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本质逻辑及马克思对其的阐释与说明①

作者：[德]安德里亚斯·阿恩特②

译者：李乾坤

本文选自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1辑

一、马克思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

探讨黑格尔对马克思本质学说,也就是“客观逻辑”,《逻辑学》的第一卷的阐释和说明,就不得不首先探讨一下马克思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并在他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不断在不同的语境中回到黑格尔,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不需要更多的证明了。③ 并未得到更多关注的问题是,在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中,这一点并未始终得到重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将马克思回到黑格尔更多视作一种马克思对学生时代的回忆,将其视作溢出的多余部分,而根本不是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启发性的部分。④ 马克思得益于黑格尔,而不是将其简单作为修饰,直到俄国革命家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4年到1915年间,他在瑞士逃亡期间的伯尔尼图书馆里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才明确地和极富启发性地宣布出来。⑤ 这也许看上去是如此荒谬的:通过这一阅读的结果渗透到了他后来的评论活动,并且通过列宁阅读过程中形成的笔记在1925年至1930年间得到了发表,列宁成了20世纪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⑥,因此在其根源之上并没有所谓“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现象的产生只是因为斯大林粗暴地将苏联的黑格尔主义噤声了。

关于列宁在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因为他预先确定了一个研究计划,这一计划后来以“《资本论》的逻辑”的题目而多次进行并且直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⑦ 在他评注黑格尔《哲学全书》中逻辑学的展现时,他这样写道:“尽管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学,但是他遗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学……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科学被加以运用,所有这些财富都是从黑格尔那里获得并进一步发展了。”⑧在另一处,在《逻辑学》摘录里面,列宁这样写道,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之中”⑨。在这里列宁得出了著名的、不断被世人引用的结论:“如果人们没有彻底研究和理解黑格尔的整个逻辑学的话,也就不能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⑩因此可以推断,列宁完全意识到了在黑格尔《逻辑学》中展现出的逻辑学的一般理论和在《资本论》中的一种特殊逻辑学之间的区别——他讲的是一种运用了黑格尔逻辑学的(特殊的)科学。

从马克思的著作以及相关手稿中得出一种《资本论》的逻辑学,这一纲领在推进中,并未始终注意到这一区别。众多的诠释者都试图将《资本论》解释为一种与黑格尔《逻辑学》的范畴学说相反的文本,并在此之上提炼出一种与黑格尔辩证方法不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后一种途径,探索这样一种辩证法,可以通过马克思的一些著名的表述得到支持。在这里相关的首先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1872年)的跋,在这里马克思认识到有必要澄清他的方法和黑格尔方法的关系。“德国的评论家”,马克思在这里写道,“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⑪ “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⑫马克思通过详细的引文反驳并试图指出,恰恰他那被赞誉为严格现实主义的方法,才是他的辩证方法。正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尽管他的方法是“从根本上来说”与黑格尔的方法“截然相反”:“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⑬显然正如马克思在他的信中强调的,他甚至要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看法解释给更多的听众:“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将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⑭马克思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计划在十年后又被提及:“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⑮

毫无疑问,这些宣言激励了马克思对未写出的辩证法学说的探索。马克思在这里不止谈的是《资本论》的辩证方法,而且还是一种在根本上与黑格尔辩证方法相对的一般的辩证方法,而这一“颠倒”过来的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运用。相反可以这样推断,在《资本论》中的辩证的叙述指向了一种黑格尔辩证法的另一种形态,正如其在《逻辑学》结尾处关于作为绝对方法的绝对理念的段落中阐述的一样。因此可以推断出,在前文已经引述过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里,直接祛除了黑格尔的观念的构想:“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⑯

马克思显然在黑格尔的逻辑观念中看到了一种思维的独立化,确切讲是一种建立在抽象的现实关系之上的独立化。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的哲学直到显然最为抽象的规定性都可以经验地得到充实,而非无根的抽象的结果。同时他也转向了这一问题,即概念的、范畴的联系的一种独特反映状态,黑格尔是如何在《逻辑学》的层次上计划的。换句话讲,马克思自己而非所谓的“资本逻辑”,磨平了在《逻辑学》层次上的范畴联系的专题化,和在实在哲学或者说一种特殊科学——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的层次上的特殊对象的内在逻辑之间的差别。⑰ 青年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提出了这样的批评,黑格尔通过将“逻辑的事实”设置于“事实的逻辑”之上,而越过了逻辑和实在哲学之间的差别。⑱ 这对马克思还意味着,在黑格尔《逻辑学》层次之上的逻辑学被视作真实关系的神秘化:“正因为黑格尔是从谓词,从一般的规定出发,而非从现实的实体(Ens)(v 'ποκεlμενον, Subjekt)出发,而这一规定必须有一个承载者存在,所以神秘的观念就作为了这个承载者。这种二元论,黑格尔将一般不是作为现实的、暂时的、实存的和特定的真实本质来看待,或者将真实的实存不是作为永恒的真实主体。”⑲马克思似乎想从逻辑的事物中发展出事物的逻辑出来,从而在逻辑之中打断“自身完成了的……思想……”⑳“资本逻辑”作为从《资本论》出发向在《逻辑学》水平上的黑格尔逻辑学升华的一种尝试,就确切地遵循了这一计划。

不仅马克思,他的门徒们都在对于这一探索来说核心的问题上绕了过去,这一问题,即逻辑学和实在哲学以及特殊科学的关系,是否在根本上通过作为思想规定的范畴的体系顺序和作为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之间的区别而被确定。即便对黑格尔来说,实在哲学事实情况的范畴结构也与《逻辑学》之中的范畴顺序是有所区别的,因此我想要说的是,这样的尝试完全是不可能的,例如从《法哲学原理》之中来推导出《逻辑学》的范畴及其顺序。马克思和他许多的追随者也完全没有探讨的是,是否对思想规定性等问题进行一个系统阐释——正如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进行的方案,没有被证明为合法,如果在我看来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即这一方案反映了逻辑学和实在哲学,以及特殊科学的区别。但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不是本文的任务。

注释

①本文系阿恩特教授2015年10月30日在柏林自由大学“唯物辩证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报

告。文章三部分的标题由译者所加。

②安德里亚斯·阿恩特(Andreas Arndt,1949- ),柏林洪堡大学哲学教授,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研究。代表作有《卡尔·马克思:对其理论内在联系的研究》(1985),《辩证法与反映:对理性概念的重建》(1994)。曾任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MEGA2编委会学术顾问。

③Vgl. dazu Andreas Arndt: Karl Marx.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Theorie, Berlin 2011, Kap.5.

④Vgl. dazu Andreas Arndt: „Hegel-Kritik“; ders.:„Exkurs“ in: Lenin-Politikund Philosophie, Bochum 1982.

⑤Vgl. Andreas Arndt: „Lenin liest Hegel“.

⑥Vgl. Kevin Anderson: Lenin, Hegeland Western Marx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Press, 1995.

⑦Vgl. Anderson, Der westliche Marxismus; Jan Hoff: Marx global; Ingo Elbe.

⑧LW38, 316.

⑨Ebd., 168.

⑩Ebd., 170.

⑪MEW 23, S.25.

⑫Ebd.

⑬Ebd., S.27.

⑭An Engels, 16.1.1858, MEW29, S.260. 中文版1月14日。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35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⑰萨拉·瓦根克内西也强调了这一差别:Vom  Kopf auf die Füße? Zur Hegelkritik des jungen Marx oder das Problem einer dialektisch-materialistischen Wissenschaftsmethode, Bonn1997.

⑱MEGA2, Abt.Ⅰ, Bd.2, 18.

⑲MEGA2, Abt.Ⅰ, Bd.2, 25.

⑳MEW1, 213.

㉑Vgl. Andreas Arndt: „Wer denk tabsolut? “.

二、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

在已经提到的马克思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许诺了写作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几个印张的信中,马克思涉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番,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大忙。”①弗莱里格拉特将他的一些原属于巴库宁的几卷黑格尔朋友社版本的著作当作礼物送给了马克思。② 这是哪几卷,无法确切得知。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早已熟悉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且他自己就拥有一部由他做过标注的《逻辑学》第二版的样书(已遗失),这一样书是利奥波德·冯·海宁在朋友社版本的框架内出版的。③ 在1861年至1863年写作《资本论》第二个总的手稿过程中对本质逻辑做的摘录——这一摘录与第一个总的手稿,与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不同,它很大程度上没有详细地涉及黑格尔——这一摘录涉及了《哲学全书》文本中的本质逻辑,并且没有绕过划分的具体结构。④ 这证明了马克思在放弃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卖弄”并开始经验研究的这一阶段里,开始认真研究黑格尔。

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可以回溯到他的学生生涯。然而在那时马克思一开始并非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开始还并未对统治着柏林知识界的黑格尔哲学着迷,更多的是一个彻底的反黑格尔主义者。当马克思1836年10月到达柏林时,他“阅读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段,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正如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所回顾的那样。⑤ 为了回避黑格尔,他正是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之中学习到的黑格尔,马克思撰写了一部规模庞大的作品,题目是“克莱安泰斯,或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且由于写这部著作需要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作某种程度的了解,我费了很多脑筋,而且写得非常[……](因为它本来应当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现在也几乎想不起它的思路了。这部著作,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可爱的孩子,像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⑥马克思违背了意志而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⑦

事实上逻辑学的问题对于这位从事法学专业但又以至少同样的热情学习哲学的大学生来说,自一开始就处于核心的位置。他逻辑学的课程是在1838年夏季学期黑格尔耶拿时期的学生以及柏林教席的继任者格奥尔格·安德里亚斯·加普勒(Georg Andreas Gabler)的课堂上听的。⑧然而关于加普勒,根据他少有的出版文献来看,并不能发现他对他老师的逻辑学有什么特殊的解释可以对马克思构成影响。马克思在《克莱安泰斯》中想要探求的一种新逻辑学的规划,显然在后来是与黑格尔的逻辑学联系在一起的。他研究活动的进展和对象可以从一些写给马克思的书信中做出推断,但在这些书信上面我们不知道马克思在这项规划的探求上是如何努力的,而且如有可能的话获得了哪些成果。

鲍威尔在1839年12月11日针对马克思关于“逻辑的苦心著作”的消息而写道:“放手去做……在你完成了那可恶的考试后,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你的逻辑学著作之中,特别当你能够能在本质上以全新的东西去做的时候! 我过去更经常回到的全书中的变化,在我看来完全没有任何改进之处。”⑨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本质逻辑投入了自身的兴趣,还是因为鲍威尔试图把他指向这本逻辑学著作,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显然正如在鲍威尔信中得知的,在他逻辑学研究框架中,特别涉及了对立的问题,也就是涉及了黑格尔在反映规定性中探讨的问题。鲍威尔因此指引马克思看《逻辑学》结论部分关于作为绝对方法的绝对观念,在这部分反映规定性,以及尤其是矛盾概念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你在对立(Gegenübertreten)的逻辑能量问题上讲的话,在我看来,黑格尔在他关于方法的段落中进行了完全充分的研究。”⑩

对黑格尔本质逻辑的特殊兴趣毫无疑问来自于当时对黑格尔辩证方法所进行的讨论,⑪这一讨论以弗里德里希·阿道夫·特兰德伦伯格1840年发表第一版的《逻辑学研究》所引发。马克思应该(或者想要)显然也在他对逻辑学研究之中体会了特兰德伦伯格对黑格尔所做的一种形而上的批判。鲍威尔在1841年3月31日写的信中,在谈及马克思计划的博士论文时涉及了这点:“特兰伦德伯格自然会成为你所不屑的哲学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⑫没过多久弗里德里希·科本(Friedrich Köppen)就提醒马克思叔本华对黑格尔的批判,“这样你在面对特兰德伦伯格时也可以带着尊重来面对叔本华了”⑬。

遗憾的是我们对马克思计划的这项批判没有任何更多的材料,这项批判因此或许是特别富有启发性的,因为特兰德伦伯格和晚期马克思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纯粹思想中的逻辑的独立性是一种欺骗:概念的独立运动更多建立在一种对先前的直观之上,黑格尔对之做了抽象,否则他就不能从别的地方发展出逻辑的规定。因为“想要制造出对立”⑭的否定性,建立在一种直观之上,这种否定性最终也并非描述了逻辑的事实内容,而是一种现实。按照特兰德伦伯格的批判,黑格尔将矛盾转换到伴随着现实对立的概念层面。然而在现实中,特兰德伦伯格认为,物与概念处于不同之中,“定在的一种延伸……使得矛盾着的事物处于接续或并列之中”⑮。

逻辑建立在直观之上,矛盾作为现实的矛盾被思考,也适用于马克思,但在他那里否定性却不具有逻辑的意义。在特兰德伦伯格和马克思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在这里是如何有效的,却难以进行估计了。

马克思的逻辑学研究一点没留下来的遗憾还不止这些,如莫泽斯·赫斯1841年9月写往奥尔巴赫的信里提及的,还有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做过的逻辑学讲座,⑯他曾想在那里谋得教职,然而却因为布鲁诺·鲍威尔在那里的教职被革除而作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②同上。

③Vgl.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Ⅳ,32: Die Bibliotheken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nnotiertes Verzeichnis des ermittelten Bestandes, bearb. v. H.-P. Harstick, u.a., 321, Nr. 553.

④Vgl. Joseph O’Malley und Fred E. Schrader: „Marx’s Précis of Hegel’s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Minor Logic“,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4(1977), 423-431.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⑥同上。

⑦同上，第16页。

⑧Vgl. MEGA1, 1/2, 248.

⑨MEGA2, Ⅲ, 1/1, 336; auch das folgende Zitat.

⑩Ibid.

⑪Vgl. Bernd Burkhardt: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im Spannungsverhältnis der Kritik, Hildesheim 1993.

⑫MEGA2,Ⅲ,1/1,354.中文全集未收录,此处由本文译者翻译。

⑬MEGA1, 1, 2, 258.

⑭Friedrich Adolf Trendelenburg: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Bd.1, Leipzig21862, 105.

⑮Friedrich Adolf Trendelenburg: Logik des Aristoteles, 94.

⑯Vgl. MEGA1, 1/2, 261.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本质学说的运用

我现在想要探讨一下黑格尔的“本质学说”对于马克思来说扮演了什么样的特殊角色这一问题。早期逻辑学研究——这些研究显然更强烈地关注对立关系,因此也就关注“本质逻辑”开端处的反映逻辑的回响,体现在克罗茨纳赫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之上。对马克思来说在表象的现实中存在对立的联系,这种对立关系不能被转化为概念的自我联系:“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就是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极端。同时他们也不需要任何真正的中介,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它们既不相互吸引,也不相互补充。一个极端并不怀有对另一个极端的渴望、需要和或期。”①与这段引文相联系,稍后又谈到了黑格尔的理性推论理论:“关于这一点留待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时再做进一步的研究。”②概念的自我中介与马克思的理解不同,就是对真正的极端的理解,通过将极端和中介概念(medius terminus)最终设定为同一的方式:“两端在与这个中项的区别中,仅仅作为一个建立起来之有,再没有与中项对立的什么特别规定性属于这建立起来之有了。”③与之相反马克思认为“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④。这一特殊逻辑是如何变成针对逻辑学的对抗性线索(Einspruchsinstanz)的,我们却不得而知。

马克思对对立联系问题的兴趣始终保持着,一直到1844年左右——在赫斯的影响下跟从了青年黑格尔派理论进程的主流——为了《精神现象学》之故而暂时放下了对《逻辑学》的研究。在《巴黎手稿》(1844)中,他提出了“私有财产的关系”,“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按照本质逻辑的矛盾发展:从一开始对立中的统一,“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到最终的“敌对性的对立”。⑤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起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再次回到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他在此时是积极地评价它的,认为它恰恰解释了“真正对象的真正的逻辑”(eigentümliche Logik eines eigentümlichen Gegenstandes)。黑格尔的辩证法如今也不再(或者至少不再仅仅)是他1843年所表达的那样,是“精神的货币”,而是被马克思视作“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⑥。然而在这其中,正如马克思1858年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强调的:“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而非“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⑦在这一时间点上,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的理解,是通过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笔记本(“货币章”)中对货币形式的推论而达成的。通过两个作为产品在其自然存在上是完全不同的商品的相互交换,它们被等同于了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是区别于它的产品存在的,也就是说,他们和自身被区别出来。“这个第三物不同于这两种商品,因为它表现一种关系,所以它最初存在于头脑中,存在于想象中,正如一般说来,要确定不同于彼此发生关系的主体的那些关系,就只能想象这些关系。”⑧这段话说明了马克思为何再次回到《逻辑学》:他将其与难以用经验观察而只能用思想来描述(darzustellen)的关系(和主体间的关系相区别)联系起来。恰恰是黑格尔的本质逻辑,其将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的主题,通过“绝对理性的形而上学”⑨替换了,才能够为这一计划提供思想材料。

在此之后马克思还曾借助于黑格尔思维规定性的内在发展来描述货币关系,在这里马克思直接遵循了“本质逻辑”之中的反映规定性。当马克思对照着反映规定性的内在发展(同一、差异、对立、矛盾)来揭示向货币的发展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内在的货币属性;商品的这个货币属性作为货币同商品相脱离,取得了一种同一切特殊商品……相分离的一般社会存在。”⑩这种“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必然发展为差别,差别必然发展为对立和矛盾。”⑪马克思同时还做了一个保留,因为他并不想将这种发展单纯作为概念的内在发展来理解:“往后……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修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⑫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不仅涉及概念的规定性,而且还涉及真实的关系的辩证法。换言之:区别于1843年的表述中事物的逻辑和逻辑的事物还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如今逻辑的结构同时就是事物的结构了。

在《大纲》更进一步的行文之中,特别是在资本关系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马克思强调,资本不是事物而是关系,⑬确切讲:过程中的关系(prozessieren des Verhältnis):“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上始终是资本。”⑭马克思将之主题化为循环的运动。作为资本发挥功能的一定量的货币G被使用,为了购买商品,这些商品反过来又被卖掉,从而在最后获得比之前更多的货币(G—W—W—G'):资本增殖了。在W—W 之间发生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如何可能的,还有待解释。重要的是,整个过程的资本是也不仅仅是货币,尽管在结果上只是又回到了货币之上。马克思将这一结果称作“单纯的否定”(einfach Negative):商品被交换和消费,货币重新回到了“单纯的残余”(einfaches Residuum)⑮之上。然而这种否定同时也是“肯定的否定”,即对货币之中的交换价值的对立的独立性的否定,因为这一结果是通过商品的交换价值来中介的。因此,第三,交换价值是“流通的前提同时又作为流通的结果”⑯,它自己中介自己。借助于这种乍看起来纯粹概念的建构,马克思将交换价值视作价值量,既从量的方面还从质的方面,从这一方面来看,交换价值的形式规定位于流通之中,并作为流通的结果。

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马克思依照“本质逻辑”的反映规定性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关系,但是伴随着过程的关系,显然辩证方法等问题也牵扯了进来,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结尾以作为绝对方法的绝对理念为题而阐述的。在对这一方法的解释中,反映的规定性也扮演了一个突出的角色,因为这涉及了概念的自我理解的方法,而对于黑格尔来说这一方法就是“矛盾的思想是概念的本质环节”(das Denken des Widerspruchs das wesentliche Moment des Begriffs.)⑰。与反映逻辑的区别在于,在那里反映规定性的联系是作为纯粹的思想规定性被讨论的,与此同时在作为概念的自我理解方法的绝对理念之中,概念的自我运动是借助于反映规定性和在反映规定性之中而被思考的,它在那里同时在实践中(inactu)进行。马克思通过将辩证方法——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马克思将其视作黑格尔全部哲学的正确的东西——作为连接点,辩证的方法也将马克思和黑格尔在“内容自我运动的形式”(Form der Selbstbewegung ihres Inhalts)之上联系起来。对于黑格尔来说,“内容自我运动的形式”就是概念自身,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同时又是真实的关系。

但是黑格尔概念的自我运动不是简单地和马克思理解中的真实的运动同时发生的。马克思在1858年前后一再强调辩证法是有“界限”(Grenzen)的。这一界限就在于,适用于黑格尔的概念之上的绝对的自我关涉性(die absolute Selbstbezüglichkeit),并不适用于真实的过程,尽管马克思在原则上将资本(以及价值)也作为自我关涉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并不抹杀现实差别。⑱价值的自我关涉性的界限或许就在于,价值的增殖不能够从循环中脱离出来,而是要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来中介。这里出现的差别正是我们在开始时已经论述过的。对于黑格尔来说,在思维之中的概念的自我运动的界限之中也没有绝对的自我关涉性,因此现实哲学的结构和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在《逻辑学》的结构和关系之中原样展开的,尽管它只有在借助于《逻辑学》发展的范畴之中才能够得到把握。由马克思所揭示的辩证法的界限因此存在于事物之中,尽管马克思似乎间或也有不同的理解,根本不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而只是将黑格尔体系内部的逻辑和现实哲学的内在差异表述出来。

《资本论》第一章中的“价值形式分析”常常被视作与黑格尔的“本质逻辑”有特殊的关系。⑲ 这在如下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如果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是矛盾的发展,并在此之上将两个商品的关系也明确认作为一种反映规定,⑳这种反映规定表现在一个商品变成另一个商品的“价值的镜子”(Wertspiegel)之上。㉑ 价值形式分析研究两个商品间的交换关系,其中的商品首先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有用劳动的产品的东西,也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与人的何种方式的需要(消费性的还是生产性的)相关。它们同时是或者说“拥有”交换价值,但交换价值却不和作为使用价值的物性存在同时发生。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存在(Tauschwertsein)只有通过两个在质上拥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在量上相等而被表现出来,确切讲不是按照它们的有用的尺度(这也是无法通约的),而是依照其价值的尺度。

单是简单的、个别的或者偶然的价值形式,任意两个商品的交换关系,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里围绕的是什么:“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者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㉒马克思在这里关心的是这种“价值表现”的形式规定性,而非它的量的规定性。他在这里遵循的是什么,可以通过《资本论》第一版的一个注释看清楚:“如果说在黑格尔以前,职业的逻辑学家连判断格式和结论格式的形式内容都忽略了,那么,经济学家在物质利益的整个影响下忽略相对价值表现的形式内容,就不足为奇了。”㉓事实上,从价值表现的形式方面来看,这的确关系到一个判断,在商品之间——分化为主语和谓语的角色——相互发生关系并关系到货币(作为普遍的商品):W—W 以及W—G或G—W。这些“判断”然后就作为一个推论的要素被发展为:G—W—G'等等。在这里就不详述这一过程了。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5页。

②同上。

③[德]黑格尔:《逻辑学》(下),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8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9页。

⑦同上书,第26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⑨Christian Iber: Metaphysik absoluter Relationalität. Eine Studie zu den beiden ersten Kapiteln von Hegels Wesenslogik, Berlin und New York1990.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⑪同上。

⑫同上，第101页。

⑬同上，第214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⑮同上，第219页。

⑯同上。

⑰GW12, 246.

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⑲Vgl. Christian Iber: Grundzüge der Marx’schen Kapitalismustheorie, Berlin 2005, 54.

⑳马克思不仅在第一版中(Kapital1,22f.)要求反映规定的结构,而且在《资本论》接下来的版本中(MEW23,72)也坚持了。

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㉒同上，第63页。

㉓《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结语

可以确定的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只要他力图将资本关系建构为自我矛盾的,那么对于他来说“本质逻辑”就是一个核心的引用文献。在此建构中对马克思来说关键不是反映逻辑中被发展的矛盾的概念,而是对现实关系把握中的矛盾功能。这一把握因此首先遵循的是在《逻辑学》中的黑格尔对方法的阐述,而非特别联系到“本质逻辑”,尽管这种把握离开在“本质逻辑”中达成的东西是无法想象的。

在涉及《逻辑学》时马克思尽管对其还想持一种基本的批判,这首先针对的是逻辑的自主化,当马克思开始运用逻辑的东西时,这和黑格尔在实在哲学中所做的并没有不同。在其中并不能发现和黑格尔不同的东西。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逻辑,或许和马克思的意图相反,提供了这样的论据,即纯粹思维规定的系统联系,正如黑格尔所研究的,并非从一开始就展现为唯心主义的神秘化,而是对经验关系的认识的前提和手段。这样看来,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对立程度,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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