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皮埃尔·布尔迪厄

一种实行的阅读理论

务必要谨慎，倘若您不想在雅克和他的主人的谈话中以真当假，以假当真。好好给您提个醒，我可就撒手不管了。

——德尼·狄德罗

我在小说中老是看到自己付出并赋予陈述以信用和“生命”的力量，虽然其中大部分陈述对作者来说无足轻重（我说的是最好的小说；75%的句子是可以随意变化的，如同——流行的——认识在“生活”中一样）。

——保尔·瓦雷里

“埃米莉·格里尔森小姐死的时候，我们全镇人都去参加了葬礼：男人们，出于对一座消失的丰碑的尊敬之情，女人们，尤其是被好奇心驱使，想看看她房子里面是什么样子，十年来，除了一个身兼园丁和厨师的老仆人，谁也没见过。”[1]小说像一个随随便便的故事一样开了头，符合体裁的规则：一个主角，埃米莉·格里尔森小姐，她暗地里被指定为一个出色的人物，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物，他们按照性别分开，他们的特征按照典型描述（男人们的保守，女人们的好奇），一个接受体裁惯例的叙述者，他暗中与集团认同（“我们发现”，“我们说’，“我们的镇子”），还有全部的线索，尤其是时间线索（“十年来”），它们导致一种无法言喻的奇特。

为了表现埃米莉，一个毁灭的过去残存的荣耀（倒塌的丰碑），福克纳积累了表面上微不足道的记号，但这些记号非常适合引发作为许多动力的常识前提，一般小说家为制造真实效果通常不太自觉地动用的这些前提；比如他依靠贵族观念——和它包含的一切，如著名的“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在小说中被明确提出——以表现一个非常骄傲的老妇人，一个破产的大家族的最后幸存者和往昔传统的象征，以激发被纳入这种社会本质中的所有预想。

贵族观念是在社会形成的并且具备整个社会力量的有利偏见，它既作为社会现实的构造原则又作为社会现实的预想原则发挥作用，这种社会现实既被叙述者和他的人物又被读者默许，这些预想通常通过事实得到确认，条件是贵族具有一种本质的地位，因为本质先于存在和产生存在，从根本上要求或排除某些可能性。前提的力量如此强大，而且实践归纳的习性假设如此坚定，以致这些假设抗拒明证性：“我要砒霜。”药铺老板看着她。她凝视着他，笔直地站着，脸像一面展开的旗。“当然可以，”药铺老板说，“如果您想要。”词语和行动的意义由产生它们的人的社会形象预先决定，而且涉及一个“不让人起丝毫疑心”的人，谋杀的想法被排除了。

常识的预测比显而易见的事实更加强大；公认的事实（“就像她买了灭鼠药砒霜的那天”；“盒子上写着……‘老鼠用’”）比炫耀式的招认更意味深长，无论是疯狂的招认还是厚颜无耻的招认（“我要毒药，”她对药铺老板说）。作者积累的所有可疑符号都是如此“气味”，说“她父亲没死”的埃米莉的疯狂，等等——这些可疑符号既被埃米莉的同乡又被读者忽略或视而不见（“没人说她疯了。我们以为她别无选择。我们想起她父亲赶走的所有年轻人，我们知道，她既然一无所有，就得牢牢抱住让她破产的东西不放，人们通常都是这么做的。”）同样，只有在埃米莉死后，也就是在“事情过去”四十年之后，杰弗逊的居民才发现埃米莉毒死了她的情人，所有这些年里在她的房间里保存着他的尸体，读者到了故事的最后一页才发现自己错了。

一部反思的小说

但这也许没有超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精心编织的情节，若不是反过来看福克纳通过对年代的一种巧妙操纵，构建了作为一个陷阱的叙述，在这个陷阱中，日常生活的前提和小说体裁的惯例在整个故事中都被用来促进对一种合乎情理的意义的预想，这个预想在结尾处被揭穿了。实际上福克纳安排了一种双重的过度信任：首先是埃米莉实现的过度信任，她依据的是贵族的或多或少具有幻想成分的表象（‘我们常常把自己想像成画中的人物”）和对世界意义的共识，习性的默许建立了这种共识，以欺骗药铺老板和她的所有同乡，尤其是男人，他们比女人和她们的闲言碎语更倾向于接受有利于公认的和表面的真实的一种偏见；接下来是他对读者施加的过度信任，他利用读者在“阅读的契约”中默许的一切，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虚假的征象和虚假的线索，使他偏离某些迹象，尤其是时间迹象，他以一个优秀的侦探小说家的方式，在叙述的过程中散布了这些迹象，却不露蛛丝马迹，只有像梅纳克汉·佩里[2]这样的一种系统阅读才能标明和整理这些迹象。[3]

福克纳

实际上，福克纳不声不响地打破了“阅读契约”（我们有充分理由用契约来说明读者置入阅读中的轻信和消除自我的运动，读者带着常识的所有前提，通过消除自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中）。为了实行这种决裂，他以一些手段装备自己，这些手段就像注定要被首先忽略的迹象分散一样，与侦探小说的手段非常相似；但是，他远远不是要求这些普通前提准许读者通过回想将一个表面异常的结局重新纳入这个普通世界的逻辑中，而是在这里利用它们，以鼓励最平常的期待，并通过一个真正异常的出路，变本加厉地辜负和揭露这些期待；无论如何，这个出路出人意料，但它激发一种重读或至少一种心理的回想，这种回想迫使读者至少隐隐约约地发现这个骗局，而他既是骗局的受害者又是同谋《埃米莉的玫瑰》暗中要求的读者就是这个异乎寻常的读者，人们有时说的这个“第一读者”（却从不提出这个奇特人物的可能性的社会条件问题），甚或这个超读者，他不单单懂得解读故事，还懂得解读对故事的普通阅读，懂得解读由读者使用的前提，这些前提处于他对时间和行动的普通体验中，以及他对一种“现实主义的”或模仿的虚构的阅读经验中，而这种虚构被认为表现了普通世界的现实和关于这个世界的普通经验的现实。

《埃米莉的玫瑰》实际上是一部反思的小说，一部令人回味的小说，它把思考小说和天真阅读的计划（在信息论的意义上）纳入到了它的结构中。它以一种测试或一种实验装置的方式，要求重复的但也是双重的阅读，这种阅读对于概括天真的第一阅读印象和在第二阅读中突然出现的回溯说明的新发现是必要的，第一阅读结束时获得的对结局的认识，把这些新发现抛给文本尤其是抛给天真阅读“小说”的前提。因此，读者陷入了圈套，这是对真正矛盾的观念的误认的真正挑战，因为这种观念的误认来自对信念的前提的自然应用，于是读者不得不把他通常不知不觉地给予作者的一切暴露出来，而作者同样不知道他们对读者提出了这个要求。

福克纳依靠所有暗中在关于世界的普通经验和关于阅读的普通经验中被使用的前提，着重强调了这样一些特征，它们将注意力转向相反的方向并掩盖真正的结构，尤其是时间维度上的结构。他打乱了年代顺序，将读者推向了一种期待，而这种期待最终变成了幻灭；这就通过一种巧妙组织的常常不合时宜的混乱，向读者提供时间线索，这些时间线索使他有可能摆脱叙述的不连贯性，进而通过真正的连续顺序，重新把握因果关系和目的性的意义与联系，这些意义和联系只有从结局的新发现出发才会以回想的形式出现。

为了产生这种作用，福克纳首先依靠小说写作和阅读的前提及手段。福克纳以一个假装相信他所讲述的事情的小说家的方式，请求读者读他的故事时假装忘记它是虚构的，他使人相信表面上的叙述，一直采用“我们”或无人称的、一致的和匿名的表达方式如“所有人都认为……”，“所有的女人都说……”；因此他表现为集团的代言人，这个集团的每个成员都不知不觉地赋予其他所有人自己的东西，即构成共同世界观的非正题的正题：因此，如果他没有忘记强调埃米莉行为的怪异，他也是为了依靠贵族的共同表象来暗示这些行为不能归咎于疯狂，而是归咎于对贵族的高尚和骄傲所持的一种成见。他请求读者按照被认可的常规将他的叙述读作一个真正的虚构故事，他准许并鼓励读者在阅读中引入他在生活中和日常观念中使用的前提，比如相比之给予女性的观念，给予男性的、公认的、尊重惯例的和体面的观念更多信任的前提，女人在社会学上更倾向于对公认的真理，也就是男性的真理提出质疑，而最终的结果也往往说明她们有道理。[4]

但他也在故事的写作中使用了普通写作和阅读的前提，这些前提就像人们从头到尾读一本书一样，注定被忽略，他还使用了他对天真阅读与专业读者的“学院”阅读之间差距的实践认识，天真阅读被动、匆忙而漫不经心，不试图重建时间和地点的总体结构，而学院阅读能够追溯过去，重建真正的事件年表，粉碎了潜在地被暗示给天真的读者的一切构建。这种双重使用的明证是由所有这些“她似乎……”、“她的眼睛似乎”提供的，小说家的视角由此得到强调，这些词句以追溯的方式表现为埃米莉的同乡对这个人物及其行为的真相的无知。这种反思的写作因此要求一种反思的重新阅读，这种重新阅读与对人们知道其解决办法的侦探小说情节的重新阅读不同，它不仅揭开了一系列骗人的迹象，而且发现了轻信的读者陷入的自欺，以及特别与叙述和阅读的时间结构相关的手段和效果，小说家通过这些手段和效果的重建唤醒了一些社会前提，这些前提建立了关于世界和时间的天真经验。

阅读的时间与时间的阅读

如果我们仅限于这篇小说，并不能肯定地说“福克纳的时间性”就是萨特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所说的那种。[5]无疑，这是因为福克纳的小说家活动促使（或强迫）他致力于实际时间与叙述时间之间的关系，他决定与小说的传统观念和关于时间经验的天真的年代表象公开决裂：“当人们读《喧哗与骚动》的时候，”萨特说，“首先被技法的奇特打动。福克纳为什么打破了他的故事的时间而且把时间片断都搞乱了？为什么朝这个小说世界打开的第一扇窗是一个白痴的意识？读者试图寻找标记并为自己重排年代表。”但或许这恰恰是作者想从读者那里得到的东西：让读者从事必不可少的定位和重建工作以摸清头绪，让他发现由于过分容易理解头绪而丧失的一切，如同按照通用的惯例（特别是在涉及叙述的时间结构上），也就是说按照普通的时间经验之真理及关于这种经验的叙述的普通阅读经验之真理写成的小说中那样。

萨特

与电影艺术作品的完成需要观众的积极合作类似，福克纳的小说也是探索时间的真正机器，它们远非提出一种只需说明的完备的时间性理论，而是迫使读者依据叙述中提供的有关人物的时间经验的因素，并进一步，依据他对自己作为行动者和读者的时间经验的提问和思考，自己建立这种理论，他的提问和思考出于迫不得已，因为他的阅读常规受到了质疑。实际上，如同常人方法论者有时实施的打断信念惰性的实验那样——比如一个大学生的母亲让他到厨房里拿牛奶，这些方法论者就让这大学生回答“可是厨房在哪儿？”——福克纳的叙述揭露了常识赖以存在的默契——比如将传统小说家与其读者联系起来的默契——，对公认的信念提出质疑，这种信念建立了关于世界的和这个世界的小说表象的信念经验。

福克纳有意识地对抗一种举动，这种举动虽表面上平庸，却是完全不同寻常的，这种举动旨在讲述一个故事，也就是置身于有距离的和中立的关系之中，这是相对于叙述的社会行为所包含的实践及其特定逻辑而保持距离和中立，于是福克纳在他的故事结构中纳入了对经验的非常深刻的提问，而这种经验是我们从时间中得来的，这种时间既处在生活中又处在对我们或别人生活的叙述中。这个提问和他对提问的初步解答，以及他自身的作家手段，促使产生一种时间经验的理论，这种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福克纳的理论，也不是萨特归于福克纳的理论。

这种理论，人们只能通过抛弃和克服关于时间性的自发哲学来建立它，小说的表象，尤其在自传这个变种方面，是这种自发哲学的最典型表现。这种行动的和行动叙述的自发哲学，被“前-福克纳”小说家而且也常常被历史学家用于历史写作，它在（胡塞尔或萨特的）时间意识哲学中找到了其自然的延续，禁止获得对实践结构的真正认识：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完成的时间与对时间的体验（在经历的意义上）毫无关系，即使时间以一种经验（在阅历的意义上）为前提，或者，如塞尔[6]所说，以一整套背景假定为前提（福克纳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背景假定”的许多例子，无论这些假定是支持埃米莉的同乡关于她与霍默·巴伦关系的假设，还是支持他们对这种私情的前途的预测，抑或建立了他们统一的和不容置辩的判断：“同样，第二天，所有人都说：她要自杀；我们以为她只能这样。她与霍默·巴顿的关系开始时，我们说：她要嫁给他。后来我们说……”）。

行动者在行为中获得了时间性，他通过行为超越即时的现在，趋向包含在过去的未来，他的习性就是过去的产物；他在对一种将-来的实践预想中产生了时间，这种将-来同时也是对过去的实践的现实化。我们因而可以抛弃把时间看作一个自在的、外在于和先在于实践的实在的形而上学的形象，也不接受意识哲学，意识哲学在胡塞尔那里，与时间化的（创立）观念联系在一起：时间化既不是一种脱离世界的超验意识的构成活动，如同在胡塞尔那里，也不是介入世界的一种此在的活动，如同在海德格尔那里，而是与其他习性协调的一种习性的时间化（这与胡塞尔的超验的主体间性对立）。与世界和时间的实践关系，对于在构建世界的意义中使用相同前提的所有行动者来说是共同的，这些行动者处在这个世界中，实践关系建立了关于这个常识世界的世界的经验。作为实践意义的习性是社会世界的结构归并的产物——而且，尤其是它的内在倾向和时间节奏的产物——，习性引起了前提（假定）和预想，前提和预想通常被事物的进程证实，且与熟悉的世界建立起一种直接的亲近关系或本体论的同谋关系，这种关系完全无法归约为一个主体与一个客体的关系。

总之，习性是时间存在、所有预想和前提的社会建构原则，我们通过这些原则在实践中构建世界的意义，也就是世界的含义，但同时，密不可分地，构建世界朝向将-来的方向。这就是福克纳迫使我们通过系统地打乱社会游戏的意义发现的，我们既在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中，又在对这种体验的天真叙述的天真阅读中使用了社会游戏的意义：游戏的这种意义也是游戏历史的意义，也就是将-来的意义，习性在游戏的现在中直接读出了这个将-来，而且习性通过指向这个将-来，但不在一个有意识的计划中将它明确提出，促使这将-来出现，进而把它作为偶然的未来进行构建。

注释

[1]W.Faulkner，《Une rose pour Emily》，in Treize Histoires，Paris，Gallimard，1939，p.135.

[2]M.Perry，Literary Dynamcics，How the order of a Text Creates Its Meanings（Poetic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Tel-Aviv，Tel-Aviv University，1976.

[3]即故事的前三页：“从这一天，1894年，萨托里斯上校··”，“从他父亲死的时候”，“接下来的一代”，“一月一日”——没有指出年代——，“八或十年前”，“萨托里斯上校大约死了十年了”，“三十年前”，“她父亲死后两年并且她的恋人抛弃她后不久”。

[4]自然，我们不认为作者明确意识到了所使用的各种机制，而且他如同一切社会行动者，对他的机制进行实践的把握。因此，他可能没有（对自己）提出假定的读者的性别问题。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既然按照一切可能性，即使读者是女性，设置也照常发挥作用。

[5]J. -P. Sartre 《A propos de Le Bruit et la Fureur. La temporalité chez Faulkner》，Situations Ⅰ，Paris， Gallimard， 1947，p.65-75.

[6]Cf. J. R. Searle，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