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市民社会话语I~VI

——《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出版之际（访谈之市民社会专题二）

作者简介

张一兵，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

刘冰菁，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文章来源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摘要：《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区分了市民社会话语I~IV，这不仅仅是翻译问题，而且是思想史研究中的理解与阐释问题。市民社会一词最早的使用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πολιτικηκοινωνíα”（政治交往体/公民社会），指的是古希腊国家层面的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a。直到霍布斯、洛克重新启用了“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概念，但它已经变成一个赋有资产阶级启蒙意义的政治概念，指向了资产阶级政治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b，即话语格式塔发生了转变。而马克思更多地是在经济交往共同体层面上认识市民社会，他经历了斯密-黑格尔（civil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I和黑格尔的被批判性超越的自在市民社会话语Ⅲ等。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即市民社会话语IV的话语，特设性地指向了人类社会一般结构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

刘冰菁（以下简称“问”）：张老师您好！20世纪7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指认“资本主义”是一个晚近出现的词语，宣称马克思生前的学术研究中并未使用过“资本主义”的概念。这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广泛的讨论，您也曾撰文回应过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虽未大量使用名词形式的“资本主义”概念，但他凭借“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与发展规律。如今，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您重新梳理了马克思从市民社会话语向批判性的资产阶级社会话语的转换过程，这是否是对您过往研究的一种延续？其中有何不同呢？

张一兵（以下简称“张”）：关于布罗代尔提出的“资本主义”问题，我认为，他的说法表面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开著作，比如《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中，“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概念是极少出现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布罗代尔这里指认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概念，他背后的意图是为了证明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学说不是马克思首创的，而是出现在1902年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似乎是桑巴特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

因此，在面对布罗代尔提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光要在文献中找出证据证明马克思是否使用过名词形式的“资本主义”概念，更要回答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学说不是桑巴特而是马克思首创的。我和周嘉昕在写作《资本主义理解史》第一卷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类研究，那时我们就在思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使用，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学说，这两者不是一件事情。因此，在《资本主义理解史》里，我们从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视角，回顾了资本主义经济层面的“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这是一条经济发展的线索。而且，我们从政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梳理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关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理论学说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基本历史过程。但是，我仍然觉得问题没有真正说清楚。

在《资本主义理解史》之后，我认为我们仍忽略了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史的重大贡献，那就是他第一次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这也是《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我所说的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因此，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我仍然在回答布罗代尔的问题，这是一种主题内容上的延续，但这个延续更是一种巨大的跨越。面对布罗代尔，我不再局限于马克思是否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的争论当中，而是明确马克思才是第一位形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的思想家，由此科学社会主义被真正确立了起来。这弥补了我原来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的一个空缺，那就是马克思无论从事哲学研究还是经济学研究，他始终是为了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为了服务于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

问：本来想在中文语境中翻译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类概念并非易事，“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到底译为“市民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一直存在争议。我注意到，张老师您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重新梳理了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萌生的四重市民社会话语。包括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作为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斯密-黑格尔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I，黑格尔否定与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Ⅲ，马克思作为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话语IV。

这看起来比“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翻译问题更为复杂，您是基于什么标准划分不同的市民社会话语的呢？是以历史发展线索为依据，还是以马克思探索市民社会的思想发展线索为准则？

张：其实，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不仅区分了市民社会话语I~IV，还区分了异化劳动I~Ⅲ、现实抽象I~Ⅲ、事物化I~Ⅲ等。同一个概念的不同区分，这不仅仅是翻译问题，而且是思想史研究中的理解与阐释的问题。这就涉及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启用的“话语格式塔”方法论。福柯曾在《知识考古学》里提出“话语实践场”的概念。他强调，想要打开一类文献的话语档案，其核心部分并不是话语内部的叙述，而是要把捉让话语得以呈现的话语实践场，那是类似于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话语得以存在的“先在性”问题。我把这个方法论移植到了《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整个讨论过程里，这样就会发现，马克思前后虽然使用了同一个德文词，但是不同的话语实践场赋予了该词不同的理论内涵。

这还涉及拉康精神分析学里提到的索绪尔语言学的所指与能指问题。能指是市民社会的英文词“civil society”和德文词“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所指是能指链接的指向对象。问题是“civil society”和“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难道只有一个所指，即只有一种意义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通过话语格式塔方法我想要强调的是，任何一个能指，它的所指都是在特定的话语场境中形成的特殊的所指。而且，在不同的场境之中，相同的概念生成的所指意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甚至，这个概念能指不在场，但指向所指的特定话语场景是存在的。

因此，我之所以区分四重市民社会话语，这不是翻译问题，而是不同的话语格式塔发生转变导致的所指的变化问题。比如，我区分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作为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它实际上横跨了两个历史阶段。因为市民社会一词最早的使用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πολιτικη κοινωνíα”（政治交往体/公民社会），指的是古希腊国家层面的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a。直到霍布斯、洛克重新启用了“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概念，但它已经变成一个赋有资产阶级启蒙意义的政治概念，指向了资产阶级政治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b，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话语格式塔发生了转变。而马克思更多地是在经济交往共同体层面上认识市民社会，他经历了斯密-黑格尔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I和黑格尔的被批判性超越的自在市民社会话语Ⅲ等。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我称之为市民社会话语IV的话语，它特设性地指向了人类社会一般结构的经济基础。

因此，我区分了四重市民社会话语，并不是在回答“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对应何种中文的翻译问题，而是诚实地揭示了在不同思想语境的话语格式塔转变过程中，同一个概念“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所发生的所指的具体变化。

问：另外，《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区分的四重市民社会话语，其内部似乎依次构成了否定与超越的关系。比如，张老师您指出，对于政治共同体与公民社会的市民社会话语I，斯密等人揭示了市民社会话语I的经济关系本质。而黑格尔不仅认识到了市民社会话语I的经济关系本质，而且提出了超出经济必然性的市民社会批判话语Ⅲ。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张：对的，但是这个否定与超越的关系要排除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话语IV。因为首先，由自然法权和平等的政治关系建构起来的政治市民社会I，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商品交换关系自发整合起来的经济市民社会话语II所规定的。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里就发现，市民社会话语I中的政治与法权关系，根本上围绕着所有权关系即经济利益展开，这是资产阶级政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而黑格尔否定与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Ⅲ，他采取了对经济市民社会话语II的唯心主义式的超越，他认为国家与法能以绝对理念的自由解放的形态、超越经济需求建立起来的市民社会。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我称之为市民社会话语IV，它其实在四重市民社会话语中是一个例外，因为它不是关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话语，而指向了人类社会一般结构的经济基础，超出了前面三种市民社会话语的讨论域。

问：那么，继续回到您区分的四重市民社会话语。您将市民社会话语I进一步细分为市民社会话语Ia和市民社会话语Ib。马克思最初在《莱茵报》时期提及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指向了古希腊以来欧洲传统沿袭的“公民社会”，即市民社会话语Ia。随后，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遭遇了市民社会话语Ib，指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交往实践中强调个体的自由与平等的公民社会。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在历史现实研究中看到国家与政治并不是按照自由平等的政治理念运行，反而围绕所有制财产关系展开。这使青年马克思意识到作为“公民社会”的市民社会话语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幻象。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青年马克思进入市民社会话语I的政治学语境时就已经带有反思与批判的立场？

张：可以这样说，但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做一点具体的区分。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反对的是封建专制和地主阶级对劳动群众的残酷剥削，以及国家议会和机关为封建特权阶级服务的本质，此时马克思是为劳动群众辩护，仍受到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并未彻底转向无产阶级立场。到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赫斯、恩格斯等人的影响下彻底转到了无产阶级立场之上。在这之前《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通过对近代欧洲国家历史、公民史的研究，马克思突然发现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争斗归根结底是为了私人所有制的经济利益，换言之，他意识到市民社会本身是分裂的。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公民法权问题上，每个人都被宣称独立平等地享有天然权利，但是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现实经济活动中，每个人又因财富多寡形成了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这其实是《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的政治异化批判的缘起。

所以，青年马克思在接触市民社会话语Ia、Ib的过程中，他带有批判的精神，更具体地说，他经历了从政治异化批判向对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的转变，从为专制条件下劳动群众辩护向资产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

问：您区分的市民社会话语II和市民社会话语Ⅲ，前者是斯密-黑格尔所说的以劳动分工和交换体系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话语II，后者是黑格尔用国家与法试图超越市民社会的批判性话语Ⅲ。问题是，为什么黑格尔的两种市民话语能被区分开来？因为在斯密看到需求体系的地方，黑格尔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同时看到了市民社会这一盲目偶然的需求体系背后必然走向伦理实体的内在逻辑，如个人利益只有通过普遍的需求体系才能得以实现，这意味着个人利益所代表的特殊性（主观性和任意性）之中，存在着必然走向普遍的合理性。这样来看，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话语应是无法被分割的统一体？

张：一是从思想史的史实上看，在青年黑格尔的柏尔尼时期，他首先是接受了以法国大革命为核心的市民社会话语I，然后在法兰克福时期通过研究斯图亚特和斯密的经济学，接受了市民社会话语II，此后才逐步在耶拿时期的实在手稿中开始提出超越市民社会话语II的唯心主义批判性反思。二是当黑格尔进入经济的市民社会话语的时候，本身就已经蕴含着对市民社会的批评和超越，这是对的。这也是黑格尔与斯密关于经济市民社会不同的地方，斯密、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家都正面肯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自然法，而黑格尔更多地看到“看不见的手”的自发盲目特征。我对市民社会话语的区分，更主要的是我研究马克思思想的逻辑使然。回到马克思的德文语境中，他使用的就是一个德语词“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但在同一个“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能指背后，实际上指向的所指是不同的。换言之，马克思在不同话语语境中使用相同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却指向了完全不同的意思。这就容易造成我们在理解马克思关于“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问题上的混乱。

由此，我之所以把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I，一是否定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Ⅲ，是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马克思遭遇不同类型的市民社会话语的复杂过程。比如，马克思最初批判黑格尔转向唯物主义时，他按照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法观念把黑格尔的判断颠倒过来，即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国家与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颠倒与批判是对的，只是此时马克思恰恰从手指缝里漏掉的是什么？漏掉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话语III对市民社会话语II的批判性维度。这一点实际上是在马克思政治立场转变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走向无产阶级立场之上时，才可能生成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性话语。比如，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bürgerlicher Gesellschaft”出现得极少，但在1844年末《神圣家族》中，“bürgerlicher Gesellschaft”重新出场，这时候它已经指向了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的批判对象，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多说一句，我认为这实际上是黑格尔批判性的市民社会话语Ⅲ的理论话语转型。

问：我们熟知，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青年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思辨理论，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从而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这也是青年马克思较早讨论市民社会的重要文本。但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张老师明确指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不仅没有达到斯密-黑格尔以劳动分工和需要（交换）体系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话语II，更没有进入黑格尔试图通过国家的伦理实体超越斯密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话语Ⅲ。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此时青年马克思尚未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话语？如何理解青年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及其唯物主义转变呢？

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一般认为，1843年，马克思是在受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颠倒并指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完成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向。只是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里特别指出，我们过去在讨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时都有一个假设，认为这里的“市民社会”的所指是后来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基础”，也就是我所说的市民社会话语IV。但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马克思理解的市民社会不是斯密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话语II（即在劳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形成的需要体系），也不是市民社会话语IV的经济基础，而是原子化个体的私利欲望的混合体。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前面提过，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话语IV是从他对经济市民社会话语II中而来，那么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马克思并未进入斯密-黑格尔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I的话语场境，那么“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中的“市民社会”指向的也就不会是市民社会话语IV的“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的论断，当然象征着马克思唯物主义立场的转变，这是没有疑义的。不过，我认为这个论断中还夹带着虚空的部分。那就是此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到底是什么，是否能彻底达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程度，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问：关于在《巴黎笔记》《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展开的第一次经济学研究，张老师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判断。您认为虽然此时青年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正是在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不在场之处，市民社会的话语所指才开始有所变化。但是，之前您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曾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本主义哲学批判理论是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前的第一个思想高峰。这意味着，马克思在没有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地方，反而发生了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哲学思想，这个判断是否有矛盾呢？

张：我个人觉得并不矛盾，我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里仍保留了之前的研究观点，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第一个制高点。首先因为，这虽然不是马克思科学的方法论，但它代表了马克思原创性的哲学方法论的第一个制高点，尤其是马克思开始真正理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哲学内容后。而且我认为，从后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来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马克思永远没有摆脱的理论大他者。

《巴黎笔记》

其次，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几乎很少使用市民社会概念，但他在《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面对的就是市民社会话语II的整个经济活动现实，从工人劳动、商品经济到资产阶级私有制发财致富的秘密等。尤其是，马克思开始批判李嘉图无耻地把人的存在看成无关紧要的、认为产品代表一切，这里是“资产阶级社会”出场的前夜，而不是“市民社会”。实际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市民社会概念本身就消解了，马克思不再接受市民社会话语I、II、Ⅲ，他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批判资产阶级社会。

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在市民社会话语Ⅲ中，黑格尔虽然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但他并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且他最终将绝对精神的理念复归到了现实的普鲁士封建专制统治上，这就得出了一个保守主义的现实结论。但是，在接触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话语Ⅲ之后，马克思形成的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资产阶级社会”概念，而不是前面提到的三重市民社会话语。市民社会话语I、II、Ⅲ实际上都没有突破资产阶级社会统治，从而隶属于资产阶级话语，而马克思是各类市民社会话语的废墟之上形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

所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特定格式塔语境中，“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这一德语词再次出现的时候，此时它的意义所指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指向的不是抽象的市民社会而是特指资产阶级社会，当然还有部分指向了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话语IV。

问：您强调，市民社会话语II是在斯密、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凸显的独特话语。在1844年开始第一次经济学研究之后，青年马克思才真正进入市民社会话语II。在这里，青年马克思看到了人类通过工业实践活动改变了过去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塑了外在自然的存在形式和有序性，在第二自然的经济构序中创造了过往无法生产、不可见的社会财富。对此，您曾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揭示了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内含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并且马克思从中不断增强着从社会现实出发的思想线索，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如何来理解市民社会话语II与社会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呢？它们似乎都关乎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张：简单来说，它们代表了我前后研究的两条不同线索，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里，我之所以从政治经济学中抽象出社会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线索，是为了更清晰地探索马克思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复杂运思过程。换言之，我所说的社会唯物主义，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面对的工业生产之后发展起来的复杂社会现实，这些研究内容构成了马克思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缘起。比如，第一，社会唯物主义坚持了物质生产基础论，将非直观的生产实践视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比如从麦克布洛赫到舒尔茨都描述了工业文明的物质生产实践如何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发展与人类活动，这些讨论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先在基础。第二，社会唯物主义中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触及社会关系的问题。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看到了不可直观的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支撑起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与财富生产，这不同于以直接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专制关系。第三，社会唯物主义发现了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的客观规律，比如斯密提出的自由市场实践中形成的“看不见的手”的规律。

因此，这是在哲学方法论意义上而不是在市民社会话语问题上讨论社会唯物主义，我们想要通过社会唯物主义的理论线索，呈现马克思如何在经济学研究中无意识地不断靠近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生产话语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思想进程。那么，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里，我已经比较充分地讨论了社会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关系。到了《回到马克思》第二卷，我并没有放弃反而是深化了这些研究成果，这直接表现了我进一步观察到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的内容如何具体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生产话语的来源。

但是，《回到马克思》第二卷提出的市民社会话语是另一条研究线索，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形成的思考思索。一方面，这从思想史考古学的视角梳理了马克思早期在使用市民社会概念背后所经历的四种不同话语格式塔的复杂构境。比如，我们看到马克思如何遭遇并超越资产阶级的三重市民社会话语，包括作为反对专制等级的公民社会的市民社会话语I，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与推崇自然法的市民社会话语II，黑格尔否定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II。另一方面，我认为马克思后期意识到“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指向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概念所指是有局限性的，它还是在分配领域当中讨论财富分配问题。对此，马克思发现要从财产的分配领域过渡到生产领域去透视资本主义统治的秘密，揭示了生产领域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制度下，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似乎只是改变了词汇的使用，从“资产阶级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这本质上代表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科学透视的不断深入。最终，马克思完成从资产阶级社会批判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重要理论转换，确立起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批判，这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这是我认为的在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之外的“第三个伟大的发现”，即马克思探索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过程中完成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可以说，《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关于市民社会话语的讨论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关键问题展开的。

所以，两条线索是不同的，不能简单推导出市民社会话语II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

问：但是，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与市民社会话语II的具体内容是指向同一个客观对象吗？

张：对，是同一个对象，即面对资产阶级社会，但是从不同角度去讨论问题。社会唯物主义是一个观察问题的方法论角度，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身的理论逻辑，而是我对这种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理论概括。我试图说明，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会对马克思产生一种隐性影响，比如当他深入资产阶级工业文明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之中，他会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物质生产的基始性作用，这完全不同于抽象的哲学话语。这里更多地阐释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侧重于社会结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的客观机制，走向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市民社会话语是从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切入，涉及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无产阶级主体地位的沦丧、劳动异化到无产阶级解放等问题。

再多说一句，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这两条线索不是独立分开的，而是同时发生的。我希望能够通过《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与第二卷的研究，多角度地呈现马克思的复杂思想构境。

问：在《巴黎笔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时，青年马克思注意到了在经济学研究内部存在着以西斯蒙第、比雷为代表的、赋有人本主义伦理倾向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潮。对此，您在二十多年前便撰文讨论过西斯蒙第在经济学批判中的人本学话语。虽然西斯蒙第、比雷等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私有制结构及其导致的工人贫困等现象，这可以算是另一种影响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市民社会话语么？

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你潜在的问题是西斯蒙第、比雷等人的经济学研究能不能放入市民社会话语Ⅲ之中。

问：是的，西斯蒙第、比雷等经济浪漫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性研究，能否纳入市民社会话语Ⅲ？

张：市民社会话语Ⅲ是一个相对狭义的范畴，它明确限制在黑格尔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否定与超越。至于你所提的西斯蒙第、比雷等经济浪漫主义者能不能划入市民社会话语，这不仅会涉及西斯蒙第、比雷，还会关联到空想社会主义、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

我认为，关键要思考两个问题。其一，他们是否直接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所对应的法语词或英语词。其二，如果一些社会主义者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词汇，那么这明确指向的就不是市民社会而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些内容就不能纳入我所区分的市民社会话语之中。其三，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是我在1998年写的《西斯蒙第人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解读》。在我看来，西斯蒙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经济学家，他以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体为尺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本质。比如，他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创造财富的现实结果却是反对人的，主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鼓吹财富学派和唯生产论，资本主义无止境地追求利润增长，等等。我当时的判断是，在西斯蒙第的研究中出现了类似于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理论，他以人本主义的主体批判尺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因此，我更倾向于，西斯蒙第是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中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而不是在市民社会话语逻辑内部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