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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嘉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从鲁宾《论马克思的生产与消费》一文谈起

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围绕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但这一手稿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澄清。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早期专家伊萨克·鲁宾《马克思论生产与消费》一文启发,依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结构,可以发现:对需要问题的考察构成了马克思反思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从劳动分工入手把握现实的生产方式重要理论切入点。换言之,对人的需要背后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发现,构成了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理论环节。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费尔巴哈;需要;历史唯物主义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为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理论准备。众所周知,《手稿》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写作的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是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的经典著作。然而,围绕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为制定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理论准备,学界仍未形成定论。本文尝试从《手稿》的文本结构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早期专家伊萨克·鲁宾的理论阐释出发,来证明: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共产主义思潮评述、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过程中,着眼于需要和分工的考察,马克思开始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局限,走向从生产方式出发把握社会历史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地平。

一、“青年马克思”之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概述
在卷帙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中,争议最大、影响最远的可能非《手稿》莫属。1932年,《手稿》几乎同时在东西方世界公开出版。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第一部分第3卷收入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版本为此后近半个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手稿》研究提供了基础文本。在德国,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编辑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中,收入了《国民经济学和哲学(1844)》。较之MEGA1版本,该版本只包含第三笔记本和第二笔记本。这两个版本的《手稿》问世后,旋即在西方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西方学者纷纷撰文 强调《手稿》提供了一种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理解。这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问题的提出和阐述。

在既有研究中,针对这些讨论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我们仅选择其中四个例子,即朗兹胡特和迈耶尔自己的导论、亨·德曼的评论、弗洛姆的介绍和悉尼·胡克的描述,来加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的两位编者认为,“在这里新发表的手稿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达到了完善的高度”,“它从哲学观念出发,直接经过人的自我异化(资本和劳动)达到人的自我实现,达到‘无阶级社会’”,“人的这种真正使命的实现就是贯穿整部著作的思想”。荷兰社会民主党的记者德曼是最先对《手稿》的发表给出评论的西方学者。他所评论的是《国民经济学和哲学(1844)》。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德曼发现“这部著作解释了”“隐藏在他(马克思)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本主义的动机”。基于这样一种人本主义的理解模式,弗洛姆于1961年出版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并在该书中以附录形式收入了巴特摩尔翻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一个在英美学界被广泛接受的译本。20世纪50、60年代,对于《手稿》的人本主义式理解,成为西方学界的一股热潮。对此,悉尼·胡克在1966年以文学化的方式进行了描述。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的说法。在这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的文章中,马克思穿上了燕尾服,与《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形象大相径庭。

众所周知,针对这种基于《手稿》来阐发一个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的理论思潮,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以奥伊则尔曼、拉宾、巴加图利亚和维戈茨基为代表,苏联学者立足文本和历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基本观点是:回到《手稿》中去寻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发源地,特别是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只不过,以《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苏联学者在《手稿》的定位问题上,始终无法摆脱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若干问题的纠缠。对此,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才在20世纪80、90年代给出了合理的解答。

还应注意的是,针对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问题,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也进行了专门的批判。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不仅直接指出了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研究背后存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将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发展区分为意识形态和科学两个阶段。在这一划分中,《手稿》处于马克思走向历史科学的理论前夜。客观说来,阿尔都塞对于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在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左翼理论焦点的转移,对于《手稿》的关注,在20世纪70、80年代之后已经离开了学术讨论的中心。仅举一例来说,英国学者诺曼·杰拉斯受阿尔都塞的影响,1983年出版了《马克思与人的本质:反驳一个传说》。通过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他认为,马克思批判了有关人的本质的抽象观念,进而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该书尽管并未直接提到《手稿》,但却可以看作是对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研究的一个总结和回应。

有趣的是,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MEGA2)第一部分第2卷中,按照逻辑顺序和写作顺序编排的《手稿》文本被同时收入。但是除了罗扬等文献学专家的讨论外,《手稿》研究再未达到1950年代前后“奇异景象”(胡克语)的热度。换言之,在《手稿》研究上,文本考证的推进与理论热潮的退却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问题是:立足MEGA2既有文献研究的成果,如果我们不是尝试回到《手稿》去发现一个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而是力图将《手稿》放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探索历程中,去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那么,我们在《手稿》中能发现什么呢?

二、鲁宾的启发:《马克思论生产和消费》
如前文所述,《手稿》甫一出版,即在西方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进而形成了围绕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问题的争论。20世纪50、60年代,这一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受苏联学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和阿尔都塞有关青年马克思问题研究的影响,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平息。目前,国际国内学界已经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在巴黎,初次面对政治经济学,所形成的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的一部著作。那么,《手稿》的写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或者说,《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围绕这一问题,学界仍有不同争论。

暂且搁置近年来学界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让我们首先回到《手稿》最初问世的思想史语境中,去看一下《手稿》被编辑整理出版前后,当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如何看待这份手稿的。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既有的《手稿》研究中,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是MEGA1编者对《手稿》的理解问题长期以来是一块理论上的空白。这一研究的缺失,甚至会给人以这样一种疑惑:为什么苏联学者会从卷帙浩繁的马克思文献遗产中,发现一份马克思恩格斯自己都未曾专门提起的作品,并将其整理出来,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阐发一种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而熟悉《手稿》不同版本结构的学者则会进一步发问:既然从1927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上的《<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到1932年MEGA1上的《手稿》,以梁赞诺夫为代表的MEGA1编者,并没有完全按照写作顺序或是纸张的原初状态,而是按照逻辑顺序来编辑出版《手稿》,那么,他们在面对《手稿》时是如何理解其地位和价值的呢?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为我们今天把握《手稿》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间的理论关系,提供积极的启发。

根据既有的观点,《手稿》在最初被整理发表出来的时候,被误认为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的确,在192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3卷中,梁赞诺夫主持刊发了一份名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的文献。这份文献其实就是后来MEGA1中出版的《手稿》的第三笔记本。当时,同这篇文献一起出版的,还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马克思的中学毕业作文”。作为编者说明,梁赞诺夫撰写了一篇题为从《从<莱茵报>到<神圣家族>——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的长文,回顾了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开始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到1844年为写作《神圣家族》做准备的实践经历和探索历程。基于对该文的分析,并结合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语境,笔者认为:以梁赞诺夫为代表的MEGA1编者在最初发现、整理、出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主要的着眼点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遗产中发现梳理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构成了发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初契机。同时,马克思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与其对社会历史现实的考察,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客观说来,梁赞诺夫的说明《从<莱茵报>到<神圣家族>——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主要是以历史回顾的方式,概述了马克思1842年至1844年间的思想历程。但就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其对社会现实的考察,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之间的理论联系,梁赞诺夫并未给出具体的说明。《<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出版后,围绕《手稿》第三笔记本中所孕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特别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伊萨克·鲁宾在1930年发表的《马克思论生产和消费》一文中最先给出了分析和说明。这篇文献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回答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是MEGA1编者如果看待、研究《手稿》的文献佐证,而且可以为我们今天深入理解《手稿》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中的作用和意义,提供理论借鉴。

鲁宾是苏联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度与布哈林齐名。他生于1886年,1905年开始投身革命活动,1919年应梁赞诺夫邀请开始翻译马克思著作。1926年,鲁宾进入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在此期间负责编辑出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1930年后,受政治环境影响,鲁宾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并于1937年不幸逝世。鲁宾的代表性著作是192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一书。20世纪70年代之后,该书在西方价值形式理论的讨论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1930年,鲁宾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马克思论生产和消费》,立足《<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三篇文献,探讨了马克思对生产和消费关系的理解。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鲁宾专门考察了《手稿》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研究,以及这一研究之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意义和价值。略作说明的是:如前文所述,由于完整的《手稿》版本是1932年才正式出版的,因此鲁宾的讨论仍然使用的是1927年出版的《<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即《手稿》第三笔记本。在鲁宾看来,有关需要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在《手稿》第三笔记本的研究中,马克思虽然将费尔巴哈的“自然人”作为出发点,但是他并没有驻足于此,而是将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人的需要的分析上,以及他在“需要、生产和分工”这一部分中对人的需要背后的社会关系的考察之中。鲁宾的结论是: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人的需要具有历史的差异性,人的需要的发展同体现在生产中的人的活动的发展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的考察中,已经注意到了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消费上的不同特征,或者说注意到了消费的阶级性问题。尽管鲁宾对《<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的探讨主要是围绕马克思有关生产和消费内在关系的说明,强调在这一文献中包含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关讨论的萌芽。但是,结合《手稿》的文本结构,我们有理由期待:鲁宾对需要的关注,有助于我们今天深入把握存在于《手稿》之中的,马克思从反思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出发,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思想历程。

三、“需要”与“生产方式”:新大陆的地平线

在《马克思论生产和消费》一文中,鲁宾谈到需要问题时,主要引证了《手稿》第三笔记本里的两个部分。这两段涉及需要问题的讨论,一是集中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一片段中的第(4)个要点,二是[私有财产和需要]这一片段。如果仔细核对《手稿》第三笔记本的原文,我们可以看到:[私有财产和需要]这一片段的开头,本身也加了一个(7)的序号;此外,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片段的开头,还有一个(6)的序号。换言之,马克思在《手稿》第三笔记本中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本身既包含[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中的五个要点,也包含对黑格尔的批判和对需要问题的讨论。只不过,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的讨论并非一次写就,而是同[私有财产和需要]以及[增补][分工]等片段交叉在一起。或者说,[私有财产和需要]这一片段中有关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需要问题的讨论,本身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马克思后来打算作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的部分,在写作上是紧密相关的。这就提醒我们:或许可以从马克思有关需要的讨论中,发现《手稿》自身的逻辑演进,以及马克思开始走向唯物史观的理论线索。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手稿》的文本结构,特别是按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结构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回顾1927年问世的《<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梁赞诺夫把这一笔记本分成了四个部分,并冠以标题。这四个部分的标题分别是“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该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需要、生产和分工”。在1932年出版的MEGA1中,《手稿》的三个笔记本被加以完整的编辑和出版。三个笔记本的编排方式与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中《手稿》的编排方式基本一致。简单说来就是,第一笔记本按照工资、利润、地租、[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四个部分排列,第二笔记本是被命名为“私有财产的关系”的4页残篇,第三笔记本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被放到了最后部分。同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早期文选》只收入了《手稿》的第二和第三笔记本,除了“序言”被专门放到了开头外,基本按照纸张形态排列,但不知何故,第三笔记本被放到了第二笔记本之前。

1982年出版的MEGA2第一部分第2卷中,同时收入了《手稿》按照逻辑顺序编排的文本和按照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较之MEGA1,MEGA2中按照逻辑顺序编排的文本也有所调整。这主要体现为第三笔本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的位置被提前到[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与[私有财产和需要]之间。我们把按照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与按照逻辑顺序编排的文本相比较,会发现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三个笔记本都是按照MEGA2编者判定的写作顺序编排的,并且被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取代了逻辑顺序编排中加有标题的片段;二是第一笔记本中按照写作的三栏结构进行编排;三是第三笔记本中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和考察需要、分工等问题的部分,按照写作顺序被交错排列在一起。结合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间马克思的生平经历和思想环境,我们大致可以对第三笔记本中文本写作顺序上的这种特殊性给出这样的说明和解释。

1843年10月,马克思来到巴黎。在投身《德法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开始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关注政治经济学,是因为在《莱茵报》的政论实践中,马克思遭遇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开始动摇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国家观。经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和《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研究,马克思开始关注国家背后的市民社会,即物质的生活关系的问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尝试将费尔巴哈对自然的强调同对政治的强调结合起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聚焦于私有财产本质的批判。面对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出发但是并未解释私有财产这一事实,马克思在《手稿》第一笔记本中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来解释私有财产的非人的、异化的本质。这一时期,马克思自认为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秘密,进而可以为人的解放提供现实的路径。这就需要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以及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批判性的回应。

这一理论诉求在1844年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得到了强化。1844年6月,德国爆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马克思直接投身于关于这一起义的讨论中,因而也更加全面、密切地关注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在《手稿》的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围绕共产主义问题,分七个要点展开了探讨。广义上来说,这七个要点既包括[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一片段,也包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批判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部分,以及[私有财产和需要]。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最初服务于他对“现代德国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仍然受到黑格尔逻辑学的束缚,这些“当代批判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当然,马克思认为,真正为这一批判,甚至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基础的是费尔巴哈。然而,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后半部分,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文本来看,马克思认真阅读了《精神现象学》,但是他并没有完成这一部分的写作,只是以《绝对知识》章的摘要草草收尾。这个摘要不仅包括《手稿》文中的两段摘录,还包括夹在《手稿》中的四页摘要。不仅如此,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开始转变自己的理论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黑格尔,甚至认为黑格尔辩证法“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包含着“积极的环节”。如果考虑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写作与[私有财产和需要][增补]是交叉进行的,那么鲁宾对《手稿》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有关需要问题的不同阐释的说明,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了。

在《马克思论生产和消费》一文中,鲁宾区分了马克思谈论人的需要问题的两种不同方式。一是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第(4)个要点中,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从人的对象性活动角度,强调人的需要的社会性,或者说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获得感性需要的丰富性。二是在[私有财产和需要],也就是实际上论述共产主义问题的第(7)个要点中,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出发但又不满足于费尔巴哈,开始明确意识到人的需要的阶级属性,即工人和资本家在私有财产条件下,感性需要存在现实的差异。在鲁宾看来,通过对人的需要的社会性、阶级性的分析,马克思开始走向对现实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进而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

的确,正如既有研究普遍指认的那样,在《手稿》中,尤其是第一笔记本提出异化劳动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十分明显是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甚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自己在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中所提出的理论任务的完成。“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惟一联盟。”所谓强调自然,指的是从感性对象性活动出发的人本主义或人类学。所谓强调政治,则是批判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走向人的解放。经过巴黎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政治的强调被推进到私有财产的批判和市民社会的剖析。运用费尔巴哈的理论框架,马克思在《手稿》第一笔记本中将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把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私有财产看作是劳动异化、外化的表现。为了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把握扬弃异化的道路,《手稿》第二笔记本和第三笔记本专门分析了私有财产的关系和运动。这样,在批评了粗陋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观念后,面对工业发展的现实历史进程,马克思专门论述了私有财产的扬弃与人的感性需要的丰富性,即社会的人的形成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第(4)个要点中,我们看到了强调自然、强调政治和强调经济的联盟。

虽然在《手稿》中,马克思的总体理论框架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但是在对以工业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市民社会的分析,特别是以动产为典型的私有财产运动的考察中,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一个理论上的尴尬。这就是人的感性需要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市民社会中的现实的人的需要是同其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直接关联的。马克思看到,对于工人来说,“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或者说只剩下一种粗陋的需要;对于资本家来说,“他的享受是精打细算的,从而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的享受”,或者说是一种讲究的需要。相应的,面对这样一种异化的现实,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奢侈和节俭的争论,不过是已弄清了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同还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人的消费的阶级性特征的发现,是同他对市民社会的剖析和私有财产关系的考察,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直接关联在一起的。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人的需要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同人的一定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的对象性本质就必须在特定的关系结构中加以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的阅读,抓住了“意识的对象的克服”这一关键问题,并指认“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这一切就不是偶然的了。

四、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青年马克思

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未完成《手稿》的写作。这或许可以用1844年8月下旬,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第二次会面之后,确立了合作撰写《神圣家族》、批判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任务来解释。但问题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雷让斯(摄政)咖啡馆见面时,是怎样的一种共同观念迅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并奠定了这段人类历史上堪称传奇的伟大友谊的基础呢?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那么,结合恩格斯从1842年11月到1844年8月间,其在英国时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两位伟大思想家所具有的完全一致的意见。较之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恩格斯的早期理论探索更为直接地体现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转向共产主义的一般特征。这就是从宗教神学批判中发现人本主义,并在人本主义基础上转向共产主义的立场。在此过程中,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出版)的影响是巨大的,赫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因此,恩格斯曾经将包括自己在内的这种共产主义的理解称为哲学共产主义。这种哲学共产主义,一方面具有反宗教神学的人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德国知识分子对工业的积极想象。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恩格斯在1842年底达到英国之后,迅速经历了思想上的冲击和理论上的变革了。简单说来,这就是青年恩格斯对“物质利益”和“引导历史进步”的原则关系问题的再思考。在工业革命的政治经济现实面前,他开始意识到:“社会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但“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广泛阅读研究政治经济学著作,从揭露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出发批判国民经济学体系,而且在理解机器大工业发展客观历史作用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理解。在此过程中,恩格斯也开始反思自身持有的人本主义立场,从接近欧文主义走向了关注宪章派。1844年上半年,在动身返回大陆之前,恩格斯为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积累了大量经验材料。

可以说,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第二次会面的直接产物是《神圣家族》的写作,但是二人已经通过各自独立的研究,以不同的道路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在二人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对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论局限的发现和克服,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理论环节。但是,对于费尔巴哈的超越,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制定的全部内容。透过青年马克思对人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折射出来的更为深刻的内容是:马克思在理论和实践中发现社会现实,以及批判并超越存在于社会现实理解中的种种意识形态的思想历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手稿》连同马克思青年时期其他理论文本一起,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马克思最初是在法学研究中开始接触社会现实问题的。通过1837年11月马克思致父亲的信可知,他转向黑格尔哲学的原因就是要到现实中去发现理性。但是这里所理解的现实仍然只是一种抽象观念层面上的。只是到了《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才真正遭遇到社会现实问题在理论上的挑战,也就是“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当理性主义国家观无法涵盖物质利益的难题时,马克思不得不深入到物质的生活关系之中,去理解现实本身。在此过程中,经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进一步探索的方向:私有财产的本质及其运动。费尔巴哈则为马克思提供了走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突破口:从抽象的思维转向感性的现实。然而,当马克思将研究的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时候,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缺陷就愈发明显地呈现在马克思面前了。换言之,在费尔巴哈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唯物主义的含义主要是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意义上确立感性的人的地位,尽管这种真正的人道主义(用《神圣家族》的话说,或者说现实的人本主义)在批判宗教神学或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神秘主义架构、批判政治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出发的理论前提、确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一般立场的意义上,毋庸置疑具有强大的理论冲击力。但是,在面对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特别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展开,寻求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的过程中,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又成为必须被超越的一种理论障碍。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将《手稿》视为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部作品。纵观青年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历程,《手稿》既是马克思对自己之前法哲学和思辨唯心主义批判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新接触到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概括,更是对自身既有理论方法的反思和新的科学世界观确立的开始。在此过程中,青年马克思不仅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方式进行了广泛、演进的调查研究,探索社会现实的运动规律,而且时刻保持了对自身方法论的反思,将自己的思想从旧有的理论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样,《手稿》的具体理论观点和方法虽然在严格的意义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马克思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所进行的艰苦探索,在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今天,依然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2020年7期

作者简介:周嘉昕,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