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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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疯癫的政治经济学

文章简介:本文选自《福柯与德里达:理性的另一面》第一章“福柯论疯癫”的第一节“关于疯癫的政治经济学”。

《福柯与德里达:理性的另一面》

【英】罗伊·博伊恩 著

贾辰阳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麻风病在中世纪欧洲十分普遍。福柯的研究指出,单在12世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就有220个麻风病院。此时的欧洲有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为了把他们排斥在正常社会之外,需要提供大量的物资供给。对待麻风病的态度杂有恐惧、憎恶和非难的成分,但麻风病人却常常受到了很好的照顾(Midelfort1980p.253)。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麻风病人遭到斥责,并被排斥出正常社会,但监禁他们的流放场所却被给予了足够的物资,以便为疾病的受害者提供一个赡养机制。“捐赠给麻风病院的巨额财产”(MCp.4)证实了中世纪世界观里麻风病患者的文化意义。在福柯看来,麻风病人是中世纪社会的他者,是需要带着含有尊重意味的恐惧感来对待的重要感染源。

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至今尚且不甚明确的一些原因,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麻风病的普遍性大为降低。看来社会排斥的做法起到了作用,尽管——与几个世纪后为控制瘟疫而采取的措施相比——彻底根除幷不是其主要目的。在麻风病例的减少方面,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系到麻风病人的象征功能:什么样的形象可以成为欧洲社会的新他者。第二个问题与变化相关,这种变化必然要发生在——我们可能称之为——关于排斥的经济学中。福柯将向人们展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以麻风病院的财富为代表的供养型经济结构并没有简单地被废除掉,并带有因任务顺利完成而在管理方面所感到的沾沾自喜。福柯论证说,这里存在着一个历时逾越两个世纪的紊乱过渡期。在一定程度上,性病患者继承了麻风病人的经济遗产和社会遗产。就如同福柯在谈到16世纪的发展时所指出的,“新的麻风病人,接替了前者的位置”(HFP.17)。但这既不是平稳的,也不是全面的过渡。尽管一些医院开始治疗梅毒,我们可以视之为医学上由机构开展的同疯癫的第二波抗衡,其他的医院几十年来则从未接纳此类患者。从16世纪中叶起,以弗朗索瓦一世于1543年所着手的调査为肇始,其目的是要“整顿麻风病院目前所存在的严重混乱”(MPP.4),欧洲社会就出现了对关于排斥的经济基础的重新组织和重新定位。新的被隔离者将是非生产性的贱民:穷人、罪犯、流浪汉和疯子。将如何解释这一新的焦点呢?

有必要确定时代背景。15世纪基本上是一个经济扩张的时期,并且延续到了1600年之后。但到了1640年,这一扩张期走向终结,尤其是在法国,经济开始衰退。有众多因素导致了这场影响到17世纪整个欧洲的复杂经济危机,其中福柯提到了“减薪、失业、货币短缺”(MCP.49)。此外还可以加上诸如三十年战争之类军事冲突的耗费。常见的饥荒和瘟疫也影响了国家负担前所未有的高额税赋能力,同时也出现了人口统计上的收缩现象,与之形成对比,人口增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此前时期的经济扩张。与经济衰退相对,法国的政治体制也处于动荡之中,君主制与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联盟,开始劫取封建贵族的权力,并建立起一个普遍的官僚机构。正如福柯所述,“这一专属于法国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秩序的机构,与其专制形式下的组织同时,很快地将其网络伸展到整个法国”(MCP.41)。

伴随着社会结构上的变化,欧洲文化的总体态势和价值观也开始发生改变。尽管如韦伯所提示(1930P.177),在中世纪的行乞体制下存在着某种对贫穷的赞颂,但到了17世纪初,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行乞遭到强烈谴责。穷人和流浪者有时被用作奴隶劳工,比如在巴黎的下水道中,或者在西班牙的航船上。在其他一些时候,他们要么是非正式地要么是迫于政府法令被赶出城市。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令人绝望的社会境况创造出了大批的乞丐和流浪者,他们都被看作是政治问题,福柯或许会称之为“管控问题,是对新生的劳动伦理的侮慢。

随着欧洲专制国家管理范围的拓展,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实践中,教会都从它先前致力于援助穷苦者的角色中向后退缩。路德(Luther)和加尔文(Calvin)的教诲,无论其是否被乐意地接受了,在整个欧洲都得到了回应,因为贫穷被当成了一个世俗问题。福柯这样解释到:

贫穷不再被限于屈辱和光荣的辨证范围内,而是被置于混乱与秩序的关系中,围绕它的是罪恶。并且,自从路德和加尔文以来,贫穷带上了永恒惩罚的印记,在由国家掌控慈善事业的世界里,它是一种自满,也是对国家一切正当工作的冒犯。7(HFp.70)

经济萧条改变了对待贫穷的态度,教会事实上的退缩、新的劳动伦理的出现,以及国家管理权限的拓展,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引领了福柯所谓的“大禁闭时代”的到来。如他所言,这是“一个欧洲具有的普遍现象”。这些因素解释了英格兰救济院运动和教养院——德国称之为“监狱”。但福柯的主要关注点在法国,他指明了一个特别时刻:1656年颁布的法令要求在巴黎建立综合医院。表面看来,综合医院的建立仅仅是对先前存在的一些医院的行政性重组。在国王的法令下,所有这些地方都用来收容巴黎的穷人。法令的第11款特别指出,此法令适合于所有的贫苦者,“不论其性别、年龄、籍贯、出身,不论其身体状况如何,即健壮还是伤残,患病抑或康复,可医治或是不可救药”(MCP.40)。在1657514日的星期一,也就是第二道法令颁布的次日,民兵开始搜捕乞丐,并从此把他们赶进了综合医院的各个机构。这次在赤贫的污水中进行的专制主义大搜捕,仅在巴黎一个城市,就至少网罗到6000人:疯子、流浪汉、罪犯,和所有的不正常人等。贫穷是非生产性的游手好闲者的道德疾病,也是送他们去医院的充分必要条件。到了大革命时期,整个法国有32家这样的医院。

这些地方的管理章程使得它们具有了真正的象征意义,因为它们被创建为一种完全自主的司法领地。1656年的法令提到了“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并且规定,只要是综合医院主管视为必要的条例,与之相关的上诉一概不予受理。于是,这些机构中的被禁闭者在身体上和行政管理上都被排斥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外。疯癫者发现他们的家就在这些分散的机构中,不是因为他们有病,而是因为他们是非生产者。

关于医院体制的性质有一些争论。福柯准确无误地断言说,曾经有过让这些机构的被禁闭者参加劳动的尝试。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同时也对穷苦者作为一种具有潜在动荡性的社会政治群体而给予应有的关注,福柯才认为大禁闭不仅仅是针对17世纪欧洲危机环境下的连锁情形所做出的一种反应。他写道:

在这些危机时期之外,禁闭获得了一种别样的意义。它的压迫功能与一种新的用途结合起来。问题不再仅仅是禁闭无业者,而是给被禁闭者提供工作,让他们为民族繁荣做些贡献。这种转换是很明显的:在充分就业和高薪时期,它可以提供廉价劳动力;在严重失业时期,则它可以收容游手好闲者,并发挥防范起义和动乱的社会保护作用。(MCP.51

综合医院的象征意义在于对被禁闭者的极端排斥之中。福柯的疯癫史根基于下述思想,即人们可以追踪记录社会他者所具有的各种形态的历史,并且能够通过分析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说明,特定的社会群体是怎样在不同的时代占据了他者的位置。然而,贫穷和麻风病在它们不同的时期中作为社会他者所处的象征性对等关系并不是牢固确定的。尽管总是不甚成功,但还是有不少试图让医院的被禁闭者参加工作的努力。这些尝试几乎不能证明穷人被惯例性地排斥在社会之外。必须补充一点,把流氓无产阶级排斥出社会的努力绝对不是全面有效的:在巴黎的大街上,贫穷现象随处可见,在18世纪的法国,下层阶级所担当的政治颠覆性角色也被完好地记录在案(Marx1973)。在那时,非生产者只具有部分的他性。实际上,综合医院开始被看做是“特权游手好闲者”的场所。但是,为社会福利做贡献的劳动伦理是至关重要的。对非生产者不甚有效的幽禁证实了排斥过程的持续实用性,并且也正是由于这一禁闭的异质过程,自17世纪起,疯癫者才被视为现代社会确凿无疑的他者。疯癫者没有能力为医院的经济运作做出任何有条理的贡献,正是这一点为结束象征意义的转让铺平了道路。

这些禁闭场所到底是什么模样呢?通过引证官方记录和同时代人的报告,福柯描述出了一副肮脏而又苦楚的黑暗画面。这些医院很难与监狱区别开来。它们是惩罚和道德谴责的系统,这一事实在福柯记述此系统中对性病患者的治疗时加以特别强调(HFPp.97-101)。福柯评论说,疯癫者被漠然地置于监狱和综合医院之间,看到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这两个机构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两者所关心的都是如何消解威胁社会秩序的因素,无论这些因素是来自发疯者的凶残、犯罪暴力,或者是非道德的骚乱。宽容、改造和治愈并不是专制主义辞典中的中心条目。

但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传统,一个医疗和疯癫相互之间并不陌生的传统。这一传统沿袭了“修道院监护照料的灵感,以救赎和改造与麻风病院的阴森模式形成对立”(Midelfort1980p.256)。米德福特(Midelfort)认为这些做法的意义被极大地低估了,其实不然,它们不过是幽禁的前奏而已:

古典时期的疯癫世界并非完全一致。冒昧地认为疯癫者被纯粹地等同于权力机构中的囚徒来对待,并没有错误,而是不够全面。其中有些人有着特殊的资格。

在巴黎,有一个医院保留着对发疯的穷人进行治疗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依然期望治愈这些疯癫者,他们可能被接进主宫医院。那里提供惯常的治疗手段:抽血、导泻和洗浴。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因为这个主宫医院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为疯癫者预留住处……但是,如果几周后这些患者仍然没有痊愈,男性将被遣送到比塞特尔,而女性则被送至拉萨尔佩特利耶。总括起来,对于整个巴黎的居民和周围地区,一共有74个为照料疯癫者而预留的住处——这74个住处构成了通向幽禁的前厅,这种幽禁恰好意味着一种与疾病、治疗和最终治愈之世界渐行渐远的堕落。(HFpp.125-126

于是福柯承认,与广泛的禁闭现象同时还存在着一个社会文本领域,其源头在古典时期之前,可以回溯到希波克拉底,那里有关于治疗疯癫的论述。我们在本章专门论述疯癫与科学的部分将会看到,他对此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探索。但是这一边缘传统的存在并不能转移论题的重心,即禁闭的源起是经济性、政治性和文化性的。麻风病的消失导致象征序列上出现了空缺,禁闭为疯癫填补此空缺创造了背景。

希波克拉底(πποκράτης,前460年—前370年)

在法国综合医院长达150年的历史中,贫穷渐渐地从绝对的道德谴责之下解放出来。这一时期的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劳动阶级成为了国家财富所必需的经济元素。贫穷不再被看做是游手好闲的符号和社会动乱的萌蘖。而是成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东西。福柯写道:

在重商主义经济背景下,既非生产者又非消费者的贫民没有任何位置:他们游手好闲、四处流浪、无人雇佣,因此其唯一归宿就是被禁闭,这是一种从社会中提炼出来的用以流放他们的手段。现在,新兴工业需要劳动力,他们就在国家中重新获得了一个身份。(MCp.230

实施禁闭的医院开始被看成是,从经济上来说,不合时宜而且缺乏理智的慈善机构。获取财富的奥秘在于剥削穷人,而不是幽禁他们。

福柯曾竭力追问,是什么使得综合医院内所有的被囚禁者抟聚成了一个范畴。疯子、穷人和道德败坏者的共同之处在哪里?他回答说,他们都是处于专制主义政治和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秩序界限之外的人。禁闭是对这些状况的一种伦理回应,这种社会强制行为造就了20世纪晚期一个令人费解的范畴统一体。在19世纪初,随着禁闭时代的结束一种新的话语出现了,即经济学话语。现在,贫穷将会被用数字性而非伦理性的术语来描述。在大禁闭时期之中和之后,虽然这些话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对贫穷的理解和处理都依然是一个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

禁闭之外的恐惧也以不同形式浮现出来。尽管把各种工作引进禁闭场所的努力无疑是失败了,但这些尝试确实起到了把疯癫者与其同室伙伴渐次分开的作用。在被禁闭人员中划出了一道分界线的并不仅是对工作的广泛需求,这些场所的人文地理状况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从18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个日益高涨的抗议:那些不是疯子的人不愿与疯癫者沆瀣为伍。福柯写道:

疯癫渐渐地变成了被禁闭者所恐惧的幽灵,是他们蒙受屈辱的象征,是理性被击溃并陷入缄默的写照。不久,米拉波就认识到,这种对待疯癫的薰获杂处的可耻行径是一种微妙的暴力工具,也正好体现了专制主义的野蛮和嚣张。(MCpp.224-225

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是法国18世纪的著名政治人物,但因其不羁的生活作风而曾经遭受监禁,他认识到疯癫在很大程度上是监禁的做法本身所造成的结果。那些被逐出社会并抛入完全降格了的环境中的人该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当理性赖以立足的所有社会支撑物被一概抽空时该如何保持理性呢?对于综合医院和作为整体的禁闭系统而言,疯癫并不是一个需要由看守和囚犯来对付的偶然问题。它是这一作为整体的系统的产物和本质,也是一种骇人的反讽和隐匿的伪善,因为治疗方法的再度人性化是建立在将疯癫确认为疾病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种做法,福柯在其作品中反复申述,是人类科学得以兴起的条件,也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超然态度和客观性面纱掩盖下的认识论的发展发挥了政治作用,即把先在的政治背景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消解。

奥诺莱·加里布埃尔·米拉波Honore-Gabriel Mirabeau,17491791

巴黎的居民,尤其是那些与比塞特尔和拉萨尔佩特利耶两处闾阎相接者,或许并不能有福柯关于疯癫如何得以传播的理解。但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极为不妙。福柯所谓的“大恐惧”出现于18世纪中叶。那时,人们对于据说是来自于禁闭场所的神秘疾病感到非常害怕。福柯用整整一个章节解释说,这就是人们对于禁闭系统的复杂反应。首先,它是对禁闭做法的谴责,因为滞居一处必然滋生疾病。即便是在18世纪中叶,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流动是群居社会的内在条件。于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就又加上了它对于人性憎恶滞居的强调。其次,它是对于保护的呼吁:禁闭造就了不可预知的暴力和分裂性的疯狂形象。典型的疯子不再是一个傻瓜,而是一个满口胡言的神经病。第三,这是对医疗职业的召唤,其从业者将作为哨兵出现,而不是仁慈悲悯的人道主义者。

但是,令人惊愕的是,禁闭的全面意义并没有在此否定性的平面上被穷尽。就在这场道德惶恐中,浮现出了一种新关系;禁闭场所与世隔绝的暴乱狂悖在其围墙之外也起到了连接恐惧和欲望的新作用。福柯写道:

施虐狂(Sadism)并不是最终送给那与厄洛斯(Eros)一样古老的性爱的名称。它是出现于18世纪末的大规模文化现象,并且构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个最重大转变:通过嗜欲的无限放纵,非理性转变成为心灵的谵妄、欲望的疯癫,以及爱与死的疯狂对话。非理性在被封堵并沉寂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出现,施虐狂也正是出现于此时。(MCp.210

作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个失败,禁闭迟早要结束。但在围墙的内外两侧,它都塑造了新的疯癫形象。就是在此背景下,福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皮内尔和图克的介入。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是法国医生,他于1793年成为比塞特尔的主管,不管是在此处还是在拉萨尔佩特利耶,他都因为在管理疯癫者方面引入了更为人性化的体制而颇负盛名。英国人塞缪尔·图克(Samuel Tuke)在约克郡成立了休养所,在那里,精神病患能够在一种静谧和沉思的宗教氛围中被治疗并治愈。二人在精神病医学的标准历史中被用一种凯旋式的口吻描述为心理诊所的现代创始者,他们构成了驱动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关注的目标,也就是疯癫本身是历史变迁和社会政治紧急状态的产物。然而,他们对疯癫成因的客观化、人性化和药物化处理,却需要藏匿刚刚被打上烙印的过往历史。其次,由皮内尔和图克等人开创的治疗方法把形成疯癫的责任置于患者自身之中,这样的推卸责任的做法为新生的心理卫生科学的成功发展提供了又一前提条件。

菲利普·皮内尔

据说皮内尔在1794年亲手打开了比塞特尔的大门,这恐怕不大可信。但在福柯看来,毋庸置疑的是,皮内尔并没有在任何真正的意义上解放疯癫者:

实证主义时代的精神病院——创建它是皮内尔的光荣——并不是一个观察、诊断和治疗的自由领域;它是一个司法场所,在那里人们受到谴责、裁定和判决,并且永远不得解脱,除非……通过良心自责。

疯癫的医学化以及它向精神病的转变,也许已经冲淡了它于19世纪的医疗界挥之不去的邪恶形象,甚至于在现代社会中,疯癫和清白反倒扯上了关系,因为在刑事审判中,疯癫可以成为抗辩理由。但是精神病院自身却是一个自我问罪的体制。其大功告成后的产品是些满怀懊悔的人,他们急切地想要返回到资本主义世界并投身到有序的劳动生活中。

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精神病患者——这一新近出现的社会存在范畴——出现的政治前提和经济前提。禁闭是专制政府进行的干预,也是其权力扩张和官僚控制的结果。但这些权威机构对于这一体制下产生的精神病患者的数目却无法实施管控。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存在于排斥麻风病人和禁闭社会不良分子之间管理上的连续性变得十分棘手。虽然大多数综合医院并不是被废弃的麻风病院,这却无关紧要。问题在于,一脉相承的财政和管理依然存在,尽管它们只是边缘性的。于是,这种连贯性就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脚注,说明了作为社会他者的麻风病群体被禁闭医院所取代的事实。在这种新的炼狱之内,正在发生着人们所意想不到的变化。新的想象的野兽被释放到外边的世界,它们需要被加以控制。也就是说,新的价值观出现了,它们植根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迁,并在发展着的经济学、医学和心理学的规训中得到了表达。与其他的各种技术手段相结合,这些价值观共同起到了确保一个温顺的劳动群体的作用。所有这些,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会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在对福柯文本的一个早期评论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得出的关于历史叙事的经验是:

人类生活的根本性活动是历史的对象……在每一个作为历史对象的活动中,我们都必须按照被观察到的社会去重新定义事实,这些事实常常会由于其外在特征而被视为理当如此。(Barthes1972p.163

疯癫一旦在医疗上被客观化,其历史内容便被剥落,并因此丧失了有关其“真相”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为了揭示此“真相”的其他方面,也是为了在社会权力领域之外寻找疯癫的本质,福柯着眼于疯癫在文学和绘画中的表现。也许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一条通向其基础本质的线索甚或有望在摆脱历史阴谋操纵的纯净展现中洞察疯癫的本质。这是一个他后来舍弃的追问途径,也许部分是由于德里达的批判。但这仅只是推测而已。现在,我们应该看看福柯自己认为他都发现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