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

作者：格奥尔格·卢卡奇

出版方：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3年10月 

作者简介

卢卡奇·格奥尔格（György Lukács 1885年4月13日-1971年6月4日），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是当代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哲学家之一，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进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923年，他以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第一章 第一节：新实证主义

在这里当然谈不上要对这一多种多样的危机做哪怕是大略的描述。它的社会基础颇有分歧，如果在现象的多样性之下能够揭示出统一的根源，那么我们就不会放弃各个领域的——当然这是相对的，但在相对性中存在着最重要的——特性和独立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表明最重要的东西，如列举蕴藏于哲学本质之中的对立统一的危机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必在个别的考察中详细地研究什么样的组成部分总是有权利为自己要求连接的论据。当然，曾经出现过两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革命，法西斯主义，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冷战和核弹恐怖时期。也许一种不允许出现的片面性使我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驾驭自然方面有质的提高以及与此有紧密联系的劳动生产力的出人意料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的组织形式不仅提高了生产而且也从资本主义方面调节了消费，不应当忘记，消费品工业（所谓服务业）的完全资本主义化是最近四分之三世纪的成果。由此出现了日益巧妙的操纵市场的经济的必然性，它既不为自由贸易时代也不为初期垄断资本主义所熟悉。在法西斯主义和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同时，出现了操纵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诸种新方法，它们一直深入到了个人生活——在与上述提及的经济操纵的富有成效的相互作用中——且日益支配了生活的广泛领域。（自我异化确实是非常古老的社会现象;但是在现今所描述的这种状况下它在广阔范围内成为了一种大众化的日常问题）。现代西方社会学日益有力地沿着操纵大众社会意识这一般理论方向，卡尔·曼海姆在30年前就试图为这一目标制定一种科学的方法，他以独特的方式把实用主义，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看作是这种新科学的建构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寻找一种民主世界抵抗法西斯对群众影响力的曼海姆很重视行为主义的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实践之间的应用方法论特征。他不无理由地反对把它们二者简单地同一，但是，他论及了社会生活某种主要问题的经济社会的连续性，首先是把普遍的控制当作为科学的方法论的“目的”。长期以来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早已把实验和假设阶段抛弃在了后边，它支配着当今从经济、政治实践直至科学的全部生活。

正如这里已经看到的，今天的科学已经不再是社会不可抗拒地向普遍操纵发展的客体，而是积极地参与它的扩建与实施。把这种积极的作用限制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可能是错误的，这种应用也许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最为清楚。因为，在本世纪中叶，特别是在自由主义时期，一方面，一种广泛的怀疑，甚至一种深深的悲观主义由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群众化”而蔓延开来（托克维尔，J·斯图尔特·穆勒等等），另一方面，在近10年中却产生了一种对可以无限制地操纵群众的信心。受海姆的提示就已经表明：在这一过程中有影响的哲学倾向（实用主义，行为主义）发挥了一种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从哲学的立场来看，这其中丝毫没有令人惊奇之处。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如果在贝拉明主教的观点中象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最有影响的流派那样，以沉默表达操纵原则；如果科学不以对自在存在的现实性的尽可能适当的认识为方向，科学不努力以其日益完善的方法去发现新的真理——这些真理从本体论上来说也必然是稳固的，它们加深并丰富了本体论的知识——，它的作用最终就会降低为直接意义上的实践的助手的地位。如果它不能或者根本不想超出这种水平，那么它的作用就会变为一种对人们在实际中所感兴趣的事实的操纵。这恰恰是贝拉明主教要求把这种神学本体论从中拯救出来的事情。

世纪之交的实证主义在这条路上比起以往的学派来已经走得很远了。认识论大约从阿芬那留斯开始就已经完全消除了自在的现实性，自然科学中正在开始的变革似乎已在为从自然科学的一种实证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完全消除自然的重要的本体论范畴如物质而提供基础。列宁与这种观点的著名论战从本质上来说确实有认识论的根据。但是，因为任何马克思的认识论学说都由于反映论而有一种本体论的基础，所以他必须指出这种区别，即从哲学上说的物质的本体论概念和具体科学地对待、理解它的表现方式的区别，同时，他还指出不允许在这一领域中从还是很基本的新发现中得出超出它们的直接结论。这种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如果本体论从原则上被否认或者至少被看成与精密科学不相干，那么从这种观点中必然会得出下列结论，自在的现实性,它在科学中所支配的反映形式，以及来自于这些已有结论的假设的科学——在实践中至少可以应用于某些现象群——达到了这同一个客观性的一致。（那些竭力反对这种协调做法的研究者，得到了一个“天真的实在论者”的骂名）。

这种观点已经支配了实证主义的第一阶段。物理学划时代的新发现（普朗克，洛伦兹，爱因斯坦等等）加强了这一倾问。这一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物理学的数学化越来越广泛，显然就其本身而言，这种物理学的数学化是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一个巨大进步，但它在实证主义观点的范围内也同样使得物理学与自在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松动。在这一发展的初期列宁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就法国半实证主义者阿伯尔莱伊的论述谈到这种状况时列宁说：“……数学的抽象构，似乎在物理的实在和数学家们为理解关于这个实在的科学而使用的方法之间设置了一重屏障。数学家们模糊地感觉到物理学的客观性……物理学的危机在于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于是形式物理学即数学物理学的时期开始了；这种物理学成为纯粹数学的物理学了，它已不是物理学的一个门类，而是数学的一个门类。”我们将马上看到，这种方法是如何强有力地成为彻底发展的实证主义，即今天的新实证主义的中心，而贝拉明对科学的要求在至今所达到的最大的完善中得到了实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中尼古拉·哈特曼对本体论问题具有最为敏锐的感觉，同时，他还具有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实际专业知识（他的本体论理论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在对本体论的导论式的研究中他把这一问题以一种非常准确的区分形式提了出来，哈特曼写道：“实证科学的精确性植根于数学之中。但是数学没有发现宇宙的关系。所有量的规定都有‘某些’质。而质的基础都是以所有的数学规定为前提的。这种是否同样关涉到厚度、压力、体力、重力、耐力或者空间长度的规定本身在量的多样性上保持了同一，如果想要了解数学的形式意味着什么，科学以什么样的形式把握它的特别情况，那必须以另一种形式去认识它。但是在它们之后是一系列范畴的基本因素，它们本身明显具有基本的特性，并且逃避所有量的制约，因为它们是现实量的关系的前提。”不言而喻，哈特曼所明白地解释的事实不能隐瞒任何一位聪明的物理学家，问题只在于他从理论上如何对待这些事实。他首先批判地研究什么样的量的特性总是以数学的形式来表达，它们总是与什么东西有具体关系。他还在数学反映的方法论的必然的同类性之内看出和说明质的对象性的那些区别，这些区别事实地存在于自在的现实性中。这样数学的反映才能成为尽可能接近正确地从思想上复制现实性的实际的合适运载工具：它允许一种通常所不能达到的对本质行为在统计学和动力学的量的把握和对象与过程的关系，在此没有量的对象的方法和关系同样可以通过批判性地运用数学这一媒介以正确的反映表现出来。这就是说物理现象不是纯粹用数学的、而是借助于数学以物理学来解释的。属于旧类型的大物理学家普朗克是“天真的实在论者”，他为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美妙的例子，他就基本的反应量的出现说道：“这常数是来自现实世界的一位新的充满神秘色彩的使者，它在各种形式的测量中越来越迫切和强硬地要求自己的位置……

其他精神的可能性是，以任何一种方式使数学的同类媒介绝对化，在这种媒介中可以看到译解现象的唯一和彻底的案。这发生在新实证主义中；借助于这种方法，新实证主义可以在实行贝拉明的纲领中达到至今为止的最高阶段：数学“语言”不仅仅是达到对物理现实（即物理的存在的自在的存在）的物理解释的最精确的辅助手段，最重要的中介，而且是对人来说的重要现象的最终的、纯粹思想上的“语义学”的表述，用这种表述可以在实际上无限制地运用于现象。此外，根据这一理论，对自在存在问题的提出从科学上讲没有什么意义。科学同这些问题——同本体论的问题——的关系完全是中立的。它不考虑任何“传统”观点对它们的本体论的特性的看法而使用从经验上把握现象的语义学的正确表述。作为“或然率极高的”数学形式最简单的“最精巧的”表述的假说表达了所有需要科学成为对在任何发展阶段上的事实进行操纵的要求。这种概念普遍化为一种“世界图象”完全是在科学领域之外。

对宗教来说，自文艺复兴危机以来自由地解释世界有了很大的余地，这种迄今为至的阐述是很明显的。然而今天不能完全重建哥白尼以前的宗教世界图象，其原因不在新的方法和与此方法相联的新实证主义的新的认识论的结果，而在于宗教需求本身的发展，这种需求由于事物的内在逻辑而根本不再追求这样恢复原状一种补偿的需求。旧的地心说的世界图象的崩溃不能再进一步后退了，宗教需求也不再提出直接的要求。现代先进的自然科学（与17-19世纪的自然科学相反）与宗教对待世界的态度不再是真正相互排斥的对立，为此而满足于一种精神的科学的一致。从德说克利特、伊壁鸠鲁到达尔文对此所说的切都在新实证主义的解释中成为科学上过时的和微不足道的。正如我们在详细研究当代新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当代宗教需求发展方向时将要看到的那样,在一般的方向上它们是一致的,因为两者都致力于——相应于它们的领域的不同性——以各种各样的，但归根结底是同样的方法，去克服来自以往的矛盾；因而对这两者来说就会很轻易地出现共同的社会使命和对此的相应完成。

如果把这一非常重要的联系理解为是直接的或有意的，那么立即就会出现一种完全被歪曲的意义。而情况恰恰相反。新实证主义以直接的方式根本没有考虑宗教的需求，甚至没有把它作为很重要的倾向来看待：新实证主义对凡是被它用语义学清洗过的科学“语言”中不能找到的合适表达，一概置之不理。但是，从这种语义学的语言规则中最多只能得到哲学迄今为止所研究过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一语言规则范围之外的东西——从新实证主义的立场来看——都不属于科学问题之列。但却根本没有因此而说出赞同或反对宗教需求。假如他们的精神代言人与新实证主义哲学的某种结论有联系，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一定涉及它们的意图，而仅仅意味着对结论的利用。

同时，首先出现了原则上的否定，即否定从科学的整体，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从对于它们结果的相互补充，从在哲学上对科学方法和成就的普遍化中能产生一种对自在现实的息息相关的反映和一种世界图象。贝拉明主教已经把这作为向他那一时代的自然科学的挑战提了出来。当时，科学当然应放弃至少为一种世界图象搜集基本材料，服务于基督教-圣经的世界图象的不可动摇性、不可怀疑性的作法。新实证主义自然也放弃了世界图象，然而并不是在给予其他世界图象以地位的意义上，而是带着对科学与自在的现实之关系的严格否认。正如在哲学中常常出现的那样，这种态度并不是完全的新东西。中世纪的唯名论就以双重真理论致力于这种圣经的宗教的本体论和科学实际的发展之间的严格分离。然而在两者的情况——相对的——相似中不能忽视它们质的、基本的差别性。唯名论的时代教会本体论的统治不仅从权力政治上得到了不受制约的确保；双重真理在社会中具有确保当时尚处在初期的、方法论上还未发展的、无成见的科学研究有一定的活动范围的社会职能！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严格限定科学发展的权力不再存在了。从抽象的角度来看，科学和哲学如何从本体论上探索其思想上的成就，或者欲否认本体论的科学性，都只有依赖于科学和哲学。如果说今天在最具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哲学中反本体论的倾向越来越强烈的话，那么，这就直接与中世纪的唯名论形成尖锐的对立，这一次是最现代的科学和哲学自动地为宗教本体论划定了多重限制的活动空间。由于它们从科学和科学哲学领域中取消所有本体论问题的提出，使得双重真理，科学的和形而上学的真理重新出现（从新实证主义方面描述所有本体论问题），宗教就可自由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可能性去弥补这一活动空间。当然科学和哲学概念的形成的内在逻辑同时自发地排挤一种唯名论的认识论，这种唯名论的认识论自然与中世纪的唯名论最终在基本原则上相同，但具体实行起来又同它有质的区别。

然而这种鲜明的对比只在直接的表面。实际上无论宗教还是科学和哲学都完全不是自主的产物，它们的权力范围，它们的方法论以及它们的内容总是只由它们的自发发展来决定的。同时这三者都具有社会的特性,它们的目的设置，它们的实行方法都不能完全独立于那种社会的委托，在这三者活动的每一时期这种社会的委托都是由统治阶级的志向来承担的；重要的反对运动对社会委托的影响置于相似的社会权力和规律性之下。然而这仅仅是来自社会-人的关系（社会存在）之间力量错综复杂，颇为多样的相互影响的刺激的顶端。特别是人的自我认识的质的特性，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促进还是阻碍、允许还是禁止等等什么样的主动性而决定的。这些最为复杂的存在条件决定了每个人（在阶级、民族等等之内）反应的可能性和行动的可能性的具体范围。然而宗教、科学和哲学的内在动力在这一相互关系中并不是消及服从的媒介；过去，与传统相联系的方法和急迫的问题要得到满足的需要等等多次修改了对社会委托的简单的、直线性的自我完成。然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却是一个跨越点。资产阶级在其发展中有双重必然性，一方面它把科学的全部成果无限制地利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保留在群众中尽管已经模糊不清的宗教需求的历史作用，创造那种社会的人的力量的领域，从这一领域里产生出了我们曾论述过的、并还将详细分析的社会委托。当我们的注意力只在一般的本体论问题上的时候不能给予这种相互作用全面的分析，因为对任何宗教的世界图象。即对任何具体的宗教本体论来说，不单单本体论的东西本身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从其中寻找并找到了其基础、其最终的实现的那些实际的道德的结论。所以，这种决定性的相互关系只能在一种科学的伦理学中进行相应的分析；只有在这种科学的伦理学中才能研究什么样的实际结果能有一种适宜于日常生活和人的日常活动的确定的宗教本体论的问题，单纯地相信或不相信某种要求本体论存在出现的事实，必然产生一种非常不完美的图景；但我们必须满足这一图景。在哲学的发展中，实证主义，首先是新实证主义，只有当它们要求在所有的世界观问题上采取一种完全中立的立场，让所有本体论的问题都悬置起来，成为一种把自在存在的全部问题作为原则上不可回答的存在问题从它们的领域中清除出去的哲学时，才具有这种特殊位置。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在这方面继承了主观唯心主义为遗产。主观唯心主义基于一种认识论的态度而曾与哲学唯物主义进行了斗争，因为后者试图从物质中推导出任何存在。（马克思如何说明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内在问题，我们还将多方探讨，在这里却并不重要）。相反，主观唯心主义从思想上——每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都不尽相同地——达到了一种独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作为被给子而出现的现实性的矛盾性本质上被理解为进行认识的主观性的产物，而对任何认识来说，自在之物必然或是一种不可达到的幻象，或是一种抽象存在的彼岸。至少有这种自在存在，即使表现为原则上不可认识的，即使只能从信仰上把握。康德还谈到贝克莱的“哲学丑闻”，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事物的此在只能从信仰上加以接受。在——各种各样的、甚至相反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世界图象，它简单地拒绝从世界自身进行解释这种“唯物主义的自负”。

19世纪康德的唯心主义消失殆尽，在实证主义中出现了一股唯心主义的潮流，一种不仅仅反对唯物主义的潮流，自负创造了一种哲学媒介，把一切世界图象，一切本体论都逐出认识领域，同时创造了——所谓的——认识论领域，它既不是主观唯心的也不是客观唯物主义的，却恰恰处于为纯粹的科学认识提供保证的中立之中。这一领向的初始可追溯到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等等。所谓的世界要素（例如感觉与物的统一）被作为既非客观也非主观的范围，这一学派要在这一范围内建立一种新的、排除任何本体论的科学哲学。为了阐明作为任何一种世界观，包括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对手的新哲学，就竭力强调康德所划定的界限，不论它与新康德主义在认识论上如何相近，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期间，我们曾探讨过的科学的普遍数学化迅猛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数学逻辑，语义学科学。新实证主义特别把数学逻辑包括在它的“语言”里，并大规模地推广马赫一阿芬那留斯的中立地域，赋予它一极强烈的客观的外貌，而不必与来自感觉“要素”的旧实证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决裂，因此，与“形而上学”的论战出现了一种新的腔调。卡尔纳普保证说，他的哲学，从结构理论上说与实在主义（即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独断论）和现象学都不矛盾，在所有的方面，主要是在提出的科学主张上,都是一致的。只是在从哲学向“形而上学”过渡时才出现分歧。因此，本体论——不仅仅是宗教本体论——的全部领域被解释为私人的事情而排除在科学哲学之外。

问题只在于，什么是这样一种彻底中立化的哲学的结果。新实证主义对科学哲学来说主要是一种语言规则。引用数学逻辑的结果，使所有科学普遍数学化只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当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已经出现了问题，它清楚地表明，自在现实性的问题以及这种看似精密的方法是不能从这种精密科学中排除出去的。卡尔纳普本人说：“一般来说，对任何被给予的演算都有一种各种真实解释的可能性。”这导致了任何现象量的规定性以更为精确更为正确的方式数学地表达出来，而任何现象在其全部的现实性中（在其自在的存在中）还绝不能以此得到适宜的理解。确实绝不能仅从哲学的意义上，而是在相应的专业科学中，即在物理学中来理解。新的物理学问题，例如洛伦兹和在他之后的爱因斯坦都从物理学的基础上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却能够用相同的数学形式来表达。他们二人之间的区别，正是物理学的特征，而在数学形式上却不需要任何改变，但这种区别却总是关系到对现实性的自在的不同的直观。卡尔纳普对问题的这一方面——不仅仅是哲学的，而且也是物理学的——个别科学的重要方面，根本没有进行研究。他继续谈到上面的命题：“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几乎每种演算都有一定的解或解的一定的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实际的应用所需要。”这在彭加勒那里，在新的条件下，用新的术语来表示无非是科学实践的约定论：客观（这里是物理学的）真理问题被漠不关心地置于一旁，重要的仅仅是直接实践结果。对所有理论的这种评价被实用主义同时吹捧为一种哲学学说和哲学方法，后被行为主义继续发展。这对我们来说，本质的东西并不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而是到处发生的实践概念的缩小。对全部哲学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本身，在关于劳动的一章才能做彻底的探讨，然而为了批判地阐明新实证主义的态度，不可避免地要提一些关于实践的各种观点的考虑，这些考虑已先进行了实际的讨论。任何实践都是直接地为了达到某种具体目的。为此必须正确认识那些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真正特性、关系，可能的结果也属于这一特性。所以实践与认识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所以，正如我们在上述一章试图表明的，劳动是源泉，也是人的理论活动的普遍模型。只是当出现了直按性的范畴，它被严格地考察或没有受到重视时，才开始出现了误会。因为任何劳动都是具体的，因而是针对实际的、有限的，具体的情况的。任何以此做为条件的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在许多情况下完全变成现实，尽管它只是针对直接的观察、直接的情况等等，所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它（认识）——在普遍化的更高一级的层次上——被证明为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不符合现实性的而没有禁止或至少是在某种范围内没有破坏具体的设置目的的富有成果的实施。历史有大量的实例向我们表明，在直接的实践中在与错误的理论的紧密结合时是如何获得正确和重要的结果的。为了顺便提一下初期劳动与巫术“理论”的思想上的联系，尽管它的后效在中世纪的实践中还深深保留着，只是指托勒密体系而言，它科学上的错误性确实在很长时间之后才提了出来，但它对于实践（航海、历书）的目的来说几乎是不可指责地发挥了作用。

从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在人类的发展中走上了两条当然是常常相互交错的道路：一方面实践的结果被正确地普遍化了，与那时所达到的知识的完整性相一致，凡是对科学的进步具有重要性的动机，都导致了对人类的世界图象的正确观点和真理性的扩展，另一方面，按照本性来说，直接的实践的实际成果的直接有用性停留了下来，这就是说，人们满足于——为了使用一种现代的表述——借助于它的帮助能够操纵一定的对象综合。这两种倾向在过去是同时的，甚至是互相缠绕着出现的，科学越不发展，就越不会有操纵的意图和关系到错误的普遍理论的直接正确发挥作用的理解。

随着思维经济原则等等的出现作为科学认识的最高准则操纵才出现于实证主义，而同时代的及在内部发生了变化的实用主义恰恰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其真理理论。例如姆斯说：“简而言之，'真实的东西’不是别的，不过是在思想之路上带领我们向前的东西。”上述一再提到的科学的数学化，同样提到的对数学形式的有关现实性的形式的数学的解释的多义性，新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掌握的语义学，以及语义学日益增长的传播在这一学派中的作用，使得它实际上日益坚定地把操纵作为科学哲学的唯一的统治方法。它对任何本体论的拒绝同时意味着声明对任何把现实性作为现实性来理解，试图进行操纵的原则上的考虑。至于方法论的基础，在这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时代倾向，正如我们所表明的，它（普遍倾向）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都产生了影响，但它在实证主义中却包含了其发达的形态和思想的完善性。在科学不发达的阶段认识的另一不可避免的倾向，即停留于对现实性的综合的直接具体的实际支配，而不依赖于实际中所取得的认识的普遍化是否会导入错误的普遍理论，这种倾向现在被抬举为普遍科学学说的基础。随之产生了一些质的新东西。它不再是新实证主义的科学语育规则的任何个别因素是否导致直接的实际结果，而是知识的整个体系被抬举为所有重大事实的一种普遍的可调节性的工具。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拒绝使认识的体系成为我们对自在存在的现实性的认识的一种综合的要求。显然，这一观点的突出之处首先是反对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以来的自然哲学的理论与实践。这里谈谈至今为止向自身提出的认识论的纯粹形式。长期以来这就是本体论的补充和附录：对自在存在的现实性的认识是它的目的，因此，与客体的一致是任何正确命题的标准，自从自在被解释为在理论上不可把握的以来，认识论变成了独立的且命题必须独立于这样一种与客观的一致性而作为正确的或错误的独立标准，它成为一种片面针对命题形式、针对主体在其中的生产作用的存在。这一发展在新实证主义中达到了顶峰。全部认识论变成了一种语言规则、语义学和数学符号的转换信息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工具。同时数学因素日益有力地强迫在客体与方法的转换信息上把重点转移到一种形式上无矛盾性的日益唯一的方法，客体本身被当作纯材料为转换信息的可能性来使用。

当然这样一种路线从来没有贯彻到底过。事实恰恰正有它本身的——总是形式的——逻辑。卡尔纳普有一次曾出乎意料地这样说，物理的东西独立于感觉而存在，只有在有它的意向性客体的感觉中它才能被认识。当然他马上补充道：“当然建构理论不说这样的语言，而是对形而上学的陈述保持中立。这种让步当然是非常少见的。但如果注意读一下新实证主义的文章——不是使人喜欢的教材，就会发现有些地方表面看来是有结构的、语义的、合乎逻辑的等等，漂亮的术语听起来也可能是推导出来的、语言上准确地被调节的，但是所援引的命题的正确性、错误性或无意义性却只是由自在存在的现实性决定的，命题怎样与——我认为：是有意图的——现实的客体一致，要看它们是否正确、错误或无意义。例如卡尔纳普在论述命题功能的章节中举出了“饥饿的时代”，“德国的城市”的命题阐述说，如果对这些命题补充上汉堡，就会得到真句子，如果补充上月亮，那得到的是无意义的词序。尽管卡尔纳普小心地避免任何“形而上学”命题，但是如果决定这些命题功能的基础不是——自在存在的——汉堡实际上位于德国的事实(tactum brutum)事情就会更好些吗？

新实证主义对这一异议的惯常回答自然是，汉堡在德国，巴黎在法国的事实是一种经验事实，它与“形而上学”（本体论）毫无关系。所以它可以从数学上、语义学上等等随意操作，可以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也只是不触动“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领域。在这里实证主义以及随之而来成为唯一认识论观点的其他倾向沉沦为自欺欺人，这种自欺欺人建立在它们完全忽略了自在存在对其他普遍、特殊、个别的被规定了的范畴的本体论的中立性。对象、关系等等是自在的或在反映中表现为独立于它是否是个别、特殊或一般。新实证主义之所以败于这一谬误，不仅因为它完全忽略了旧哲学留给我们的许多其他流派、范畴财富——当然常常是在一种修正贫乏的阶段，也不是因为它为哲学上多余的技术操作规则充实了操作语言，并且使现实本身的范畴建构降低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现象问题，而是因为它部分地过高评价、部分地歪曲了积极地参与加工正确反映的认识主体。毫无疑问，认识主体参与普遍的思想反映是更为重要的，然而这个在自在存在的现实中的主体只是表现出直接的或孤立的，独立于个别对象或关系，所以必须借助于对这些对象关系等等的分析而获得。这当然绝没有突出它的本体的自在存在，仅仅是赋予它独特的特征。但由这一状况产生了幻想普遍的东西也许不过是认识的意识的产物，而不是自在存在的现实性的一种客观范畴。这一幻想引诱新实证主义，把普遍性的东西作为“要素”置入主体的操纵之中，并忽视了它作为“形而上学的”自在存在的客观性。

在个别情况下则产生了相反的幻想：即它的直接现实的幻想。在这里它们对哲学史的置之不顾，它们对以往范畴学说的全部成就的傲慢的轻视也引诱了新实证主义者们。他们目无一切地从直接和间接辩证法的身旁走过，不理解个别尽管同一般一样是自在存在的，但作为这个个别根本不是直接的。为此，对于个别的认识如同对普遍的认识一样需要一种主体的思想活动。这在最简单的感觉中已经是很明显的了。人们会想起菜布尼茨是如何为了引导他的谈话伙伴认识一棵树上的任何一片树叶都是个别的而要求他们准确观察，准确思考这一著名事的。如何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对待如此复杂的个别现象，如汉堡或巴黎。在这里我们从这种多样性的认识过程中只能突出几个被忽视的范畴；然而这种适当压缩的方法已经明显地表明，种新实证主义的幻想必须相信个别客体的经验事实并没有地弃本体论问题。“思维经济”很容易限制对在一些很复杂、全今尚未解决的问题上的本体论的斗争，特别是当要求本体论解释与科学认识有公开矛盾的时候，例如生物学中的活力论。然而，尽管具有功能上的依赖性的操纵代替了本体论的因果律，当心理物学的平行性成为操纵一种巨大的综合对象的基础时，就显示出新实证主义为了解释清楚一种直接实际操纵的问题，是如何对认识的全部问题置之不顾的。

从这些不可避免的、小小的缺陷来看，必须向新实证主义承认，它对现实的特有的认识一理论的和逻辑的态度的片面性比起在它之前的任何派别来都贯彻得更加彻底。然而这也导致了特别重要的结果，即新实证主义比在它之前的任何流派，都更为卖力地消除现实本身和以各种反映形式出现的对现实的模写的区别。独立支配的贯彻始终的认识论也就从原则上模糊了这种区别;由这种区别所造成的对象性、客体性等等范畴似乎可以无区别地同样应用于这两个领域。很明显，特别是两者找到了一种数学表达式时，对于单纯操作这种区别似乎就完全消失了，只有当一个物理的或生物的问题不仅应从数学上，而且应从物理的或生物的角度来解释时，这种区别才出现。在纯科学意义上的新实证主义的反动性质最强烈地表现在它助长了至今还存在的形式主义的操纵的倾向，为它提供了一种所谓哲学的根据。由此而造成的混乱比起重要的研究者常常受到这些直观的传染与引诱更危险，它们的矛盾性，甚至有时是无意义性被握有权力的著名作者的科学权威所掩盖了，以至于没有人具有安徒生的街头流浪儿那样的勇气高喊皇帝没有穿衣服。

请允许我引用爱因斯坦的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它为我们的观察提供了应该直接来自于日常生活，而不是来自于科学实践的好处。而容易理解的异议被他的辩护者所接受，批评者却丝毫不懂物理学。爱因斯坦想把几何学与一般相对论结合起来，使之可以从理解上普及化、普遍化。他说明的思想实验是这样的：“假如我们开始描述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生活着具有二维性的——不象在我们的三维性中的——生物。电影使我们习惯于观看二维性生物，它们在二维的银幕上表演。现在我们想象，这些阴影的造型，即演员真实地存在于银幕之上，它们能思考，并能造就自己的科学，二维的银幕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几何空间。这些生物不能想象塑造一个三维的空间，正如我们不能形成一个四维世界的概念一样。它们能使一条直线弯曲，它们知道什么是圆圈，但它们不能设计一个球型，因为为此它们就必须从它们的二维银幕上跳出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爱因斯坦想把这一思想实验用于解释几何与物理的关系，用于理解物理空间不是欧几里德空间这一事实。所以他继续引证说：“我们处在一种相同的状况中。我们不能够使线和面弯曲，但我们几乎不能想象一个被曲折和弯曲的三维空间。”同样要注重强调的是：在这里不是爱因斯坦的理论引起了争论，写这句话的作者也感到根本没有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但思想实验本身并不涉及具体的物理学问题，而仅要理解“二维生物”对我们三维生物来说一种非欧几里德世界为什么如此难以想象。每一位爱因斯坦思想实验的读者，只要他具有一些正常人的理解力并且不盲目地屈从于有理由被认为是科学权威的流行的观点，那么，他马上就应注意到，爱因斯坦的一维生物即不是生物，也不是二维的，而是正常的三维生物的二维反映，这种三维生物因此不运动、活动于二维世界之中，而他的行为、环境、对象世界等同样不过是我们正常的三维现实的一个方面的二维反映。这种三维现实可以被二维地反映，且人们把它统觉为我们三维现实的反映，是自从发明素描与图西以来早已为人所知的。电影仅仅是以新的方法使运动性能够得到一种同样的反映，但这在现实与形式的三维或二维的反映中的基本问题上却没有任何改变。爱因斯坦的二维生物没有生活于二维世界之中并且不思考它。思想和感觉等等确实在电影中得到描绘，但这些是生活在三维现实中的三维的人的思想和感觉。（电影作为三维的只是纯技术性被操作的，例如，二维的屏幕被作为三维的舞台，电影胶片是二维的，被相应的包装等等）。使其成为电影的本质在于借助二维投影在胶片上显示一种三维世界的经历，三维的人的命运。与此相应反映根本不能有自己的想象，它只反映那些在现实中有其模型的东西。否则人们就会按照这种思想实验的逻辑说，蒙娜丽莎不会想象三维世界，米洛的维纳斯却可以想象。否定或肯定大概同样是无意义的，思想实验的皇帝确实没有穿衣服。

有人可能会说：尽管我们援引的所有反对爱因斯坦的例子都是适当的，但这并没有触动他的思想过程的本质，即几何学是物理学的一部分。因此几何学不是对现实的出色的抽象的反映，也不是科学上对现实的无止境的富有成效的反映，把它批判地运用于物理学是对物理学的有力促进，在今天还在促进者物理学，而它的对象同物理学对象本身一样是现实物质的。众所周知这一假定是一般相对性原理的论据。如果我们现在努力就近从哲学上考察爱因斯坦有关这方面的观点，那么我们想再次强调，我们的说明根本无意于触动一般相对性原理的物理学的正确性或非正确性，因为作者在这一领域不够资格。这里——借助爱因斯坦的一些说明——只能谈谈纯哲学问题：几何学是否是现实的反映，它的对象和联系是否同样是物理现实的实际组成部分，如硬度、重盘等等。爱因斯坦在他早年引述的观察之后紧接着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说，我们的三维空间是一欧几里德空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不过是使欧儿里德几何学的全部从逻辑上被证实为无可指责的定理必须由实际的实验来证明。由固定的物体或光线我们可以构造与欧几里德几何学理想化的图形相同的客体。相应的构造一根直尺的边，一条直线的光束，用纤细的结实的几根木棍构成的180”的三角形的角度，由两条纤细的、不能弯曲的光线构成有着共同中心点的圆的半径的比例等于它们的圆周的比例。这样欧几里德几何学就成为当然是很浅显的物理学的专业领域。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这种关系中显现出差异，例如，由几根木棍组成的大三角形的角度——由于各种原因木棍一直被认为是固定的——不再是180°。”

如果明白的论述有意义的话，那么爱因斯坦是把欧几里德几何学看作一种假设，一种认识物理现象的模型。从逻辑上说:几何原理也许被证明为是无可指摘的，它们必须由实际的实验来证实,不需要世界的逐辑人们就能得到圆的周长等于2πr的原理。另一方面这些原理不需要在物理现实中证明。相反，几何学反映了一种还原为纯粹空间性的且作为同类性的现实，在这种同类的媒介中几何学研究纯粹空间形态的规律性的关系。这种同类化产生于空间的维度已经具有一种相同的纯粹的独自存在，在事物的物理现实中独自存在原则上不可能有维度。例如一条直线只有一个维度，一个平面只有二个维度等等。这样在物理的具体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出现些什么；而在反映中却可出现合理的抽象，它的合理性恰恰在对现实具体的特性和对实际事物的关系的忽略下得到证实。但愿爱因斯坦由纤细的光线构成的圆——这纤细的光线也将有三个维度——不是一条象几何直线一样的线。

在几何学的反映中这种合理的同类性允许对已被揭示的空间关系的高度数学化，允许纯粹空间关系的一种数学表达的合理性，以对事物等的纯粹观察方法也许永远不能达到这种合理性。如果我们在谈到数学化，我们马上就得进行补充说，数学当然是建立在对现实的事物和关系的量的特性正确反映的基础之上的。假如我们为了把自己限制在所有最基本的要素之上面谈论40个人或50棵树，那么我们的思想就反映了物（对象）的纯粹量的因素，反映这样一种对象集合的某一现存部分的数，除了任何其他的量的特征。由于我们谈到了人和树，那么这种特性在我们的例子中是以一种抽象的残余物出现的。假如我们想从这里出发，进而达到最简单的数学运算，即加法，那么我们就必须也要消除这种质的残余物，或者以一种还保留了质的东西的抽象来替代之。那么我们可以说，40种生物加50种生物等于90种生物。数学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同类性抽象的正确性和富有成效，且促进了尽可能地探究现实的复杂的量的关系，这要以直接的方法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再说一遍，这样在同类性抽象反映的基础上也能使几何学上被反映的纯粹空间关系数学化。

但是，这种合理抽象的全部成功丝毫没有改变基本本体论的事实，即几何和数学都是反映而不是物理现实部分、“要素”等等。因为儿何和数学反映了它们的基本的量的因素，纯空间关系以及纯粹的质量关系。就空间关系以及量的关系构成它们的本质来说，它们是认识任何现实的巨大工具。但是在所有这些卓越的成果中绝不允许忘记这一朴素的真理，即这些反映的方式总是只能反映现实的某一特征，但自在存在的现实却是由无限的其他的组成部分构成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卡尔纳普本人在这虽必然会承认，数学形式允许对物理学的现实部分采取多样性地物理解释的可能性。只有一种真实的现象上的实现的东西，才能探究对特征全部性的反映和分析。在进行这样的分析时——就现实的特性而不是它的纯粹操纵来说，科学的哲学有理由要求这种分析在现实自身与它们所需要的认识目的之间进行区分。这些研究没有提出要对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随便说明点什么的要求。它门只是确定了他的思想实验没有证明几何学是“物理学的专业领域”的论据。对我们来说刚好相反的是，在这方面的主要的物理学家对新实证主义的操纵理论做了暂学妥协，他们试图从科学中取消现实的主要倾向随着其权威的增长而加强。从这一立场出发，对电影的二维度的研究就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偶然错误的语言障碍，而是标志着新实证主义的一般操纵方法对全部当代思想的影响是多么混乱。

人们也许在新实证主义的几乎所有的观点中发现，哲学的重要事实具有类似的混乱，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类似的模糊性。假如这作为新实证主义的万能方法属于操纵的基本特性的话，那么这些问题恰恰——形而上学地——被完全排除于科学之外，因而对现实的实际问题的反思没有破坏或阻止操纵机构的无限制的功能。这是满足于解释已经触及到的对所谓身心平行主义的解决。现实地回答高级有机生命的主要问题之一被作为非科学的而推到了一边，任何对现实的优先权，对现实的相互影响等等的导找都被作为“形而上学的”而受到中伤，以便对孤立的个别的结果进行方便而自在的操纵，达到一种只有科学允许的统一的尊严。凡是细节出现的，整体原则在支配着。

一个统一科学的问题今天被新实证主义以饶有趣味且独特的方式最有力地提出来了。无庸置疑的是，提出一些要求是合理的。各个学科研究的区别正无限度地增加，且日益扩大，以至子有时本身很能干的学者不再懂得邻近学科的“语言”。当现代现实的科学研究同时伴随着专业化，日益超出各学科的流派界限，日益显露出它们之间丰富的横向联系，相互作用等等时，这种状况就更为荒诞且令人难以忍受。所以日常的现实研究似乎每次都回溯到自在存在的现实，而不关心对现实的个别现象群在哪或如何从学术上加以整理。由此可能且必定在科学中产生出一种新的普遍性类型，处于个别具体事实的把握之中的内容丰富和具体的多样性的类型。对此人们可能已经看到今天有了开始，然而它们的前提是：从现实性出发，从有关具体事实的真实的自在存在出发。假如正确地理解了这种现实性，那么在劳动分工的反映中人为地建立的界限就不能对认识的进步形成阻碍的反抗。这些倾向在当今已经出现，然而它们大都是自发产生的，而没有意识到对有关综合的本体论的清楚认识将会为一种具体的问题综合有什么样的横向联系，相互作用、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产生确保方向的指南针。

在这一问题上新实证主义者也有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影响越大，就越适宜于——在这个问题上难于产生和固定可整理的杂乱无章之物。美国出版的百科全书纲领这一条目中有新实证主义者对科学统一的要求。在这方面他们依据于菜布尼茨，依据于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而自然不想严肃认识这种较早甚至过早地试图使科学研究统一起来并综合它们的成果的出发点，却造成与其纲领针锋相对的矛盾：即坚信自在存在的世界的统一，坚信它的规律性的统一性，这种统一能够而且应该在一种统一的科学中获得它的有关意识的反映图象。对科学统一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预支付款——和统一百科全书的建议在新实证主义者那里来自于直接对立的前提。卡尔纳普说：“科学统一的问题是指科学的一个逻辑问题，而不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我们不问，世界是统一的吗？在其中所有事件都是一种方式的部分吗’……我们是否能在这些问题中如讨论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如何的问题，找到一种理论的内容。假如我们无论如何要问，在科学中是否有一种统一，我们所指的是作为逻辑问题，有关科学的各个分支的术语与规则之间的逻辑的类似性”对科学统一的要求即意味着对全部知识索材的一种统一的可操纵性，而不论现实本身的状况如何，是否不存在于它的具有特殊结构和动力及随之而来的特殊的规律性的存在领域之中。

对这种——所谓仅仅是中性的——句子可操纵性的现实敌对的统一性的拒绝——我们的知识贮存并集中于这些句子中——当然并不意味着对科学认识的任何统一的建构持反对态度。恰恰相反，任何真正的哲学至少都曾致力于这样一种统一学科的普遍理解。但是自从黑格尔以来人们既不应谈论一种排除了统一的绝对的终极差别，也不应谈论绝对的对立、无条件性和无过渡性的异类性。哲学意义上的统一是在真理之中的一种统一和多样性的统一。然而这种辩证的统一只能在现实本身中找到，只有当我们成功地在现实本身中发现一种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结构和动力的学科并上升到意识之中，世界科学认识的统一性才能产生；尽管无论在何处它都压制不了结构与动力的多样性，但统一性依然存在。因为——为了使我们的思想具体化些——如把无机物的存在确定为任何一种存在的基础变得可能的话，如果不必从思想上破坏生活和社会中的特有特性，而可能确定无机物的存在为任何一种存在的基础的话，如果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同时包含于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质的差异当中的话，那就能够产生出内在统一的科学。具有机械一元论的旧唯物主义者的企图必然地失败了，但那些以其多样性使各种存在方式绝对化的理论，如活力论、精神科学等等则更为甚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实证主义试图通过消除任何本体论，通过科学“语言”的纯粹统一，通过逻辑操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由此存在的所有的特有形式都必定失去其内在特性，而按照——新实证主义的解释——现代物理学的模式加以对待。根据直接的表面现象可以产生出这样的印象，这似乎涉及到旧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有一和平时代的创新，从科学上能够理解的宇宙的所有现象可以归结为物理世界的机械规律性。第一眼的明确性由于在此期间数学方法在理解世界规律性上取得非常的成就而得到了提高。这就满尼于回忆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的结果，满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中经常的富有成效的应用。由此看来，在机械唯物主义中败于各种存在方式的自在存在质的差异的统一化的方法，由于普遍的数学化，由于语义学的统一化的科学“语言”，在较高水平上似乎可以得到实现。但这仅仅是一个现象。存在方式的本体论的多样性，只有通过一种同质的、强加于真实特性的统一才能从科学概念形成中消除出去。两种统一的试图大还有这样的矛盾——第一种建立在原始的简单化的本体论基础之上，第二种建立在一种精巧的试图对任何本体论置之不理的基础之上——它们遭到了同样的抵抗，遭到了自在存在的现实的抵抗，对它的粗暴的压制的真正特性进行抵抗。这种反抗直接表现在从计划性地支配的统一化的命题中越来越产生出不可解决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恰恰击中纲领的中心，恰恰引导实际的现实政治因素，反本体论因素进入乌托邦的王国。

从这一立场对机械唯物主义进行批评在今天是多余的。在同样继承了实用主义遗产的新实证主义那里，表现出在纲领的实际的不可实行中，在——实用主义的——失败的必然性中对现实的反抗。但是这种拒绝从没有公开承认过，也许卡尔纳普关于形而上学者费希特的话比较颇具侮辱性，但他的解释一下子就使人联想起费希特的“比事实更糟糕”这句话来。这个矛盾不能再被忽视：费希特是怀着一番受到法国革命和思想家期待革命的创新的热情，激动地说出这句话的，卡尔纳普则怀着由于成功而变得自信的管理者的——这位管理者坚持认为，当今只部分被操纵的市场将来会被完全控制——庄重信心。对此的符咒是科学“语言”的统一，具体的表达就是，一个领域的陈述可以翻译为另一个领域的术语，在这方面作为所有科学的榜样的应是数学物理学（所以称作“物理主义”）。卡尔纳普宣称，生物学的所有陈述可以直接了当地“翻译”为物理学的“语言”——由此在这一点上证明了统一科学的存在。”与我们过去的考察相适应一种生物学的法则只包含还原为物理学术语的术语。”当然卡尔纳背必然会马上承认，问题并不能一再获得满意的解决。他指出了生物学法则的增长数字，这种生物学法则可以导源于物理学法则，如果他借助于物理学和化学必定能得出生物学研究的富有成效的倾向，那么他完全正确。但是由此生物学的问题连提出也是不可能的了，更何况解决了。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卡尔纳普和所有的新实证主义者也很少关心对数学的物理学陈述的现实物理学的解释，而且把为此的决定推给科学常规，假如以数学一物理学的形式（包括化学在内）可以表达生物学现象，理所当然地只能进行生物物理学的解释,那么他就根本无兴趣。是的，同一百科全书的另一合作者，费利克斯·梅因克斯恰恰宣布任何普通生物学对科学来说都是多余的，它只具有一种教育学的作用，但却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在这方面新实证主义者获得了一个舒适的地位，由于他们简单地把从科学上揭露和完成的理论，如活力论同普通生物学问题的领域等同起来。然而这一问题由于如此廉价的争沦而不能被从科学中排挤出去，哪怕至多仅仅是暂时的，也可给作为生命科学的生物学造成损失。因为，在如此丰宫的个别研究的结果中，生命的中心问题还绝对没有准确地作为存在的质的特有方式而提出——我只是指出个体发生学的和种系发生的科学的而不是本体论的疑难问题——但它是无人可否认的事实。所有通常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影响了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历程的个别成果，归根结底都是服务于什么是自在的生活，什么与其他的存在方式相同，什么意味着它的存在的特定的区别因素这样的认识。那些完全错误地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如活力论处于相同的地位：它们今天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但是新实证主义没有权力把这些理论从科学中排除出去。

思维的发展表明——我们将在这些考察中时常回到这一点——本体论的问题比起它可以科学地回答来说要出现得得多，这种发展逐步消除了错误的观点，以便建立正确的观点，同时这种发展表明产生了一种与科学的连续的相互作用。但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性是如何有目的的试图把科学从现实中分离出去。这样的事情时常以科学的“纯洁性”的名义发生，却损害了这种纯洁性。因为我们的知识必然面临这些现实的事实，没有任何地方表明一种本体论的前提或回答一定象活力论那样是混乱和倒退的。例如象降定谔这样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试图回答生物学的本体论的基本问题,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他提出熵的变化是生命的基础这样的假说。当然，同意或反对薛定锷的假说与我们不相干。我们提及这个假设，仅仅因为由此可以肯定：人不离开可检验的科学性基础，也许就可以甚至借助于物理学（或）化学范畴为生命的特有本质找到解答，这一答案既理解了它与无机世界的持续联系，也理解了它的特点。用“形而上学”的口号取消这一问题则导致了作为科学的生物学的狭窄化和扭曲。

这里当然谈不上详细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仅仅想再次提及一个在其他情况下已经触及到的现实性范畴，即个别性。由于个体发生学的再生产过程的个别性已经在生命的范围内比在无机现实中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这就显然表明，新实证主义语言调节本身就不可能忽略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的费利克斯·梅因克斯谈到了动物和植物的非连续的多样性。他说，它们之不能象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那样以同样一种纯粹量的方式排列，不能象前者那样可以预言至今不为人知的形式。简单元素与非常复杂的有机物除了有相同点之外——只有纯适当的手法允许——这里至少承认了复杂性的一面，但是新实证主义者们没有想到，从这样一种勉强承认的事实中得出了存在方式的多样性的方法论的结论，而存在方式确实具有多样性。在这方面个别性范畴的这种重要意义在对非凡的实际生物学问题的理论理解中表达了出来。人们只需想想医学科学就够了。它的对象总是个别病人，病人身体健康状况的全部特征可以根据量的测量而检察和确定，达到这一点当然还很避远，对诊断和治疗的正确性有决定作用的，归根结底始终是一个个体的独有的特性。这种在当今一再显露出的新实证主义的理想，在定量的细节研究的数量和精确性增长的情况下以控制论的机器代替医生的个人诊断——当然医生必须注意学习和评估这种个人诊断以漫画式法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独特性。一方面，在病人的个别性上有意识地忽略了他的个别性，另一方面，已经谈到过的是，为了在量上坚持共同的“语言”，把用量固定下来的个别联系的生物学的解释轻蔑地排挤到了边。为了知道所有的定盘检查，生物学上的心电图、血球数目、血压的测量等等，即必须按照个别病人的性格、病史等等做个别的解释，以便提出正确的诊断，并不需要本人成为医生。(这具有典型的过程等等，丝毫改变不了个别性范畴的这一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研究一下人，人与对象的联系，新实证主义的科学操纵的统一性就更为滑稽可笑了。这里——忽视了社会科学，首先是经济学的实际结果，道路不再沿着重新解释——不允许的——现实科学方法和结果的简单化的方向，相反，而是直接与现代操作哲学联系起来。卡尔纳普在他那篇我们曾经引用过的文章中只是简单地区分了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他在心理学方面还详细讨论了编排归类的一些困难，而却以为社会科学的状况连一次详细的分析都不需要：“这个领域的任何术语都可以还原为其他领域的术语。对一群人或有机物的任何研究的结果都可以描述为他们的成员，相互关系和环境的术语，然后才能够阐述把所有术语应用于心理学、生物学和物理学，包括物的语言的术语的条件。许多术语都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加以定义，其余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到这一基础之上。卡尔纳普承认，“在今天，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不能由生物学和物理学推导出来。另一方面又没有这样一种推导从原则上且永远是不可能的假设的科学基础。“这样一种万能的操作的独断论恰恰正在被消除。为此我们也没有困难参与卡尔纳普的论断。对许多人来说这些论断今天甚至已无必要。我们要向其他读者指明将要进行的考察的全部，在这些考察中含蓄地保留有对新实证主义的立场的反驳，而没有对它的立场的明显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