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李自修译，王逢振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关于乔治·卢卡契（下）

乔治·卢卡契（György Lukács，又译为格奥尔格·卢卡奇）

Ⅱ

不过，卢卡契接下来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似乎与这些纯文学问题没有多少关联。书的题目就足以让人产生误解，因为这部新著与其说是关于政治的，毋宁说是关于认识论的，目的在于以技术方式为一种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奠定基础。因此，所谓“阶级意识”，卢卡契的意思与其说是指一种经验和心理现象，或者由社会学探索的那些集体显现，不如说指一种先验的局限或优势，通过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而被赋予领悟外部现实的心灵能力。这样，卢卡契这部影响深广的著作，同较为熟知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例如卢西安·戈尔德曼和萨特等著作家所实践的那种批判，一开始便迥然不同。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概念业已蕴含了神秘化，并传达一种飘忽不定的心理学世界观的观念，一种从定义上与外部世界本身已经无关的事物的主观图景。结果，即便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也被相对化，被视为意识形态的，而真理的终极标准则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目的”的实证主义标准，使我们置身于事实自身的存在，而没有任何主观的歪曲。

不过，由于卢卡契十分认真地对待所谓的资产阶级哲学，所以他能够推演出一种适当的无产阶级认识论。我们可以说，谬误的东西对于他并非是中产阶级经典哲学的内容而是它的形式；而且在这一点上，卢卡契把马克思在其对中产阶级经济学批判中曾经使用的方法，应用到了哲学领域。因为马克思对他的前人（斯密、萨伊、李嘉图）的批评，目的不在于他们著作的细节——地租、市场流通和资本积累等等理论——其中大部分他都纳入了自己的体系，而在于那种总的模式，或缺少这一模式。在这一模式中，这些细节得到自己的解释，并被当作某一更大总体的一些部分或者功能来审视。马克思不仅能够揭示出中产阶级经济学家无力推演出一种统一的场理论，使形形色色靠经验观察到的现象可以在里面得到结合，而且实际上还揭示出他们本能地避免这么做。仿佛他们觉察到，后来在《资本论》里体现的那种经济现实的总体和系统模式所带来的危险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为避免这些后果，他们不得不仅只在片段和经验层面上继续他们的研究。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误解成一种物质或经济功利的理论，尽管在个体心理学的层面上，自我功利观念的起源要早得多，在霍布斯和拉罗斯福哥时代便已出现。然而，主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集体或阶级自我功利的理论，就不是那么错误。因为，发现一个人为了某种更伟大的理想或事业而甘愿牺牲自己个人的直接利益，决不会令人感到惊讶或自相矛盾，而热忱信奉这样一种事业，信奉这种事业的凝聚力量，几乎可以肯定是生发于这一事业的集体基础，生发于它作为该群体或阶级防御机制的结构，而个人则觉得自己和这个群体和阶级相一致。因此，一个特定阶级的成员，与其说保护他自己的个体生存和特权，毋宁说从总体上保护这些特权的先决条件；在思想领域里他也愿意冒险，但只限于对那些先决条件刚开始提出怀疑。我们因此可以以更抽象的方式说，阶级意识对思想的影响，不是在对现实个别细节的感知中，而是在整个形式或者格式塔中被感受到的，根据这种格式塔，那些细节得到组织和释义。

如同马克思对中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同样对于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来说，中产阶级哲学的局限，也由其无力或不愿与总体性范畴本身妥协而显示出来。这绝不是单纯的外部判断标准，而是经典哲学家自己所关心的一种困境。这可在前马克思主义德国哲学围绕个别主体或认识者普遍性问题的定向上发现出来——这种普遍性只在康德的超验自我概念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以抽象的形式存在。卢卡契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使这一抽象哲学问题复归于它在社会现实自身中的具体境况，并提出了认识论层面上的普遍性和个别思想家本身的阶级属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康德

因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已经把它的局限归因于中产阶级理性主义所希冀的那种普遍性。（对于康德，这些局限自然不是中产阶级思想独有的局限，而是一般人类心灵的局限；然而提出问题的这一非历史性方式，只是标志着他和他正在研究的那类思想的深刻认同。）依照康德的观点，心灵能够理解外部现实的一切，除了它的存在中本来就不可理解的、偶然的事实之外：它能详尽处理它自己对现实的感知，但从不能与实在（本体）或物自体达成妥协。不过对卢卡契来说，以康德体系为其里程碑的这一经典哲学的困境，产生了对世界所持有的一种甚至更基本的、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性质上最终是社会一经济的：就是说，从中产阶级的倾向出发，以静态和沉思的方式，来理解我们与外部客体（以及随之而来的与我们对这些客体的认识）的关系，仿佛我们与外部世界事物的基本关系，不是一种创造和利用关系，而是在时间停滞的瞬间，跨越其后思想不可能连接的鸿沟，一动不动地凝视的关系。于是物自体的困境，就变成了一种视觉幻象或谬误的问题，变成了对这一基本不变境况的歪曲反映，而这种反映是中产阶级认识的特殊阶段。

然而，这一与认识客体的静态关系，本身就是对中产阶级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生活经验的一种反映。他们与自己创造的客体、与商品、与工厂、与资本主义结构本身的关系，是一种观照的关系，因为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本身是各种历史力量的产物，在它自身内部也存在着变化或急剧转变的可能性。他们除了自己社会环境本身的单纯历史存在以外，能够理解关于那个环境的一切事物（它的成分，它的功能，它隐含的规律等）；他们的理性主义除了有关目的和起源的终极问题可以容纳一切。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第一个物自体，是后来更加专门化的抽象困境由之产生的基本矛盾。

现在，当我们转向工人的阶级意识，转向无产阶级认识论的结构所固有的那些新的思想可能时，只断言哲学问题有所不同，旧的问题和困境已经过时，显然是不够的。卢卡契必须表明，无产阶级思想恰恰有能力解决中产阶级思想因其本质而无法应付的二律背反。他们必须表明，在无产阶级思想本身的结构中，某种东西何以能触及总体或现实，触及作为资产阶级经典哲学绊脚石的总体化认识，以及对从中产生出典型的中产阶级困境的静态认识模式，何以能最后加以替代。一定要在无产阶级自身生存境况中找到某种东西，作为一种具体的现实，来符合主体和客体、认识者和被认识者的那种统一。黑格尔认为这种统一是对纯思维领域里康德式的物自体问题的解决。矛盾的是，工人状况的这一特殊性质在于它狭隘的非人的局限：工人不能以一种静态观照的方式认识外部世界，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不能全面认识它，因为他的状况没有给他闲暇来进行中产阶级意义上的直观认识；因为即使在他把外部世界的各种因素断定为他的思维客体之前，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客体，而这种在他自身内部的最初异化比其他一切都更加重要。然而，工人地位的力量恰恰在于这一可怕的异化：他最初的举动不是对作品的认识，而是对他自己作为一种客体的认识，对自我意识的认识。然而这种自我意识由于是对某种客体（他自己，他作为商品的劳动，他有义务出卖的生命力）的最初认识，所以他能够获得对外部世界商品性质的真正认识，而不是对中产阶级的“客观性”的认识。因为“他的意识是商品本身的自我意识，或者换句话说是对以商品生产和流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的启示”。

在这种新型的自我意识里，隐含着成功地解决那些认识论困境的所有因素，而中产阶级思想发现它自身也陷入这些困境之中。正是商品建构了我们与世界诸客体的原始关系，形成了我们借以审视一切其他客体的范畴。然而这些客体是含混的；按照它们强调客观性质或主观起源的情况，它们相应地以不同面貌出现。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商品是一种实在的、物质的东西，其起因相对地无关紧要，相对地处于第二位：资产阶级与这样一种客体的关系是纯消费关系。另一方面，工人知道，完成的产品只是生产过程本身的一个阶段，因而他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将大大地改观。

因为他将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待周围的客体，而不是以中产阶级世界的无时间性的“自然的”现在及其相应的对人是普遍性的强调来看待周围的客体。此外，由于他明白工具和设备的相互关系，他将逐渐把外部世界看成一切事物都依赖于其他一切事物的总体，而不是分离的、互不关联的事物的会合。因此，以这两种方式，他将逐步领悟到现实即是过程，而在中产阶级看来已经将外部世界凝结在里面的那种物化，也将受到消解。同现实的特殊关系，认识世界的特殊方式，不再是静态观照方式，不再是纯理智的或抽象思维的方式，而是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实践的思想和行动的联合，是意识到自身活动的方式。至此，有关物自体，有关存在的本质这个康德式问题，便获得了双重解决。首先，存在被发现是一种抽象，而把它当作分离的现象来考虑，势必会导致二律背反，因为世界的基本现实是变化和变化过程的现实。其次，正像在黑格尔体系中已经预示过的，外部世界，作为人类劳动的结果，现在被视作历史而不是自然，它与工人自己的主体性一样，属于同一种实质，现在人的主体性可以视为同样一些社会力量的产物，这些力量创造了商品，并且最终创造了人于其中生活的整个世界现实。

列宁

此后，卢卡契按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方式，把认识过程本身的特征，归结为对现实的反映过程。但是，这种所谓的反映认识论所引发的种种争议，通过在这种修辞格中发现一种有待阐发的理论的迹象而不是理论本身，是可以避免的：“一种反映的发现……总是暗示至少在两套关系体系之间存在着一个表述清晰的纽带；在这一点上，反映的观念以这一表述清晰的纽带的暗示（‘信号’）而发生作用。可是，当这是一个考虑该纽带本身的问题时……那么，只有过程这个概念才是真正运作性的，就是说能够产生对这一纽带的认识。”在思维之中，现实反映的这一修辞格，因此只是一种概念性的速记，它用以标志我们在别的地方描述成历史转义的那种类型的智力运作的存在。所谓历史转义，就是使两种截然不同的、不可公度的现实相互接触，一种在上层建筑之中，另一种在基础之中，一种是文化的，而另一种是社会-经济的。

现在，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对卢卡契前此所关注的文学问题的含义中，我们可以得出某些结论。看起来，的确是认识论以及一般的抽象哲学，由于它自己的内在动量，倾向于把这种反映现象变成一种静态类型的心智意象，或多或少地适宜于外部现实。但是，卢卡契描述为无产阶级真理的东西，相反是一种在现在之内起作用的力量感，是现在的物化表层化为各种冲突着的历史倾向的共存，是由静止的客体到行动和潜在行动以及行动后果的转化。实际上我们想说的是，对于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卢卡契，康德式困境的最终答案，不能在19世界各哲学体系自身中找到，甚至不能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找到，而是在19世纪的小说中找到：因为他所描述的过程与科学认识的理想并无多少相似，而与精心构想的情节却颇多相似。

这样，《历史与阶级意识》因其对中产阶级哲学的羞辱，为卢卡契后来在《美学》中彻底解决审美经验的那种区分奠定了基础。在《美学》中，叙事的确得到了维护，因为它预先假定的既不是客体的超越（如在科学中），也不是主体的超越（如在伦理学中），而是两者的中和或两者的相互调和。这种中和或调和在其结构上预示着一种乌托邦世界的生活经验。

然而，由于乌托邦的构建现在不再归于文学，而是归于实践和政治行动自身，所以《小说理论》的整个组织框架现在必须重新考虑。对史诗整体性仍可能于其中存在的某个黄金时代的那种怀旧幻象，现在实际上让位给一种历史观；在世界自身必然是人类劳动和行动结果的意义上，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已经含蓄地与其周围的世界相调和。然而，外部世界物化面的无法识破本身是受历史制约的：因为在19世纪之前，当现代资本主义以环境的彻底工业化和市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组成而奠定其基础时，真正历史地理解生活的必要条件尚未完成。因此，以前根据人与命运或自然之间的冲突来理解（和表达）的东西，直到19世纪，才以纯粹的人类和社会的范畴，即卢卡契后来所说的现实主义的范畴叙述出来。

Ⅲ

因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再回到对小说可能的结构进行黑格尔式的和类型学的演绎上，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卢卡契本人在《小说理论》里也对此有所研究。但现在相反，卢卡契却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对能够以最具体的历史性“反映”社会现实的那些作品的可能性条件，简而言之即对从理论上阐明他称之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歌德、司各特、巴尔扎克、凯勒、托尔斯泰等存在的原因，进行探索。他后来更可疑地从描述转移到惯例，用某种先验的现实主义模式攻击现代作家，但并没有使这一出发点失效，因为在这里词只是指明需要探索的作品之具体实体的经验性存在。

无疑，说明现实主义与众不同的地方，其最明显和最直接的方法在于对现实主义作品的分析，特别是对作品里的人类母题、对人物本身的分析。对于卢卡契，现实主义人物因其典型性而不同于其他类型文学的人物：换句话说，他们代表着比他们自己、比他们自己单独的个人命运更大、更富有意义的某种原因。他们是具体的个体存在，而同时又和某种更普遍的或者集体的人类实质保持着一种关系。典型性的概念，对于西方文艺理论如果不是彻底可疑的，也已经变得陈旧过时。它曾出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个完整的范例之中，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讨论他的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的连续信函往来之中。因此它明显与历史戏剧或一般的历史艺术作品相关；卢卡契自己对这一观念的看法，在他的著作《历史小说》中作了长篇阐述。

拉萨尔

因为，即使它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关联可以质疑，那么至少无可怀疑的是，其目的显然在于呈现整个历史时期画面的历史作品本身就因此带有可以对它进行判断的标准；据此，有关一部历史作品的人物和环境是否足以反映基本历史环境本身的问题，在形式本身方面便可以进行证实。问题是艺术作品中偶然和必然的作用问题：历史剧作家或小说家的自由塑造力量，是否因他（最初通过自由选择后）自己指定的题材而扩展到某些类型的自由？对于拉萨尔，济金根的悲剧（他原想把它写成1848年德国革命普遍悲剧状况的典型）在于一种道德和理性的错误：在德国改革的剧变时期，第一次揭竿而起反对那些大公爵的领袖因其根深蒂固的外交和政治心理而失败了，因为作为政治家，他让自己不适当地迷惑于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错综复杂状况和公爵们的诡计，看不清革命目标本身所产生的强大革命力量。拉萨尔为自己剧本的辩护，乍看起来是无法辩驳的：他告诉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就是他要写的悲剧，虽则同时还有许多别的悲剧可供他选择。他承认，倘若他讲的是托马斯·闵采尔的事迹，那么悲剧情景的整个基础无疑会大不相同的。

但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剧本所以谬误，是因为拉萨尔所强调的理性错误，不是济金根失败的真实原因。这不是道德的而是社会的原因：济金根永远得不到革命农民的支持，因为他的基本社会目标同农民的目标大相径庭，其焦点不是分散土地，而是重新确定挣扎于大公爵和教会统治之下的小贵族的地位。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济金根的悲剧情境，因此是一种客观的情境，与他思想上任何痛苦的道德选择，与他可能在舞台上作出的任何夸张的道德姿态均毫无关系。照剧本的情况看，济金根的性格并不代表真实的历史困境，剧本并没有提出那个时期发挥作用的各种势力的真正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剧本的所有弱点（它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它令人想起席勒而不是莎士比亚）都源自这一更基本的弱点，即作品没有充分表现它的素材。对于这一分析，以及卢卡契在《历史小说》中那些差不多沿着同一论证路线进行的分析，我们的兴趣在于这样一种观念：作品形式依赖于素材自身某种更深刻的逻辑；“典型的”这个字眼儿只是用作一个名称，表示这一基本的现实由个别人物表达，而这种基本的现实才是艺术作品的实体或内容。

自然，这个范畴在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受到了粗暴对待。这种实践把人物只是缩变成社会力量的讽喻，把“典型”人物只是转化成阶级的象征，诸如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土地乡绅、空想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等等。萨特曾经指出，这些范畴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们事先假定了各社会阶级永不改变的形式，永恒的柏拉图式的理念：它们所抛弃的正是历史自身和独特历史环境的概念，而这却是卢卡契在他的批评中始终信守的。

这里，我们无法讨论卢卡契对历史小说（人物）类型的论述中的一些更直接、更引人入胜的特点，特别是他对世界一历史人物（就是说，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如黎塞留、克伦威尔或拿破仑）和一些普通的、较不知名的杜撰出来的人物（例如司各特置于他小说中心的那些人物）的区分。这里只需指出，如同在任何地方一样，卢卡契在这里使用的方法，是一种形式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它转向对戏剧和小说形式的区分，转向每一类型中人物之间在功能上的相对差异。伟大的历史人物，历史上真实的主要演员，在戏剧中是重要的（如麦克白、华伦斯坦、伽利略），因为戏剧性冲突是一种远为更集中和强化的冲突；而旨在呈现历史背景总体画面的小说，只能容许这些人物具有次要的、插曲式的外貌，因为他们只是以这种有距离的次要方式，出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出现于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中。

巴尔扎克

然而典型的本质特征要从别的地方去寻找：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对于卢卡契，典型永远不是照相式的精确问题。在巴尔扎克与左拉的那种长期对峙中（这一点我们还要在下文论述），他指出，巴尔扎克式的人物，事实上由于其浪漫主义的夸张和非现实主义的怪诞，是感情上夸大的人物，这种人物较之于左拉的落入俗套的极为图解式的人物（富裕农民、矿工、工厂主、店主之类）更能表现基本的社会力量，具有更深刻的典型性，尽管乍看起来后者似乎远更符合现实主义本身的基本宗旨。在左拉的作品里，这种观念，这一预先设想的理论，似乎介之于艺术作品和被表现的现实之间：左拉已经知道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什么样的，而这正是他的弱点。对于他来说，基本的素材、职业、由社会决定的人物类型，事先已经确定下来。这就是说，他受到了抽象思维的诱惑，屈从于对社会的某种静态的、客观的认识的幻景。他曾经含蓄地承认，实证主义和科学优于单纯的想象力。但是按照卢卡契的观点，这意味着，左拉笔下的小说不再是对现实进行分析的特殊工具，而是沦为对论题的单纯演示；因为卢卡契认为，叙事是基本的范畴，抽象的知识至多只是第二位的。

然而巴尔扎克事先并不了解他将发现什么东西。《人间喜剧》的“前言”说明，他的目的是构建一种类型学，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的庞大的动物学，但是作品的巨大能量是凭借有关某种方法的观念，而不是凭借事前发现某种基本元素表释放出来的。此外，巴尔扎克对于历史性和历史变化的感受如此强烈，无法从各种社会类型中想象出一种固定的原型，例如小资产阶级的原型：在他的作品里，小资产阶级始终代表一个特定的时代，一个特定的十年，其服式、家具、语言和心理，从拿破仑时代到路易·菲利普的最后岁月，一直处于不断变化当中。因此，一个巴尔扎克式的人物并不是某种像阶级那样的固定社会因素的典型，而是历史阶段本身的典型；鉴于此，典型性观念的纯图解式的和讽喻式的联想便完全销声匿迹。至此，典型不是作品的个别人物（如纽沁根、于洛）和外部世界本身的固定不变成分（如金融贵族、拿破仑时代的权贵）之间的一对一的关联，而是作为各种力量冲突的整个情节，同作为过程的整个历史阶段本身之间的一种类比。

这里也许应该指出，整个这一关于艺术作品内容的讨论，其实是一种形式的讨论。假如说我们似乎是以讨论内容开始的，那是因为历史小说或戏剧的性质使然，在这类小说或戏剧中保存着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固有区别。因为普通小说呈现出绝对超脱的阅读幻觉，一种无需外部世界对象（客体）或模式的自足作品的幻觉；而历史小说的特点是，在实际阅读行为当中，它总是在我们眼前保持着这样一种模式，这样一种基本的外部现实。对于司各特描写的中世纪画面的历史精确性，对于福楼拜描写的迦太基画面的历史精确性，到底我们思想上有没有兴趣并不重要，但我们不能不凭直觉认识这种外部现实，不能不意指一个真实的对象（从胡塞尔的意义上谈），而无论多么空洞和模糊；我们对历史小说的阅读结构包含着比较，包含着一种对存在的判断。

这样，当我们离开这一专门化的形式而转向一般的现实主义小说时，我们就可以用纯形式的术语重述上面的讨论；不过在这些术语里，作品的人的要素即人物，像其他任何要素一样例如像书的物质背景一样，也变成了素材，而且典型的概念也不再适宜于这一更普泛的形式观点，而让位于另一种类型的术语。这里，文学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被认为是它的反象征品格；现实主义本身通过它的发展，它的故事讲述和内容的戏剧化，逐渐被突出出来；根据卢卡契一篇最优秀论文的题目，逐渐把叙事而不是描绘确定为它的特征。

爱弥儿·左拉

也许，最容易的办法是从这个定义的否定部分入手，从卢卡契整个生涯中恒定不变的那种对象征主义的敌视性的分析判断入手：对于他，象征主义不只是各种文学技巧的一种，而且代表着与现实主义方式有着质的不同的、一种领悟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说，象征主义始终是第二最佳方式，始终是小说家对于失败的一种承认；因为既求助于它，作家的意思便是，客体（对象）某种最初的客观意义后来是他无法企及的，他必须创造一个新的虚构客体（对象），来掩饰这种基本的缺乏和事物的这种基本的沉默。自然，象征方式与其说是作家个人审美的结果，毋宁说是历史境况自身的结果：一切客体（对象）在起源上都具备人的意义。甚至自然本身也被人化了，通过人类在自然中安家立业，把它转变成为我所用的方式（这样，嶙峋荒瘠的希腊景物，就像手套一样翻了一个个儿，通过利用航海、贸易和工匠产品，以适应于它的经济而加以驯化）。客体（对象）的这一原初意义，只有当它们与人类劳动和生产的纽带被掩盖时才变得可见。但是在现代工业文明中，这种纽带是难以发现的：客体似乎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而恰恰是这一幻象才是象征主义的源泉。在左拉的作品中，矿山被视为一只野兽，梦魇般盘踞在大地上，吞噬着人类的肌肤。在乔伊斯的作品中，报馆仿佛是管乐演奏者的洞穴：无论它具有什么现实的、历史的意义，对于艺术作品也似乎过于单调乏味。因此，《布万吞的赃物》里的家具，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沮丧的城市，纪德和戴·赫·劳伦斯从道德上表现的景物，都作为自足的要素存在于艺术作品里，含有它们所固有的意义。即便是罗伯-格里耶的中性客体（对象），也是这一象征化过程的结果：因为它们也只通过沉默进行回答；而且眼睛仍然在继续地搜寻它们，以便找到某种令人着迷的模式，某种直接的视觉上的可理解性，而这将永远是一个谜。

因此，象征主义并非产生于事物自身的属性，而是产生于创造者的意志，他通过命令将意义强加于它：它代表着主观性试图徒劳地推演出一个完全外在于它自己的人类世界。就此而言，这与早期中产阶级道德准则、理想或者必然（Sollen）的伦理学十分相似，而卢卡契在《小说理论》中对这种伦理学进行了批评。在象征艺术作品里，我们努力找出与外部世界、与客观现实的某种有意义的关系，结果只是空手而归，在阴影中经历了自己的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上除了触及我们自己别无他物。

现在或许应该对卢卡契这一观念所包含的对现代艺术和整个现代主义的否定加以评论。在卡夫卡的《城堡》中，当其中一个人物向K表明，他的一切行动只能从一个十分不同的、远非有利的角度进行解释以后，主人公回答道：“倒不是说你的话有什么错处，只是这些话不怀好意。”这可能就是卢卡契对现代艺术进行论断的座右铭。它既是诊断又是判断；然而整个判断的维度又建立在模棱两可之上，因为它事先假定：现代主义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具有某种个人选择，他的命运并不是由他所处历史阶段的逻辑决定的。同样的模棱两可也见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除非所有的客观条件都已成熟，否则革命不能产生，但与此同时，列宁显然能凭借单纯的意志力强行取得这种条件，能在以前的中产阶级革命有时间完成其进程之前，创造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

因此，如果我们略去卢卡契这部著作里对艺术构成一系列可取之处的那一部分（这部分由于卢卡契同时针对着两类读者而复杂化了——既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同样也针对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我们发现他对现代主义的分析基于现代艺术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对近代的一种质的飞跃的观察，对大致发轫于波德莱尔和福楼拜时期的、属于我们的那种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之间的一种绝对差异的观察。无疑，依据我们历史视角宽窄的不同，这一绝对断裂还可按法国革命和德国浪漫主义确定在更早的时期，也许在19世纪初期前后。在这种联系中，意味深长的是，卢卡契的态度几乎丝毫不差地再现了歌德和黑格尔对待浪漫主义本身的态度。歌德说过：古典主义是健康的，浪漫主义是病态的。而且黑格尔批评浪漫派主观主义所用的术语，几乎和卢卡契留给现代派的完全一样。这一判断是具体哲学势必传给抽象哲学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判断，而且应该补充指出，往往正是通过一种比较旧式的、反对当代的乃至于反动的观点（参阅艾沃·温特斯，实际上还可参阅埃德蒙·伯克本人），才能对实际作出最透辟的分析。卢卡契优于现代富有同情心的理论家之处，在于他特有的那种鉴别区分的、深刻比较的思维方式。他并不处于现代现象之内，完全沉湎于它的基本价值，只能用它自己的眼睛看它；他能够界定它，划分它是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界限；然而，这些比较就其结构说，始终像是隐含着一种站在过去一方的判断。

这里应该指出，卢卡契对现代主义的批评已经蕴含于《小说理论》本身之中。我们曾表明后者论述类型学的四章何以倾向于分为两组，第一组（论述两种基本类型）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领悟人与世界的关系，第二组（讨论歌德和托尔斯泰）就社会或者历史方面来看待这种关系。前两章这么富于现代主义的启发和暗示绝非偶然：因为现代或象征艺术的特征，恰恰在于其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观察世界上人类生活的方式。现实主义和象征派的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因此业已存在于向一种小说的转变之中，这种小说根据人类的历史来领悟现实和人类环境。因此，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我们发现，那部早期著作基本的方法论，即精神与世界、意义与生活之间的分离，在后期著述中仍然保留着它的活力：它只是隐蔽起来，并在放弃其熟知的黑格尔式的术语以后，将继续昭示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之间的区分，即对意义和生活之间的纯意志的综合，同以具体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历史境况本身之内的综合之间的区分。

詹姆斯·乔伊斯

然而，对于卢卡契，这种再现的象征方式，本身只是他称为描绘的某种更深刻的基本领悟方式的征兆，就是说，是看待生活和经验的纯静态的观照方式，在文学中，这种方式与哲学思想中的资产阶级客观性的态度相对应。因为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叙事本身的可能性，只在那样一些历史时刻存在；在这些历史时刻，人类生活可能根据具体的、个人的遭遇和戏剧性事件来领悟，其中某种基本的一般真理，可以通过个别故事或个别情节来讲述。然而在现代时期，这样的历史时刻已变得较为罕见，另外还有些时刻似乎永远不会有什么真实的事件发生，生活让人感到是没完没了的等待，是理想的永恒受挫（福楼拜）；人类生存的唯一现实仿佛是盲目的例行公事和每日的劳作，日复一日，永远不变（左拉）；最后，事件的可能性仿佛销声匿迹，作家似乎相对地与一种结构相调和，在这种结构中，单是一天的真实便可以作为生活自身的微观宇宙（乔伊斯）。在这些历史境况中，甚至当文学作品本身看上去狂暴、痛苦时，这样一些迸发，细究起来也只是事件的模拟，即小说家从上方所强加的虚假的事件，他们对于从苍白的经验之流本身敷演出的任何真实事件都感到绝望。实际上，情节剧（如在左拉的作品里）是现代文学试图掩盖它的矛盾的重要手法之一：大于真实的集体单位（《萌芽》里的群氓，《萨朗波》里的野蛮人）抑或绝对善与恶之间的剧烈冲突，掩盖了个人实际经验中个人层面上的任何真正人类相互关系的阙如。在现代主义坚定地设想其境遇的情况下，它完全抛开了情节，摈弃了旧有意义上的叙事，试图从它的基本弱点中创造出一种实力。

这样，描绘作为一种主宰的再现方式，标志着某种与行动和行动可能性的有力关系业已破裂。卢卡契比较了左拉《娜娜》中的赛马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类似插曲。前者是从外部观察的一个辉煌的凝结的片段，与人物命运没有什么关系。在后者当中，人物热情地卷入：冗长的外部描绘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对事件强度的感受，不是通过视觉的观照，而是通过人物本身的希望和期待。因此，描绘开始于感到外部事件从人类活动中异化出来，并被视为静态的物自体；但描绘实现时，甚至寓居于这些无生命背景里的人本身也非人化了，变成了无生命的符号，只是听凭由外部处置的活动的客体。

卢卡契想用两种方式解释文学现实主义的真正叙事要素：通过作家本人的个人境况和态度，以及通过其客观的历史境况。对现实主义主观先决条件的分析，形成了和《历史与阶级意识》对总体性认识先决条件的分析相对应的情况，虽则在文学层面上，这种解释可能看来相对地简单化一些。卢卡契对我们说，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是那些以某种方式充分参与他们时代生活的人，那些不仅是观察者又是行动者的人，是在较之萨特的熟知用法更少有局限的政治意义上的“参与”。然而，卢卡契在列举这种参与的例证时，遵循其唯物主义，得出了更进一步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如果物质基础或社会境况，确实先于单纯的观点、意识形态或人对自身的主观画面，那么，我们会合乎逻辑地被迫断定，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保守派，一个保皇者，一个笃信天主教的教徒，比一个相对有社会主义同情心的作家，能更好地捕捉社会上那些起作用的真正力量。这就是卢卡契对巴尔扎克和左拉进行比较的最终力量之所在。断言德雷福斯的斗士超然于他时代的基本问题，可能显得固执和反常；然而，甚至像亨利·詹姆斯这样一个不问政治的作家，也精明地评论说，左拉的政治参与紧接着他在文学上的创作生涯的结束，是后者的替代；他甚至还说，这似乎也反映出作家私人生活中未能如愿以偿的某种令人烦恼的意味，他从来没有用真正的经验真正地把握住某种感情。而且，毫无疑问，左拉的创作方法（一种理性的劳动分工，选择主题先于人物，细心地进行背景的文献积累并作出札记，现场采访等等）是局外观察者而不是想象的参加者的方法。而巴尔扎克尽管在思想和道德上批评中产阶级时代，批评七月王朝现世的腐败，但在骨子里，在生活激情上，却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基本抱负和动力，梦想撒丁岛银矿的富藏，梦想在戏剧上迅速地获取财富，狂热搜集珍宝赝品，装修一座座住宅，期待土地拥有者的极端安宁，从外部发现已在他内心充分发展的、他自己的历史时刻的引发力量，而无需从其他方面来发现这些力量。无疑，把这样一种生活推荐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模式是徒劳的，虽然卢卡契有时看上去是这样做的。但是应该指出，更新型的心理分析，例如萨特对福楼拜，也只不过是利用心理分析技巧对这种基本模式所做的改进而已。因此，福楼拜在形式上的实践，被认为反映他脱离了自己环境中实践行动的可能性，仿佛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实际所拒不承认的一个非血亲的儿子。

但是，现实主义作家的这种主观气质，只是他在其中生活、他的作品反映的历史境况的客观可能性的反面。巴尔扎克在历史上的幸运，不是目击了福楼拜和左拉时代后期充分演变并完成了的资本主义，而是目击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轫；他是那种社会转变的同代人，这使他能够不把客体（对象）看作业已完成的物质实体，而是看作由人类劳作产生的；他还能够把社会变革理解为一种个人的故事网。我们可以把这一点戏剧化，指出在巴尔扎克作品中，工厂本身尚不存在：我们观察的不是最终产品，而是伟大的资本家和发明家建造这些工厂的努力。社会和经济现实仍然比较透明，人类活动的结果仍然可以用肉眼看到。但是，福楼拜作品中唯一的工厂是那家陶瓷工厂，它只不过是阿尔努坎坷一生中的短暂阶段，弗雷德里克带着无边的厌烦穿过这家工厂，当阿尔努夫人耐心解释生产的机械时，他只是留神她的眼和手。（“这是些滞笨的船儿。”她说。他发现这个字眼很怪，不知怎么的，压根儿不适合从她嘴里讲出来。）福楼拜像弗雷德里克一样，受到他的历史境况的谴责，他要在对他全无意义的工业成就当中，过着单调的观光生活。而且，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当左拉无法忍受这种巨大的单调，而想注入活力时，他只能求助于神话和情节剧式的暴力。

因此，现实主义依赖于了解特定历史阶段中力量变化的可能性。在巴尔扎克时代，这些力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的性质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在另一种境况中，托尔斯泰的文学活力来自正在崛起的农民阶级在俄国社会的存在，他以乌托邦和宗教方式使自己与这个阶级认同，但是这个阶级存在所给予他的力量，却是他同代的西方人得不到的。（这里还应该指出，《小说理论》的分析得到了坚持：除了对托尔斯泰环境中某种基本性质的相对形而上学的阐述，卢卡契在这里换上了自然的理想和自然生活，即农民自身背后的那种社会现实。）

海德格尔

这样，铭刻在《小说理论》里的那种有关具体的理想，作为重新确立史诗性叙事的一种意志，在后期现实主义理论中仍然完整无损；这种理论表明，按照《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精神，实际上像革命实践本身一样，这一理想取决于那些特殊的历史时刻。在这些时刻里，通往作为总体的社会的道路，可以再次以某种方式重新开辟出来。与此同时，这里蕴含的对叙事的维护强调了一种偏见，它对最有分歧的现代思想学派越来越重要。因此，在近来从分析观点对历史哲学所作的最出色的研究中，一个美国哲学家曾经指出，即使所谓科学的史纂学，也可以说具有在本质上是叙事的结构；而像A.J.格雷马斯之类的语言学家，则根据故事讲述的模式（它本身便是句子本身的主要机制），通过分析所有类型的语言材料乃至抽象的哲学论辩，在他们的领域里增强这样一些兴趣。不过，卢卡契的作品通过它坚持叙事和总体之间的关系，为这些本质上是经验的观察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因此它证实了绝不亚于马丁·海德格尔的专家看法，在马克思主义中，他不仅窥见了一种政治或经济理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窥见了一种本体论和一种恢复我们与存在本身关系的初始方式。然而，就现在设想为社会和历史实体的这种对存在的开放而言，叙事既是它的形式标志，又是它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