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国际

选自《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Ⅰ]》

原著：[法]路易·阿尔都塞；

翻译：唐正东 吴静；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我们都记得安德鲁·马尔罗①曾说过：“尼采在上个世纪末宣告了上帝的死亡。而现在我们要向自已发问的是：今天，人是否还活着？②这段引文是我凭着记忆写下的，它或许并非马尔罗的原话。但我却无法忘记我们当时在自身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空虚。当拥挤的人群在索邦大学的台阶上目睹着这个悲剧演员③在孤独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这，恰恰是孤独本身；眼前这个矮小的、指手画脚的男人正是在这一良知④的荒漠中同人的死亡进行奋力搏击的。“我们必须重建能使人将其作为自身来认同的人的形象。“马尔罗的这种悲悯之情并非因那些他所宣称的濒临死亡的人们而发，而是他看到，在这个迫近的、令人绝望的意识的死亡中，却仍然有人活着。甚至连那些并没有和他一样意识到这种恐惧的人们也忍不住感到一种深深的焦虑：人不能泰然地看着他人如同对待仇敌一般地敌视自己的命运。

但是，在这个给予了我们避难处所的世界中，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这就是不断增加的——人们正在挣脱和诅咒那些将他们绑缚在命运之上的无言的绳索。在战争上升到残忍之极后的两年中，和平与毁灭充斥着这个世界。在一天天逼近的冬天的迷雾中，无声的集会正在举行。只有当现在平静已经再度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听见被军队的喧嚣所窒息的怨言以及在战争的吵嚷声中不为人知的抗议。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对和平时代怨声载道的欧洲的古老国家，正是生长出这些怨言和抗议的地方。在东方，无数的俄国人民已经重新开始工作，他们通过工作使自己与历史相融合。＂痛苦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精神状态。我们正在使之恢复（爱伦堡⑤）。”⑥在西方，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的美国正在计算着得失，检验着自己在海空方面的未来力量，并按它自己对未来所规划的那样在世界上占取了有利位置：一个美利坚的世纪就在前方，它仿佛一个悠长的夏季假日，一直延伸到天的尽头：“我们生来就要成为自由的美国人。”有一点是肯定的，努力和自由的乐观主义对于大多数正在其中为他们所过的艰辛生活⑦寻找辩护⑧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然而，这种乐观主义却置身于“西方”的没落之中，人们开始发现由军队发动的战争并未使灵魂的争斗得以结束；和平与战争一样残忍，甚至更为恐怖。在眼下的和平时期中，谋杀甚至已不再需要以军队的喧嚣为借口。

安德鲁·马尔罗

注释

①安德鲁·马尔罗：1901一1976，法国作家和政治家。二战时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1959年至1969年出任查尔斯·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他的作品包括历险小说和政治活动小说，例如《人类的命运》(1933年）以及一些有关艺术史的书。一一译者注

②这是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月”的活动之一，安德鲁·马尔罗1946年11月4日在索尔邦大学发表题为“人和文化”的演讲时所提到的。根据发表在《战斗》上的讲稿，阿尔都塞引用的句子原文如下：”由于尼采，上帝已经死了，但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在这个古老的欧洲．人们是否也已死去。今天的欧洲并不像人类的描述的那般，毫无生气且嗜血成性。”

③第一稿中为“这个微不足道的演员”。

④良知，阿尔都塞在本文中模棱两可地同时意指“意识”和“良心”——英文版注．

⑤爱伦堡伊里亚·格里戈雷维奇：1891年～1967年，前苏联作家，著有《暴风雨》(1948年）和背景为处于约瑟夫·斯大林的强制政权下的《解冻》(1954年）。——译者注

⑥发表于《权利》第三期，1946年11-12月号，句子原文是：＂痛苦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奢侈。我们使它恢复。”

⑦此处手稿中删去了一段话：＂它源自于古老的欧洲，那里充满了疲惫的抱怨和良心的反抗。”

⑧第一稿中为：“……在其中……寻找意义”。

在法国，我们有马尔罗，他的悲剧性话语上面已经提到；我们有加缪①也从他发表在《战斗》②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人们被命运紧紧地攫住，只有死亡能使他们遭到杀害和获得解脱；我们有加布里埃尔·马塞尔③，他强烈地反对世界的现代性和它的”技术化改造“④；我们还有称之为“人民阵线”⑤的运动，它认为能通过引导一场国际性的精神战役而避免战争所带来的致命伤害；我们甚至有商业性鼓动的实例，就像刊登在《权利》上的关于“凶手的时代”问题的讨论⑥在英格兰，凯斯特勒⑦⑧公开扞击集权主义政体对人的奴役，以小说的形式满足了他的同时代人对他们历史的怨恨。他的著作的极大成功证明了⑨这些现代先知们的诅咒正在获得一种广泛的公众响应。而且，从德国得到的一些反馈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失败者除了将自己过于无忧无虑的意识与胜利者不好的意识融合在一起以外别无他求一一他们是如此地心甘情愿，以至于根本不会去诅咒现有的和平，也不会缔结一个神圣的抗议联盟来反对它。我们必须问问自己这样的联盟究竟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现象以及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虽然还没有被准确地界定，但它仍然能够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据说加缪就设想在达到世界的良知之前，组织一个抗议组织以谴责那些反人性的罪恶。然而，“人民阵线“思考的却是运用电影院和无线电广播⑩来促使人类废除战争。人们可以在这些努力的尝试中感到一种寻求自我的精神，一种希望以具体形式来体现自己的强烈意图⑪，一种力图界定自已确立自己并以行为方式装备自己的意识形态。如果这种精神是国际性的，并且正处于建立制度形式的过程中那么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国际“正在生成。在试图发现这究竟藏匿了什么的努力中，也许可以获得些什么。

      阿尔伯特·加缪                     

加布里埃尔·马赛尔

这个以人道的抗议来反对命定的“国际”栖身于对一个事实的逐渐觉醒的意识之上。这一事实即是人类正在遭受威胁，并且在面对威胁的过程中，已经变成了一种恐怖的“无产阶级”。工人无产阶级被社会学的、经济的、历史的条件所定义，与此相对，这刚诞生的“无产阶级”则是由心理的条件——威胁(intimidation)和恐惧(fear)来定义的。就像在工人的贫困与异化里看到无产者的平等那样，这默不作声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死亡和痛苦中才能看到平等。我们的作家说，不管是在原子还是在曲线的领域内，最新的发明不但现在、并且从今以后都将成为使一切人平等的人类条件。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平等，它支配着我们的一切行为。在它之中我们不知不觉地生活和移动着，就如同一个在重力中无意识地生活和移动着的人一样。而且，正如在马克思之前就存在的无产阶级的联合只不过因为马克思才变成了意识（原文如此）⑫一样，对我们来说，这个在恐惧中形成的人类—一无产阶级的联合之所以能够以意识的形式存在，也仅仅归功于我们那些现代先知们的启示。在他们的吁请中，我们听到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著名的口号中表现出来的历史感伤相同的东西（至少，他们认为我们是这样），即在所有的对良心的呼唤中的那种感伤（这种良心，就如马尔罗所表现的那样，是我们在那令人无法自拔的“黑夜”中惟一的荣耀和美德）；我们感觉到了这些话语的悲剧性暗示，在这些话语中，人被要求生来就知道真理，知道并且控制他们的环境。人，了解他自己：你的处境就是死亡（马尔罗），就是成为一个牺牲品或剑子手（加缪），就是向着监狱和酷刑的世界的不断迈进（凯斯特勒），抑或是你在核战争之下的全然消亡，也可能是那些使你之所以为你的甚至比你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你兄弟们的注视、你的自由以及你为自由所进行的斗争——的结束。加缪说，人类就像一列全速前进的火车，正加速走向深渊，而乘客们却还在为各自的琐事争吵不休。我们是在悬崖边缘搏斗的疯子，根本没有意识到死亡已经使我们连成一体。一个看到人们即将死亡的明智的认识者，还可能继续保持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信念吗？如果一个人仅仅知道他正面临着资产阶级的威胁，却没有意识到在他可能成为一个工人被奴役之前，死亡的威胁已经逼近，并且这种威胁超过了其他的一切，使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过成为一种历史的消遣而已，那么，作为一个当代工人政党的积极分子对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只剩下了惟一的依靠，这一切坦率地告诉我们，在面对灾难时：我们需要一个反对命运的神圣同盟。让人们知道，即使还有时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只不过是在空耗它们；其实，人们早已在对炸弹和死亡的恐惧中联合成了无产阶级，联合成了人类境况意义上的无产阶级。

旧的无产阶级已经被新的无产阶级“降级”，我们需要来仔细考查一下后者的基本特质。什么是“人类境况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加缪在《战斗》⑬中说现代人的状态就是恐惧，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恐惧是不容置疑的。它与日常经验相似，且不管前提如何，现代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已被公认为一个历史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真实现象的原因却很难判断：如果这种恐惧因其普遍存在性而同样涉及到观察者，那么它也会因为内在的不合理使观察者们感到不安。对于恐惧，有一个悖论：如果人类理性无法控制它，它也就几乎不反抗考查它的理性，并且可以被毫无⑭障碍地加以界定。⑮

注释

①和平时期，针对我们的最有力的抗议往往来自于那些在战争中最勇敢、坚定的人们：马尔罗和凯斯特勒曾在西班牙的共和军中作战，马尔罗参加了这次战争，加缪，和那些被列为当代十字军战士中的佼佼者一样，在抵抗组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他们来说，放下武器是痛苦的——英文版注。

②阿尔伯特·加缪，《既非受害者也非剑子手》，1946年11月19日至30日发表在《战斗》上的一组文章，共 8篇（也可见加缪的《散文和七星诗社》，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65版．pp.331一352)。

③加布里埃尔·马赛尔，1889年～1973年，法国哲学家，文艺评论家。——译者注

④例如，题为《技术化改造的宣传》的文章，刊登于1946年3月9日的《法兰西新格言》上（也可见《反人类的人》，巴黎Vieux-Colombier出版社，1951年版，1991年Universitaires出版社重版，由保罗·瑞科作序），或者见同一文集《技术与原罪》。

⑤一个自我描述为“在德国占领期发起的，已经超出了属于国民兵役系统的马基组织（二战期间法国抗德地下组织）的抵抗运动的一小撮领导者所经验”的运动。“人民阵线”从1945年开始，发表了10封《致全世界公民的信》和几期题为《属于全世界公民的“人民阵线”的工作底稿》，这其实是《世界研究和表达的国际中心》一文的派生物。一个关于“工作底稿＂的文集在爱因斯坦的资助下完成。据说下面这封求助信就是写给他的：“我迫切地恳求您能寄来一张支票，‘令人失望的原子研究’委员会主席。”

⑥《权利》，第三期.1946年11-12月号。整个问题的讨论如同一场戏剧，它被皮埃尔·加里古斯、路易·鲍威尔和让·西尔韦尼命名为“五幕悲剧：谋杀者的节日”;“剧中的角色”就是参与讨论的人们，他们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46年5月23日……致新闻出版业”)，阿尔伯特·加缪(“我们这些谋杀者”)，以马利·莫尼尔(“总动员”），阿尔道斯·赫胥黎（＂饥饿＂），伊里亚·爱伦堡(“我无可奉告”)．加布里埃尔·马赛尔(“我们惟一的避难所：恩典”）和让·保罗·萨特(“恐惧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社论的“引子”写道：“广大的人民群众以鲜血和饥饿的代价学会了这样一个教训，即惟一的现实就是它的绝对痛苦与贫穷。‘令人满意的’政治原则不断滋生，在这个被蹂躏和破坏的世界中……我们正站在深渊的边缘。少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们狂热、积极、矫情地试图采取可靠的行动。”

⑦凯斯特勒．阿瑟，1905年～1983年，匈牙利裔作家，他的小说《正午的黑暗》(1941年）描写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幻灭。他的其他作品包括《梦游者》（1959年）和《机器中的幽灵》(1967年）。——译者注

⑧《正午的黑暗》，纽约现代图书馆出版社1941年版。阿尔都塞死后，在他的图书馆里发现了《瑜珈和人民委员》的复印件。1946年，《暗夜中的贼》被《战斗》杂志连载。

⑨第一稿中为：”是……的标志”。

⑩第一稿中为：“正在思考利用诸如电影院等现代宣传工具…...“在未注日期、但可能于1946年发表的第一封“致全世界公民的信”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发现了下列文字：“在四个月中，完全可能生产出一部50分钟的电影，它将经过配音处理，然后发行到全世界。这对积极投身于运动的成于上万的演讲者将非常有用……在六个月内，为全世界人民创办一份日报或周报也是有可能的……井且可能……在许多国家得到时间空当来广播无线电节目……利用它们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语种向全人类发表演讲。”

⑪第一稿中为：＂一种心理行为的形式”。

⑫第一稿中为：”但并不是为意识中的无产阶级而存在的＂。

⑬组文《既非受害者也非剑子手》的第一篇题目为＂恐惧的世纪”。

⑭阿尔都塞写的是“带有障碍＂，这无疑是一处笔误——英文版注。

⑮在阿尔都塞的论文中，发现了一张手写页，用回形针与打字稿别在一起；它可能是在下一段开头时插人的。”这些理由是有力的。这不仅仅是它们在以特权为借口的辩护中的表面上的逻辑形式，而且是在突如其来的思想火花的闪现中所表现出的特定经验的分董。凯斯特勒、加缪和马尔罗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冒险。迄今为止，只有我们的文明是必死的；我们很迟才知道这一点，但却很快总结出了一个教训：我们应当加快旧社会的死亡，代之以新的社会。现在我们不能再做这些游戏了。死亡不仅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创造新的习惯不再是什么问题；如今我们的危险是维护我们的生命，不管它是如何老迈，它都是我们拥有的惟一一次生命，没有人可以获得重生（原文如此）。我们的先知们不仅引起了我们对疾病的关注， 而且向我们展示了在疾病中如何治愈它。他们说，对我们自己危险状况的觉察已经足够使我们从危险中得以存留下来，到达未来。我们生存十其中的焦虑状态包含了它的自我毁灭以及我们从中解放出来的原则。恐惧支配我们的命运可以使之被驯服得像个孩子样乖顺。我们仅仅需要，经过对意识和恐慌的治疗，使恐惧的内容转变为灵魂的宁静，克服我们现在的神经衰弱，从我们已经居有的和平的前提——战争中抽离出来。然而．我们并不相信这种宣称就能被保证或者那些话语真的能治愈人类。折磨着人类的病痛有比不安的意识更深的原因。我们不认为能够克服它的治疗措施可以和病痛一般在相同的程度上起作用。换句话说我们不相信，对痛苦的意识如果能将自己限制在被描述的痛苦的范围内而不渗透到它所禁止的更深的区域中去，这种意识就会自我消失。我们必须在继续之前确定这一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在这样一种恐惧的程度上，痛苦是否能够改造它自己；它是否在自身内已蕴涵了驱除自己的足够理由；人们，是否也像劳动无产阶级一样，通过条件的方式将自己从恐怖的境域中解放出来一一简言之，让我们试着看看，这种恐惧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种恐惧是一种一般形式的心理氛围。它既没有在法律条文中得到记述，也没有在制度中得到确立。它甚至不像害怕那样经常出现在它所统治的范围内——监狱和死亡集中营。恐惧缠绕着穷人和富人，囚犯和自由人，从人们在自己的脸上看见命运并且知道命运正在等待着他们的那一刻起，它就把每个人的灵魂都紧紧抓在手中，不管他的法律或社会地位如何。这强有力地反映在波苏艾特谈到的无产阶级的死亡里。中世纪使得人们在上帝面前平等，而历史却使人民在死亡面前平等。使人们团结起来的不是那富人异于穷人的今天，而是明天；明天，他们将并排躺在同样的死亡中，或臣服于相同的折磨。使他们团结起来的是他们都将面对一个共同命运的事实。这个共同的命运使所有人完全平等。人类境况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明日的无产阶级。我们也许会对这里的论述提出异议，说，在这个抽象的层次上，如果人类的团结真是通过一种共同命运的迫近而得到，那就很难明白为什么每天的日常事务得不到重视：既然 “雨以同样的方式落在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身上”①，那么就有无产阶级的雨和资产阶级的好天气；既然太阳普照世界，那么也就有无产阶级的白昼和资产阶级的夜晚，以及无产阶级的周日、周一和周二——然而我们不会再玩传教士的游戏了。②③如果现实中的恐惧仅仅是一种心理氛围或一种无对象的期盼，那它就是一种没有出路的抽象。然而，恐惧不仅仅是一种氛围；它还是面对一定的真实威胁时的心理反应。在此，恐惧离它的对象更近了——恐惧的悖论突然出现了：不管这种困惑如何之深，恐惧的对象始终在它之外，也在它之前。这正是工人无产阶级与恐惧的无产阶级的区别所在。工人不是因为明天将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成为无产阶级，而是因为事情每天每分钟都在他身上发生。加缪说得好，不久以前，“没有明天”。工人无产阶级是一个平常的事实，就像我们每 天的面包一样。无产阶级没有未来，甚至也没有对未来的恐惧：无产阶级的贫穷，不是对贫穷的恐惧，而是一个不会消失的真实存在。它在墙头，在桌边，在床上，在工人呼吸的空气和他喝的水里，在他挣的钱和构成贫穷的因素里，在召唤恐惧的姿态里存在着。贫穷的无产阶级是黑夜中的人，是遭受痛苦的病人；贫穷与他们紧密相连，甚至变成了他们本质的一部分。加缪说，害怕的人背朝着墙生活④。但是，我们不希望活得像只狗。墙就是地平线，惟一的地平线，但至少还有地平线。⑤恐惧的人背朝着墙生活；而无产阶级则生活在围墙之中。因此，他看不见他面前的命运，他也不会把即将到来的、在世界的另一个尽头翻腾着海洋的炸弹和战争当作灾难的信号，他更不会害怕他已经征服的寂静。他的条件就是他的劳动，他的需要，他的日常挣扎。他知道明天将变成今天；今天，明天的无产阶级将变成每天的无产阶级的烟幕。

阿尔都塞

让我们作一个补充。恐惧和它的对象不是一回事，这意味着一种恐惧的辩证法是难以想像的。恐惧的人和他的恐惧共存，但他恐惧的对象并不以恐惧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不害怕作为他者的别人，我害怕的是在这个他者中等待着我的命运。我恐惧的不是作为战争的战争，而是在战争中成为伤员、残疾或遭受痛苦。战争并没有真正进入我的恐惧，在恐惧中，我只看到我的躯体被战争所毁。我恐惧的真正对象是想像着自己在未来的什么时候将遭受痛苦。这对象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不是真实的、而是想像中的我。恐惧的内容是想像的、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与无产阶级不同，那些害怕的人们不能将其恐惧的对象转变为对恐惧的废除，而无产阶级却在自身的阶级地位中寻找到了从中解放出来的方式。囚犯可以逃跑，因为条件是客观的、栅栏是真实的；真实的栅栏可以被摧毁：自由到来了！恐惧的人是一个没有监狱和栅栏的囚犯；他是他自己的囚犯，威胁深藏于他的灵魂。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冒险，因为这是个没有栅栏也不可能逃跑的监狱：恐惧是不可能逃离的监禁。

然而，奴役是有内容的：主人和劳动者。可是恐惧的对象仅是想像。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中，工人的条件与占有密切相关，它是一个以无产阶级解放的真实辩证法为基础、并提供了实现它的方式的真实客体。换句话说，奴役可以通过反思内容并借助行动超越内容来将自身转化为自由。而经由恐惧的意识不可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⑥相反，奴役是一种可以从中逃离出来的监禁形式，因为它有真实的监狱，真实的围墙和栅栏。这就是为什么痛苦不是无产阶级的命运：人类的条件是不可逃离的，但却有可能从工人的条件中将自己解脱出来。不管追寻这种自由需要怎样的代价和耐心，但至少人们知道这是可能的，他们可以与自己的命运和解并生活在期待中，这种期待指向的不是世界末日，而是自由；也不是绝望与荒谬中的期待，而是希望的企盼。每天，无产阶级都在他的条件中经历着具体的现实内容；每天，他重复着努力，试图使环境变得更好。这种日常经验给了他双重证据来确信自己不是在同影子作战，而是面对着他奋斗的实际对象。这个对象恰恰因为它的存在和敌对状态，所以是可以加以克服的。正因如此，工人的条件才是辩证的，因为它能改造其内容，把具体的奴役转化为具体的自由。最后，让我们注意一下，一个在恐惧中形成的共同体和一个经由无产阶级的解放形成的共同体是不一样的。焦虑是一种集体期待和降临，在这之中，人类在精神而不是事实里团结了起来，同时，人类也在他们已经居有的同样的“空乏”中变得更加迷失方向。然而，生活在事实之外却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恐惧的人无法抓住他恐惧的事实，却使他的恐惧成为事实。

注释

①马勒伯朗士的一个比喻；譬如，《形而上学的讨论》，IX,§12；或者《自然与恩惠》．I.§14。阿尔都塞一生都被这些文本所吸引，在他最后的著作里不断地提到它们。见《政治哲学文集》，Vol.1，巴黎Stock/lMEC出版社1994年版，第539页。

②此处被改动了一段文字：“人类状况的明日不是每天的日常事务，而是通过将最珍贵的所有物——包括他的生命——拿来冒险，从而对人表示疑问。但这种极端的情形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在这里考虑的只是一种抽象。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不希望将原子战争所导致的死亡面前的平等误认为是上帝面前的平等，或是将1946年恐惧的无产阶级当作末日审判的无产阶级。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③这里插入了一张手写稿．它无疑是旨在代替那张打印稿。尽管没有明说，阿尔都塞可能是想把这一段紧插在“牧师”一词的后面。“我们恐惧的对象不是由死亡建构的距离极限一一生命背负着我们驶向这个极限— —尽管我们只可能在某一天达到它。这个对象也不简单地是我们的环境——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在其中移动的空间这环境伴随着我们就像地平线不着痕迹地伴随着人的步伐一样。抽象条件之中的这种平等不再妨碍我们的生活，如同空气不妨碍呼吸一样一—除非我们为活而活，并完全死于对死亡的恐惧。我们的恐惧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氛围，它是一种对真实威胁的心理反应。我们发现恐惧的对象语境变得更近了。我并不对一般性的死亡感到焦虑，而只对炸弹造成的死亡感到焦虑。我认为这两个语词必然相互关联，并且我知道其中一个是真实存在的，尽管我不知道它的地理分布：我指的是炸弹。炸弹的现实构成了我恐惧的现实。然而，如果我更深人地研究一下问题，我也还是可以发现，炸弹，就其自身来说，是无害的。它在我写作的时候是无害的，因为如果它落下来的话，我毫无疑问将不能写作。危险的是它的意义．它的目的和它的利用。但是，当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又在炸弹自身中加入了一项新的维度。借助这项维度，它开始与我的存在相关联。除非炸弹瞄准并击中我，它才会威胁到我，所以我的恐惧变成了一种对威胁的期待。我恐惧的对象不再是炸弹或战争，而是炸弹和战争的可能性。这其实是一系列并不存在的事件，我却将它想像成可能性。最后，把我的论述推进到底，我注意到，当我没有在我的身体内感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它并没有对我发生影响。我恐惧的真正对象不再是一个实存的物体（炸弹），也不是一个被期待的事件（炸弹的爆炸），而是我自已被想像成了这桩可能事件的受害者。我的恐惧不是作为炸弹的炸弹．而是在炸弹的形式中等待着我的命运。我恐惧的不是作为战争的战争，而是成为伤员、残疾或遭受痛苦。真正的战争实际上并不是我恐惧的部分．但在恐惧中，我发现自己的躯体被战争所毁。在现实中，我是我恐惧的对象，我想像着自己在未来的什么时候将遭受痛苦。这时，我并不是真我，而是一个想像的我。这样，我不得不承认，我恐惧的对象和我的恐惧并不是一回事。我把后者当作一种日常的困惑；分析表明，前者仅仅是一个想像的事物。”

④“背对着墙的生活是狗的生活。我同时代的、那些现在生活在高校中的人们，过得越来越像狗了。“阿尔伯特·加缪，《恐惧的世纪》，见《散文》331页。

⑤此处被改动了一段文字：“真正的无产阶级不害怕它的处境，因为这处境并不在它的面前；无产阶级居于处境中，仿佛这处境就是它的本质。”

⑥此处被改动了一段文字：”相反，一个知道自己是奴隶的奴隶因而也知道他是主人的主人，即不仅在灵魂中，而且在生命里，他都是他自己奴役的主人。因为、从他不再工作的那一刻起，这个主人就不再有意义：所以，他自己的奴役是由他自己支配的。但恐惧不受恐惧者的控制：我们不会对着黑夜狂呼，就像我们不会用箭去刺穿天空一样。恐惧不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人与自己命运抗争的处境是悲剧性的；我们是刽子手或受害者，但我们不再是人。”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