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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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漂移:打破主体在场的金钱构式凝固性——情境主义国际思潮研究

摘要:情境主义国际主张的漂移的流动场境和转场本质,本身就在于打破主体在场的金钱构式凝固性的心理地理学革命,也是日常生活微观革命中让商业法则失效的挑战性游戏。漂移正好是快速改变被资产阶级景观支配和日常生活场境微观氛围的举动,它通过创造性的游戏,让资产阶级“已知的人类关系”下麻木的苟生重新获得一种激情转变,这也就实现了在微观生活细节层面上的革命情境建构。

关键词:情境主义国际;漂移;场境存在;情境建构;

情境主义国际,是20世纪中后期欧洲非常重要的一波先锋艺术思潮,不同于通常的前卫艺术实践,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决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激进质性。在法国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中,作为一种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艺术观念,情境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一起,在西方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第一次成为所谓的新型“文化革命”的战斗旗帜。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逻辑盲区。在这里,本文重点讨论作为情境主义国际打破资产阶级都市奴役结构的漂移活动。

应该特别指出,德波的情境主义国际的革命方向,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应该深层次地发展和解决革命的微观社会(micro-societe revolutionnaire)的问题”。因为,他们并不直接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和政治法权关系的制度,而是转向这些制度通过日常生活场境中的吃喝穿住小事情的对象化和异化结果,即微观社会批判。用列菲伏尔的话语就是日常生活批判。这一点,德波当然是受到列菲伏尔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眼中的“空间发展”不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不是对象性的物性房屋、街道和广场,而是体现在住房等用在性环境关系中的“空间句法”和实现出来的关系情感建构起来的场境存在现实。情境主义的情境建构策略和游戏人生的断裂精神,并非仅仅是空头理论,而是他们长期坚持的革命艺术实践,无论是对抗资产阶级都市商业空间结构的整体都市主义,还是人的心理地理学的重新构境,都促使这些革命艺术家开始亲身践行实际改变日常生活的活动了。我觉得,当艺术家们不能真的改变资产阶级城市的物性景观,能够践行的事情就只有个人或小团体的“革命行动”了,既体现心理地理学的构境,又践行打破资产阶级景观控制的革命游戏,这就是让日常生活时空场境发生断裂和转换的漂移行动了。列菲伏尔曾经提及,情境主义国际的艺术家们手持步话机,从一个固定的生活区域走向另一个陌生化的区域,从一个熟悉的城市走向另一个陌生化的城市,从一个日常生存空间游移到另一个更有激情的空间的漂移(dérive)。漂移的流动场境和转场本质,本身就在于打破主体在场的金钱构式凝固性的心理地理学革命,也是日常生活微观革命中让商业法则失效的挑战性游戏。

可能,漂移也是情境主义国际艺术运动中被评论最多的“艺术实验”了。从根本上看,这种艺术实践内嵌着更深刻的革命意识。早在字母主义国际(Internationale lettriste IL)时期,德波等人就已经开始了漂移活动。依德波当时界定,作为革命情境建构举措的“漂移是一种毫无目的地移动的技巧”(La dérive est une technique du déplacement sans but)。这里的无目的,是专指漂移行为的发生,不再具有劳作日常生活中那种无时无刻不在控制我们的赚钱和谋生的意图,这与无功利的游戏精神也是一致的。从观念溯源上看,这种漂移行动很接近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flaneur)和兰波创造的“漫游者”(Robinsonner)形象。据马克里尼的考证,漂移活动的最早践行者是超现实主义者布列东,他在1925年发动了前往圣居里安教堂的艺术“漫步”。而字母主义国际时期发生的第一次“漂移”,却是1953年8月发生的公共交通全体罢工事件。突然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循资本劳作逻辑所必须使用的列车、汽车和地铁都不再流通,自行车也因为交通堵塞而无用,所有日常的社交活动都暂停了,人们的移动成了偶然的行走和搭便车。1953年的圣诞节,德波等人在巴黎市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圣诞漂移”,路线为从西岱岛—巴黎大堂—萨玛莉丹百货商店—护墙地区等地。以下选取的是1958年德波和约恩在《回忆录》中复构的两张“圣诞漂移”路线图,第一张为德波的基本拼贴素材,第二张是约恩的艺术泼墨重构的漂移情境。

这里,有自然环境,有历史文化空间,也有资产阶级商业中心等完全异质的场境存在,德波等人通过这种不同场境存在的转换,体验非功利性的场境空间和无目的性的关系遭遇,从而达到让日常生活场境存在成为艺术和诗意瞬间的情境建构效果。当考夫曼评论说:“漂移的实践是一种没有作品的艺术建立的神话,一种混进生活的艺术,已经被具体地在空间中再投资”。这种理解显然是错的,情境主义国际的漂移,早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行为,而是中断资产阶级空间存在中的异化场境的革命情境建构活动!所以,在德波看来,“对新举止方式的最初尝试已经完成,取得的成果是我们所谓的漂移(dérive),这是通过迅速改变氛围(changement hâtif d’ambiances)来实现激情转变(dépaysement passionnel)的一种实践,同时又是研究心理地理学和情境主义心理学的一种手段。不过,这种游戏性创造意志(volonté de création ludique)的运用必须延伸到所有已知的人类关系(rapports humains)形态,并且一定会影响到诸如友谊和爱情一类情感的历史演变。一切都导致这样的信念:我们研究的主要洞见在于对情境构建的假定。”

心理地理学和革命的游戏精神都被德波嵌入到实际的漂移中去了,也因为城市环境中的物性建筑和其他设施是无法破坏的,所以,漂移正好是快速改变被资产阶级景观支配和日常生活场境微观氛围的举动,它通过创造性的游戏,让资产阶级“已知的人类关系”下麻木的苟生重新获得一种激情转变,这也就实现了在微观生活细节层面上的革命情境建构。

我承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恐怕一下子很难知道情境主义国际创造出来的“漂移”概念的意思。这是正常的。所以,这里我先对这一概念进行一些哲学分析,然后再回到这一具体的复杂实践情境中来。从哲学存在论上看,这种所谓让凝固化的资本主义劳作—商业生活构式解构的漂移行动,实际上是德波等革命艺术家对人类早期游牧生活的致敬。这与他们推崇原始部族生活中反价值构式的“冬宴”是相同的构境意向。从游牧到农耕自然经济的过渡,人类生活从自由的游走状态进入了在土地上的凝固化定居,虽然资产阶级用工业生产创造的不定产(货币—资本关系)的流动性,打破了宗法关系的不变生活场境结构,但是却又用商品—市场的法则使人的生活成为无法逃脱的无形金钱牢笼,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场境存在都异化为经济动物的谋生伪境。看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人,可以成为乘坐飞机的空中飞人,驾驶轮船和汽车的海上和地上的快速移动者,但这种移动都是为了获得金钱和花掉金钱,始终逃不出经济价值铸成的凝固性效用锁链。到哪,人的生命存在都颠倒为时间就是金钱。对此,马克里尼曾经写道:“在城市空间中的运动,被简化为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路程,从娱乐的场所,到工作的场所,再到住宿的场所,这些就是空间里抽象的点,而穿过这些点的路程也就成了直线。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空间中的移动,就变成了服从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同一理性——工具理性”。这是一个深刻的分析。我们在资产阶级的谋生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移动都是被资产阶级景观意识形态规制的效用路线,生活的所有细节也被简化为固定的抽象劳作时间(比如“996”)和抽象空间(不变的点和线),这一切,都是疯狂追逐金钱和财富的工具性行为建构起来的异化场境。

生存的空间、质性的空间,都被数学、集合化为量化的空间。城市也就服从于资本主义编码(codage capitaliste),从而成为一种永久的流(flux),也就是由商品或是人的存在(此时人的存在也只是商品)构成的流。空间被量化所带来的抽象,即所有的质性都屈从于有效性、也就是抽象的理性,即为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服务的理性。

请注意,这里的空间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物理空间,而是与人的生命绵延互嵌的社会定在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场境建构起来的生活空间。按理说,人的生活空间应该是有质性的存在,可是在资产阶级的金钱“编码”的世界中,存在被可计量的集合化的效用所赋型,人们每天早上起来去上班打工,晚上回家吃饭睡觉,都是作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量化时间就是金钱,抽象的点线空间就是财富,人不过是“为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服务”的抽象理性统治下的没有质性存在的经济动物。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活着只是为了追逐商品的购进和遗弃,生命本身被抽象为一种无尽的消费之流,用情境主义者的话来判定,这是资产阶级世界创造出来的新的“生活的集中营组织”。德波等人的情境主义式的漂移游戏,就是要打破这种经济枷锁中的微观劳作和日常生活氛围,他们决不在一个量化的时间和抽象的点线空间中过一种凝固化的经济劳作的日常生活。所以,德波的那个“永不工作”的口号正是他们的革命旗帜。

正是为了“对抗城市的封闭和区隔,对抗路线的干线化,对抗地点的’去质化’(dequalification)”,让资产阶级用金钱量化效用法则锁住生活场境的凝固性被打碎,心理地理学意义上的漂移游戏就是要对抗城市空间的“封闭和区隔”,对抗每天上班劳作路线的“干线化”,对抗固定地点的“去质化”,在革命性的解构了量化时间和抽象点线空间的移动中获得的在场性,将是重新获得有质性的存在。所以,“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扩散的同质化和几何化空间中死去的点,情境主义计划就是探索空间中值得注意的点和区域,从而我们会得到一种异质的空间”。漂移,其实就是一种现代的游牧方式,只是,它不再是古代游牧民族游荡在原野上,而是刻意追逐有质性场境空间的革命艺术家们在不同的城市或一个城市不同的区域之间移动:在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是不断地非功利的偶遇;在生活情趣和主观心理上,是创造新的充满诗意的革命情境。在这里,让我想到青年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原子论差异的讨论,在青年马克思眼里,前者原子论中的原子下降是决定论的直线,而后者的原子下降则会出现偶然性的偏斜,而只有原子在非决定论的偶然偏斜中才会发生碰撞而生成物质世界。情境主义国际的漂移,正是打破经济决定论的日常生活氛围的偶然性偏斜。这种非常的生活偏斜创造了革命情境的新世界。

1956年,德波创作了城市漂移地图——《巴黎心理地理学指南》(Guide psychogéographique de Paris:Discours sur les passions de l’amour),其副标题就是《爱的激情絮语》。1957年,德波发表了表达心理地理学革命的漂移地图《赤裸城市》(The Naked City:Illustration de l’hypothèse des plaques tournantes en psychogéographie)。

在这些漂移地图中,原有的商业化的巴黎城市空间被撕裂成无序的碎片,穿越式的漂移的行动通过象征着诗意和热情的红色箭头表示出来,重新把碎片化的空间链接起来。在1958年德波和约恩合作完成的《回忆录》中,这个象征当下革命情境建构的红色箭头,被约恩的跳动的不同色彩的泼墨绘画所替代。当然,在那里对1953年字母主义国际三个革命情境建构的重构,不一定是漂移,而是革命的实践行动。一是这些红色的箭头就是空间移动中革命性的游戏——漂移,它打碎了原有资产阶级都市主义的时间和空间构式,使日常生活场境的微观氛围重新成为艺术性的革命情境。二是这些红色的箭头也具体表示了情境主义国际艺术家对于城市区域之间的革命心理认知和游戏性漂移的路线。这一系列创作,直接展现了前述情境主义主张的整体都市主义的空间情境建构。可能也是在这个构境层面上,马克里尼说:“漂移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诗意的生活形式,其根本特征是直接地、高密度地生活在情境里,而情境正是再现了诗意或是艺术”。这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在前述的心理地理学和游戏的讨论中,德波等人在批判资产阶级都市主义的基础上所指认的建筑和城市环境建设实践中的情境建构,也是为了人们在新型的建筑和城市功能环境中能够获得非效用性的偶然遭遇和“新的美丽”游戏。而这里所讨论的漂移,就是德波等人所创造的让心理地理学和革命游戏落地的情境建构实践。我觉得,漂移是德波前期前卫行为艺术的一种革命化,作为心理地理学的实验,它的意义在于表现为一种打破经济目的论的毫无目的的穿行和移动,它像电影蒙太奇一般,让资产阶级平庸的日常生活场境断裂在不同的环境之间快速通过中,由此,使漂移者感受到不同于金钱逻辑的全新空间感受和游戏般的自由情感,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商品—市场逻辑和消费意识形态景观空间。我们可以注意到,后来的“红色五月风暴”也是一种大学与大学之间、街道与街道之间没有伟大的目的指向的漂移。并且,对于没有能力去真的打碎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现代性城市、都市主义物质现实环境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情境主义国际的艺术家来说,真正能够上手去实践的革命情境建构,就真是只有漂移了。这也是一个现实中的反讽。

在1958年《情境主义国际》第2期上的《漂移理论》一文中,漂移得到德波这样的定义:情境主义者(Situationniste)的基本实践之一是漂移(dérive),一种穿过各种各样周围环境的快速旅行的方法或技巧。漂移包括幽默嬉戏的建构行为和心理地理学的感受意识,因此,是完全不同于经典的旅游或散步概念的。

这是明确界划祛序资产阶级金钱构式的革命性的漂移活动与布列东式的美学散步和通常的旅游活动的差异。革命的心理地理学的感受意识和解构性游戏的场境转换和情境建构行为,是其重要的支撑点。其中可以看到,一是漂移采取了在不同环境中的快速旅行的方式,不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与时间中被经济结构所锚定,这是故意在打破效用工具性空间和量化时间的凝固状态;二是漂移本身是拒绝资本构序的工作关系和非生命的生活节奏,“一人或多人在一个特定时期要放下他们的关系,他们的工作和休闲活动,他们的所有其他运动和行动的通常动机,使他们自己被他们在那里所发现的地形和遭遇的魅力所吸引”。不是为了赚钱和谋利,而是要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偶遇金钱逻辑之外的自然和他人,并重新发现人与自然和主体际的陌生性。漂移的本质是非劳作关系的游戏行为。三是反对资产阶级消费意识形态,有意识地坚持心理地理学的策略构架,“从漂移的观点看,与持续的流动、固定的场点和强烈阻止对特定地区进入或退出的中心相一致,城市有其心理地理学的地形线”。这也就是说,漂移实际上是地理心理学的感性实践,是对资产阶级都市主义生活微观氛围的解构。它最核心的本质,是从资产阶级的交换价值构式中重新恢复城市空间的使用价值。对此,麦克唐诺的评论是深刻的,他说:“作为一种行人话语行为的漂移,是对一个社会里’空间使用价值’的恢复,这个社会给予‘空间交换价值’以特权——其作为财产的存在。以这样的方式,漂移乃是对空间的一种政治利用,通过其‘嬉戏构建行为’构建新的社会关系”。这一观点,后来被列菲伏尔所具体深化和发展。

首先,漂移的具体实施,通常是有共同意向的人分成2-3人的漂移小组,“虽然人们可以独自漂移,但全部的迹象都表明最富成效的人数安排是两人或三人组成的小组,并且这些小组的人都达到了意识的同一水平”。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漂移,当然是具有共同革命意志的人的自由联合体,才有可能共同建构反景观的革命情境。其次,漂移的时间不是无限定的,“漂移的平均时间期限为一天”,并且“夜晚的最后一段时间,一般是不适于漂移的”。在一个城市之中,可以进行几个小时的漂移,而在城市之间的漂移,则会花上更多的时间。其三,漂移的方式可以是行走,也可以坐出租车和地铁,小组相互之间,还可以通过通讯器材保持联系(如列菲伏尔提到了步话机)。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可操作的行动方案。

列菲伏尔曾经描述过他所看到的情境主义国际艺术家们的漂移活动。他说,情境主义者“第一次在阿姆斯特丹使用步话机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即一群人走到城市的一个区域,仍然可以与另一个区域的人进行联系”,这是在一个城市中进行的漂移,小组之间通过无线电通讯器材保持联系。漂移的行进目标是非功利性,从体验内容来看,它既可以是历史性的异质性,也可以是对抽象日常生活的中断性体验:对于前者,列菲伏尔曾经这样描述过。情境主义国际在巴黎漂移的起点是巴士底广场,巴士底广场是古老巴黎的尽头——其后就是在19世纪的首次工业化中成长起来的巴黎。孚日山广场依然是17世纪贵族的巴黎——当你走到巴士底,又是另一个巴黎,是19世纪的巴黎,不过是中产阶级、商业和工业扩张的巴黎,而且从事商业和工业的中产阶级占领了巴黎的中心玛莱区——然后扩张到了巴士底、侯葛特路、圣安托万市郊路等。

这是对同一个城市空间不同区域的漂移中,有意识地体验城市建筑的历史异质性。对于后者,列菲伏尔例举了德波他们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不是为了去买东西或看电影,而就是无目的地从一个城区空间转换到另一个空间,以感受不同区域日常生活场境内嵌的异质性。城市之间的漂移也是如此。列菲伏尔也看到了情境主义者们的城际漂移,开始是在阿姆斯特丹,然后在斯特拉斯堡,都使用了步话机。列菲伏尔认为,“他们的理念是要让城市成为一个整体,不过是一个不断运动和不断变化的整体”。这其实已经是两个不同的城市生活了。后现代性的差异化的阿姆斯特丹中发生的生活空间场境,与相对保守的斯特拉斯堡是根本不同的,这种非功利的漂移游戏,会使两个国家不同城市之间的日常生活场境差异突显出来。在内心里,列菲伏尔并不想参加这种真正改变日常生活的革命实践。这可能也是大部分“口头革命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与“说干就干”的革命的先锋艺术家不同的地方。

本文刊发于《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06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MZD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