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作为方法的直观
书名:柏格森主义
作者:吉尔·德勒兹
译者:安靖
出版方: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第一章 作为方法的直观(节选)
绵延、记忆、生命冲动标志着柏格森哲学的几个重大阶段。本书的目标就是确定这三个概念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所蕴含的进展。
直观是柏格森主义的方法。直观既不是情感(sentiment)或灵感(inspiration),也不是含混的共感(sympathie)。它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方法,甚至是最为精心设计的哲学方法之一。直观有其严格的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柏格森所说的哲学中的“精确性”。柏格森的确强调了这一点:他在方法论层面上所理解的直观已然假定了绵延。“在我们看来,这些对于绵延的考察至关重要。这些考察一步一步地使我们把直观树立为哲学方法。另外,对于直观这个词我们在面对它时踌躇良久。”他在给赫夫丁(Höffding)
的信中写道:“您对直观理论的重视远胜于绵延理论。但在我看来,直观理论是在绵延理论之后很久才出现的。”
不过,无论“第一”还是“第二”都有多种意义。与绵延或记忆相比,直观肯定是第二位的。然而,即使这些概念本身意指被实际体验到的实在与经验,它们也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任何认识这些实在与经验的手段(其精确性类似于科学精确性)。奇怪的是,如果恰恰不存在作为真正柏格森哲学意义上的方法的直观,那么“绵延仍然只在通常意义上是'直观的’”这种说法就是可能的。事实是,柏格森借助直观的方法将哲学确立为绝对“精确”的学科,它在其领域内具有的精确性犹如科学在其领域内具有的精确性。它也和科学一样是可延续、可传达的。而且,从认识的视角看来,若是没有直观这条方法论线索,绵延、记忆、生命冲动三者间的关系就始终得不到规定。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应该把对直观——一种严格的或精确的方法——的阐明摆在首要位置。
最为一般的方法论问题是:一旦接受了“方法本质上隐含着一个或几个中介(médiations)”这种说法,那么,首先意指一种直接(immédiate)认识的直观是否能够形成一种方法?柏格森经常把直观解释成一种单纯的活动(acte simple)。但在他看来,单纯性(simplicité)并不排除一种质的和潜能的繁复性(multiplicité qualitative etvirtuelle),并不排除它于其中现实化的不同方向。就此而言,直观隐含着多种含义,隐含着不可还原的多重视角。柏格森从根本上区分了三种活动,它们规定了方法的规则:第一种活动涉及问题的提出与创造;第二种活动涉及对真正的本性差异的发现;第三种活动涉及对实在时间的理解,正是通过表明如何从一种意义过渡到另一种意义以及哪种意义是“根本意义”,人们应当重新发现作为实际体验的活动的直观,目的是回答一般方法论问题。
第一条规则:让问题本身接受真与假的考验,揭露假问题,在问题的层面上调和真理与创造。事实上,我们错误地认为“真”与“假”只涉及问题的解决,只随着解决发端。这是一种社会性偏见(因为社会,以及将各种社会指令传达给我们的语言,“给”了我们现成的问题【它们就像是从“市政厅的行政文书箱”里取出来的】,并且强令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拥有的自由空间非常有限)。而且,这种偏见是在童年和学校里养成的:“给出”问题的是学校里的老师,而学生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这样一来,我们就处于一种被奴役的状态。真正的自由在于有决定的能力(pouvoir),有构成问题本身的能力:这种“半神的”能力既意味着假问题的消灭,又意味着真问题的创造性出现。“对于哲学以及其他领域,真理的关键在于找到问题并最终提出问题,而不在于解决问题。因为,一个思辨问题一经提出就已经得到解决。就此而言,我的理解是,虽然问题的解决方案早已存在,但它可能隐藏着,或者说是被遮蔽了(couverte):剩下的事情就是对解决方案进行去蔽(découvrir),也就是把它们揭示出来。但是,提出问题并不只是简单地发现问题,而且也是发明问题。发现仅仅针对已然存在着的东西,无论这种东西现实地存在还是潜能地存在;因此,或早或晚,它总会来到。发明则给予那并不存在的东西以存在,而这种东西有可能永远不会到来。在数学之中已经是这样,在形而上学中更是这样,发明的努力往往旨在激发问题,旨在创造术语以便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此已经接近于彼此等同:真正重大的问题从来就只有在被解决时才被提出来。”
不仅只有数学的全部历史支持柏格森。我们还可以将上引柏格森文本的最后一句话和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表述“人类只提出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加以比较。在这两个例子中,关键既不在于宣称“问题就像是预先存在的解决的影子”(整个语境都指向了相反的情况),也不在于断言“只有问题才重要”。反而是解决才重要,但问题总是要根据人们提出它的方式,根据人们将其规定为问题所服从的那些条件,根据人们为了提出它所掌握的手段和术语得到解决。就此而言,无论是基于理论视角还是实践视角,人的历史就是问题之构成的历史。人正是通过构成问题才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而意识到这一活动就意味着获得了自由。(诚然,在柏格森那里,问题概念有其超历史的根源,这个根源就在生命本身或生命冲动之中:从根本上说,生命正是在跨越障碍、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活动中得到规定的。有机体的建构既是问题的提出又是问题的解决。)
不过,怎样才能调和问题中的构成力与真之规范(normedu vrai)?如果说在某一问题被提出的情况下着眼于解答来界定真假相对简单,那么,当人们把真假与问题的提出联系起来时,要说出真假到底意味着什么就非常困难了在这一点上,许多哲学家似乎都陷入循环当中:尽管他们都意识到必须超出解答而使问题本身接受真与假的考验,但他们都满足于根据一个问题是否可能得到解决来界定它的真假。而柏格森的重大成就恰恰在于尝试对“假问题”这一表达中的“假”做出内在的规定。由此便产生了上述一般规则的补充规则。
补充规则:假问题有两种,一种是“不存在的问题”(problèmes inexistants),这种问题的特征是:它们的术语隐含着“多”与“少”的混淆;另一种是“不恰当地提出的问题”(problèmes malposés),这种问题的特征是:它们的术语代表着没有得到恰当分析的混合物。
关于前一类问题,柏格森举的例子是非存在的问题、无序的问题或可能的问题(认识与存在的问题);关于后一类问题,柏格森举的例子是自由的问题或强度(intensité)的问题。他在这方面的分析非常有名。针对第一种情况,他的分析旨在表明:“非存在”“无序”“可能”的观念不是比“存在”“秩序”“实在”的观念内容更少,而是内容更多。实际上,“非存在”这一观念中首先包含着“存在”观念,此外还包含着一种一般化的否定逻辑操作,然后还包含着这一操作的特殊心理动机(当某一存在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并且仅仅被我们把握为我们关心的东西的缺乏、缺席时)。“无序”这一观念首先已经包含了“秩序”观念,此外还包含着对“秩序”观念的否定以及这一否定活动的动机(当我们遇到一种并非我们所期望的秩序时)。“可能”这一观念的内容要多于“实在”观念的内容:“因为可能只是实在加上一种精神活动,这种活动一旦完成就会把实在的像(image)投回到过去当中”,而且,它还包含了这一活动的动机(当我们将宇宙中某一实在的产生混同于某一封闭系统中诸状态的前后相继时)。
当我们问“为什么某物存在而非一无所有?”或“为什么秩序存在而非无序存在?”,或“为什么这个存在而非那个存在(那个同样也是可能的)时?”,我们就掉进了同样的陷阱当中:我们把“更多”当成了“更少”,我们的所作所为似乎是把非存在当成了先存于存在的东西,把无序当成了先存于秩序的东西,把可能当成了先存于实存的东西。仿佛存在会来填充虚空,秩序会对在先的无序加以组织,实在会将最初的可能性实在化。存在、秩序或实存就是“真”,而在假问题中则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幻象(illusion)、一种“真之后退运动”。经由这种运动,存在、秩序和实存被认为先行于自身或先行于构成它们的创造活动,因为它们的像被投回到一种可能性、一种无序、一种非存在(这三者被假定为“原初的”[primordiaux])当中。这是柏格森哲学中的一个根本主题,它概括了柏格森对否定之物、对所有否定形式的批判,而这些否定形式正是假问题的来源。
第二类假问题是不恰当地提出的问题,它们似乎使一种不同的机制介入:这一次针对的对象是没有得到恰当分析的混合物,各种本性上不同的事物被任意地集结在这些混合物当中。比如有人会问:“幸福是否可以被还原为快乐?”但“快乐”这个词也许统摄着多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它们绝无相互还原的可能。“幸福”的观念也同样如此。如果术语不与各种“天然的关节”(articulations naturelles)相对应,那么问题就是没有触及“事物本性”的假问题。柏格森有关这一方面的分析同样非常有名,例如:他就将强度揭露为这样一种混合物,它产生是因为人们混淆了感觉的质和与其相对应的肌肉组织部分(espace musculaire)或是使其产生出来的物理原因的量,也就是说,“强度”这个概念内含着不同本性的规定的不纯粹的混合,“感觉增强了多少?”这种发问(question)因而始终会指向一个不恰当地提出的问题。自由的问题也同样如此,因为这一概念内含着两类不同“繁复体”(multiplicité)的混淆:一类是并置于空间中的不同项的繁复体,另一类是在绵延中相互融合的不同状态的繁复体。
我们再回到第一类假问题上来。按照柏格森的说法,人们在其中把“更多的”当成了“更少的”。但柏格森有时也说,人们在其中把“更少的”当成了“更多的”:如果说,针对某一行动的怀疑只是表面上被添加到该行动之上,而实际上是证明了一种不完整的“半截意志”,那么同样,否定活动也没有被添加到它所否定的东西上面,而只是证明了做出否定活动的那个主体的弱点。“我们感受到一种有着神圣般的创造性的意志或者思想,这种具有广阔无边的实在性的意志或思想是如此充盈,以至于'秩序的缺失’或'存在的缺失’的观念甚至都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闪现。对于这种意志或者思想来说,'把绝对无序的可能性,特别是虚无的可能性向自己表象出来’就意味着'它自己本可能根本不存在’,而这是一种与其本性相冲突的弱点,因为它的本性是力(force)……这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这是一种意志的缺乏。”——这两种说法(前一种说法认为“非存在比存在更多”,后一种说法认为“非存在比存在更少”)是否相互矛盾?如果考虑到柏格森对“不存在的问题”的如下揭露,那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根据“多”和“少”来进行思考无论如何都是荒唐的。“无序”观念产生是因为:人们不是认识到有两种或是多种不可相互还原的秩序存在(例如生命的秩序和机械的秩序,一种秩序只会在另一种秩序不在场时在场),而是仅仅保留了一个“秩序”的一般观念。人们满足于将这个秩序观念与无序对立起来,并且联系无序观念来思考秩序观念。“非存在”观念产生是因为:我们不是去把握那些无定限地(indéfiniment)相互置换的不同实在,而是将它们混合在一个存在一般(Êtreengénéral)的同质性当中。这个存在一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与虚无相对立、与虚无相联系。“可能”观念产生是因为:人们不是着眼于每一实存者的新颖之处(nouveauté)来对其加以把握,而是将实存整体引回到一个预先形成的元素(élément),也就是说,任何实存者的产生都被视为这一元素的单纯“实现”(réalisation)。
简而言之,每当人们根据“多”或“少”进行思考时,人们就已经忽视了两种秩序之间或不同存在、不同实存者之间的本性差异。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第一类假问题何以最终取决于第二类假问题:“无序”的观念产生于作为没有得到恰当分析的混合物的“秩序”的一般观念,等等。而且,最为一般的思维错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共同错误就是根据“多”和“少”来构想一切,就是只看到程度差异或强度差异,而无视在更深处存在着的本性差异。
因此,我们就成了一种与假问题的两个方面相对应的根本的幻象的牺牲品。事实上,“假问题”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要对抗的不是单纯的错误(伪解答),而是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亦即驱动我们或者我们沉浸于其中、无法与我们的条件相分离的幻象。柏格森在谈到“可能之投回”时称其为海市蜃楼。柏格森借用了康德的一个观点,而且对其加以彻底的改造:正是康德表明了从理性的至深处产生出来的不是错误,而是无法避免的幻象。对于这些幻象,我们能做的只是消除它们的效果。尽管柏格森通过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规定假问题的本性,尽管康德式批判在他看来仍然是一连串不恰当地提出的问题,但他看待幻象的方式仍然与康德相类似。幻象植根于理智的至深处。确切地说,它既没有被驱散也不可能被驱散,它只能被抑制。我们倾向于根据“多”和“少”来进行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于在存在着本性差异的地方只看到程度差异。针对这种理智的倾向,我们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做出反抗,即在理智之中激发起另一种倾向——批判。但这第二种倾向究竟从何而来?只有直观才能激发和激活这第二种倾向,因为它在程度差异的下面发现了本性差异,而且还传达给了理智一些标准。这些标准使得理智能够将真问题和假问题区分开来。柏格森清楚地表明,理智是提出问题一般的能力(faculté),而本能则毋宁说是发现解答的能力。但只有直观才能决定,在被提出的问题当中,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即使这会迫使理智转而反对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