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克的日常生活批判与海德格尔

--基于对“平日与历史”的讨论

彭麒蒙 南京大学哲学系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

科西克对海德格尔概念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他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中，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其理论中的“平日”和海德格尔的“常人”是相关联的。“平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此在的在世，对应的是海德格尔的常人化，常人的共在便是平日的本质，而对平日的揭露实际上是科西克对沉沦于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的麻木性的批判。基于此，科西克的理论努力在于，他试图发展海德格尔的“烦”“操持”等概念在经济学方面的内涵，将之延伸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的一种批判，进而弥补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过程方面的不足，即个人日常生活维度的缺失。尽管科西克对现实的批判有其深刻之处，但是这种基于人本主义立场所实现的对海德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嫁接的理论合法性却有待进一步思考。

“平日与历史”一节出现在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一书的第二章“经济与哲学”的第一节“日常形而上学”中。在这一节，科西克使用了非常多的海德格尔的概念以及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相类似的表述，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的批判。那么，科西克为何会选择在此处如此集中地使用海德格尔的概念，他又是在什么意义上对这些概念加以使用的，他对海德格尔概念的这种运用是否还是基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本来的意义，以及这些概念和表述在其思想中发挥了何种理论意义等问题，便成为值得我们去关注并且加以分析的地方。从这些讨论出发，我们或许能够更为充分地理解科西克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展开的这种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所具有的洞见性与片面性。

一、海德格尔为何成为科西克的思想背景

关于缘何科西克会在其理论中大量使用海德格尔概念的问题，一方面或许可以从科西克自身的学术谱系入手。有研究者指出，科西克师从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巴托奇卡，而巴托奇卡是马萨利克的学生。马萨利克早年曾同胡塞尔一起到维也纳听布伦塔诺讲课，共同研究过现象学，后转向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因此，这种理论背景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西克的批判视野。

科西克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科西克当时所处的理论环境入手来理解这一问题。卢卡奇曾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再次提及了“异化问题”，并特别地指出这一问题在该书出版的几年后，“随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问世，它成了哲学争论的中心”。并且，卢卡奇还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混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相当流行。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科西克所处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大背景，其基本立场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对异化的社会力量的批判。另外，科西克身处的社会背景也极其特殊。同南斯拉夫、波兰和匈牙利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化”进程最为彻底，并且一度陷入对苏联的偶像崇拜之中。随着斯大林主义统治的不断强化，以及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经济状况的日趋恶化，人们开始攻击“计划迷信”，捷共中央开始了以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为目的的经济改革，但未能直接度过社会的经济政治危机，最后爆发了持续八个月的“布拉格之春”。这场变革最大的特点在于，“这场变革不是表现为社会民主力量对党和政府的反抗，而是转变为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党内改革派所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运动。而且在这一变革浪潮中，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已不单纯是思想家的呼吁，而是转变为党的具体行动纲领”。在科西克发表《具体的辩证法》时，他还是仅仅在理论上建立人本主义哲学立场，随着“布拉格之春”的爆发，他和其他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自己的哲学人本主义立场同捷克的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对斯大林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弊端进行批判。科西克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强调，捷克的危机以具体实例表明了当代人的危机和现代社会基础的危机，人的存在，或者说人的生存问题是居于首位的。

除去现实背景的影响，这一问题也要同科西克自身的理论建构的需要相联系。我认为，这其实同科西克在第一章中强调的“具体”是相关的。“具体总体”一定程度上指向的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关注，与其相对的是单纯对世界本质的抽象思辨。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对人的此在的沉沦的、非本真状态的具体处境展开了分析，彰显出此在的实际生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呈现出具体哲学的某种初始形态。而科西克在第一章阐释了“具体总体的辩证法”，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则是在这种“具体总体的辩证法”的视野下，面向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现象、生活现象和文化现象，并对这些现象加以批判。科西克对异化的、物像化的“平日”、日常的阐释非常接近于他在前面所揭示的“伪具体的世界”“恶的总体”，即虚假的总体化。因此，科西克从“烦”切入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是有其理论上的需要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论建构中缺乏现实的物质内容，还不是科西克想要阐释的真正的“具体”。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科西克为何将“烦”作为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又为何直接将“操持”和经济学、人的实践相关联。然而，科西克所强调的“具体”虽然面向的是社会现实，但这种“具体”同时蕴含着其本真性或者说本体论的维度，进而并非马克思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而是同他所讲的那种抽象（即非人化）相对的“具体”。

最后，我想额外借鉴一下马尔库塞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的看法，或许对于理解这一问题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马尔库塞曾在《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中特别强调，关于海德格尔的理论尽管有很多的反驳，但“即使它犯了重大错误，此工作仍然保持为‘真的’”，这些阐释带来了“新的哲学冲击”，“通过认可此在的历史被抛境况以及它在共同体的‘天命’中的历史规定性和根植性，海德格尔将其彻底研究推进到了资产阶级哲学所曾达到和能达到的最高点。他揭露出人的行为的理论模式是‘派生的’，是奠基于实践的‘操劳’的，从而说明了抉择的领域是实践”。或许可以说，海德格尔关注的问题和青年马克思的批判视域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对人的生存的关注、对人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具体分析似乎构成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海德格尔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揭示出人自身实践的力量，其理论本身并非全然是思辨的。

二、科西克所使用的海德格尔概念的原初语境

在具体讨论科西克是如何使用海德格尔的概念这一问题之前，首先概要地梳理一下海德格尔对“烦（操心）”“操持”“平日”“沉沦”等概念的使用状况，这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科西克对这些概念的使用情况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此在的一般存在被规定为操心”，而“操心（烦）”的规定是，“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中的—作为寓于⋯⋯的存在”。在世存在的本质就是“操心（烦）”，“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可以被把握为操劳，而与他人的在世内照面的共同此在共在可以被把握为操持”。可以说，“操劳”和“操持”是“操心（烦）”的两个结构环节，前者是与物打交道，即“上手”状态，后者则是同人打交道。但这两种此在的存在方式派生于操心。关于科西克尤其强调的“操持”概念，海德格尔指出，“互相怂恿、互相反对、互不需要、陌如路人、互不关己，都是操持的可能方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操持”在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并不全然是否定性的。这表现在“操持”有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一种是将他人有待操劳的事情揽过去，他人在这一状态下可能变成“依附者和被控制者”。另一种则是“为他人生存的能在做出表率”，把“操心”还给他人，这一层面关涉的是他人的生存、本真的操心。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操心（烦）”仍然蕴含着此在把握自己的存在以及摆脱非本真存在进入本真存在的可能性。在决断中，此在可以将自身召回到自己的本真存在。

此在的存在本身是“操心（烦）”，但“这一存在者作为被抛的存在者沉沦地生存着”。“闲言、好奇和两可标画着此在日常借以在‘此’、借以开展出在世的方式”，海德格尔称这种基本方式为“此在之沉沦”。然而，“沉沦”这一概念在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并不代表任何消极的评价，这种“沉沦”指出了此在寓于它所操劳的世界，此在在这里消散在共处之中，是此在的非本真状态，而此在在这里以存在状态“跌落”于日常生活的虚无之中。而“常人”正是日常生活中的主体。

日常生活中的此在，便是“常人”，因为在这里“此在的本己性和可能的本真性被掩盖了”。“常人”是一种没有转向自身、没有反思的存在状态，并且将自身的此在完全消解于他人的存在方式中。常人沉沦在共同在世之中，与他人共在，而非本真的共在使“我”消失在他人之中而成为“常人”。他人是所有的人，又不是任何一个人，在这里，“常人展开了他的真正独裁”。特别的是，海德格尔指出，“常人能够最容易地负一切责任，因为他绝不是需要对事情担保的人。常人一直‘曾是’担保的人，但又可以说‘从无其人’。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由我们不能不说是‘不曾有其人’者造成的”。并且，海德格尔强调，“这个常人却是无此人，而一切此在在共处中又总已经听任这个无此人摆布了”。也就是说，常人总是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而存在。在常人中看不到我，看到的总是以常人方式出现的他人。

《存在与时间》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似乎并没有直接使用“平日”这一概念，而是在相近的意义上使用了“日常性”“日常状态”的概念。关于“平日”这一概念的直接讨论，出现在《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中。海德格尔在文中指出，“本己性的此在”是在其“当下中的‘此’《Da》”。“当下性的一个规定就是今日（Heute）——当前中的每一逗留（Je–Verweilen），每一本己的当前（Gegenwart）。（此在作为历史性的、它自己当前，在世界中存在，从世界而来的生命存在；当前的平日）。”存在论意义上的“今日”的含义是，“最切近的当前（Gegenwart des Zunächst）、常人、共处同在（Mitein-ander-sein）——‘我们的时代’”。今日所表达的并不是具体发生了什么，而是“在我们的日子中，即日常状态、融入世界中，根据这个世界而言说、操劳（Besorgen）”。在这里，海德格尔还没有对操劳和操持作出严格的区分。“今日”造成了“公众状态”“平均状态”，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很容易跟随并陷入其中，每一此在都无法幸免。这一状态就是“常人”（Man）的存在方式，即“人们都说⋯⋯人们都听到⋯⋯人们都讲述⋯⋯人们都认为⋯⋯人们都期待⋯⋯人们都赞同⋯⋯”而这种“常人”实际上就是“无人”。“今日”和“平日”都是流俗的时间，是常人的非本真的时间性。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指出，“流俗的时间领会以敉平的方式遮蔽世界时间”。也就是说，“今日”和“平日”都是已经被敉平的时间，它“属于人人，亦不属于任何人”。常人沉沦在共同在世之中。海德格尔指出，“时代的教化意识”“现代的‘教养’”，正是“公众化和平均化的精神先验”，便是“今日”的典型例子。

与此同时，此在的“沉沦在世是起引诱作用和安定作用的，同时也就是异化着的”。常人自以为过着真实的、充实的生活，但正是“这种自以为是把一种安定带入此在”，在这种安定的情绪中，常人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与此同时，这种“安定”也相应地逐渐加深了“沉沦”，而此在也就“趋向一种异化”，“这种异化把此在杜绝于其本真性及其可能性之外”，将此在彻底推向非本真性之中。海德格尔在这里的“异化”，指向的是人类生存同其本真性的一种偏离、对自由的一种丧失。

三、科西克对海德格尔概念的使用

科西克对海德格尔概念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他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上，科西克首先用“烦”来解读日常生活的第一个方面。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烦”在海德格尔那里，指向的并非直接的经济活动，而是此在的在世存在之本质。而在科西克的解读中，“烦”是一种客观关系状态，是个人在面向“实践—功利世界”之时，其生存所陷入的“境况与关系”的恢恢之网，是其难以摆脱的存在。在“烦”之中的人被包缠在社会关系之中，在科西克看来，现在的人类世界是功利世界，是个“社会世界”。“烦”在这里其实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因为真正的人类世界应该是实践世界。在功利主义的实践中，客观关系又是“作为一个操持的世界，作为手段、目的、计划、障碍和成功的世界”，而“烦”是人“在这缠结中的实际参与”，个人不仅被客观经济关系体系所决定，同时也参与这一关系的形成。但是，个人主体却将其创造的“操持的世界”当作是自在存在的“超主体的世界”。

科西克解读日常生活的第二个层面是“操持”，指出“操持是抽象劳动的现象方面”。科西克在这里用“操持”这一概念直接取代了“劳动”概念，从而指明现实中劳动的被分裂及其非人格化。并且，科西克强调，这种哲学观念的转化，根源于“客观实在本身的变化”，反映出“人类关系的加剧拜物教化”。个人只是在“装置和装具的现成体系中运行”，人在操持器械和装具的同时，也在被它们所操持。海德格尔曾指出用具向来属于一个用具整体，但其原本意义旨在说明用具只有在用具整体中才能成其所是。科西克在这里提出的“装置和装具的现成体系”，虽然在表述上非常接近于海德格尔，但是这一表述似乎指向的是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并且在科西克自己看来，他是基于现代机器体系的视域对这一理论所做的发展。结合后面提及的现代分工所导致的劳作的片段化，我们可以发现，科西克借助海德格尔的概念，揭示的是现实劳动实践的异化、物化现象，即“实践的物像化性质”。

可以说，“操持”是在同“创造性劳作”相对立的意义上进行使用的。作为操持的结果，人们创造出一个同样抽象的效用世界。可以说，科西克在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中非常明显地且频繁地使用了海德格尔的概念，然而他的深层逻辑似乎同海德格尔并不相同，反而是马克思的理论在这一方面奠定了主要的基调。因为科西克借助海德格尔的概念描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像化、异化现象，而非这些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所实现的一种存在论的建构。相比于海德格尔的理论本身，科西克更为看重的或许是海德格尔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话语。

在此基础上，科西克将这种对日常生活的解读放到历史过程中，提出了“平日”和“历史”的对立。科西克认为，人类的每一种在世存在都有其“平日”。相较于封建社会，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也引入了“新的平日生活方式”。“平日”类似于一种“自然氛围”，“在平日中，活动与生活方式都变为本能的、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和不假思索的机械过程”。这里科西克的表述非常接近于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此在的沉沦、此在作为共在的存在方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常人”。“平日”表现为“熟知的世界”，平日里的一切都“在手边”，是“一个可信、熟识和惯常行为的世界”，因而是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的“平均状态”。而生活在“平日”中的主体，“都可以任意换为别的主体，平日的主体是可以互换的”。到这里所描述的“平日”，我认为并没有隐含任何价值判断。然而，在科西克所说的“烦”之中，“平日”却成为“工作日宗教”，是异化了的平日、物像化了的平日。尽管科西克在这一部分并没有对“平日”和“异化的平日”进行严格的区分，但显然“平日”也有其应然性的维度。

并且，科西克同样指出，“平日表现为非个人力量的无名和强制。⋯⋯平日的无名代表其主体的无名，即表现在‘某人/非任何人’这一名称中”。可以说，几乎同样的思想也出现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常人”，在与他人的共在中，消散于他人之中，因而在常人之中是看不到“我”的，看到的总是作为他人的常人。这也就是科西克所说的，“个人的首要身份是无名”。与此同时，“熟知是认知的绊脚石”，个人越是对他所操控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越是不能认清这一世界的本质，也因而越是趋向于同自己的生存和对生存的理解相异化，“沉沦”状态也是随之加深。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科西克理论中的“平日”和海德格尔那里的“常人”是相关联的。“平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此在的在世，对应的是海德格尔的常人化，常人的共在是平日的本质，对平日的批判实际上是对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的麻木性的批判，平日其实就是一种苟生的状态。科西克通过“平日”想要揭露的是伪具体世界的合理化，试图让生活在平日中的“常人”进行自我反思，努力使自己不是常人，从无主体的从众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主体。可以发现，这种对平日的超出依靠的是自我的内省，也就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的;而在马克思的批判视域中，出场的总是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和“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的工人和资本家。

海德格尔

在同“平日”世界相反的意义上，科西克提出了另一个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和平日其实是相互渗透的，“平日生活只有被打断时才成了问题，才暴露自己为平日”。平日是为人所熟知的，而历史则表现为对平日生活的一种打断，是一种陌生。平日和历史二者是不可分的，孤立存在的平日或历史都是一种拜物教，会导致平日被“抽空”，而历史本身也同样被“神秘化”。科西克在这里以战争作为例子说明了平日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或许同他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捷克斯洛伐克曾在短短70余年的历史中，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原因，经历了近代诸多重大世界性历史事件:在1938年被纳粹德国占领，于1945年在苏联的帮助下获得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848年开始执政，而在天鹅绒革命后，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并在1993年成为捷克及斯洛伐克两个独立的国家。可以说，捷克斯洛伐克是20世纪议会民主、法西斯社会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等各种政治形态的试验场，在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夹缝中艰难向前发展，而科西克本人更是亲身经历着这一系列的动荡。或许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科西克为什么说，“战争是历史。在（历史的）战争对平日的打击中，平日被征服了。对千百万人来说，习惯的生活节律完结了”。

关于对异化了的平日世界的伪具体的摧毁，科西克提到了“间离”“存在主义的更改”“革命的变革”这三种方式。“间离”是为了取消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熟识，使其再度陌生化，从而实现对异化现实的批判，这是当代艺术所实现的对伪具体的摧毁。而第二种方式“存在主义的更改”，指向的便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科西克看来，传统的存在主义的更改并不是对世界的革命性改造，即“他改变的不是世界，而是他对世界的态度”。这里指的便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在生存意义上领会死亡，即“向死存在”。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只要生存着，就已经被抛入了死亡的可能性之中，而众人却沉沦于日常生活中逃避死亡。在“畏”的情态中，被抛入死亡的状态对此在绽露得更原始，畏令此在先行到死，使此在从沉沦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回到其最本己的能在之中。科西克认为这种存在主义的更改的主体只是“个人”，并且是对自己活动本身的否定，而“只有当千百万人受到震撼而脱离这一节律时，平日生活才被打断”。在科西克看来，海德格尔并没有认识到实践是人的根本决定要素，而只有将人的现实的一切活动都视为实践性的历史活动，才能在实践中消除平日拜物教和历史拜物教，从而摧毁物像化实在，恢复人的主体性，使人能够实现其生存。因此，科西克认为只有“现代唯物主义第一次消除了平日和历史之间的矛盾”，才“填平了非历史的平日与历史性的历史之间的鸿沟”。

四、结语

科西克的理论无疑是有其洞见的，但同时也是盲目的。在本文的论述之中，既存在着科西克同存在主义（海德格尔）的关系，也存在着科西克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因而也同时存在着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的是，科西克在其著作中运用了很多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哲学概念，但这些概念在很多时候都只是作为科西克表达自己观点的理论工具，而并非在言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其中有的概念甚至已经完全偏离了海德格尔的原初语境。或许可以说，这些概念是被科西克加以“唯物主义”改造之后的海德格尔的概念。因为在科西克看来，不管是海德格尔的概念，或者说存在主义的术语都“往往是革命唯物主义概念的唯心浪漫主义复制品，亦即掩蔽性的和戏剧化的复制品”。正像科西克在注释中所说的那样，“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但他用铁匠和锻造为例来说明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以浪漫主义精神将其伪装和掩盖起来。这一节不是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分析，而是对‘烦’的分析。它与‘经济因素’和‘经济人’一样表现为实践的物像化要素”。

20世纪工业车间

另外，科西克在这里对存在主义既有肯定，同时也有批判。肯定之处在于，存在主义对异化的平日世界的伪具体的摧毁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同时科西克也非常明确地批判了“存在主义的更改”，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与此同时，科西克显然不会从存在主义出发去建构具体辩证法，因为海德格尔存在论中的“具体”并不完全等同于科西克真正想要阐明的“具体”，海德格尔那里的“具体”仍然具有其抽象性的层面。而科西克对海德格尔概念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存在主义的概念是革命唯物主义概念的“复制品”，这种借用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同时，在这种借用中，科西克完成了对海德格尔概念的“唯物主义”改造，以去除其原有的神秘性。

而如果从海德格尔哲学的角度出发，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强调自己并不是人道主义，但也并没有主张非人道的东西，他想要揭示的是“存在”，而人道主义把人之道放得不够高，人被存在本身抛入存在之真理中。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理论的关键恰恰不在于人，不在于仅仅作为人的人。在海德格尔那里，人实际上具有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都不具有的尊严。人并不是仅仅作为主体而存在，相反人的本质是处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之中。而科西克这里具有非常明显的人本主义立场，并意在恢复人的主体性，所以，科西克与海德格尔并不站在相同的理论立场上，他们对具体的理解也并不一致，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思考的是同一件事。

另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科西克借助海德格尔的概念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批判是否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实际上，海德格尔在其理论中并没有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并且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出发也不可能建构出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全面的、系统的批判。当科西克在对“平日”提出批判的时候，他试图融合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侧重于从人们日常生活的感受性的角度去揭示人们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中遭遇到的伪具体世界、非总体性的世界。科西克理论的启发性在于此，而他的问题也在于此。当科西克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即用“操持”去表达马克思的具体劳动概念时，他的确相当深刻地揭示出人们日常实践的异化形式，但同时也使得这种劳动具有了人本学、存在论的内涵。人本学的立场决定了科西克并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所以他只能达到对实践的一定认识，而无法继续深入到现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这也同样导致科西克对人的实践活动作了二分的理解，即将实践区分为日常功利主义的实践与革命的实践，将实践也本体化了，进而取消了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另外，科西克所生活的年代处于战争的动乱之中，战争对于他的哲学思考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给他所处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断裂感，即“平日”和“历史”的断裂。但是如果将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状况加以排除的话，人们实际上很难在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历史的断裂，这便导致处于平日之中的常人形成对历史和自身主体性的反思是极其困难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从人本学出发所带来的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