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文化

作者：卢卡奇

文章来源于《卢卡奇早期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

节选自《小说理论》

在那幸福的年代里，星空就是人们能走的和即将要走的路的地图，在星光朗照之下，道路清晰可辨。那时的一切既令人感到新奇，又让人觉得熟悉;既险象环生，却又为他们所掌握。世界虽然广阔无垠，却是他们自己的家园，因为心灵（Seele）①深处燃烧的火焰和头上璀璨之星辰拥有共同的本性。②

①Seele是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语思想界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早年卢卡奇的个核心概念。在般论述中，有国内学者将它译为“灵魂”，但我们认为似乎译作“心灵更要当些：它指的就是人的精神，但却反对那作为哲学术语并为人所广泛接受的“精神”概念，因为后者已经物化和异化了。它既是客观的和普遍的，又是混沌的和末分化的，是人类消除时代的文化悲剧的力量所在。在1911年的《心灵与形式》中，它具有更多的神秘主义泛神论色彩，而在《小说理论》中，它的理性主义内涵则要浓厚多了。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虽然心灵就在我们之中，但它是先验的，而非经验的。——译者注

②康德说……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我无需远求它们或猜度它们，仿佛它们掩蔽在黑暗中，或处在我的视线以外的超越境界一样;我亲眼看见它们在我面前，并把它们和我自己的存在意识联系起来。”（《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64页）卢卡奇显然是在转述康德的这一论述，与康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已经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将这一关系历史化了。——译者注

“哲学犯了思乡病，诺瓦利斯（Novalis）说，“不论在哪里它都迫切地想回家。所以，哲学——无论是生活形式的哲学，还是决定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哲学——总是要表征为“内与“外”的断裂、自我与世界的本质区别，以及心灵与行为（Tat）的失调。所以说，幸福的年代是没有哲学的，要不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年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共同享有每一种哲学都向往的乌托邦宗旨。如果不画出原型地图，人们怎能知道真正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呢？假如形式仅仅来自于永恒，且必定被赋予拯救象征符号的形式，假如从心灵之最深处涌出的种种冲动对于这个形式无从知晓，且不知道它们应当怎样相互协调，那么，先验地点（transzendentalen Ortes）这个问题会是什么呢？①如此一来，被理性先行决定的激情就成了通向完全的自我存在的道路，同时，先验力量之高深莫测然而又是可以解码的信息也从癫狂中诞生了，要不然它也就只能走向沉默。对于心灵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内部，因为对它来说，既没有外，也没有什么“他者（Anderes）。

①不论我们将“transzendental译为“先验的”，还是“超验的、超越论的”，似乎都不能完全体现“transzendental的全部意义，对此，倪梁康先生已经在《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56页）中进行了深入说明。不过，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所要强调的显然是“transzendental先于经验认识并使经验认识成为可能的这一意义。据此，在本书中，我们将“transzendental一般都译作“先验的”。——译者注

心灵远行涉险，经历了万般险恶，但它其实并不知道寻觅的真正痛苦和发现后的真正危险。一颗这样的心灵是不会将自己作为赌注孤注一掷的。它既不知道自已会迷失自我，也从未想过要去寻找自我。这样的年代就是史诗时代。在这样的年代里，勾勒出人物和行动外观的既不是痛苦的存在，也不是存在的安全感，它既令人兴奋也让人觉得很艰难（因为泰初伊始，这世界上无意义的事物和悲惨的事物还没有发育完全，大地上回响的只是那慰藉心灵的歌声，或更高亢或更低沉），这就是行动对于心灵的内在要求（尺度展开、整体）的充分性。在心灵还不知道它自身中横亘着要么引诱它跳下去要么激励它勇攀无路可走的高峰的沟壑的时候，在人们还不理解那统驭世界、分配未知命运和不公平祭品的神性——但人们对它的熟悉和亲密程度却不亚于一个父亲对他的小孩子们一的时候，每个行动就都还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件合体外衣。存在和命运、冒险和成就生活和本质，其实都是同一的概念。因为正是史诗为“生活如何变成本质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正式的回答。严格地说起来，只有荷马的作品才是史诗。之所以千百年来没有人能与荷马比肩，甚至都还不曾有人接近过他，其原因就在于他在人类精神穿越历史进程响亮地提出人类可以回答的问题之前，就已经找到了问题的解答。

荷马（约前9世纪—前8世纪）

如果我们愿意，这条思路可以引领我们去探寻希腊世界的秘密：它的完美对于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因此也就是一道使我们与之隔绝的、无法跨越的鸿沟。希腊人只知答案而不知问题，只知（甚至是玄妙的）谜底而不知谜面，只知形式而不知混沌。在历史悖论的这一头，他为形式（From）①画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源泉，这一切都使他成就了完美，而在历史悖论的我们这一头，它却只能将我们引向琐碎。当我们说起希腊人的时候，总要把历史哲学和美学、心理学与形而上学杂糅在一起，我们还在希腊人的形式和我们今天的时代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在这些沉默着的、再也说不出话来的面具背后，②感性（schone）的心灵在寻找那独一无二、稍纵即逝且永远无法把握的巅峰时刻，这是它们可以梦想安宁的时刻，但它们显然忘记了：那些时刻的价值正在于它们的转瞬即逝，它们回归希腊所要逃避的正是它们自己的博大精深。

①From也是当时的一个关键词，它指心灵或生命外化、客观化、客体化的表现方式。在卢卡奇把它与心灵对峙起来的地方，狄尔泰则将生命与表现、西美尔则将生命与形式对峙起来。——译者注

②在古希腊戏剧中，演员是戴着面具演出的。——译者注

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年）

更深刻的精神（tiefere Geister），努力将他们自己流淌的血液凝结成紫色的钢铁用来锻造盔甲，这样，他们的创伤就可以永久地隐藏，他们的英雄主义就要变成即将来临的真英雄主义的范例——将他们创造的这形式的碎片和希腊人的和谐一致相比较，将使他们的形式得以生成的他们自己的痛苦，和他们幻想的希腊人之纯粹的必须要克服的痛苦相比较，这种新英雄主义就可能诞生。他们希望——以他们顽固的、唯我论的方式将形式的完美诠释为内部毁坏的一个功能——从希腊语言里听到一种痛苦的声音，这痛苦的声音的强度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恰如希腊艺术胜过他们的艺术一样。这是精神先验类型的完全转变，类型的本质和后果当然都是可以描述的，其形而上的重要性也是可以被解读和领会的，但是，对它而言，哪怕移情心理或仅仅是理解的心理都是不可能被发现的。虽然每一种心理理解都预先设定了先验类型的确切地点位置，以及只在其范畴内发挥作用的功能。我们是不会用这方法尝试着去理解希腊世界的，因为这方法到最后会不自主地问：我们怎样创造这些形式？或：我们拥有了这些形式之后该怎么做？可如果我们去查究希腊精神的先验形式的话，那收获一定会更加丰厚，因为希腊精神和我们的精神本质上是不同的，也正是希腊精神使得这些形式可能产生，实际上也必然产生。

我们已说过，希腊人的答案出现在他们的问题之先。这一点是不能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被理解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说这和心理学有关，那也得借助于先验心理学方才能够实现。这意味着在决定了所有的体验（Erlebnis）和所有赋形的最终结构关系中，在先验地点之间在先验地赋予它们的主体之间，，并不存在无法克服、非一跃无以沟通的质的差别;意味着向着顶峰的上升和向着毫无意义的谷底的下降，都是在适当的路上进行的，即是说，这种最坏也是通过逐步的连续的测量步子，经过多次转换而得以实现的。因此，这样一个家园里的精神的态度就是对已产生并存在着的意义的消极的、空幻的接受。意义的世界可以把握，可以一瞥之间就被领会，它取决于去发现预定给每一个个体的位置。在这里，错误只是太多或太少的事，只是衡量或洞察的失败。因为知识只是除去面纱，创造只是对可见的永恒本质的描摹，德行就是关于道路的完美知识;与意义的异在仅仅是因为它与意义的距离太遥远了。这是一个同质的世界，即使人和世界“我和“你的分离也不能打破这种同质性。如同周而复始的四季中的任何一季，心灵就处在世界的中心;构成其轮廓线的界限与事物的轮廓线在本质上别无二致：它描画了清楚而可靠的线条，但有所不同的是，心灵的区分线条只涉及到并且为了一个均衡的同质系统的目的，而发生了相对的分离。人并不是作为实体（Subsantialitat）①的惟一承受者，在反射形式的中心孤立地生存：他和其他人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产物（Gebilde）也都被实体所充盈，就像他被实体所充盈一样，而实际上，他们是更加真实地为实体所充盈，因为他们与原型家园有一种更大范围的更“哲学的、更贴近的关系：爱、家庭、国家。

①我们应当在康德的物自体和心灵的复合意义上来理解（小说理论）中频频出现的实体概念，正是因此，下文才说“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真正的实体”。——译者注

他该做的事只是一个教育的问题，用语言来表述，就是他还没有回家这样一种事实;但这一表达也未能道尽他和实体之惟一的，无法舍弃的关系。在人的内心里，也没有一种迫使他完成这一跳跃的东西：他承受着远离实体的物质的玷污，他必须在脱离物质的升华过程中去接近实体，使自己得到净化;他前面是一条长长的路，但他的内心并没有深渊。

这样的界限必然会圈出一个完满的世界。即使在永恒意义的群星图景围绕着宇宙画出的可体验和将被赋形的圆圈之外，它感受到了威胁性的无法理喻的力量的存在，也仍旧不能将意义驱逐;他们可以破坏生活，但是永不能扰乱存在，他们可以在形成了的世界上投下黑影，但这黑影却注定要被形式吸收，成为使之愈发鲜明的参照物。希腊人形而上的生活;圈子比我们的小：所以我们永不能真切地侧身其中，如同这个比较小的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毋宁说，这个小圈子的完整性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先验本质，而我们的这个圈子已然破裂，在那样一个完整的世界里，我们甚至不能呼吸。因为我们已经创造了精神生产，所以，原始意象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们之于我们的自明性，我们的思想走在一条永远也无法彻底接近它的无止尽的路上。

1983年重印的英译版《历史小说》与青年卢卡奇

但我们也发明了赋形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被我们疲惫不堪且绝望的手所放弃的一切都是不完满的。因为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真正的实体，所以，我们要在认识和实践之间、在心灵和创物之间、在自我和世界之间设置无以逾越的深渊，所以，我们将深渊那一端的每一个实体都在反射中散漫开去;所以，我们的本质必须变成我们自己的设准，并因此在我们和我们的自我之间设置更深、更具威胁性的深渊。我们的世界因此变得无限广大，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蕴藏着远比希腊世界更丰富的礼物和危险，但是，这种富藏同时也消除了积极的意义，即他们赖以生活的基础——总体性（Totalitat）①。

①在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赋子总体性以三种内涵：首先指的是当下发生的社会历史的本体建构过程，也就是《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的抽象统治;其次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西美尔说人已经因为金钱而成了一个无限的世界公民的情境中，它一方面缅怀对那个已经失去了的传统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则猛烈批判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物化;最后才是人们所熟悉的总体性辩证法。《小说理论》中的总体性概念则比较单纯，主要是指一种乌托邦理想，同时也隐约有些社会历史的本体建构过程的意味,这实际是他透过西美尔这个楼镜观测马克思得到的一个结果。——译者注

作为每一个个别现象的构成性的根本实在，总体性意味着封存在它自身内部的某些东西是完整的;它之所以是完整的，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它的内部，没有东西被它排斥在外，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指向比它更高的外部;它之所以是完整的，是因为它内部的一切向着完美成熟，通过达到它自身的方式服从于责任（Bindung）。只有在一切被形式包容之前就已变得同质的地方;只有在形式不是一种强制，而是向着意识的转化、向着潜伏着的（作为模糊的渴望静卧在必须被赋形的事物最深处的）一切事物的表面的到来的地方;只有在知识就是美德、美德就是幸福的地方;只有在美就是可见世界的意义的地方，存在的总体性才是可能的。

这就是希腊哲学的世界，但是,只有当实体已经开始变得苍白的时候，这种思想才会产生。准确地说，如果没有希腊美学这样的东西（因为形而上学已先人为主地介入了任何可能有美学意义的东西），那么，准确地说，希腊的历史和历史哲学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希腊人穿行于历史自身之中，通过了以先验的方式对应于伟大形式的所有阶段;他们的艺术史是一种形而上学-遗传学的美学，他们的文化发展是一部历史哲学。在这个进程中，实体已从荷马的绝对的生活内在性，蜕变为柏拉图（Platon）虽然也是绝对的，然而却是需要把握、需要领会的先验;这个进程的阶段，很清楚，很鲜明地彼此不同（这里的希腊模式没有渐变!），在这些阶段中，进程的意义被规定为类似永恒的象形文字的符号一这些阶段是世界文学的伟大的永恒的典范形式：史诗、悲剧和哲学。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

史诗的世界要回答的是这样的问题：生活如何变为本质？但是，只有当实体后退到远方，回答才能成熟为一个问题。只有当悲剧对“本质如何变得鲜活这个问题作出了创造性回答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本来如此的生活（关于应当如此的生活观念取消了生活）已经失去了本质的内在性。在赋形的命运中，在创造着自己、发现自己的主人公那里，纯本质复苏回来，面对本质的惟一真实实在，纯粹的生活沉沦为了非存在;超越生活的高度、鲜花盛开的丰饶已经达到了，寻常生活甚至不再能够成为它的反题。这也不是由以下这个需要或这个问题引起的本质存在;雅典娜的诞生是希腊形式出现的原型。①

①在神话中，雅典娜身穿金甲、手持利斧，劈开自己的父亲宙斯的头颅而诞生。在这里，卢卡奇用这个神话似乎要说明的是人类已经无可逆转地从原始完整性中走出来了。——译者注

就像本质的实在，正当它转为生活并产生生活的时候，也就暴露了它的纯粹生活内在性的损耗，于是，悲剧的这个成问题的基础就在哲学中变得清晰可见，且成为一个实际的问题了;只有当完全远离生活的本质变成绝对的惟一的先验的现实、哲学的创造性的行为把悲剧命运显示为经验之残酷的无意义的恣意、英雄的激情显示为受地心引力的束缚，其自我实现仅仅是作为偶然主体的限制时，悲剧对于存在的回答才不再是天然自明的，而是像一个奇迹，一道纤柔但坚固的、沟通无底深渊之两岸的彩虹。悲剧的英雄接替了荷马史诗中活生生的人，精确地解读并神化了他，因为前者已从后者手中接过了正要熄灭的火炬并将之重新点燃。柏拉图的新人（neue Mensch），这位有着活跃认知力和能创造本质想像力的智者，不仅展示了悲剧英雄，而且照亮了英雄已征服了的黑暗的危险;柏拉图的新智者用超越英维的办法使英雄神化。但这个智者是人类的最后一种类型，他的世界是希腊精神所要创造的最后的典范性的生活结构。对柏拉图的观点起决定和支持作用的问题虽然被澄清了，但并未结出果实;自此以后的世界已变得很希腊，但是，那种意义上的希腊精神却越来越不希腊了;它创造了永恒的问题（当然也有解答），但是，敏感地带的根本之处的希腊性质却永远消失了。这个新到来的命运的精神格言在希腊人看来实际上是一种荒唐。

对希腊人来说确实是一种荒唐!康德的星空现在只照耀着纯认识的黑夜，它不再照亮任何独行者脚下的路（因为在新世界里做一个人总是孤独的）。并且，内在的光只是为漫游者的下一步提供了安全的根据，或者它的幻觉。再没有光从里面照向事件的世界，照进那对于心灵而言是个陌生者的它的巨大的复合体。在主体自为地变成现象、变成客体的时候;当他最深处也是最特殊的本质特性对他而言只不过是写在那方“应然”的想像中的天幕上一个从未遏止的要求的时候：当这种最深处的特性必须从深藏在主体内心之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出现的时候;当只有从最深的深处冉冉升起的才是他的本质的特性，并且没人能踏上或看见其基础的时候，谁能知道行动之于主体一惟——剩下来的向导——的根本本质的恰当性是否真正触及了本质？艺术，按照我们的标准而创造出来的世界的幻想中的实在，因此独立了：它不再是一个摹本，因为所有的范本都已消失了;它是一个创造出来的总体性，因为形而上领城里的自然统一已被永久地破坏了。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提出跟先验地点的结构转变有关的历史哲学，那么做其实也是办不到的。这也不是那种可以让我们知道转变的原因能否在我们（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的旅途中被发现或希腊的神灵是否已被其他力量驱逐的地方。我们既不想——不管有多么近似地——画出那通向我们自己的实在的路，也不想描绘那虽然其故土希腊已经消亡但仍旧充满诱惑力的力量，在希腊世界里，撒旦（Lucifer）那令人目眩的万丈光焰使人一再忘记他们的世界大厦之无以修复的裂痕，并诱使他们梦想新的统一——这种统一与世界的新本质背道而驰因而注定要走向穷途末路。

于是，教堂成了新的城邦（polis），从失落在无可救黩的罪孽里的心灵和它的某种荒谬救赎之间的矛盾的联系中，便产生了照射进世俗现实几乎是柏拉图式的天国的光束，那一跃成了世俗和天国等级（Hierachien）之间的一座梯子。①

①按照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境界说，我们从审美境界中经伦理境界，最终凭借一跃而进入宗教境界。——译者注

在乔托（Giotto）①、但丁（Dante）、沃尔夫拉姆·封·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②、皮萨诺（Pisano）③、圣·托马斯（S.Thomas）④和圣·弗兰西斯（S.Francis）⑤那里，世界又一次变得完整，变成了能尽收眼底的总体，深渊失去了它的实际深度所内在具有的威胁;它的全部黑暗成了纯粹的表面，毫不费力地适应了一个封闭的色彩统一体，而它并未因此丧失黑暗的力量;要求救赎的呐喊;变成了这个世界完美节奏体系里的不和谐音，因而提供了一个新的均势，其色彩和完美性与希腊人的均势——一种共同的不充分的异质强力的均势——相比也毫不逊色。

①乔托是14世纪意大利画家，600多年以来一直被誉为意大利第一位艺术大师。——译者注

②沃尔夫拉姆·封·埃申巴基是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德国诗人，代表作是史诗《帕尔齐法尔》，他与哈特曼·封·奥厄和戈特夫里德·封·斯特拉斯堡一起被称为伟大的中古高地德语叙事诗人。——译者注

③皮萨诺是14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雕刻家之一。——评者注

④圣·托马斯是13世纪英格兰的教会改革家，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追道他为圣徒。——译者注

⑤圣·弗兰西斯（1567-1622年）是法兰西天主教教士，日内瓦主教，圣母往见会创立者之一，1877年被授予教义师称号，是享此誉的第一位法兰西作家。——译者注

这个被救赎的世界虽然不可理解面且永远无法企及，却被拉近了，它就位于那个看得见的远方。最后的判决成了一种当前的实在被认为已建立起来的和谐一致的领城里的一种成分;当它把世界变成菲洛克忒忒斯（Philoctetus）①的一个伤口，一个只有圣灵能治愈的伤口的时候，它的真实身份就被忘却了。一个新的矛盾的希腊诞生了，美学又一次变成了形而上学。②

①菲洛克忒忒斯是希腊传说中在特格伊战争后期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一位英雄。希腊英雄禁拉克勒斯临死前把自己的弓箭传给了他，连成为一位著名的弓箭手。在去特洛伊的路上，他被蛇咬伤，在希腊战士奥德修斯和俄墨德斯的劝说下，重返特洛伊，治好咬伤，射死帕里斯，为攻陷特洛伊铺平了道路。——译者注

②黑格尔将史诗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东方史诗、希腊罗马古典型史诗、浪漫型史诗,其中第三阶段的史诗又包括古史诗的遗迹、中世纪基督教史诗、文艺复兴后吸收古代文化而创作的史诗三种类型。在这里,卢卡奇是接着黑格尔的论述往下，阐明浪漫型史诗与希腊罗马古典型史诗的本质差别。——译者注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统一分解之后，就不会再有自发的存在总体性了。能冲垮旧的统一的洪水之源已经枯竭;但是，失去希望的干涸河床，却将世界的面貌永久地撕扯出一道道裂纹。因此，对希腊世界的任何复活都或多或少是一种使美学成为形而上学的意识假设，这是一种对艺术领域之外的一切事物本质的强暴，是一种破坏它的愿望，是一种要忘记艺术只是许多领域中的一个的企图，而忘记世界的分裂和不充分性正是艺术能够生存和它得以自觉的前提条件。对艺术本质的这种夸大使它的形式负累，而且承载太重：它们不得不从它们自身产生出所有以前很容易接受的事实（Gegebenheit）;換言之，在它们原本先验的有效性开始之前，它们就必须单凭自己的力量创造出这种有效性的先决条件——客体对象（Gegenstand）和它的环境。一种可以被简单接受的整体不再被赋予艺术的形式，因此，它们必须或者将任何待赋形之物进行压缩（verengen）、挥发，这样它们就可以承担这赋形之物，或者它们只能被迫辩论地阐明它们的必然客体对象的不现实性，和它们惟一可能的内部无效性。在此情况下，它们把世界结构的碎片化本质带进了形式的世界。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