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7-28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首届“马克思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顺利举办。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形态的数字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省思、数字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的未来等议题进行了深刻的学术对话与交流。会务组现将各论坛讨论实况以文字的形式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27日上午南京大学哲学系党委书记周爱群、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蓝江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国际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周嘉昕主持开幕式。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张异宾，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唐正东等出席会议。在开幕式上，周爱群书记介绍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历史传统以及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学科特色，对到访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并预祝了本次会议的成功举行。蓝江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研究的文章大量出现，研究主题广泛涵盖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问题、数字劳动问题、平台垄断问题、数字监控、数字正义以及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等。但在数字资本主义研究中，仍然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如数字资本主义的谱系问题、数字资本主义的走向问题等。因此举办此次学术会议，目的就是澄清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条件，探索尚未涉足的领域，从而开拓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视野，推进数字资本主义研究走向新高度。

27日上午第一阶段的主题发言环节，由《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编辑宋阳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编审王志强组织学习讨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异宾、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夏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猛、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大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延云先后发言。

张异宾作“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的历史发生学思考”报告。他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数字化资本主义并非从天上掉下的新产品。进行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研究，必须具备历史的眼光，以历史发生学为视野，使相关讨论和研究更加厚重、深入，而非仅仅关注空洞的表面现象。他指出，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需要具备三大逻辑，分别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话语的历史逻辑、现实的社会历史逻辑和生产技术信息存在论的历史逻辑。他认为，中国学者围绕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不能简单地将西方的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移植到现实中，还应当从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正面积极作用看到数字存在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

夏莹指出，数字资本主义不并是一种资本主义新形态或新的社会转型模式，它实际上是旧有资本主义、资本金融化和金融资本主义形态下的一个变体或分支。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相关理论有深刻论述。在资本主义语境下，技术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它与资本存在无法剥离的内嵌性关系。技术的发展过程内嵌在资本逻辑中，资本诞生技术，只有当前的技术满足资本要求，它才能够产生。机器其实是一种现代技术，是资本特有的生产方式的发明。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性语言模式可统称为机器语言，它应资本的要求而产生和发展，是一种替代性的新劳动形式。

吴猛认为，马克思在进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批判时，预设了一种严格的理性主义态度，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寻找进入历史性现实运动内部的契机，其基本方法是形式分析的方法，在把握历史性现实运动的过程中确立了“历史性视域”。考察数字化时代人的生活特别是数字化生活的客观性维度，不在于回到马克思的资本逻辑，而应当将其“历史性视域”作为重要参照，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审视当代生活。

胡大平认为，技术自主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和理解现代性的中心问题。马克思阐明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者的基本命运，其对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支撑，但同时，今日状况的形成和机理超出了马克思的既有论述。在技术持续发展和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当下，必须从马克思的正确理解出发，形成中层理论结构，进行一系列经验史的微观研究，关注生产过程的物化及其深化，深入研究在技术作用之下广义的生产过程愈发成为不受人为调节的自动体系即机器体系和技术社会问题。

周延云提出，福克斯研究数字劳动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四方面：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黑格尔辩证法重建、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唯物史观批判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福克斯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在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其基本观点是：跨国信息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是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统一。这一数字劳动体现了双重逻辑，一是每种形式数字劳动中的劳资关系，二是数字劳动国际分工层面上的劳动关系。

27日上午第二阶段的主题发言环节，由《国外理论动态》副主编徐焕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吴兰丽组织学习讨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姜宇辉、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怀玉、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建丽、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静、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卓承芳先后发言。

姜宇辉提出，强度不仅是一个基本的科学术语，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深入研究和挖掘大数据和生成式AI的发展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判断数字时代和网络社会的趋势与症结。在这一过程中，“强度”不失为一个富有启示的审视角度，它既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大数据本身在源头之处的复杂性，更能够由此建立起技术与人文领域之间的连接纽带。

刘怀玉认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是历史的批判、系统的批判或主体的批判。批判过程中，对数字社会的本体论追问和思考是不可或缺的——理解数字社会应当以事实为基础还是以数据为基础？他认为，当下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往往停留于现象层面，没有触及本质。应当从主体角度出发理解数字社会，分析数字社会的合法性和不合法性、道德问题和不道德问题。

宋建丽分析，在数字媒介构筑的自由、平等、民主的虚幻镜像中，大众的注意力从资本剥削、阶级冲突、权力支配、意识形态霸权上转移开来，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力、批判力日益钝化，成为媒介“注意力”捕获下麻木而顺从的受众。要走出数字时代“颠倒的商品拜物教”，需要在马克思媒介批判视域下，破除数据迷思和数字拜物教神话，揭露数字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真相。

吴静提出，互联网按需分配平台搭建出一套利用算法系统作为虚拟“管理层”的运作机制，这是现代市场理性前提下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以效率为原则进行“优化”配置的结果。这种弹性用工制度在结构上的亲资本性，加剧了劳动力与资本之间权力上的不对等关系。而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既要分析具体现实，也要回归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在资本关系中剖析现象背后的本质性问题，即平台资本借零工劳动所增强的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占有，以及平台资本借助“连接”服务所实现的对社会总体吸纳的强化。

卓承芳表示，数字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带来了诸如数字劳动异化、数字生存异化、数字生活异化等数字化危机。在这一背景下，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技术批判角度剖析数字资本主义中的数字异化现象。消除数字劳动异化是要将数字技术治理、规范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扩张相结合，走出一条数字共产主义的道路；化解数字生存异化问题，要打破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实现对资本逻辑的控制；消除数字生活异化，不能停留在对数字技术的表面批判，也不应当将其看作人们生活的对立面，而必须考量数字生活所处的资本主义背景。

27日下午第一阶段的主题发言环节，由《江海学刊》副研究员冯潇主持，《南京社会科学》副主编虞淑娟组织学习讨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涂良川、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付文军、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嘉昕、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袁立国、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莫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作彧、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巍、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韩涛先后发言。

涂良川的发言题目为《数字资本主义隐秘叙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他认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形态变化来说，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形态的特色都是值得关注的。为此，需要进一步回应两个问题：第一是资本主义的存在形态有怎样的特质？第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维和思维范式是否依然适用今天的资本主义的分析和研究？如果适用，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特征适用？涂良川指出，在今天数字资本主义的过程当中，私有化的数字资本不仅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经济深度介入的工具和动力，而且也从资本的产权形式、资本的介入逻辑、资本增殖发生过程和资本积累机制等方面，隐藏了资本的野蛮性和政治性。

付文军关注的是资本逻辑之下精神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精神化问题。他认为以论资本为名的《资本论》是围绕矛盾和资本主义核心话题而展开的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这种总体批判包括精神批判，因为劳动力不仅要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而且要彻彻底底地依附于资本，服从于资本，要从实质上从属于它，因此必须从精神上也要认可这种生产方式。所以雇佣劳动或工人阶级这一身份，其实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资本对工人的全面整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肉体管控，二是政策调节，三是精神裁决。

周嘉昕讨论了人工智能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劳动价值论往往存在两层片面的理解，要么是将劳动价值论理解为劳动作为抽象的价值实体，要么是将劳动价值论理解为人的能动性活动。周嘉昕指出，在今天的数字经济时代，为更深刻地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涵需要从三层维度入手：第一层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维度，第二层是商品生产的产业分工维度，也即是总体产业链的分析方法，第三层是对商品二重性的进一步分析。

袁立国发言的题目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政治学批判》，在他看来，精神政治学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本主义治理技术，根本上服务于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它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在深入挖掘生产力的过程中，资本越来越转向情感和精神的领域。当然，这个概念并不是说数字资本主义中不再有身体的剥削，而是强调资本对主体身体的规训，深入到了灵魂意识层面。由此，袁立国随后围绕情感工业、功绩社会以及重建认知图绘等概念展开了讨论。

莫雷的发言围绕哈特、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与福克斯的数字劳动之比较展开。她认为，双方在借鉴理论资源以及讨论劳动的变化背景方面都存在较大的相似性。而差异与分歧则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双方对于劳动的物质或非物质形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其次是对于传播媒介的公共性与民主性的理解存在差异，再次是对于劳动价值论如何适用于信息商品的价值分析与价值测量方面存在差异，最后是斗争策略方面的差异。

郑作彧的发言结合了社会学理论资源以及当前的实证数据，讨论了信息网络全面覆盖的太空化过程。他认为，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本质上已经不止是过去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或者空间重组，也不单纯只是前两年非常流行的元宇宙所讲的那样，让虚拟空间打造得更为沉浸。当前的事实是数字资本主义正从宇宙空间去部署一种所谓全覆盖的卫星体系，在今天直接对应的就是太空数字时代，或者是大网络时期。随后郑作彧围绕太空数字时代的社会运作机制及其主体后果展开了讨论。

张巍发言的题目是《数字社会认知的正义问题——兼论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认识论向度》。在发言中，他指出，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迈进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已经全面介入人类的社会认知过程，尤其是随着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的出现，更加强化了数据与智能在“数字时代”社会认知中的双重身份。通过对人类社会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的细致考察，张巍进一步讨论了“证言不公”、“诠释不公”以及“偏好不公”三类“认知不公”问题，并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批判除了具备本体论、存在论向度之外，其认识论向度也同样值得关注。

韩涛关注的是嵌入社会治理结构的软件逻辑，并试图由此出发来进一步界定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特质。为此，韩涛把算法技术的核心术语“卷积”代入殖民资本主义、产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四个阶段，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法—乘法—指数—幂数四级发展序列梳理了资本主义历史结构的发生过程，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发生于当代情境的偶然现象，而是长周期“卷积资本主义”历史积累的当代极端版本。

27日下午第二阶段的主题发言环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于力平主持，《南京大学学报》编辑徐楷森组织学习讨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乐强、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乔恩、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康翟、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兴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温旭先后发言。

孙乐强发言的题目是《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发言中，他追问了什么是数字劳动，数字化的适用范围是什么等问题。他认为劳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劳动对象化，是人的劳动能力即体力和智力对象化的过程，唯有这样的对象化活动才能被命名为劳动。其次，生产性也是劳动最基础的一个特征，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一定是带有一定的生产性。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去讨论数字劳动，是不是一切数字劳动都在创造价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回顾马克思对商品问题的论述，孙乐强提请大家注意，数字劳动并不一定都会创造价值，也不一定全都带来剩余价值。

马乔恩发言的题目是《数字时代睡眠终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发言中，她指出，睡眠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个体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反映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变迁的重要视角。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睡眠的获取与剥削表现出极具张力性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对资本而言，睡眠的积极意义在于它能够帮助劳动者恢复精力从而更好地投入到未来的劳动之中，而另一方面资本又总是力图尽可能的缩短工人的睡眠时间，以此最大限度地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张力关系并未消失，而是走向了睡眠终结的极致化状况。

康翟围绕数字时代的倦怠问题展开了讨论，他认为，随着数字经济及数字技术的兴起，尽管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的大数据世界看起来与工业化机器不同，但对工人的影响却惊人地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比起机器大工业时代对工人体力的过度消耗所带来的精疲力竭感，平台经济给劳动者带来的更多的是精神能量的耗费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疲惫，日常生活的倦怠感已成为当今时代人们普遍生存体验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倦怠社会的现实反映了人类自身能量的有限性与数字资本对利润无限制追求的矛盾。

刘兴盛的发言题目为《生活的生产化与人的深度规训——资本逻辑下数字技术异化反思》。在发言中，他指出，在使人的特征透明化和可设定化的同时，数字技术进一步对人进行深度规训，人的本质在其中愈发碎片化，人作为主体具有的自由遭到了遮蔽和破坏。扬弃数字技术异化的最终路径是破除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而在当前则需要依据实际采取合理举措，例如制定和落实数字内容监管机制、推动交流平台开放、落实算法的信息过滤作用等。

温旭对数字符号拜物教下的数字精神异化批判展开了讨论，他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资本逻辑是数字平台生产条件下的数据商品拜物教的产生根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符号拜物教具体呈现出数字意象拜物教、数字景观拜物教和数字能指拜物教三重维度。由数字符号拜物教所造成的数字精神异化，本质并非作为数字文化的数字符号运动本身，而是促发数字符号运动的数字资本增殖逻辑。

27日下午第三阶段的主题发言环节，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编辑部主任唐闻笳主持，《阅江学刊》编辑李海中组织学习讨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邓伯军、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亮、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飞、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俊峰、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良斌、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灿先后发言。

蓝江对以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塞德里克·杜朗、约迪·迪恩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展开了批判性的解读。他认为，技术封建主义在传统的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的三重性，除了资本的具体形态之外，资本的占有代表一种合法的剥削权力，以及在云资本下对用户的行为矫正和引导的权力。但这些概念建立在瓦鲁法基斯等人对马克思的资本和利润概念的误读基础上，他们提出利润和市场的消亡为技术封建主义的发展铺就了道路，实际上并不代表建立在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相反，技术封建主义顶多是一种基于云平台的资本主义亚形态，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整体取代。

邓伯军发言的题目是《人工智能的算法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在发言中，他指出，人工智能的算法依靠技术逻辑重新定义了人的生命活动的存在方式，将人的具体的生命还原为数据，并通过算法的区分功能，将数据区分为有用的流量数据和无用的剩余数据，从而生成一种肯定性的权力，建立起这种流量数据相对于剩余数据的统治权力。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人的生命逐渐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物，成为被算法处理的这种加工物，成为生产逻辑的抽象之物，这是一种新的颠覆性的被数字化重新编码的生命宰制样态。

孙亮的发言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他认为，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社会批判理论的领域，还需要提升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高度。其次，数字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一种本质性的割裂，应该把数字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裂变。再次，考察数字资本主义，不仅要考察今天资本积累的复制关系，还应该从资本的积累，向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批判再推进，只有从资本的原始积累批判出发，我们才能看到资本主义整个生产的条件的生成过程。最后，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不能仅仅只停留批判的维度，还应当从建设的视角出发，思考建构数字文明的可行性方案。

陈飞发言的题目是《另类现代性的生命政治解读——基于马克思立场对哈特和奈格里观点的批判性反思》，他的发言围绕哈特、奈格里的“另类现代性”展开。在哈特、奈格里的分析范式当中，另类现代性意味着与现代性及其权力关系的一种彻底断裂，另类现代性既是从反现代性这种传统生发出来，同时又脱离了反现代性，他们认为这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反抗模式。此外，他们还认为另类现代性劳动生成了一种不断扩大的共同性价值，这种共同性价值为生命政治主体提供了新的斗争形式。对此，陈飞指出，他们的另类现代性规划，既忽视了客观历史环境的限制，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主体政治的过度依赖。

马俊峰关注的是数字时代的注意力问题，他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注意力的功能及技术依附，二是注意力技术与封建主义的重返，三是注意力技术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认为，智能技术与数字资本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注意力作为稀缺资源、劳动能力、注意力技术三重身份构境。这三重构境取代了经济剥削的增殖逻辑走向技术依附、政治权力的征用逻辑，促进注意力技术的封建化过程，即切割划分主体知觉以实现注意力的延伸管控、割据封建领土以重返封建结构、解析云资本以强化技术闭合与权力征用，进而呈现经济租佃、领土割据、政治专治的封建化特征。

陈良斌首先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追溯了“人是机器”以及“机器是人”的这种隐喻式表达的发生过程。他强调，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两种隐喻的分析揭示了人机关系抽象、现实以及超越性的三重维度。现实维度中的人机关系在主客统一的视角中表现为劳动者、技术与资本在物质层、交互层与虚拟层中的系统性多维结构。这种结构体现了资本对于劳动者与技术的影响，但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反而开启了人机关系的超越性维度。超越性维度显现了资本、劳动者以及数据在虚拟空间中再次集中的趋势，进而阐发了以“应然状态的人工智能”与“自由人联合体”为图景的未来人机关系。

张灿汇报的题目是《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人机悖论及其应对》。关于人机关系研究，张灿将其总结为四种研究路径，第一种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现象学的路径，第二种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技术人类学传统，第三种是技术伦理学路径，第四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手稿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意义上的机器批判观。张灿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种阶段性变化，呈现出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新特征。为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反思这种社会现实，我们需要再次回到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区分作为工具或抽象概念的技术理论，从生产方式的视角看待技术与资本的关系，以此把握现代性的生产和走向。

27日下午第四阶段的主题发言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王广禄主持，《探索》副编审陈卓组织学习讨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徐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张敬威、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露平、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代利刚、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宁殿霞、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熊小果先后发言。

姚建华讨论了平台合作主义的概念框架、进步实践与发展前景。在理论层面，他认为平台合作主义是三重概念的叠加，首先它是一种基于改良目标的社会运动，其次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形式，再次它是一种思想上的主张，能够为我们今天反思与思考替代平台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可能性。在现实经验维度，他认为平台合作主义一定是一个基于P2P的线上中介平台，并且平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必须属于平台会员，而不是掌握在资本的手里。

徐强关注的是拟像时代的人设问题，他认为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人格慢慢的转向了人设，这不仅仅是一种人的注意力的转移，更重要的是注意力已经成了一个经济，在这种注意力经济的话语体系下，人设也成了一种注意力商品。人设的社会效益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就人设的正向效应而言，它是一种新现代性的生产方式，是人格的新形态之一；就人设的负面效应而言，人设可能指向人的异己化，并且还有可能助推社会的形式主义发展。

张敬威发言的题目是《数字时代的教育景观：“双减”路上的功绩性“白噪音”》。他认为，当前的教育行业充满了符号胜于实物、副本胜于原本、表象胜于现实，现象胜于本质的教育景观，学生家长变成了一种功绩主体，他不仅逼迫自己，同时也逼迫下一代，由此使得教育陷入一种盲目追风与盲目内卷的发展困境。对此，张敬威指出，同由资本构建起来的教育景观进行对抗是一项长期且困难的任务，而通过景观来对抗景观，通过一系列的景观故事来传播与警示教育的得失之处或许将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周露平讨论了数字化生存的批判与建设问题。他认为，数字化生存成为现代生活世界的重要内容，表现出生活的虚拟化、剩余价值生产的隐退化以及创造的现象化等新特征，并带来了消费世界的扩张困境、社会智力的发展困境以及自由时间的实现困境。而对于数字化生存所暗含的诱惑性前景，周露平指出，数字化生存并未脱离《资本论》资本批判的理论地基，只有澄清资本问题，才能理解数字化生存方式，为超越之提供准确路径。

代利刚关注的是加速社会中智能媒介的虚无主义问题。在他看来，通过对罗萨加速社会中的智能媒介思想进行虚无主义定向，能够清晰地呈现出加速社会中智能媒介对人的身体、情感、经验的三重规训和抽象，进而刻画出当代人面对的抽象虚无主义困境。为了走出这种虚无主义困境，代利刚主张借鉴罗萨的共鸣概念，通过共鸣关系的三个环节——触动环节、自我效能感和吸纳转化环节，以抵抗抽象的虚无。

宁殿霞发言的题目是《数字化生存的历史背景、时代主题与精神实质》。在发言中，她指出，从商品堆积到景观堆积，再到数据堆积，数字化构成了当前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主题也从占有转向了即时性的体验，这种体验意味着对信息的消费，以及社会关系的比特化过程。数字化生存最深刻的反思在于，以比特为基因存在的财富成了人的自由的新的定在，同时因数字化而生成的数字财富成为新的数字化实存，其内在充满着矛盾的张力关系。

熊小果围绕技术数字化、资本封建化、剩余利润“零度化”和劳动剥削“二次化”等范畴展开了讨论。他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并不仅仅只是数字技术和资本逻辑的联姻或合谋的结果，这种说法虽然形象贴切，但却有形而上学之嫌。在政治技术和资本或垄断资本之间，其实存在着资本有机构成加速提高和剩余价值分割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因素，熊小果认为这是分析当前数字资本主义非常关键的两个范畴。

27日下午第五阶段的主题发言环节，由《阅江学刊》编辑易华勇主持，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黄玮杰组织学习讨论。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金姿妏、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闫晋齐、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石润民、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吴易浩、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邝光耀、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何理达、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虞昊、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张喆、清华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刘璞、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利军先后发言。

金姿妏的发言围绕数字劳动这一概念展开，她认为，数字劳动这一概念在今天的研究当中受到广泛质疑，而这个概念本身也随着数字现实的不断深化而变得越来越丰富。为此，她梳理了福克斯基于价值链的数字劳动框架、数字化时代的智能劳动以及狭义的数据劳动三种分析框架，并指出这种分析框架在进入如自动化无人工厂、零工劳动、用户经济等社会现实时不可避免地陷入概念的解读困境。

闫晋齐汇报的题目是《封建主义的“乡愁”还是资本主义的末日——技术封建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在发言中，他将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定位为一种危机理论，并认为技术封建主义的论题试图回应的问题是一种后资本主义假设，即资本主义将如何灭亡？资本主义灭亡以后所迎来的是什么？所谓后资本主义的形态是什么？但是，闫晋齐指出技术封建主义的概念仅仅是出于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概念的误解，其本质反映的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

石润民关注的是作为情感媒介的深层次人工智能问题，他认为，AI时代自动化创作的兴起使得与文艺相关的愉悦、痛苦和爱欲都陷入到困境当中。然而真正的艺术需要人与作品之间的爱欲关系，失去人的文学艺术情感的作品本身不过是僵死的东西，真正带来可能性的是人参与在文学艺术活动过程之中的情感力量。因此在今天自动化生成各种内容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拾康德意义上的审美判断力。

吴易浩认为当前数字劳动研究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错位，数字劳动者对数字劳动的直观印象并不是诸如非物质劳动、注意力经济和算法控制等哲学概念，他们直接遭遇的是所谓工作自由和劳动自主的意识形态。因此，吴易浩参考苏联法学家帕舒卡尼斯对国家中立意识形态的批判，并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框架，对数字劳动自主性意识形态展开了分析。他认为只有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路径来阐释数字劳动，才能有效弥补理论与实践的错位。

邝光耀关注的是时间与资本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围绕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剥削，时间“资本化”和资本“时间化”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色。为此，他借鉴了乔纳森·克拉里、普殊同和霍洛威等西方左翼的观点，阐述了时间与资本合谋的张力关系。但是他也指出这些观点存在着不触及生产方式、忽略资本逻辑限制、未把握时间批判的共产主义解放叙事意义等三重根本缺陷。

何理达结合设计学视角以及布拉顿的堆栈理论，提供了一个关于抖音的案例分析，以此呈现数字资本主义新范式的具体特征。他认为，抖音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一种普遍性范式，吸收了上一代企业的普遍特征，也由于生长背景的时代差异，塑造着其特殊性。这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范式类型的具体化进行了补充，并为进一步的特殊性展开贡献了来自设计学科的规划视角与分析方法。

虞昊发言的题目为《向生而死：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爱欲与文明》。他认为，随着数字技术尤其是数字媒介的加速发展，工业资本主义逐渐转向数字资本主义，对于爱欲的压抑呈现出新的特征与形式，即“向生而死”的爱欲危机，该危机以“劳动爱欲化”与“爱欲劳动化”的方式肯定、巩固、强化了数字资本主义。随后，虞昊结合“剧本杀”、“恋爱盲盒”与数字极简主义这三种大众文化，阐述在数字技术中打开“向死而生”之否定性维度的可能。

张喆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出发，福克斯以互联网产消者为基础的分析模型存在问题，互联网产消者的活动并不能被视为劳动，而只是一种在数字化环境中的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作为原材料加入生产过程的物质痕迹。因此通过对类似的互联网产业的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思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另一方面也警示着我们在展开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时，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资本的逻辑，而是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分析价值在不同具体资本中的运动过程。

刘璞的发言题目为《复数化的“在此存在”——从电子游戏的新手指引到对未来人的存在论研究》，在发言中他着重探讨了技术的异化问题，并认为技术在现如今之所以产生了对人的控制与规训，乃是因为其过于强调单一的物的逻辑，在技术对人的逻辑的取缔或侵占之中，技术和人共同成为了非本真的存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也就由此发生。

张利军关注的是数字景观社会中的“交往过剩”问题。从交往数量、交往质量以及自我分离的三个维度出发，他认为在数字景观社会的包装下，人们呈现的一种新变化，造成了一种交往的异化危机。要破解数字景观社会“交往过剩”对人的异化困境，则需通过主体、客体、主客间性这三重向度出发，牢牢捍卫交往理性、实现个人的“普遍交往”、推动走向“人机共生”走向未来，为实现人的更高的交往自由创造前提。

28日上午第一阶段的主题发言环节，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编辑李青青主持，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组织学习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潘娜、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黄玮杰、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牛子牛、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白虎、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雷禹、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鸿宇、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马灿林、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沈天乙先后发言。

潘娜梳理了数字社会主义思潮在学术史中的延展脉络，她认为从一种加州意识形态的叙事话语转向欧美左翼探寻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建构性路径，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走向大致形成了三条脉络：一是深入挖掘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的理论资源，在新的数字技术条件下重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可行性。二是左翼加速主义沿着意大利自治主义的理论线索，提出创建基于自治主体的新数字平台。三是左翼加密激进派从扬弃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角度建构区块链社会主义的代码治理路径。

黄玮杰从数字藏品（NFT）的微观视角入手，认为资本与NFT的交叠反映的是当代资本在面临资本过剩危机时向日常生活领域及社会新兴领域的转移。NFT的创造既包含涉及雇佣劳动关系的奢侈消费资料生产，也涉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创作；在两种形式下，NFT的生产与消费都直接或间接地吸纳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内溢出的剩余价值，并成为了当代资本延缓其矛盾的工具。

牛子牛做了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下当代信息智能技术的起源、发展与限度——写于ChatGPT兴起之年》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牛子牛指出，技术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到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这个社会关系在今天主要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他认为今天有必要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还原当代技术革命的社会关系基础，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代技术的走向及其界限问题。

白虎关注的是如何在数字资本时代看待生命与技术的问题。他将这一问题进一步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生命的资本化问题，二是生命如何进入资本主义治理技术体系的问题。就前者而已，他认为，生命资本化的前提在于脑力劳动成为一种商品；就后者而言，生命则是以数据还原的方式进入到了资本主义治理技术的逻辑当中。

雷禹的发言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他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阐明历史加速的实质，在第二部分他关注技术加速的技术视角，第三部分围绕社会加速揭示现代性再政治化的社会后果。通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他认为，我们不仅可以真正审理并辨明加速问题及其内在实质，而且能够在面对各种思潮的激进话语中具备自觉的方法论意识。

王鸿宇发言的题目是《资本主义治理逻辑的历史性考察——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他认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催生了风险社会，并不断危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资本主义治理谱系，不仅为厘清资本主义治理逻辑的历史嬗变提供了独特的审视路径，还有助于揭示政治经济学的隐秘治理效应，进而达致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批判。

马灿林的发言围绕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与商谈政治》展开评论。他认为，由于受制于其在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那些理论体系，哈贝马斯有关21世纪产生的新问题的思考能够提供的参考意义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他的公共领域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这一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之下，同时，商谈政治也因为忽视自身的决断前提，注定难以有效应对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剧的各种自然和社会风险。

沈天乙首先援引了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费拉里斯关于数字化社会的观点，认为我们的社会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之上，文明意味着社会记录的延续，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的记忆当中，历史也是这样绵延的。其次，她讨论了数字化技术的社会化和主体化问题，认为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数字技术及设备的出现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记录方式，这种记录指向了一种关涉主体的责任。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主体成为了被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责任所支配的社会客体，成为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凝视与规训的对象。

28日上午第二阶段的主题发言环节，由山西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马文佳主持，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孔伟宇组织学习讨论。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静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姚宇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亚杉、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黄舒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郑权、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生陈雨坪、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袁文瀚先后发言。

王静宜认为产销一体的模式和资本加速循环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的实践机制，并总结出当前学界关于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批判的四条逻辑进路：（1）从数字劳动角度来理解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剥削；（2）从时间变化尤其是加速理论出发来讨论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时间的异化；（3）从劳资关系视角来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以及（4）从剩余价值视角来分析劳动时间的占有方式。

姚宇琦介绍了数字时代下游戏世界中的审美情感表达，她认为电子游戏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身体边界的转移，使虚拟自我和情感构建相融合，创造一种新的情感交流方式。从数字媒体到虚拟现实，从身体在场到身体不在场，这一系列的革命将不断地塑造着我们的审美体验和文化交流方式。在追求技术创新和商业利益的同时，我们应当保持审美情感的真实和纯粹，避免情感操纵和商品化审美的过度干扰。

王亚杉基于南茜·弗雷泽的后阶级分析，试图把握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新型特征、剥削本质与未来方向。她认为，劳动的重叠化，空间的碎片化，剥削的数字化，这三条新型特征共同指向了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内在剥削本质与其结构性危机，即弗雷泽在《食人资本主义》里说的像咬尾蛇一样自我吞食的结局导向。这三条特征共同重塑了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阶级概念，也对应了数字资本主义时期的新变化、新特征。

黄舒婷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资本语境下人工智能的困境。她的发言从人工智能社会定位的两个极端相反的倾向出发，将其定位为寻常的劳动工具和基于其强智能和意识水平的平等劳动者。她认为，无论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法权界定，都将由于劳动价值规律、资本富集规律、产销矛盾规律等客观的经济规律发生作用导致社会走向毁灭性后果。

郑权关注的是劳动价值论在数字时代的有效性问题，他认为福克斯关于数字劳动的辩护是缺乏说服力的，而学界对物质劳动的强调也无法回应精神劳动如何符合劳动价值论的问题。对此，他提出了从精神劳动到精神生产劳动再到数字资本主义的第三种辩护思路，并认为精神生产领域的劳动价值论原理和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价值论原理基本一致，但是精神生产领域的劳动价值论却展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并重新开辟出剥削工人的新空间。

陈雨坪尝试用《资本论》的理论工具来分析平台经济的运作机制，从而破除数字迷思的观念幻想。她强调，平台经济的“数字迷思”在于以资本的逻辑建构了一个集劳动、资本与平台于一体的强大而复杂的“数字机体”，以此为载体实现数字资本的双重增殖与新型垄断，进而形成“数字寡头”。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视角来看，当今数字资本的背后仍然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关系，资本家通过垄断数字平台与占有数据资源实现对劳动者的统治，从而加剧了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地位。

袁文瀚关注的是数据符号的消费异化问题。他认为，符号和数据信息具有极为紧密的内在关联，数据是物质资料的信息化反映，经过商品化后，符号得以潜藏在数据形式之中，操纵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娱乐消费，实现数字化的消费意识形态统治。因此，要想扬弃数字时代的消费异化，首先需要扬弃数字资本逻辑，其次是引导技术“向善”发展，只有正确认识资本的运行规律，并对其加以规范与约束，才能进一步发挥数字资本促进社会文化消费繁荣的巨大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