现那一个事物已经变成了别的事物——当然也有可能那时它还没有变成这样。克尔凯郭尔哲学的深刻意义就在于,他将那固定的点放置在了生活之不间断地改变的细微差别下面,并在细微差别之融化的混沌中得出了绝对的质的区别。
索伦·克尔凯郭尔
因为已经发表了应去区分的事物,所以,他将它们呈现为了具有如此不含混、如此深刻的差别的存在,以致使它们分离的东西不再能够为任何可能的细微差别或转换所玷污。因此,克尔凯郭尔的真诚全面刻画了那个悖论:已经成长为一个遮蔽了所有先前差别的新的统一的东西,必定要保持永远的被分离。在已经发现有差别的事物中间,你必须去选择一个,你不能去寻找什么能够解决“纯粹貌似的(nur scheinbaren)矛盾的“中间道路(Mittelwege)或“更高的统一”(hshere Eiheiten)。所以,不存在什么体系,因为经历一个体系是不可能的;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宫殿,它的创造者只能回撤到一个谦卑的角落里去。在思想的逻辑体系中,不再有生活的任何空间了,由是观之,体系的起点总是任意的,从生活的观点来看,是相对的——一个纯粹的可能性。生活中没有什么体系。生活中只有分离、个别和具体之物。存在就是有差别。只有具体的、个别的现象才是不含混的、没有细微差别的绝对。真理——或许——是纯粹主观的;但主观性则肯定是有真理性的;个别的事物是惟一如此的事物,个别的人是真实的人。
生活中也有一些主要的代表性的循环,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就是境界(Stadien):美学境界、伦理境界和宗教境界。其中的每一个都以容不得任何细微差异的尖锐与他者相区分,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是奇迹、飞跃、人的全部存在之突然的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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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克尔凯郭尔的真诚:将万物都看作与其他一切相区别的东西,生活与体系相区别,人与人相区别,境界与境界相区别,并由此看到生活中没有一丝妥协的绝对。
但是,将生活看作是一个没有妥协的存在难道不是一种妥协吗?将绝对牢牢地固定住难道不是一种对观看万事万物这一责任的逃避吗?境界难道不也是一种“更高的统一吗?对生活体系的否定自身难道不也是一个体系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体系吗?飞跃难道不是一种突然的转变吗?在每一次妥协背后、在其最激烈的否定背后难道不正隐藏着一个严格的区别吗?一个人能够面对生活成为真诚的、然后在文学形式中使生活事件风格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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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克尔凯郭尔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里季娜·奥尔森的时候,他的分手姿态的内在真诚才能被保证。书信和日记条目都充满了这一点:要是他们能够继续在一起,那么,里季娜爽朗的笑声也就不会打破其深深的优郁之暗淡的沉寂了,那笑声将被喝令静止,轻灵将无聊地倒到坚如磐石的基础底下去。这样将没有人能够从那牺牲中得到益处。而拯救里季娜·奥尔森的生活正是他的职责所在,但不管从人的幸福或人的存在角度看,他这么做是否值得呢?
现在的问题是,里季娜的生活是他要拯救的惟一事物吗?对于他的生活而言,——就像他所相信的那样——使他们俩分手这一事情难道不是本质性的吗?难道他不是因为爱忧郁的生活更甚于其他,不能想像没有它的生活而放弃了与他的忧郁的抗争(如果他没有放弃,这一抗争或可成功)吗?“我的哀伤是我的城堡,他曾这样写道,在别处他又说(我将有代表性地引用一些):“在我伟大的忧郁中,我还是热爱生活的,因为我热爱我的忧郁。”关于里季娜和他自己,他写道:……她已经被毁灭了,大概她也毁灭了我,因为我已经坚持不懈地迫使自己去提升她了。对她而言我太重,对我而言她则太轻,但不管对于哪一条道路,肯定都存在一种过度疲劳。”
为了使他们能变得更伟大,甚至连那些与快乐和阳光有一丝相像之处的事物都必须被禁止。卡洛琳曾评论弗·施莱格尔:“有些人的生机是必须被压制的,弗雷德里希就是这样的人中的一个,如果他享受了胜利的充分荣光,哪怕就一次,他也将毁灭掉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罗伯特·勃朗宁在齐阿皮诺(Chiappino)的忧愁的历史中重写了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悲剧,只要齐阿皮诺依旧停留在阴影中、他的生活仅仅意昧着悲惨和无结果的渴望,他就还是一个有力高贵、精致、有深刻感受力的人,当不幸使他比在他最狂野的梦想和最愚蠢的咆哮中升的还要高的时候,他变得空虚了,他愤世嫉俗的言辞只能掩盖他在意识到这种空虛、与好运相伴而至的空虚、时感到的痛苦(勃朗宁称这种灾难为“心灵的悲剧”)。
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年)
克尔凯郭尔或许知道这一点,或许感受到了这一点。或许他那极其活跃的、创造性的、由他在与里季娜分手之后所直接感受到的痛苦所释放出来的直觉,已然提前主张了这种惟一可能的释放,或许,内在于他的某些东西知道,快乐——如果它是可以达到的一将使他的余生变得残缺和贫瘠。或许,他害怕快乐不是不可达到的,害怕里季娜的情终究已然拯救了他的伟大的忧郁,害怕两个人都感到快乐了。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忧郁,那什么能降临到他身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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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是多愁善感的苏格拉底。“爱是我所惟一擅长的事情”,他说。但苏格拉底惟一想做的就是去认识、去理解爱的人,因此,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克尔凯郭尔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爱是我所惟一擅长的事”,克尔凯郭尔说,“给我的爱以一个对象吧,一个就行。但是,站在这里,我犹如一个射手,箭飞得极远,可要我瞄准的目的却就在我的五步之外。射手因此说,这我做不到,但你若给我一个两三百步或更远些的目标,那你再看看吧!”
让我们想想济慈向自然析祷的篇章吧:
主题!主题!伟大的自然!给我一个主题吧!
让我的梦想得以开始。
去爱!要我去爱的对象却不在我的爱所走的路上,那我能爱谁去?谁足够强有力,谁更能包容他自身中的一切,这样,他的爱将成为绝对的、比其他一切更强有力?谁比其他所有人——所有爱他的人都不再主张对他的权利、也不再证明是直接反对他的——站得更高,以致爱他的那个爱将成为一个绝对的爱?
爱,从不要求证明自己是对的。这就是克尔凯郭尔对爱的描述。因为人的所有关系、他们的起伏、因此他们的鄙俗的永恒相对性的原因就在于:一会儿是这个人对,一会儿又是那个人对;一会儿是这个更好、更高尚、更美丽,一会儿又是那个人更好、更高尚、更美丽。只有当能去爱的人在性质上与另外的人相区别,这才会有恒久不变的性质和清晰性,如果一个人能比其他人高出如此之多,那么,(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错问题也就不再会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了。
这就是中世纪禁欲的骑士的爱的理想,但它已不再被认为是浪漫的了。克尔凯郭尔的心理学洞见剥夺了他的朴素信念——一个对克尔凯郭尔来说是朴素的信念,即为了使他们的爱成为绝对的,游吟诗人为了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爱她而断绝了与她的关系的那个被爱的女人——即使她是一个什么地方都不会存在的女人的梦想形象——一定与现实中的女人具有非常大的差别。我相信,这就是克尔凯郭尔的虔诚的根源。上帝能被这样去爱,也只有上帝能如此。他曾写到:上帝是人的需要,为了逃避其境况的悲惨、承受其生活,人依赖这种需要。是的,但克尔凯郭尔的上帝被这个绝对的深度立为王、超越一切人事之上,并与一切人事相分离,那他怎么能帮助一个人去承担他的生活呢?
我想,为了那个原因,他能。克尔凯郭尔需要生活成为绝对的,成为如此稳固的以致它可以对抗任何挑战;他的爱需要没有任何保留地拥抱一切的可能性。他需要一个没有问题的爱,一个在其中它现在还不是这一个(der eine)的爱,现在,更好一些的是现在的另一个(der andere),而不是现在的这一个,正确的是现在的另一个而不是现在的这一个。只有当我从来就不是对的,我的爱才是确然的和无可质疑的,而只有上帝能给我这种保证。“你爱人,他写到,“然后你总是想证明对于他你是错的,但是,唉,他已经对你不忠了,不论这会让你多痛苦,你对他还总是对的,而如此深地去爱他却是错的。”心灵就此转向了上帝,因为没有爱它就不能幸存,上帝给予爱人的人以他心里想要的一切。“折磨人的怀疑从没有将我从他身边拉走,对于他我总是对的这一想法也从没有让我惊恐,因为我相信,面对上帝,我总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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