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技术与时间3.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第7到第13节。在这一文本中，斯蒂格勒着重阐释了为何美国能够凭借时间客体的应用在时间与空间的领域建构起集体性的统一，以及电影又是如何成为一种推销美国式生活的传播工具。

7.“我曾有一个梦想”[190]

美国的“接受”政策，1912年

“我”和“我们”无论怎样不同，总是在投映中相互融合。“我”在“我们”中自我投映，而“我们”也在“我”中自我投映，二者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它们都是由时间流所构成，而该时间流的边缘是一些“可以用来为那些变化不定的规定做基础”[191]的载体，这样的载体为二者所共有。和“我们”的流逝一样，“我”的流逝也是一种投映。

好莱坞已经成为全世界图型法之都，因为电影这一技术能够使各种具有统一化功能的表象和幻象得到接受。美国早于其他国家发现了这一点——苏联、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紧随其后——这既是因为美国必须融合那些持续不断地涌来的移民，包括那些被迫来到美国但随后就被“融合”了的奴隶们，又是因为在原先那个原始或者说野蛮的国土上，美国人消灭了原有居民之后，所有一切百废待兴，美国与技术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关系。

正因为“我们”的构成方式与“我”一样，都是通过投映而实现，所以电影才有可能在美国演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然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必须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而电影在美国之所以成为必然，是因为美国没有继承任何既有的投映机制，正如让—米歇尔·弗洛东在引用并评述马丁·斯科塞斯时所指出的那样[192]：

“美国导演总是更为关注故事片形式的确立，而不太关注对某现实的揭露。”（《马丁·斯科塞斯的美国电影之旅》[193]）若是对于法国关于梅里爱和吕米埃尔的古老论题，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对于“美国导演”而言，问题却不是这样：在美国，揭露某一现实就是确立故事片的形式。这是因为，美国的现实就是一个有待构建的历史，而不是一个有待记录的“在此的存在者”（我们稍后将回到“在此的存在者”这一问题，在这里先不讨论，为的是将位置留给“美国的现实”）。[194]

领土是众多投映屏幕中的一种。这是一种场面调度的机制，它与电影一样，都是假象，二者现实程度相同，因为它已经存在：总是会有一片领土，那儿记录了一些为有待征服的广袤的印第安平原所缺乏的象征符号——它们为征服者所缺乏，却为原住民而存在着。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人类历史上，美国人与领土的关系是一种全新的关系——由来自西班牙的欧洲人开始进行的大屠杀也是如此。紧随大屠杀之后的，是来自所有殖民国家的欧洲人；与大屠杀相伴始终的，是奴隶制和黑奴贸易（以及华奴贸易）；而为大屠杀画上句号的，则是北美殖民地移民及其后代。大屠杀沉重打击了整个美洲。弗洛东指出了电影是怎样成了大屠杀以及后来其他野蛮行径得以展现的屏幕，而这些野蛮行径至今仍在大量地上演着，它们的持续令人恐慌。

领土这一投映屏幕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存在，但是却在美国成立的过程中得以构建，其实美国的“我们”的统一性画框并不是通过领土这一投映屏幕而形成，而是通过电影布景所给予的画面而实现。领土屏幕（和持留空间一样）的画框是由（好莱坞）的电影银幕所划定的，电影银幕先于领土屏幕而存在。

在一般规则上，人类群体中种族或民族的形式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是由某一领土的统一性决定的，而正是该统一性铸就了某种归属感。领土本身就是集体记忆（包括游牧者的记忆）的第一个载体：作为空间，人们在领土中出生，在那儿生活、居住并且留下他们的痕迹；人们在这个空间里进行传递，同时也将这个空间传递下去，它由前人遗留，它被后人继承，通过它，某一共同的过去和代代相传的亲缘关系被传递下去，而共同的过去和亲缘关系则铸就了归属感。人们对领土的偏爱，缘由就在这里。

这种偏爱在美国却大为削弱，而工业图型法则在好莱坞必然地变成了该偏爱的主导形式，因为美国是第一大移民国家——不仅是第一大殖民国家和第一大奴隶制国家。美国很早就懂得了视听型时间客体的威力，因为美国对待“接受”问题的态度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

在不同时期移居到现今美国领土内的移民在许多方面各不相同；他们的目的互不相同，并依据各种各样的原则自我治理。[195]

美国所执行的电影的“国家放映”使上述杂多得到了统一。正因为美国必须持续不断地将美国模式放映给新来的移民看，正因为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必须统一它的各个联邦，所以美国最终变成了电影之国——与此同时，年轻的美国文明由于出生在这个尚有待建设的国度，而且优先继承了英国的帝国主义思想（洛克曾围绕这一点树立了他的政治主张[196]），所以总是比其他国家更为迅速地发展并接受了技术。

《乱世佳人》在全球范围内大获成功，既升华了血淋淋的南北分裂，同时也在全世界人眼中打造出了一个美国的形象，这一形象在《欲望号街车》与《美国，美国》里再次出现：这样一来，美国的接受文化在境内和境外都收到了实效。

这一打造“我们”的形象的政策同时也一是种打造“我”的形象的商业政策，此处的“我”指的是消费者，美国人为之树立了典型。先是在美国内部，而今几乎是在世界各地，“融合”已经借助消费而得以实现：确切说来，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美国化”。自1912年开始，美国某参议员说的一句话后来变成了美国20世纪文明的重要格言之一：“贸易随电影而至。”[197]意识的时间对影片的时间的接受，使电影这一技术变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推销工具——这个最佳工具可用于推销美国的生活方式，并由此进而推销经济、技术、工业、政治、社会产品和模型，将它们“推荐”给全世界。

文化侵占和传递总是一种“接受”的现象，尽管这一事实在大部分时间里隐藏在“共同起源”这一假象之下。全世界人民行动一致地接受了可口可乐和万宝路，欣赏乃至崇拜着好莱坞明星，并且发现自己已经深受20世纪60年代所说的“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美国的生活方式本身是一种生活模式，它以“接受”为基础，同时也是“接受”的对象。最终，人们要么倍加努力，希望至少接受这一模式的一部分，要么在构建自己未来的过程中与该模式背道而驰，总而言之，人们总是以该模式为依照，与其进行协商。

这样一种全球文化扩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现象，其后果不仅严重，而且远远没有终结。该现象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接受”是传播的法则，而继承一个纯粹的过去时刻、一种从未被移植而且从未与多种外国文化杂交的过去时刻，从来都只是一种假象罢了。

让我们顺带注意一点——随后还将回到这一点上来——在康德那里，人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性弊病（必有的缺陷）的汇合，这一汇合因移植的存在方式，也即“接受”的存在方式而起，它同时也是使象征和魔鬼成为可能所需的条件。

对一个纯粹的过去时刻的继承——深信他的过去时刻，而该过去时刻被共同拥有只是一种假象——深信不疑，是一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假象，它是一种充分且完整的主权以及一种绝对的权力的缔造者：这就是国家的电影所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假象，美国电影既懂得了怎样去“满足”它，又知道了怎样利用征服西部的神话去使它转向或者颠覆它。显然，征服西部的神话涂改了历史，擦除了对印第安人的屠戮[198]，以至于全世界的儿童乃至成人均对这一神话深信不疑。美国的威力在于远远胜过美国货币和军队的好莱坞图像的力量，这是一种通过在世界层次上对程序工业进行掌控，以此生产新的象征符号、生活模式与行动规划的能力：

影片和电视节目取代了美国部队士兵，这不乏有利之处。此外，它们并没有花费资金，而是赚回了利润（而且是赚回了很多利润：在美国商业的收支表中，视听节目是继航空业之后的第二大盈赢利行业）。[199]

8.电视全球直播

1969年7月21日的圣体礼

在冷战的背景下，随着电视的发展，通过对电视的特殊维度，也即“现场直播”的开发，美国的接受政策得到了落实和强化：

月球上的人就此被拍摄了下来。[……]某些画面，同时也是最为迷人的画面，被阿姆斯特朗扛在肩头的摄像机捕捉了下来。他扫描着景象，确定着区域，抖动或摇晃着摄影机的取景框（乃至使画面模糊难辨），并跟随着他的同事奥尔德林的动作，将航天器摄入画面，同时注意着照明的方向和镜头的构成，确定着镜头画面的空间，仿佛一名摄影师（他被休斯顿航天中心的“导演”引导着，这些导演在地面上通过控制中心给这个带着摄像机独自工作的人遥远地发出建议）。电视在一种“自我指涉的悬疑”（suspens autoréférentiel）中转播了这些画面，也即以全球直播的方式将它们传输了出去。画面连续不断，现场直播。［……］那是1969年7月21日。那一天，为了这一全球性事件，全世界将眼光死死盯住一面小天窗。[……]那天夜里，守在电视机旁的人们既能够“真切地”看见月球本身，［……］又能在同一时刻，就在身旁，看见两名宇航员，仿佛是在一种极为神奇的特写中看见了他们二人，那个时刻是那么的确切……同时看见两人，在同一时间看见两人。［……］既身在地球，处于人群之间（这一感觉非同寻常，仿佛是一次“圣体礼”，因为人们意识到全世界都在同时看着这些现场直播的画面——我们所有地球人都被我们看见并注视着的电视同一化了），同时又身在那里，或更确切地说，身在那上面，在另一个星球上。[200]

换言之这也是身在别处、身在明天，处于“我们”的领土扩张的一种未来之中。这其实是在构建人类的历险记，而人类所处的星球先是被图像统一（从某种角度来看，被派遣出去的图像仿佛是“侦察兵”），随后又被市场统一。在美国的星条旗下，“所有地球人都被电视同一化了”。这种借助图像而实现的统一在形式上是新颖的，仿佛“一种极为神奇的特写”，但是在“我们”得以构建的过程中，图像所扮演的角色——与国旗一样——显然并非史无前例：

特写早已发明。可是，中世纪的明星们或路易十四与希特勒或尼克松并无任何联系，他们的图像相差甚远。路易十四的图像只出现在钱币上，这是人们唯一知道的一幅图像，此外并没有那么多图像四处流通，除了一两幅虔诚的图像之外。然而，当时的人们却能认得路易十四，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在钱币上看到他。[201]

在共时化和统一化的过程中，钱币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第三持留，而通过共时化和统一化的过程，西方先是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然后征服了全世界。对于拜占庭帝国圣像破坏运动的危机，玛丽—约瑞·蒙德赞指出，其实是“权力的设计”在被一再玩弄[202]。

20世纪末，借助图像而实现统一性已成为政治经济体系乃至地缘政策体系中的主导环节。在这些体系中，在全球商业战的背景下，技术使以下现象成为了可能：

（1）通过国际技术标准，生产得以统一化，而技术作为生产的全球技术体系，它使旨在生产消费资产的劳动的工业化分工得以世界化，并且使一种远程通讯机制成为可能，工业迁移和远程管理则凭借着远程通讯体制实现了普及；

（2）作为程序工业（其中主要是美国程序工业）传播的全球技术体系，它使大型大众市场在有偿债能力的国家里得到了构建。

正是因为在全球商业战中，占领市场变得比提高生产力更具决定意义，所以就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揭露的那样，文化在美国变成了工业，而且该经济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似乎欧洲人一直没有明白这一点：1999年，欧盟委员会将预算的0.06％用于多媒体规划，约占用于支待烟草种植的预算的三分之一。

正是因为“接受”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正是因为美国遇到的这一问题与其他任何地方的都不一样，所以才会有《关于电视》所分析的那种电视的存在，所以电视才以美国模式而发展。依照这种理解方式，文化——它显然不会像在法国那样，仅仅局限在文化部所辖制的那些领域之内——就是通过对持留进行工业化组织，并总是以技术为实现这一组织的条件，来制造象征符号。

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本来就具有技术性，因为文化是以技术和科技基础为载体，并且由它们所构成。然而，文化构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无论它受到的污染将会变得多么严重，集体行为都总是通过这一要素而铸造成形；集体行为调配着社会体系的统一性、预见能力，以及它与未来的关系，也即它对未来的欲望。我们将会看到，数字化使超工业化成为了必然，而在超工业化的道路上，文化成了第一大政治问题：这同时也是像当今名为“信息社会”的工业政策那样拓展到了最宽泛范围之内的“接受”的问题。

委身于市场而且（在一个父亲可以被生物技术所取缔的时代中）不再代代相承之后，被工业化了的文化就变成了一种工具，服务于一种新精神发展，也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现代的“现代性”精神，同时服务于美国的生活方式，而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中，物流产业的计算已经变得完全霸权主义了。这一切是通过国家的清洗运动实现的，而电子计算机、传输机器、远程通讯机器等集成性数字化对这一清洗运动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通过集成性数字化，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走进了文化的超工业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IP网[203]使消费资产的生产（信息生化产、信息化物流）、推介（来自于技术聚合的新型程序工业）和传播（电商子务）得以相互融合。在上述融合的过程中，电视机转变成了一种远程活动的工具[204]。通过上述演变，技术体系真正地变成了一种帝国式的、全球性的体系。

这种工业化的全球的共时化的危险，在于它可能会铲除欲望，即对未来的欲望，并进而打断统一化演变。事实上，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弄清楚，象征符号的工业化建设是否会变成一个魔鬼一般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否会引发一种灾祸性的精神病症，在病变的过程中，象征符号摇身一变，成为“魔鬼”。

9.令人惊叹的人所具有的可怕的脆弱性

有人觉得，文化超工业化这个新时代是艺术死亡的舞台，或者说，在这个时代里，至少某个事物消逝了，而没有了它，也便没有艺术，没有艺术，也便没有什么生机勃发。这种感觉很强烈，它或许无处不在，但是若要说它只是一种错觉，那只能是自欺欺人。人们强烈地感觉到，上述消逝了的事物已经被一种“新得令人惊恐”的事物取而代之，后者的对立面则是莫里斯·布朗肖曾称为“旧得令人惊恐”的事物，但是在他的友人乔治·巴塔耶的眼中，拉斯科岩洞投映出的却是一幅青春永驻的图像，是对“革新”一直抱有期望的源泉：

从表面上看来，远古人类最为关心的——古代社会依然如是——是使劳作与游戏、遵守禁忌与违犯禁忌、非宗教的时刻与宗教节日的狂欢协调一致，形成一种低度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事物的对立面仍有构成，游戏的本身从表面上看与劳作相仿，对禁忌的违犯致使禁忌得以确立。带着某种自信，我们更进一步，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违犯禁忌是从艺术本身出现之时而开始存在的；同时，在驯鹿时代，艺术的诞生与游戏、宗教节日的喧嚣大致上是相一致的。岩洞深处的那些画面宣布的正是这一点，在那些画面中，生活气息大放光彩，总是超越了它自身，并在生与死的游戏中得以完结。[205]

拉斯科岩洞里的画面描绘了一个庞大的“我们”的形象，它比在月球上行走的人的“我们”要大得多。

今天的我们仍然属于那个庞大的“我们”，无论我们多么健忘和后继无人。正是为了这个“我们”，而且仍然是为了今天的我们，地球才将那些图像维持和保护了下来，仿佛将它们藏在一个（旧时教堂用于陈列或埋葬殉教者和圣者尸体的）地下室里，同时也把当今艺术这个宽泛的“此时此刻”维系在我们身旁。正是为了我们，同时也是朝向着我们，那些壁画描绘了一个广袤的未来——无边无际、无法衡量。

每当我们回顾那个看上去极为古老但同时又永葆青春的时代，我们便能再次体会到这一无边无际的未来。这未来是无边无际的，而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的一首合唱诗中所说的“令人担忧的”“我们”也是无边无际的，二者其实是一回事。根据海德格尔（由康恩转译为法文）、荷尔德林（由拉库—拉巴特转译为法文）、让·波拉克和迈约特·波拉克以及保罗·马戎等人对“deinoteron”一词的翻译，“我们”是最为“令人担忧的”、最“魔鬼般的”、最为“可怕的”、最“令人惊叹的”。

索福克勒斯的原文为：

Polla ta deina kouden anthrôpon deinoteron pelei.[206]

关于该诗句的法语译文，我们能搜集到的依次如下：

Multiple l'inquietant, rien cependant au-delà de l'homme, plus inquiétant, ne se soulève en s’élevant.[207]

（令人担忧的事物有很多，但是除了人类之外，没有更令人担忧的事物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

Beaucoup est monstrueux. Rien cependant qui soit plus monstrueux que l'homme.[208]

（很多事物都是魔鬼般的，但与人类相比，没有什么事物是更为魔鬼般的。）

Combien de terreurs! Rien n’est plus terrifiant que l'homme![209]

（可怕的事物如此之多！没有什么比人更为可怕！）

Il est bien des merveilles en ce monde, il n’en est pas de plus grand que l'homme![210]

（在这个世上，令人惊叹的事物有很多，没有什么事物比人更令人惊叹！）

引用赫拉克利特和弗朗索瓦兹·德勒巴利—雅塞姆的说法[211]，这里的“deinoteron”同时也会“令人绝望”，因为：

Sophon ti tomechanoen

Tekhnas upper elpis ekhon

Tote men kakon allot epesthlon eppei.[212]

保罗·马戎将其译为：

Maître d’un savoir dont les ingénieuses ressources（mechanoen tekhnas）...

（作为一种知识的主人，这知识的宽泛源泉……）

海德格尔（由康恩转译为法文）将“sophon ti to mechanoen”译为“作为运用技能的制造者，他拥有娴熟性”，荷尔德林（由拉库—拉巴特转译为法文）则译为“在某些方面他是智者，在艺术中他是才能的主人”；

Maître d’un savoir dont les ingénieuses ressources

dépasse toute espérance（elpis）…

（作为一种知识的主人，这知识的宽泛源泉超越了一切期望……）

让·波拉克和迈约特·波拉克将“upper elpis ekhon”译为“将他带向他未曾料想到的遥远处”，海德格尔（由康恩转译为法文）译为“在期望之外”，荷尔德林（由拉库—拉巴特转译为法文）则译为“比他所期望的还要多”[213]；

maître d’un savoir dont les ingénieuses ressources

dépasse toute espérance,

il peut prendre ensuite la route du mal tout comme du bien.

（作为一种知识的主人，这知识的宽泛源泉

超越了一切期望，

他便能够踏上恶的道路，正如踏上善的道路那样。）

对于“tote men kakon allot ep esthlon eppei”一句，荷尔德林（由拉库—拉巴特转译为法文）的译文是“他时而走向恶，时而走向善”[214]。

或许，我们之所以与以往一样属于始于拉斯科岩洞，始于那个发现于上世纪的地下室的“我们”，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可能是它的边界并且看见了它的终结，觉得自己站在一个将善与恶分离开来的深渊旁边，这深渊轻易就能越过。在拉斯科岩洞，我们看见了“我们”的诞生，也即它的图像，也即“艺术”和“文化”这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或许，在一个各时代之间不再相互区别、资源得到全面开发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像巴塔耶那样，确信“艺术”和“文化”相互分离。巴塔耶写道：

历史和人种学的所有信息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人类，他在以下这点上与我们一直相一致：对于所有已被了解的人类，劳动与性、死亡是相互对立的。［……］谁若扰乱了对劳动而言至关重要的事物秩序，谁若是不能够与稳定而明晰的客体世界同质，例如逃避或突然出现的生命，谁很快就会被抛弃在外，并且在不同情况下会被视为或是有害的，或是扰乱性的，或是神圣的。进一步看，性与神圣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在那些目光远大的人看来，这个制造混乱的领域终将退化为动物的世界——动物的世界是不受制于劳动的。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令人着魔的领域，我们将在本书中听命于它：它就是拉斯科岩洞。[215]

在拥有生殖科技和生物技术的现代社会里，一方面劳动空间和居所混合在一起，成了同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交流系统中的两个彼此相互联系的侧面；另一方面，一切活动变成了商品，能够而且必然成为评判计算或批判计算的对象。这样一来，现代社会里已没有了任何“相互分离的领域”。

原始人类令人惊叹，但他们已经令人感到可怕：他们已经成为“一种知识的主人，这知识的宽泛源泉超越了一切期望，（他便）能够踏上恶的道路，正如踏上善的道路那样”。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没有将自己呈现在图像中。巴塔耶曾指出：岩洞里只有唯一一个场景中出现了原始人，以寥寥数笔勾勒了他的轮廓，那画面就像一幅儿童的画作一样，但是与此相对，一头逼真而生动的野牛则使原始人的画面黯然失色，仿佛是出于一种系统的考虑，原始人对自然性避而远之，但如果画的是动物，自然性却达到了一种完美境界，这使人迷惑不已。[216]

对于“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而言，后种系生成的条件注定了人会朝向美与善上升。“井中人”，人类的第一幅形象，就这样“跃然石上”，这幅形象仿佛呈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人所具有的可怕的脆弱性”。

对于这些魅力四射的壁画，原始人定会和我们一样感到自豪（不过我们的自豪只是一厢情愿），然而除了自豪之外，他们还会有怎样的感觉？无论我们怎样想，壁画魅力与对意料之外的事物的揭示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有“拉斯科岩洞的奇迹”这样的说法，因为在拉斯科岩洞里，尚处于年轻时代的人类第一次衡量了他所拥有的财富的幅度。他的财富，指的是他在触及出乎意料的、令人惊叹的事物这方面所拥有的威力。[217]

谁？“我们”?

10.“接受”与发明，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度

1866—1776—1915

康德认为，在人的本质中，脆弱性是致使人倾向于恶的第一大因素。不过，脆弱性与人生产的产品失灵一样，也会使人类遭受到打击。脆弱性或许甚至是人类的初始特征，是人类自起源开始就有的缺陷：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技术的失灵与道德和政治的脆弱性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也即“我”的脆弱性、“我们”的脆弱性，它是“我”和“我们”之间不相符性的法则。正是为了弥补由于分歧造成的损失，使分歧变为趋同，正是为了使历时性的无序达到“动态稳定”，使历时性转变为共时性（我们必须保证共时性的存在并使之处于开放状态），宙斯才派赫尔墨斯去把“aïdô”和“dike”交给“会死者”（即人类）[218]。

借着对“挑战者号”升空进行全球现场直播的机会，美国又一次试图将美国人的“我们”的实力搬上银屏。可是，与科学相结合了的技术、技术科学的假象既然从一开始而且永远会介于现实和虚构之间，那么它们就不会一直运作下去。它们的具体呈现不仅仅是电影，不仅仅是想象之物。当“挑战者号”在升空的过程中爆炸的时候，数亿地球人全都瞪大了惊恐的眼睛。

“挑战者号”失事使人们对事件的一种新认识得以普及，对于这种新认识，皮埃尔·诺拉曾以登月为话题，分析过它的一些因素。[219]与爱比米修斯的教训一样，各类事故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它们使我们注意到，哲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最合理的问题在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混合（而且首要的当属本质与图像的混合，正如形而上学的洞穴那则隐喻[220]所揭示的那样，它与拉斯科岩洞既十分遥远又非常靠近）是灾难性的，必须将其揭露出来；而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正是找到某一准则，对二者进行区分。

提出“建立上述准则所需的条件”这一问题之后，我们就开始以哲学的方式思考了。这样一来：不把感知活动和想象活动对立起来；始终致力于揭示真正的形而上学；阐明《纯粹理性批判》论述的关键正是在于上述问题；阐明胡塞尔依据“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之间在原则上并无关系”这一观点来反对《纯粹理性批判》其实毁了他自己的研究；阐明海德格尔所关注的“世界的历时性”以及我们所说的第三持留都是来自于上述问题——所有这一切却都需要我们对感知和想象进行区分。

所有的一切，只在区分。

由想象之物所构成的现实，与想象之物不再相符，正如“我”和“我们”不相符那样，“我”是“我们”的条件，反之亦然。这些术语之间存在着“转导关系”，而且如果多个术语相互混合的话，那么它们之间便不可能存在关联。如果强行施加相符性，将会招致严重的灾难，乃至祸乱。

是“区分”，而不是“使之对立”，这同时也意味着未来并非处在现实（即感知）之中，意味着现实所拥有的未来并非它本身：未来并非处在（已经）存在的事物中，保罗·瓦雷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次欧洲灾难之后这样说到，这从某种程度上沿袭了索福克勒斯的思想：

凭借着他的各种梦想并且不遗余力地想让自然服从于这些梦想，人这种动物[……]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我的意思是，出于对尚不存在的事物的顾虑，人不断地而且必然地与已经存在的事物相对立。[221]

其他一些强烈的梦想［……］适应了［……］它们所处的境地的状况，达成了平衡。

人类根本没有习惯去主动打破这种平衡。［……］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刺激，而这刺激正是“善”的死敌，会使我们与“恶”发生对峙。

人［……］拥有他所需的一切，但却对满足了他的欲望的事物心怀不满。每时每刻，他都是另外一种他所不是的事物。他并不是一个由各种需求与这些需求的满足所构成的封闭体系。在需求得以满足的过程中，他汲取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力量，这力量颠覆了满足感。他的躯体和胃口刚刚得到满足，他内心的深处便会有些事物开始活跃，在暗地里折磨着他，点燃着他，控制着他，刺激着他，操纵着他。这就是“精神”、由无穷无尽的问题武装着的“精神”……

……他将过去与现在、未来与过去、可能性与现实性、意象与事实对立起来。他既在前行，又在倒退；他既在建设，又在拆毁；他既是偶然，又是注定；所以他既是不存在之物，又是不存在之物的工具。归根结底，重中之重，他就是我所说的那些幻想的神秘主使者。[222]

这个镜像般的存在者只有在运作的同时——也即在把他所想象的、尚不存在的事物付诸现实的同时，在发明创造的同时——才会进行投映。而且，必须首先承认的一点是，以真实性为名来拒绝虚构，这会使发明创造变得无法企及。所谓发明，指的是前行中的、具有实效性的现实，而不是哲学家们所梦想的那种现实，尽管哲学家有他们自己的“发明”，有他们自己的“天空”——这种现实是必需的，但同时也是必须批判的。对虚构重新进行评价，并不意味着低估真实性，而是意味着在虚构中提出真实性这一问题，拒绝差劲的虚构、谎言般的虚构，揭露造假者。

瓦雷里对“欧洲精神危机”颇有微词；掩卷反思，在他的词句之间，我们怎能没有品味到，他宣告了美国的梦想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发明特性——也即美国在对现实性和虚构性、当下和未来、图像和事实之间针锋相对的关系进行组织这方面具有超常的能力？

欧洲人至今仍未看清楚美国的真面目，没有认识到美国所包含的各种新颖之处、美国值得欧洲学习的各个方面，以及所有那些永远不会为欧洲所具有的要素。欧洲真正结识美国，是始于1866年：是年，“大东方”号敷缆船在大西洋海底铺设了一条电报电缆，这第一条国际远程通讯线路将布雷斯特和纽约连接了起来。随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对美国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而至于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格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对二战的终结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是对传输科技的掌握，这一技术在战场上已经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第二条战线”上展开的心理战其实是一次媒体战，而密码和计算工具的技术战则使英国和美国得以在大西洋战役中获得最终胜利，随后又因氢弹的制造而超越了纳粹德国。二战结束后，在实施马歇尔计划的过程中，美国落实了一项旨在传播美国文化的系统性政策。美国为支援一些国家进行重建拨付了援助款，而对拨款额造成最主要影响的则是美国影片在受助国的大范围传播。

美国将电影当作工具，用于心理战、意识形态战和商业战。在这种图像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曾先后攻击了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美国在图像战争中的目的是想让全世界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要让他者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就必须改变他们的行为和表象，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和人际关系模式，同时让全世界为一段经历了多个时期的特殊历史而“震动”：从《乱世佳人》到《阿波罗13号》[223]，期间尚有卓别林、西部片、罗纳德·里根、《与狼共舞》[224]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部美国的历险记。在好莱坞影像以及后来的电视连续剧的帮助下，美国变成了最优秀的现代化国家——变成了一个让所有移民申请者梦寐以求的国家。

事实上，20世纪的美国将19世纪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的启蒙完美地继承了下来。二战结束后，美国似乎成为了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度，一种闻所未闻的巨大变革在那儿找到了真正的故乡，它始于工业化，并作为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而得到发展。

而今，美国似乎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儿，演进过程能够得以圆满完成；即使有时候在世人看来，这一演进过程当前似乎没有未来，是地狱般的，是魔鬼般的。或许，这同时也就是美国的新颖之处。在具有实际效用的全球化这一背景下，其中尤其要注意到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数字化集成，美国似乎成了唯一一个真正全球化了的强国，但与此同时，从其内在层面上来看，美国正一步步地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统治型的、有威胁力的强大国家。

欧洲想沿着美国的光荣之道紧跟着美国，同时相信那是一种可以共享的光荣（它是西方的光荣，而我们大家都是西方人）。然而，这条光荣之道离不开记忆术的政策：欧洲这个小海角上的官员们已经忘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欧洲在其历史上曾经施行过类似的政策。“旧大陆”还有什么契机能够成功地维持自己的强大，也即保住自己在主动权方面的实力？这个问题如果还在被人提及的话[225]，那么我们必须先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美国的真正实力是什么？

凭借着卓别林、《乱世佳人》和米老鼠，通过高科技以及华尔街的摩天大楼，美国打造了它的现代性的形象。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对记忆术的掌握，对持留的工业化体系以及想象物的技术、计算技术、物流技术掌握的历史。就近几年来看，美国的历史同时也是对上述各种技术很久以来的聚合进行工业化、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组织，构成唯一一个也即同一个集成化数字技术的技术体系。这一技术方面的政策与美国的接受政策密不可分，而接受政策同时也正是美国的发明政策和艺术创作政策的基础。

接受文化是美国历史的酵母，它在吸引和接收外来者这一方面构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很多伟大的欧洲导演选择了去好莱坞工作（且不说那些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国籍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大学教授等，其数量之众堪比好莱坞生产的影片）。每当这些导演与美国行政体制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候，美国却总是能够将他们转变为美国“形象”的杰出代言人。当卓别林受到“麦肯锡主义”的纠缠，执导了《纽约王》[226]并在片中揭露美国的虚伪的时候，不管怎么说，他终究还是颂扬了美国的伟大，尽管这是违心之举——美国为卓别林成为世界最为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提供了条件，同时也通过他宣扬了美国的历险记。

由此看来，美国实力所体现的问题，在于将“接受”和技术联系在一起，而这却是欧洲所无力企及的。一直以来，美国总能建立起这一联系，也即开发这一联系。美国的实力之所以得以成就，显然是因为它拥有一项发展记忆术的有效政策，也即它的接受政策，因为自从过去几十年以来接受政策以各种形式服务于商业文化，包括学术、艺术、科学、外交等形式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形式等。这种致力于“演进”的智慧在欧洲严重缺位：“接受”的过程与政令完全是两码事。

“接受”之所以促成发明，是因为接受一个未曾经历的过去之必然性离不开接受技术之必然性，而接受技术意味着接受若干可转变的客体，商业由这样的客体转变而来，而且通过这些客体，“我”和“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基础性的竞争，这是康德所说的“不可社会化的社会性”以及赫西奥德所说的“éris”——意即好胜心、纷争、竞争[226]——的基础。这一限制曾经使宙斯被迫将赫尔墨斯派往人间，把“dikè”和“aïdô”交给了“会死者”，它对新生的美国也产生了作用：当时的美国面临着初期时的分裂局面，分裂的形式前所未有，有着巨大的威胁力，而从这分裂中也产生一种无与匹敌的发明创造性。

美国的发明创造性由于美国通过电影而实现的发明，以及电影本身这一梦一般的技术的发明，而成为必然并得以实现。不过，美国的发明创造性其实早就开始了：始于1776年。在某种程度上，它主导了美国的独立宣言。雅克·德里达在独立宣言发表两百周年的庆典上（庆典在弗吉尼亚州举行）对托马斯·杰佛逊的精彩演说进行了分析：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无法判定这样一个宣言行为的力量和强力冲击，也无法判定该陈词［即杰佛逊撰写的宣言］是觉察到了独立，还是导致了独立。［……］是人民事实上已经解放，只是通过宣言意识到解放这一事实，还是在这则宣言签署之时并借助了它的签署，人民才得以解放？……可以说，这一隐晦之处，这一无法判定性，介于语言性结构和评估性结构之间，二者的目的在于制造所寻求的效应。它们对这样一种权利的地位来说至关重要［……］。宣言中的“我们”以“人民的名义”而言说。

然而，这一“人民”并不存在，在宣言发表之前不存在，那时的它与现在有所不同。[228]

其实，这一“人民”在宣言发表之后也不存在。这一“人民”，也就是说这一“我们”，总是处于即将到来的状态。

托克维尔曾经强调过美国的极端特殊性，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的诞生。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接受”促成了一个“我们”被发明出来，这一“我们”并不先于“我”而存在，但却依据某一逻辑得以投映和虚构。在分析知性的时候，我们曾见过这一逻辑：借助于“移交”的方式[229]——在这里，是通过“以人民的名义”而言说的代言人，他们担负的责任是遴选出那些构建某一“我们”的词语，让这一“我们”得以投映和虚构，成为权利（同时也是以上帝的名义，我们将在《象征和魔鬼》中看到，这也就是以某一绝对性的过去和某一绝对性的未来的名义）。美国的发明创造性始于1776年，始于杰佛逊这个“我”所言说的“我们”；这一发明创造性已经是一种电影，类似于幻象、诱饵或“做作”。这一切始于一种幻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一样。这一“电影”构建起了美利坚民族（同时也构建了所有机构），也为即将到来的电影工业的霸权做好了准备，从《一个国家的诞生》[230]到后来的《乱世佳人》、《欲望号街车》、《美国，美国》等等。

弗洛东指出，这一“我们”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康德可能会说“是在一种‘纷争’之中”[231]——才真正被打造出来：

从第一部美国著名影片开始，一个虚构故事的成形就已变得非常明显。影片名为《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年），这太具有象征性了。[……]“一个国家的诞生”这个标题不但恰如其分，而且表面上看也非常邻近：在美国历史上，独立宣言于1776年发表，美国就此诞生，但是影片的历史背景却是南北战争以及它的直接后果。不过，从创世的神话这一角度来看，正是南北战争造就了美国这个表象，正是那次内部冲突及其战果使美国得以腾飞。

美国的电影工业得益于一种总是更为活跃的发明创造性，它的统治力从一开始就影响到了全世界的电视频道——借助电视连续剧以及通过远程传播在电视上播出的电影。不过，在20世纪末以前，电视触及的幅度受到了无线电波传输模式的技术限制和地理限制：无数电视节目来源于美国，但是由它们所构成的“节目流”局限在各国范围内。

数字化打破了上述限制：辛克莱所说的世界的“美国化”将得以真正揭幕。而今，美国程序工业的霸权在IP网上施展开来——美国在线公司和华纳时代公司的合并堪为见证——并将导致我们所说的“远程行为的数字化集成”。这是一种新的“接受”的工具，它或许将达到一种迄今为止尚无可匹敌的威力。

然而，美国在演进方面的杰出智慧是否能有未来，我们对此仍表示怀疑。

11.“广播电视”时代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

1998年7月12日

1939年，45％的法国人听收音机。媒体节目流的传播系统——也即广播电台和电视频道一一在美国被冠以“broadcast”之名，它在所谓的“辉煌年代”[232]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在那段时期里，消费模式得以确立并广泛普及。在20世纪60年代（1960年，13.1％的法国家庭配备有电视机，1970年该比例增至70.4%），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普通节日，无论是礼拜日还是家庭团圆日，广播和电视中的各类节目，由相关负责人编制的节目时段，也即我们所说的媒体节目表，开始与这些日子形影不离。在那些节目中，最主要的一种当属电视新闻，它为世界时事打开了大门，使它们得以渗入各个家庭。与此同时，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由电视播送的世界大事也得以出现，例如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1998年7月12日法国在世界杯上夺冠等，都是在数亿电视观众的眼前进行。问鼎世界杯数天之后，法国媒体宣称“我国已重拾信心”。

广播和电视里的视听型时间客体构成了——个连续不断的媒体节目流，而“广播电视”则将这一媒体节目流传播给了不计其数的听众和电视观众，从而构成了时程区划的一个新时代。在20世纪里，程序工业彻底重新配置了以下两大要素——没有这两大要素，任何人类群体，任何“我们”或许都不可能得以建立并持续存在：

（1）时程区划：它将宇宙的节奏融合进具有象征性的仪式中，与此同时标记了社会生活的节奏。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历法，以及所有具有地方性特性的行动规划、社会共时性活动、各地方的历时性活动等等；

（2）方位区划：它划定了领土的界线，界定了表象的范围，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导向的导向系统和导航工具（包括航海地图、分类辞典、目录索引，以及学校教材和专有名词——例如街道名、城市名，乃至人名，所以人名既是方位区划的元素，又是时程区划的元素）。

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决定了一切集体事件——乃至历史，乃至地理。然而，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电视的到来（当广播备好了场地之后）吞并了地方性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将其融合到媒体节目表之中；与此同时，通过媒体节目表，电视对观众群进行了分割，以观众群体为首要目标，并为此而制定了节目时段和各类节目、确立了节目的规格（26分钟、52分钟等）。事件的性质——说实话，乃至事件化[233]的各个条件，都有了深层次的改变。

这是一个大众“接受”的过程被付之于实践。同一个节目可以被数百万观众在同一时刻观看，数百万意识可以同时与同一个时间客体的“流”相互交织，并且受到同样的信仰效应和“接受”效应的左右。“广播电视”是时间客体的一种工业化生产，这些时间客体被现场调控（即便它们不是被现场制作出来），使意识群的意识流共时化。就这样，自广播时代（1923年）以来，相关基础设施真正地投入运营，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工业也由此得以展开。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这一体系变成了电视系统。

12.“巨流”与媒体节目表

我们已经看到，作为各帧画面在瞬间的前后更迭，影片是摄影的一种延伸，既因为它结合并激活了摄影的现实效应，也因为它将每秒钟二十四帧静止的画面融合成一个持续不断的“流”，也即影片的各个段落，并与观众意识的时间流相互重合[234]。至于电视，它又是电影的一种延伸。作为广播传输技术，电视在具有电影所独有的两大“重合”之外，还使现场时间，即摄像机进行捕获的时间与观众通过电视机进行接收的时间相互重合，使观看同一个节目的大量意识的时间相互重合，这些意识相互隔离，分别在各自家中，相互看不见，但却实现了共时化，并且知道自已属于同一个大众群体，面对的是同一个节目链。这就是新的全球持留领域，它使诸多“我”在“我们”当中实现了社会心理层面上的个性化。既然我们都存在着，那么我们怎会不深受上述现象的影响？

在《迷失方向》的结尾处，我曾指出，我们必须将在本书中研究的意识的三重综合与一种“代具的综合”结合起来，后者使持留有限性的工业化综合成为可能。尤其是对于时事类节目，同时也包括谈话类节目和综艺节目，电视开启了一种新的能力，即它能够对摄影机镜头捕获的画面进行现场直播。这样一来，摄影机记录下来的“过去时刻”变成了一种即时性过去时刻、一种“刚刚过去的时刻”：在当下刚刚发生的过去时刻和意识的当下时刻相互重合，这既是“领会的综合”，又是对来到该意识面前的事物（同时也正是来到“我们”面前的事物）的第一持留。

“捕获”与“接收”之间的重合是“我”的个性化与“我们”的个性化相互融合的技术条件与工业条件，而这两种个性化的融合意味着“我”和“我们”湮没在泛指代词“人们／大家”的状态中，成为一种商品，即意识的时间，在广告市场上出售。“捕获”与“接收”之间的重合似乎消除了电影所拥有的后期制作时间。其实，电视并未消除这一时间，而只是将它隐藏了起来，使之与另外三种重合进行重合：它在电视中是视频调控的时间，在这一时间中，由数百万意识构成的群体得以将他们意识的时间流重合在一起，使他们的第二记忆趋同，并服从于遴选第三持留所依据的工业准则，这些准则本身则是由不同频道共同“调控”并付诸实践的（其依据是对观众群进行同样的计算——除此之外，电视频道并无其他准则）。

我们在《迷失方向》中说过，现场直播的电视新闻是一种即时性过去时刻，它使当下时刻流逝，并由此构成一种“已经在此”，从而截断了以往该“已经在此”用于建立其权威性的过滤器。在持留有限性的工业化综合中（也即第三持留的工业化生产，从代具的角度来看，这同时也是意识这种综合的综合性生产[235]），如果说第一持留在某一时间客体的当下时刻中所依据的准则，比如遴选，是通过变成了第二记忆的前期时间化而预先开辟道路，那么该遴选的过程已经被第三持留的即时性所截断，因为由于数字化相似性综合所特有的时间配置，第三持留与第一持留、第二持留绝对地重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电视新闻这样的时间客体中，既然那些发生的事物是通过“图像意识”而即时性地发生，那么怎样才能将第一记忆，也即“刚刚过去的时刻”与胡塞尔所定义的图像意识[236]区别开来？

电视新闻的“被体验之物”是一种必然是图像意识的时间客体，但是当下时刻却趋向于不再仅仅以时间客体的面目而呈现（例如听广播、看电视）。在“我们”的意识的“集体性当下时刻”里，“刚刚过去的时刻”、立刻变成过去时刻的即时性流逝，其实早已经构成，并且一成不变，成为“已经在此”，具有“已经在此”所拥有的所有张力——它既是我未曾体验过的，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附加”的方式曾经体验的我自己的“已经在此”，也是“我们其他观众”的“已经在此”，虽然并不是真正地属于“我们”。如果说第一记忆和第三记忆之间的某种区分（而非“对立”）总是可能，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在这里，这样的区分却变得绝对形式化且空无意义。[237]

电视首先是一种对捕获和调控了的图像进行现场直播的技术，后来运用了在电视上播放电影的技术，再后来又利用录影带进行视频记录，并由此使剪辑成为可能（再次引入了后期制作的时间）。电视的四种重合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体系，它将各种时间客体编制成程序，纳入对各个节目进行组织的“节目表”。这个时间客体编程体系构成了一个“巨流”，其中各个节目的“流”前后连接在一起，而这个“巨流”恰好被称为“频道”[238]。作为程序工业，广播电视构成了一种几乎以秒为单位而被控制的全球性时程区划，其基础一是“时间码”，二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时间经济”。社会时间是诸多共时化了的意识的总和，其中时间的价格根据一定的准则而定，例如在同一个电视频道里，一分钟的电视广告在下午三点的时候价值几千法郎，晚上八点半的时候则为几十万法郎。广播电视的时间段使人们能够对大众进行划分，并制定时间流，也即意识每一秒的价格，而这一切总的来说都得到了收听／收视率测定器的认可。时间经济同时也是媒体间的战争，目的在于占领观众能够倾注在媒体上的有限时间。对意识的时间的疯狂开发导致了诸如“枯竭”、“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无限制开发自然资源而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如果说康德的分析最终走向了对三重综合的区分，而且在我们看来，三重综合作为先验想象力的根本性操作，必然要求我们从对胡塞尔的批判分析出发，定义出三种形式的持留，那么电影和电视之所以能够具有象征的实效性，必然是因为它们考虑并且落实了上述结构，而且它们的相似性复制技术使上述结构的“外在化”——即勒鲁瓦—古兰所定义的“外在化”——成为了可能。从此，这一实效性先是在电影中，随后在电视中介入了个体和集体的意识流的过程，调节着意识的图型法。多个意识流的重合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意识观看和体验同一个事物。我们并没有说视听节目为意识的时间“编程”，即决定了意识的时间，而只是说这是一种调节。不过，这样的调节所具有的效用是巨大的，而且确切地说，其效用已经被应用数学和运筹学技术所量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广告公司才会毫不犹豫地购买电视广告时段，让观众的意识在那里得到投映，并最终接受新的行为范式。

电视频道由社会群体的相聚所构成，媒体节目根据观众的共同准则被生产出来，这样的组织模式事实上导致了持留准则的强化，而这些准则相对于意识群体逐渐变得具有共性。熵正是处于这一层次上，这恰好解释了电视所特有的象征的实效性，即使电视节目的质量有时候非常差劲——但是电视不乏电影的某些优秀性质（拜现实效应、前摄性所赐），例如特写、蒙太奇、优秀的剧本等。当选定的节目的组成要素——新闻、资讯、影片以及政治、文学、科技题材的谈话节目，也包括综艺节且纪录片等——或多或少地服从于同样的遴选准则，并且触及到大范围的观众群之后，它们就会作为第三持留的同质化、标准化的机制而发挥作用，这样的第三持留将决定第二持留的运作，而我们已经看到，第二持留又会对第一持留进行调节。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这也是一种扩大了的“库里肖夫效应”，只不过它在这里是在媒体节目所构成的“巨流”的层次上运作，因此也就是在意识本身的层次上运作——每个节目都决定着后一个节目的接收，同时被前一个节目决定。这样一来，不同节目表之间会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模仿：某个频道在进入观众意识群的市场之后，从它的竞争对手那儿抢占了一定数量的观众意识，如果它想要增加它的市场份额（所有频道在构思节目表时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它就必须将竞争对手至少一部分的持留准则内在化，尤其是那些已经被观众意识群所接受了的准则．同时还必须使它的各个节目的时间与总体时程区划共时化，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在节目变换的时候招徕观众。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播送频道的多样化（它从更高程度上划分了观众群）并不是一个与持留的熵相断裂的因素，而是一种改善，明确了整个体系所触及的对象，虽说这种新组织模式明显极大地改变了共时化的条件——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一点上来。

13.1997年的转折：文化超工业化的时代

从发射机到服务器

杰克·朗担任文化部长期间，曾经说过视听节目“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商品”：此言甚是，因为视听节目属于“文化”，位居艺术创作和“精神作品”之列，而且作为节目和时间客体，它在全球商业战中是最为有效的竞争工具，因此也是第一重要的竞争工具。[239]当前，数字化技术使视听节目能够通过远程通讯网络传播，而IP协议已使远程通讯网络具有了交互性，与此同时，电视机（“远程视野”接收设备）已变成远程活动的一种终端。在此背景下，视听节目在接受的过程（启动于工业革命也即“现代性”）中所独有的威力将不可估量地强化——以至于对于媒体节目、构成媒体节目的时间客体、第三持留的生产和传播机制而言，它们的性质都将发生某种重大演变。

20世纪20年代，电台围绕着发射机而建立起来，受这一模式的启发，电视画面传输的相似性技术体系得以构建。在该体系中，图像的传播必须通过笨重而且昂贵的无线电波中继站进行，因而限制了可供使用的单向渠道的数量。MPEG标准（图像与声音压缩标准）和TCP-IP协议（数字网络的交互性协议）的结合导致一种新型视听节目传播网络的出现，该网络形式多变、渠道众多、非常细致，而且具有“互动”性，它能够使用电话线路将动态图像传播至电视机和电脑。这种网络具有多种涉及媒体节目链的“巨流”的能力，我们目前还难以想象它的各种用途和它将实现的各种服务，但肯定是它必将导致大众的“社会时钟”发生急剧的转变，而此前充当“社会时钟”的是电视。

由于优化传输的技术原因，无线电波中继站体系局限在各国之内，而数字电话网络却是全球性的。影响了视听节目乃至整个程序工业（摄像机、调控设备、数字网络、数字电视）的集成式数字化将通过电视传播以及聚集在电视传播中的各种服务的世界化而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图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拓展到各种实用性活动。远程活动的设备将不再仅仅是最为主要的家用电器，它还将成为一种用于移动工作的工具、一种家用的或专用的附属设备，并具有多种功能。

交互性网络——它的先期步骤包括移动电话的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MTS）频率[240]、固定电话的XDSL网络[241]——这种全球性基础设施将“接受”的问题变成了地缘政策的首要对象。我们已经将“接受”同时定义为：

（1）人类群体的个性化过程，且该过程是隐藏着的；

（2）消费资产（在现代）的获得，而消费资产是生活模式的媒介；

（3）（当代的）典型现象，即意识附着在视听型时间客体的时间上，且多个流相互交织。

视听节目网络已经融合到数字化远程通讯系统之中，而且这一融合已经直接与广告推销机制和商业互动服务[242]所播送的节目相互联系，上述现象将“接受”三的个维度彻底地共时化，使之转变唯一一个现实。在此背景下，“接受”的地缘政策将会成为商业竞争的决定因素，其背景是20世纪最后一个年代IP网在全球范围内的安装：接入IP网的服务器数翍从1992年的26台上升到1993年的130台，到1997年的一百多万台，再到1999年的七百多万台。不过，与全球电视机的数量相比，全世界电脑的数量相对较少。正是以上述发现为基础，美国制定了它的新战略。大约50％的美国家庭已经能够接入IP网，但是与此同时，只有10％到20%（视国家而定）的欧洲家庭配备有电脑，而1997年分布于全世界的电视机却高达十亿多台。

在赫伯特·席勒引用的一篇文章中，美国共和党的一个名叫克里斯托的意识形态专家于1997年在《华尔街日报》上断言：

未来某一天，美国人民将会意识到［美国人民已成为］一个帝国式的民族这一事实。［……］欧洲民族是一些非独立的民族，尽管它们享有非常宽泛的地方性自主权。［……］我们的传道士生活在好莱坞。

同年，基辛格同仁咨询公司总经理戴维·罗斯科普夫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颇具表现力：《文化帝国主义之颂？》，他在文中写道：

对于美国而言，信息时代一项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必须赢得信息流世界之战的胜利，同时还必须像昔日的英国统治海洋那样，对电波进行统治。[243]

关于信息流世界之战，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1969年就已宣布开战。它是模式之战，它的基础是由于技术聚合而导致的新的全球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体系。它将是“信息社会”的模式之战。然而，1997年4月3日，当全世界开始衡量“因特网现象”之时（当时服务器数量刚刚达到一百多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相当于法国的“视听高级委员会”和“电信监管局”——向全美国宣布，从2006年起不再用无线电波传输电视节目。此外，委员会还要求美国三千八百余家发射站全力筹备，在2003年之前“完全实现数字化”。75年前，无线电波相似性视听技术系统以发射机为核心设备投入运营，但是此时它就这样被列入规划，将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消失一空。

无线电波相似性系统一直在运行，曾在短期内受到了卫星的竞争，但是现在正在被一种数字化传播机制所取代，该机制以IP网和MEPG标准为基础，用服务器取代了发射机。对于上述现象的主要后果，我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考察，在这里只指出一点：在不远的将来，这一数字技术系统将传播一种新类型的时间客体，即“超媒体”，它是非线性的，而且是“可导航的”，因为它是“可点击的”。最终，整个文化工业将围绕着这一新型客体调整它的产品。当前，电视化的时程区划以由节目表构成的“大绵延”链条为节奏，将来也会从深层次上发生转变。围绕着节目流并以它为出发点，数字化的程序工业将提供进入若干“仓储”的入口，将会把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各种机制纳入同一个体系，把按时段播送的节目表和各种导航导向工具结合在一起，形成多个大型“图像库”。上述现象的后果将会是电视的各种用途发生一种深层次的演变，而现在就应该为这些用途去制定新的模式并使这些模式得到接受。

迄今为止，由媒体节目链所构成的“大型客体”和“时间性大绵延”主要还是以国家为界线，因为无线电波相似性电视传播依然局限在领土范围内。数字化打破了这一技术和地理上的限制[244]，因此我们应当严肃认真地对待克里斯托和罗斯科普夫的言论。正如雅克·布拉蒙在一次演讲时所强调的那样，美国的空间政策旨在获得绝对的控制权，掌控远程通讯系统尤其是卫星导航系统，也即方位区划。[245]

最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分配机构（CANN）的创立是地缘政策的一个先例，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且由于欧洲各国政府对这些问题不予关注已经令人震惊，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ICANN是一个私有机构，经美国政府授权，负责IP网的管理、域名与电子邮箱的分配，其委员会由网民选举产生，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限制。

面对这些如此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指出，欧洲的政治阶层和高层公共机构很不幸地毫无文化与战略智谋，完全被“由市场来决定战略行动”这一神话所毒害了，而美国政府的力量显然在于战略行动的决策，联邦政府借助公共投资的支持，并可能通过军事渠道去打开诸多空间，继而使市场的行为者能够占据这些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ICANN的成员让—弗朗索瓦·阿布拉马迪克的评论极具启示意义：

美国联邦投入的资金［……］使因特网得以诞生并在学术领域得到施展，同时建立了第一批基础设施，最为重要的是，培育了一代高素质的美国人，但是在欧洲却找不到同样的一代人与之比肩。以那些基础设施、那些高素质的美国人……以因特网在欧洲的实施为出发点，寻找新界线的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去开拓新的市场。如果欧洲和法国仍然以遵守不干预原则为由，满足于鼓吹“市场为唯一法则”，那么美国将更具优势，以至于相互之间的差距将继续加大，有利于那些进入欧洲市场的新秀（MCI Worldcom、思科、AOL/Netscape、雅虎……）和那些转移生产的领军人（微软公司、大阳计算机系统公司、IBM……）。

今天，在行动上优先考虑的是落实“对电讯业不加干预”这一政策，这［在法国］制约了因特网的发展，例如发展中的地方环节（二线承包、电缆使用、ADSL的拓展……）。[24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一度施加压力，希望促成一项“多边投资协议”的签署，使任何一个国际投资者都能吞并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某个视听业公司，但却无功而返。此后，甚至对于公共或国有视听产业的存在，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委员会的各个机构一直争论不休。在法国，社会党一帮蛊惑人心的代表接过欧盟委员会递来的接力棒，不假思索地提出了建议，要求废止视听节目的定期费用[247]，尽管这一费用远远低于德国或英国。然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凭借该国程序工业的活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随着技术的聚合，这一事实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数字化视听节目工业的未来和与教育相联系的诸多问题越来越密不可分，而教育产业有着巨大的全球市场，已经构成了各种新兴服务发展的首要目标，温哥华国际会议[248]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也是世贸组织当前仍在讨论中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内容之一。

而今，程序工业已经离不开信息处理技术和电讯服务，它已成为经济发展、国际影响乃至社会关系、民族群体的未来的关键因素。在文化超工业化的时代，对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来说，目标已经很明确：使非美国的程序工业持续存在，同时使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一般条件、使“新商业”以及“接受”的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未来持续存在。

【注释】

[190] 此处应该是影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需要注意的是，斯蒂格勒在此将路德·金的演讲标题改成了过去时（“I had a dream”）。——译注

[191]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14节。

[192] 在这一引用和评述之前，弗洛东明确指出：“关于美国与电影之间的类似性，最明显且最重要的一则解释是二者同时都有待构建。＂

[193] 纪录片，马丁·斯科塞斯、麦克·威尔森执导，1995年。——译注

[194] 让—米歇尔·弗洛东，《国家的投映，电影与国家》，出处同前，第106页。

[195]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伽利玛出版社，1961年，第71页。

[196] 1690年，洛克在他的政治主张中首先谴责了奴隶制。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法译本，B.吉尔森译），弗兰出版社，1977年。

[197] 参见让—米歇尔·弗洛东，《国家的投映，电影与国家》，出处同前，第104页。

[198] 这导致了“一种无时不在的禁忌，即禁止真实地表现印第安人和黑人。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禁忌极为强大”。让—米歇尔·弗洛东，《国家的投映，电影与国家》，出处同前，第120页。

[199] 让—米歇尔·弗洛东，《国家的投映，电影与国家》，第209页。

[200] “人类已踏足月球”，收入弗兰克·波、菲利普·迪布瓦、热拉尔·勒布朗主编的《电影与最新科技》，法国音像研究所、德伯克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第7—8页。45年后，这次电视节目被作为对一个真实事件进行的场面调度，在普罗多赞诺夫执导的影片中再次回放，他的影片讲述的是“布尔什维克理想在火星上的胜利”。（让—米歇尔·弗洛东，《国家的投映，电影与国家》，出处同前，第46页。）

[201] 让—吕克·戈达尔，《“一种真正的电影史”之导言》，出处同前，第59页。

[202] 玛丽—约瑞·蒙德赞，《图像、圣像、经济：当代想象的拜占庭源泉》，瑟伊出版社，1996年。

[203] 此处“IP网”指的是“因特”（internet）。在使用“internet”这个英文单词的时候，有些人会将它的首字母大写，并且像使用“l’inter-urbain”（城市间的）一词那样给它加上定冠词，仿佛这是一个神圣的名称。最令人烦恼的是，“internet”一词隐藏了它的所指：因特网是网中之网，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凭借着遵循TCP-IP协议（即“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的简称）的数字基础设施之间的交互性协议。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将“因特网”称为“IP网”。

[204] 最近，蒂耶里·布勒东宣称，汤姆森多媒体公司设计的电视机已成为接入因特网的主要入口。1997年，微软公司副总裁克雷格蒙蒂也曾这样说过。事实上，电视机之所以成为远程活动的终端，是因为它处在一个设备链条中，而且能够与链条中的设备进行信息交流。另据飞利浦公司的米歇尔·阿耶尔所说，他们公司设计的设备是“一种个人电视，而不再是家用电视”。飞利浦公司计划投人市场的接收设备配有“飞利浦／索尼13E1394”型数字芯片，它是数据从一个用户到另一个用户的接入点，是输出数据的一个出口，此外不仅可以接入录像机、DVD机，而且还能够接入其他多种外围设备。在必要时，它可以不使用电脑的数据线路，并且能够承载各种因特网协议。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Java语言，这意味着它能够接入远程活动服务。

[205] 乔治·巴塔耶，《拉斯科岩洞或艺术的诞生》，收入《全集》第九卷，伽利玛出版社，1979年，第41页。——原注

在这段引文中，“驯鹿时代”指的是旧石器时期的一个阶段，因为当时驯鹿是原始人类最主要的狩猎对象。——译注

[206]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经典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332—333页。

[207] 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法译，本吉贝尔·康恩译），伽利玛出版社，1967年，第153页。［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译本里（熊伟、王庆节，商务译印书馆，1996年9月第1版，第147—148页），该句被译为“莽苍万景，而无苍劲如人者”。——译注］

[208] 荷尔德林，《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法译，本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译），Christian Bourgois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209]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法译本，让·波拉克、迈约特·波拉克合译），子夜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210]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法译本，保罗·马戎译，）伽利玛出版社，“Folio”丛书，1994年，第96页。

[211] 弗朗索瓦兹·德勒巴利—雅塞姆，《暴露在赤裸生活前的存在》，载于《何所求？》杂志第l0期“绝望”，L'Harmattan出版社，1998年。

[212]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出处同前，第364—366页。

[213] 说到“eplis”（期望），让我们在此回想一下，在赫西奥德给我们讲的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它扮演着重要角色。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二部分第一章“普罗米修斯的肝脏”。

[214] 保罗·马戎译，经典文学出版社，1994年。

[215] 乔治·巴塔耶，《拉斯科岩洞或艺术的诞生》，出处同前，第35页。粗体为巴塔耶所加。

[216] 同上，第65页。

[217] 乔治·巴塔耶，《拉斯科岩洞或艺术的诞生》，出处同前，第16页。粗体为巴塔耶所加。

[218] 简言之，“aïdô”和“dikè”的含义分别是“羞耻心、对他者的尊敬”和“正义感”。该段所述故事引自希腊神话传说，可参见《柏拉图全集》中译本第一卷中的《普罗泰格拉篇》，自第443页起。——译注

[219] 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142页。

[220] 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

[221] 保罗·瓦雷里，《精神的危机》，收入《全集》，出处同前，第1001页。

[222] 保罗·瓦雷里，《精神的危机》，收入《全集》，出处同，第前1001—1002页。

[223] 《阿波罗13号》，朗·霍华德执导，1995年。

[224]《与狼共舞》，凯文·科斯特纳执导，1990年。

[225] 不过，我们不确定“旧大陆”这一问题是否还在被提及，提出该问题或许为时已晚。如果说这是不确定的，那么确定的是“未来”将跨越大陆，超越东西方之间的错误对立。自从世界全球化以来，西方便已无处不在——凭借着它的记忆术、生产体系、市场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西方已经不再有任何外界，不再有任何所谓的“外国”作为西方的外部、界限或边界。然而，西方本身已包含着相对于它的他者，包含着它的终结：在“西方”本身之中，一个“自我免疫”的过程（auto-immunité，雅克·德里达语）在运作，通过这一过程，西方将会消逝。“西方”不再有“东方”与之对立，因此西方迷失了方向，并将由此而亡（假如它尚未死亡的话）——也就是说，西方将“熵化”（entropisation）。在全球熵化的过程中，西方化（occidentalisation）得以完成，而西方化必然是一个“非西方化”（désoccidentalisation）的过程。分裂起于内部，表现为民族主义的狂热、邪教、各类极端主义、没有发展前景的特殊化、坏死，以及弥补性、自杀性和失控的应对措施——这是一个失败的负熵状态。不过，负熵状态仍在自我寻觅，以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形式：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其界线在一切既有边界之外，至今尚被视为极不可能。我担心的是，作为一项从未成功的政治“计划”，欧洲将继续停留在过去，它在我们所说的“未来”中只能占据一个次要地位。

[226] 《纽约王》（又译《一个国王在纽约》），卓别林执导，1957年。——译注

[227] 赫西奥德，古希腊诗人，生卒年月不详，代表作有长诗《工作与时日》、《神谱》等。“Eris”（首字母大写）即希腊神话中的厄里斯女神，也被称为“纷争女神，是不和、争执、纷争的象征。——译注

[228] 雅克·德里达，《听闻录：尼采的与教诲与专有名词的政治》，伽利略出版社，1984年，第20—21页。

[229] “人类的理性和知性始于这种把某些操作移交给某一代具。”参见本章第一节。——译注

[230]《一个国家的诞生》，格里菲斯执导，1915年。

[231] 参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看世界通史的观念》中的第四命题。

[232] “辉煌年代”（Années glorieuses），也说成“辉煌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的是二战后直至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法国经济在此期间得到了高速稳步的发展。——译注

[233] 关于“事件化”这一概念，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自第137页起。

[234] 这是借助视觉暂留原理而实现的。（我们不可将视觉暂留与第一持留混为一谈，不过，以第三持留为基础，视觉暂留使第一持留的效应在生理和技术上成为了可能。）

[235] 也就是说，将意识生产出来。“生产”这一动词在这里的含义与它在电影界的含义几乎一样：生产一部影片，意思是投资一部影片。

[236] “图像意识”的德语原文为“Bildbewuβtsein”，胡塞尔用这个词所指的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第三持留”。

[237] 以上分析是对《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277页内容的概述。

[238]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在法语中，“前后连接在一起”的原文“s’enchaîner”与“频道”的原文“chaîne”是同根词。——译注

[239] 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法国高层官员和政治人士总是显得有些轻率。这表明他们要么基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现实，要么就是在面对这个制造他们个人形象的机制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极为胆怯无能——如果不便用“恬不知耻”来形容的话。对于这些通过公共空间里无处不在的事实来领导公共生活的人，他们所具有的领导能力显然是由于对第三持留的生产进行工业化控制而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因为第三持留最终构成了政治领域本身的客观性。

[240] UMTS频率能够将超媒体信息发送到移动电话的收音机频率上。这样一来，移动电话将成为视听节目流的接受设备，成为接入IP网的终端。

[241] XDSL网络能够将电视画面传送到电话交换网络上，进而无须借助无线电波中继站就可以将视听节目传输到电脑上。

[242] 1998年，Avid Technology公司，虚拟剪辑行业的全球领袖，将一种新产品投入市场。该产品在剪辑后的图像流中融合了一个“HTML轨”，它位于音轨边旁，能够在节目制作之初，在节目的镜头或段落与因特网服务（例如商业服务）之间建立起关联。

[243] 转引自赫伯特·席勒，《走向一个美国帝国主义的新世纪》，载《外交世界》，1998年8月。

[244] 迄今为止，为占据DVD这一得益于激光技术而研发出最新光学载体的市场，美国工业部门在该产品中加入了多种语言（有时多达七种，）以求产品一出国门，便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然而，数字化技术能够制造出世界维度的电视频道与媒体节目的“大绵延”——而且它们当然是由美国人来设计：美国在线公司与华纳时代公司合并的意义就在于此。以前．无线电波相似性传播必须以领土为范围，但是数字化技术不仅不会遇到这样的障碍，而且还能够融合各类网络，所以它将会使视听节目的传播实现全球化。

[245] “卫星导航技术是美国和苏联出于军事需而要发展的。然而，这些体系对不计其数的人类活动的贡献已经超出了它们最初的使命，并有趋势成为一种大众消费服务，被用于众多经济领域。卫星导航作为一个难以避开的‘环节’而出现，不仅民用与军用航空航天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难以避开，而且其他重要经济领域（电讯、运输、银行系统……）也难以避开。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对民用航空的所有导航进行控制已经得到研究。然而，这一技术今天是美国的领地。美国政府1996年3月颁布法令，将GPS交由美国空军管理。在短时间内，卫星定位全球垄断的存在，带来的风险是造成一种战略依附关系，影响到绝大部分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域……”雅克·布拉蒙，《空间，信息社会的重大主题》，演讲全文发表于2000年I0月10日的《世界报》。

[246] 让—弗朗索瓦·阿布拉马迪克，《因特网的技术发展》，呈交给工业国务秘书克里斯蒂安·皮埃雷的报告，第15页。

[247] 此事发生于2000年7月。当时，法国文化和通信部部长卡特琳娜·塔斯卡对此迅速而明确地作出了否定的回应。

[248] 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