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周嘉昕 | 青年恩格斯的三次思想转变

摘要:在既有的研究中,青年恩格斯得到的关注远不及青年马克思,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推进,梳理回顾青年恩格斯思想演进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立足1845年之前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可以发现青年恩格斯存在三次思想转变:1)在宗教神学批判中,走向人本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 2)在英国社会运动利益和原则关系的考察中,接受并改造唯物主义; 3)通过工业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经验考察,批判哲学概念范畴的抽象性,走向唯物史观。对于青年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的“另一条道路”的回顾,不仅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发展。

关键词:青年恩格斯; 人本主义; 哲学共产主义; 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历史观;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青年恩格斯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历程。这一研究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因而通过对青年恩格斯文本和思想的回顾,可以去发现一个与马克思有所区别的唯物史观形成过程; 更是因为在青年马克思的研究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研究中,存在一些仍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比如,青年黑格尔派的逻辑演进及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转变的思想历程及其理论意义,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经验的实证的研究与思维前提的反思之间的关系,等等。带着这些问题回到恩格斯早期的思想探索历程中去,我们尝试区分青年恩格斯的三次思想转变。一是从“白尔尼+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赫斯的哲学共产主义; 二是通过物质利益和原则关系的思考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察,接受并改造唯物主义; 三是在工业革命和现代阶级对立的经验实证研究与哲学概念范畴抽象性的批判中,走向唯物史观。更进一步,所谓的“三次转变”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前后之间既有继承发展也有断裂变革。同时,要深入理解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的“三个转变”,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发展中去加以探寻。

一、“青年恩格斯”为什么重要?

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进展,存在两个核心的理论问题或者说争论。其一是“青年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问题,其二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细究起来,这两个问题又可以视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这是因为:无论是肇始于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问题的探讨,还是由1970年M·吕贝尔发表《反恩格斯提纲》所激化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以不同方式溯源到西方学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模式的批评上来。在此过程中,“新发现的文献”中所包含的不同于第二国际、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的观点和表述,便得到了西方学者额外的关注。同时,因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总结、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以及恩格斯的文本和思想,则首当其冲成为被质疑甚至是批评的对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895年之后,恩格斯晚年总结、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如《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而恩格斯早期思想和文本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青年马克思”问题的讨论所遮蔽。回顾20世纪的思想史历程,有关青年恩格斯的研究出现了两次热潮。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恩格斯早期思想和文本研究的初步展开,这与“青年马克思”的发现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在G·迈耶尔最先“发现”了“青年恩格斯”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第一次完整呈现了青年恩格斯的文本和思想。二是上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背景下的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比较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卡弗有关恩格斯生平、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研究,以及广松涉对青年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主导作用的阐发。

1995年,在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前后,西方学界涌现了大量恩格斯生平和思想研究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对青年恩格斯的研究与对青年马克思的探讨一道相对陷入沉寂。近年来,以《德意志意识形态》新版问世为标志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理论关系的研究不断推进,有理由期待,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青年恩格斯研究将会不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

对青年恩格斯的考察与对青年马克思的探讨一样,问题都在于如何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探究又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本质的理解息息相关,因此,对青年恩格斯问题的考察注定与对青年马克思问题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又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聚焦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探索历程,说明二者是如何通过不同的道路得出“一样的结果”“同样的看法”,以及在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清算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过程中,二人的分工和思想关系问题。其二,从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总结、阐释和传播出发,反观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历史叙事方式,进而推进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本质和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青年恩格斯研究可以为青年马克思研究提供必要的补充和拓展。

20世纪20年代之后,有关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的既往延续,M·赫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重新发现的;二是新兴起的新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在“个性的存在、自我意识的形式”等问题上“发现青年黑格尔派是它们的远亲”[1]69;三是苏联(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批判宗教神学的理论需要,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关系研究的开展。在此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转向,这些不同理论问题的交汇,成为我们梳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理论难题。青年恩格斯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出发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历史的梳理,将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演进,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

与上述问题直接相关,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出于理论总结和宣传的需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形成了“唯心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又同“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思想史叙事相关联。但是,回到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去,唯物主义转变与费尔巴哈的影响之间却无法实现有效的对接。如何深入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唯物主义转变,便成为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一方面,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集中论述了费尔巴哈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另一方面,恩格斯自己在青年时期对唯物主义问题也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以青年恩格斯为切入,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转变的微观细节和理论价值将得到更为清晰的阐明。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前三次会面经历颇具戏剧性,但也意味深长。1842年11月,《莱茵报》编辑部的会面正如科隆初冬的阴郁;1844年8月,雷让斯咖啡馆的约会恰似巴黎盛夏的骄阳;1845年4月,布鲁塞尔明媚的春光里,两位青年思想家下定决心大干一场,青史留名。正是在布鲁塞尔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得到了唯物史观这一“总的结果”。那么,青年恩格斯是如何从不同于青年马克思的“另一条道路”实现这一伟大发现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是从1844年初《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之后才开始的,但马克思作为《莱茵报》和《德法年鉴》的编辑,他应当从1842年年底开始就了解并熟悉了恩格斯的著作。因此,从青年恩格斯的探索出发,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青年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心路历程,有助于深入厘清新世界观确立过程所涉及的那些难缠的理论问题,如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变革之间的关系、新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超越等。

二、走向人本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的青年恩格斯

谈到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我们往往是将1844年初出版的《德法年鉴》,特别是其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作为标志。然而,在《德法年鉴》的行文中,马克思的表述并非“共产主义”,而是“人的解放”。同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持有一种怀疑甚至是否定的观点,而对“社会主义”则是一种肯定的态度。只是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才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科学的论证。相较而言,青年恩格斯的转变似乎要更加直接一些。1842年10月,当恩格斯在从柏林返回巴门的途中路经科隆,与作为《莱茵报》编辑的赫斯会面之后,他就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了。只不过,按照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的界定,此时的恩格斯认为自己与赫斯包括马克思一起,可以被称为“哲学共产主义”。而在1880年发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中,恩格斯又使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法。他认为,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2]797这样,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术语的使用问题上,似乎存在前后的矛盾和冲突。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给出解答。其一,“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分别与19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者同盟、19世纪70年代之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相关。其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含义。虽然“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在1803年首次出现于意大利文的出版物中,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之后才真正获得了广泛运用,带有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当P·勒鲁最先在法语中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时,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或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共产主义”是1830年法国革命后社会动荡时期出现的另一个名词,它的出现最初和19世纪30年代巴黎的某些秘密社团有关,具有双重含义:公社和流亡革命者团体。[3]13因此,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他们最初接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思潮或社会运动。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不合理现实的批判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对工业的社会历史进步意义的肯定,引发了“三月革命前时期”德国激进思想界的关注。那么,青年黑格尔派是如何从宗教哲学批判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立场的呢?以青年恩格斯的探索历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构成这一走向的重要一环就是人本主义。正是人本主义,为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哲学批判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搭建了一座理论的桥梁,而这一点,又同费尔巴哈的理论贡献不可分割。

涉及青年黑格尔派及其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史叙述模式:青年黑格尔运动肇始于宗教批判,从D·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开始,经过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及其将黑格尔阐释为无神论者的努力,到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确立了从人本学出发的宗教异化批判。受费尔巴哈的影响,A·卢格将宗教异化批判的逻辑运用于普鲁士国家批判,形成了政治异化批判。同样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赫斯从人的交往本质出发,发展出具有经济关系维度的交往异化。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M·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在反击施蒂纳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彻底地清算,创立了唯物史观。结合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我们或可以为这一思想史叙事做如下补充:

其一,围绕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争论,引发了黑格尔右派、中派、左派的论战。这一论战本身又同普鲁士国家的政治争论内在相关。也正是围绕宗教和政治争论,黑格尔右派、中派、左派的混战在1838年之后,逐渐分化为老年黑格尔派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对立。后者主要以卢格创办的《哈雷年鉴》和《德意志年鉴》为理论阵地。而在费尔巴哈的推动下,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出现了以人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发展。托耶斯将其命名为“新—青年黑格尔派”。

其二,与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息息相关,存在两个重要的学术团体,即“博士俱乐部”和柏林“自由人”。从两个团体的人员构成,特别是鲍威尔离开柏林又从波恩返回柏林的经历来看,从“博士俱乐部”到“自由人”既有赓续又有变化。即便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自身也经历了思想的变化过程。有趣的是,在围绕《耶稣传》的争论中,卢格曾经将鲍威尔作为“老年黑格尔派”而加以批判,但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又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奉为圭臬,后来,卢格、马克思、恩格斯又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自由人”感到不满。

其三,就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演进而言,费尔巴哈扮演着关键性的理论角色。而在所谓的“费尔巴哈派”中,赫斯又是最先关注并接受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人。前文已经提到,青年恩格斯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直接的意义上就是受到赫斯的影响,因而他在1843年底的时候将赫斯、马克思和自己指认为“哲学共产主义”。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1845年6月,当费尔巴哈回应施蒂纳的质疑时,曾表示自己“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心主义者”,“认为人的本质只存在于共同体中,所以他(费尔巴哈)是共同的人,即共产主义者”。[4]23

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回顾青年恩格斯作为一名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转向人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历程了。1820年,恩格斯出生在巴门一个具有浓厚虔诚主义宗教氛围的富裕工厂主家庭。少年时期的恩格斯就表现出对宗教神学的反叛以及对劳苦大众的关注。在不莱梅的商业学徒生活中,恩格斯受以白尔尼和海涅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影响,转向民主主义立场。与之相应,恩格斯先是受到施莱尔马赫的影响,试图寻找“理性所显示的神”,继而研究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并且通过施特劳斯“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加入了“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5]228可以说,启蒙运动基础上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构成了青年恩格斯“白尔尼+黑格尔”的理论底色。只不过,恩格斯对宗教神学的真正克服,得益于他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对费尔巴哈《基督教本质》一书的阅读。多年之后,恩格斯回忆起这段时光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6]228

在《谢林和启示》中,青年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是对黑格尔创立的关于宗教的思辨学说的必要补充。这种学说在施特劳斯那里达到了顶峰,教义通过本身的历史客观地在哲学思想中获得解答。同时,费尔巴哈把宗教的定义归结为主观的人的关系,但是这不仅决没有扬弃施特劳斯的结论,而是恰恰验证了这些结论,他们两人都得出同一结论:神学的秘密是人类学”[7]391。结合鲍威尔在匿名发表的《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尔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中尝试将黑格尔阐发为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我们可以看到:1842年初,青年恩格斯力图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将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纳入反基督教神学的“统一战线”。考虑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力求建立一种“十足的基督教封建君主政体”,因此青年恩格斯的人本主义,必然与他对普鲁士国家的批判、对“自由精神的原则”的论证结合在一起。

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1842年,青年黑格尔派成为公开的无神论者和共和主义者”,“还在1842年秋天,这一派的某些人就争辩政治变革的不足之处,并表明自己的见解:以共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是惟一符合他们抽象原则的人类状态”。[8]490,491更进一步,青年恩格斯以预言的方式宣告哲学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结合上文所述,之所以会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原则中得出共产主义的“必然结论”,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人本主义及其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但不应忽视的是:青年恩格斯1843年秋做出上述判断时,已经在曼彻斯特生活了将近一年时间,已经对英国的政治经济有了较为深入的把握,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解。尽管根据赫斯的记载,当恩格斯1842年10月从他那里离开时,已经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共产主义者了”,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接受列宁的判断,“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换言之,在恩格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过程中,除了宗教哲学的批判外,更重要的是他对工业社会现实的研究。与此同时,新的哲学变革也在孕育发生。

三、物质利益和原则之辨与唯物主义新视野的开辟

1842年11月,恩格斯离开巴门来到科隆,乘船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再从奥斯坦德渡过多佛尔海峡,经泰晤士河逆流而上到达伦敦。在伦敦短暂停留后,他转乘火车到达曼彻斯特。在此后的21个月里,他既是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年轻襄理,也是一位积极活跃的革命者。在此期间,青年恩格斯的哲学世界观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革。多年后,恩格斯回忆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6]202这里涉及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恩格斯是如何发现经济事实这一现代世界中的决定性历史力量的,这一发现与其既有的人本主义立场之间有着怎样的理论关系?与之相关,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都批评了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那么青年恩格斯是如何理解“唯物主义”这个概念的?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答案的核心关键词是利益和原则之辨,与之相关的则是恩格斯对工业以及英国社会阶级的考察。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莱茵报》编辑部的第一次会面因为马克思和柏林“自由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十分冷淡,但是因为马克思在有关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问题上已经遭遇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所以这一苦恼的疑问很可能对恩格斯也有影响。青年恩格斯达到英国后,按照约定向《莱茵报》提供的通讯,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英国的社会政治等级及其物质利益以及他们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在1842年12月上旬发表的《国内危机》中,青年恩格斯批评英国人不了解利益为原则服务这个黑格尔式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在德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一个顽固的不列颠人,却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那就是所谓的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出现,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引导着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8]407-408但恩格斯也承认,“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8]411-412。

单就上述表述来说,可以看到:青年恩格斯在达到英国初期,仍然是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框架中来讨论物质利益问题的。但是对英国的政治等级及其经济的基础的分析,特别是对工业发展的现实影响的观察,已经为他理解社会革命,也就是人本主义、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注入了新的内容。但是直到1843年下半年,人本主义的哲学理念仍旧或隐或现地制约了青年恩格斯的思考。这一点可以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中得到印证。尽管《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后来被马克思称赞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但是该文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关注以及对费尔巴哈的引用,都表明青年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仍然拖着一条人本主义的尾巴。人本主义色彩在青年恩格斯对卡莱尔的评论中,特别是在对卡莱尔的泛神论的批判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8]520

既然在物质利益和历史原则的关系问题上,仍然或多或少呈现出青年黑格尔派的人本主义色彩,那么结合恩格斯晚年,特别是《费尔巴哈论》中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我们势必需要对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唯物主义问题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实际上,回到1841年至1844年间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中去,我们的确可以找到很多对于论证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转变来说不怎么有利的证据。

以费尔巴哈为例,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他对自身立场的强调用的是“人类学”“人本主义”。即便是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等文献中,费尔巴哈更多是在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某些原则不满的意义上批判地或否定地使用“唯物主义”这个范畴。直到1845年6月,费尔巴哈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同时,还坚持自己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在1843年10月动身前往巴黎之前,所采用的表述如“下流的唯物主义”“粗陋的唯物主义”“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意在批判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利己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曾提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8]324。对于青年恩格斯来说,情况与青年马克思有所类似。但我们可以看到:或许是与恩格斯对英法社会主义的关注有关,他较马克思更早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例如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恩格斯就提到18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抽象的唯物主义与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当作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8]443在1844年初写作的《18世纪英国状况》一文中,恩格斯对18世纪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论述。在他的笔下,“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反对基督教的抽象主体性的斗争促使18世纪的哲学走向相对立的片面性”,其表现就包括“唯物主义同唯灵论的对立”。[8]527-528

简言之,我们在《神圣家族》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很难找到他们自认为是“唯物主义者”的直接证据。那么,恩格斯晚年为什么会刻意强调《基督教的本质》“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呢?或者说,恩格斯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费尔巴哈的作用以及自己和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就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来说,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对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的阐发,确实扮演着重要的理论角色。正如恩格斯明确指出的那样,在青年黑格尔派解体的过程中,“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6]228。换言之,在马克思与恩格斯走出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拥抱英法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费尔巴哈确实起到了领路人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详细确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又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理论环节,这一点在马克思“包含着天才世界观萌芽”的十一条提纲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简单说来,在走向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确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中间环节,这一转变又同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发现内在契合。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与英法唯物主义是同路人。

其次,尽管在我们所讨论的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转变期间,费尔巴哈并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费尔巴哈不仅影响了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也实际上推动了19世纪50年代之后唯物主义思潮在德国的传播,只不过,这里说的“唯物主义”指的是以毕希纳、摩莱肖特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虽然在严格的意义上,费尔巴哈持有的是从感性出发的人本主义、自然主义,但是在1848年之后,他认可并接受了摩莱肖特的生理学唯物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论》以及恩格斯有关自己和马克思早期唯物主义转变的思想史叙事不仅是对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追溯,更是对19世纪下半叶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概括和澄清。换句话说,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转变的讨论,可以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一项重要理论产物。在青年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并没有简单接受费尔巴哈或是照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事实是:在寻求社会革命的现实道路的过程中,青年恩格斯推动塑造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理解模式,这种理解源起于宗教神学批判和利益与原则关系的思考,并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最终的旨归。

四、工业、阶级与范畴批判:另一条道路走向唯物史观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恩格斯研究中,存在一个有趣的倾向:在走向唯物史观的理论道路上,青年恩格斯曾经影响了青年马克思,或者说前者一度在理论水平上领先于后者。在我们看来,这些观点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恩格斯早期思想研究的推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探索的不同特征;另一方面,也同“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争论,特别是对“马克思反对恩格斯”观点的批判性回应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9]592-593从这一表述可知:马克思更加看重的是青年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实证考察,并且认为恩格斯在这一研究中得出了同自己一样的结果,即唯物史观。具体到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代表的青年恩格斯有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和实证研究,在唯物史观确立的意义上,值得我们关注的要点是:对工业的世界历史意义的说明、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地位的说明、从经济关系出发对哲学范畴的批判。

虽然早在恩格斯刚刚到达英国之初,他就在寄给《莱茵报》《瑞士共和主义者》的通讯中介绍了英国工业的发展,但是这一介绍主要是围绕英国的社会运动,特别是1842年大罢工(“Plug Plot”riots)后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的。1844年之后,青年恩格斯才开始系统论述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影响。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指出: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是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8]526。具体说来,“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变成了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8]544。由此可见,对工业革命的认知,恩格斯不仅确认了“利益发展成为原则”的观念,而且开始在经济事实的基础上理解社会的阶级结构。

比较一下《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两篇文献中对工业的叙述方式,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别。《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中,恩格斯受约翰·瓦茨的影响,在国民经济学以私有财产为前提这一判断的基础上,利用麦克库洛赫的相关说明概述了国民经济学的范畴构架,只是在竞争的结果,特别是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斗争的优越条件的意义上,恩格斯才论述了机器的作用并提到新的研究主题———工厂制度。而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首先以经验和实证的方式描述了工业革命的发展,进而说明了它对英国社会结构的影响,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甚至有观点认为,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最早对工业革命进行系统描述的研究成果之一。与对工业革命以及机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理解的推进相关联,青年恩格斯对英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不同派别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这就是从接近欧文主义转变为关注宪章运动。其中蕴含的是人本主义立场的消解以及阶级分析的深化,或者说无产阶级的发现。

正如G·克莱斯指出的那样,在刚刚转向共产主义的青年恩格斯到达英国之初,很快就接受了欧文式社会主义者的非暴力革命和建立共产主义公社的策略。两年多后,随着这种策略在现实中的失败、左翼宪章运动的影响、恩格斯与马克思的交流合作特别是唯物史观确立的过程中,恩格斯远离了欧文主义。到1846年的时候,恩格斯已经形成了将无产阶级作为推翻旧社会的历史主体的观念。1在我们看来,正是因为恩格斯对工业革命的社会历史作用的深入理解,对于机器和工厂制度发展的经济事实所造成的英国社会阶级对立和斗争现状的直接把握,才使得他放弃了那种欧文式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再主张非暴力、社会主义公社和宣传的革命策略。相应地,也正是在同宪章主义者的直接交流中,恩格斯加深了经济事实作为基础决定现代阶级对立的观念。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青年恩格斯开始将无产阶级作为人类解放的革命性力量,并结合工业革命的描述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既然社会革命的主体不再是抽象的人类,而是历史中形成的、由工业革命这一经济事实所决定的无产阶级,那么,青年恩格斯最初转向哲学共产主义时的人本主义立场也就逐渐消解了。如果说工业革命和现代阶级对立的分析构成了青年恩格斯克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走向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理论环节,那么,在这个环节中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哲学意蕴———对经济学、哲学范畴背后的社会关系的揭示。结合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过程中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录,他之所以将其称为“批判经济学的天才大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恩格斯对经济学概念范畴背后的社会关系的揭示。“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价值。抽象的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是否应该生产,即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10]31844年11月,当恩格斯已经着手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致信马克思谈到施蒂纳的《唯一者》时,他多次提到了范畴和概念的抽象问题。“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带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5]329。赫斯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荒唐思想,因为“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所以他也就因过于抽象而无法通俗地写作”[5]330。“施蒂纳的这本书再次表明,抽象概念在柏林人的头脑中是多么根深蒂固”[5]331,因此,“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5]330。

综上所述,对于工业革命的这一经济事实的基础性作用的确认,对于社会阶级对立以及作为社会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发现,对于抽象经济学哲学概念范畴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批判,构成了青年恩格斯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另一条道路”。尽管与青年马克思的理论探索相对照,这条道路更加关注经验的、实证的研究,但是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缺乏深刻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通过对现代工业和无产阶级的经验的、实证的考察,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发现,同时也包含着发现者对自身理论方法和思维前提的深刻反思和自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对于青年恩格斯来说,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一个内在贯通但又多次深化的过程。恩格斯对于唯物主义转变的重视,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时代化、大众化探索的重要理论产物,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注释:

[1]参见Claeys G.The Political ideas of the Young Engels,1842-1845:Owenism,Chartism,and the question of violent revolution in the transition from‘Utopian’to‘Scientific’socialism.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1985,6 (3):455-478.

参考文献:

[1] 尼·拉宾: 《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马哲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1 年。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

[3] G·D·H·柯尔: 《社会主义思想史》第 1 卷,何瑞丰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7 年。

[4] 林进平编: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 1 卷,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 年。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年。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年。

《青年恩格斯的三次思想转变》周嘉昕;原文刊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5期

作者简介:周嘉昕,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