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主宰者个人/神经症的回归

如今，抑郁已涵盖了内心问题的诸多方面。但20世纪40年代时，抑郁还仅仅被视为大多精神类疾病会表现出的症状，因此并未引起社会注意。到了20世纪70年代，精神病学数据开始表明，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的精神疾患，同期的精神分析师也观察到，就诊的抑郁症患者数量显著增长。正如五十年前的精神病一样，抑郁症在今天吸引了精神分析学的强烈关注。这可谓抑郁症在医学意义上成功的标志。同时，抑郁症还被报纸杂志描述为一种时髦病，甚至是世纪疾患。由此，抑郁症变成了描述各种社会不幸的有力工具——但这种不幸感又可以以多种方式被缓解。尽管焦虑、不安或神经质这些同样关乎人的内在的问题具有同等普遍性，但受到的关注却远不及抑郁症。这可谓抑郁症在社会学意义上成功的例证。

抑郁症为何，又如何在我们内心的痛苦中高居榜首？它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20世纪末个人性概念的变迁？这是我们在对抑郁症领域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提出的两个疑问。

就理解当代个人性问题和探究与此相关的新困境而言，抑郁症是一个极其有利的切入点。精神病学家长期以来都不知道该如何具体定义这个词，这使抑郁症最终成为精神病学的交叉地带。这也让抑郁症一词在使用中具备了难得的可塑性。抑郁症会被“选中”，缘于精神病领域一系列的内在变动，也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迁。显而易见，它并非历史上第一个时髦病：歇斯底里症又或神经衰弱症，都曾于19世纪末取得过类似的成功。况且，抑郁症的历史与这两大病症也不无联系。19世纪末的神经质看起来同歇斯底里一样，都是令人难以捉摸的症状。既然如此，抑郁会不会是某个旧疾玩出的新花样呢？

1898年，有位医生在一本科普书中写道：“今天，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神经衰弱——它和脚踏车一词一样，成了我们时代最常用的词之一。”我们时代的抑郁症也是这个情况。再有，抑郁症概念的闻名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抗抑郁药物的大获成功带来的。因此，只有以抗抑郁剂为出发点，我们才能更好地接近并切入与抑郁症有关的问题。

在日常用语中，百忧解（Prozac）已经成为抗抑郁药物的代名词——正如北极（Frigidaire）和舒洁（Kleenex）两大品牌分别是冰箱和纸巾的代名词一样。一种药物如何成为缓解精神疾苦的唯一希望？（尽管这种希望背后的寄托的确不够理性，但在今天却已经变得容易理解。）要知道这是没有发生过的，而是今天才出现的现象。为了使得一种精神类药剂被赋予神奇功效，为了使一种药物与社会的期待完全吻合，苦痛也必须逐渐靠近且占据社会的中心位置。因此，描述内在自我的语言开始变得普遍可见，每个人都可以自发地用它来述说自身或自我的存在：这种语言与我们变成了一体。

过去，行为管理上奉行的纪律模式、权力规则和禁忌规范维持着为不同社会阶层和性别指定不同命运的社会体系。这些规范渐渐开始让位于激发个人主动性、迫使人们做自己的新规范。抑郁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巨大成功的。这种新规范导致生命的责任不仅需要我们每个人去负担，还需要个人构成的集体去支持。这本书将会展示，抑郁症这种疾病是如何恰好违背这个要求的。抑郁症表现为一种责任感的疾病，无力感是其主旋律。抑郁症患者不能胜任这份负担自己生命的工作，他们厌倦做自己。

不过，做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远非看起来那么简单。它直指棘手的界限问题：允许与禁止之间的界限、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正常与病态之间的界限。如今，个人的内在，在愧疚感、责任感和精神疾病之间不断游移着。

本书涉及的内容属于一项更大的研究工作的第三部分。这项研究的总体目的是勾勒当代人的轮廓，即渐渐走出阶级社会及其政治表现、既有行为规范的人的特征。我们在研究的第一部分中试图展示，鉴于在法国社会中，经济竞争与体育竞技的价值观日盛，那么，它是如何在身份认同和社会成功两个领域里将个人推向征服之路的？个人又是如何被责令在企业式冒险中超越自己的？接着，这项研究的第二部分论述的是征服的理念如何让精神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大众实践相关的两个问题被推至台前。一是个人的自我呈现问题——电视节目纷纷将日常生活视为人们“自我”的一部分。二是用精神药剂刺激自我的技术——一些精神类药物被用来刺激情绪、提升能力，在体育竞技中使用兴奋剂便是例子。

现在，我们有必要对抑郁症的精神病学概念史进行详细研究，因为公共讨论在近期呈现出一种趋势：人们开始混淆治疗精神疾患的精神类药物和用于改变意识状态的非法上瘾药物。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如今的医学界对这两种药物的区别已经不像过去那般明确——毕竟在20世纪50年代，精神类药物才刚被发现。如今的人们却已经越来越依赖这些可以改善情绪、提升自控力、减轻存在性创伤的精神类药物，嗑药甚至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抑郁症在医学和社会层面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正如围绕百忧解进行的“混乱且具有决定作用”的论战所展示的那样：一方面是处方上的幸福，另一方面是药物带来的绝望；一方面是把抑郁症看作真实疾病，另一方面是舒适也被医学化；一方面是广告歌颂的奇迹药物，另一方面是药物尽管本身无毒、无依赖风险，却实质引发上瘾争论的反奇迹论。尽管当代生活的药物化是个普遍现象，但它在精神病学领域造成的问题似乎尤其特殊。

同其他抗抑郁药物一样，围绕百忧解的矛盾，人们的争论要点不在于探究它究竟是解药还是毒药——毕竟，人们不会因为过量服用百忧解而死亡。相形之下，阿司匹林其实更加危险，它的药物致死量更易达到。然而，人们一致认为只要服用安全剂量，就可以持续依靠阿司匹林来缓解疼痛综合征。同样的看法为何没有发生在抗抑郁药上？为何偏偏抗抑郁药物会受到区别对待？为何人们需要不断强调在不构成风险的前提下才能服用它呢？原因在于，抗抑郁药能够让人燃起战胜一切精神痛苦的希望，能极大刺激那些并非“真正”抑郁的人为了寻求愉悦而去服药。与这些行为相对，社会上出现了反对以舒适为目的去使用抗抑郁药物的人。百忧解是这些抗抑郁药中的佼佼者，无论它是好是坏，它都代表着个人为追求内心舒适而加工内在这件事变得拥有无限可能。人们不再区分什么是治疗，什么是嗑药。在一个不断服用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精神活性物质以追求情绪改善的社会中，人们不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不再知道谁才算正常。“谁”似乎成了关键词，因为它指向主体存在的地方。那么，人们见证的是不是主体的隐没呢？

事实上，深刻的怀疑已经出现：一种虚假幸福在治愈的期许中默默蔓延。然而，接踵而至的却是一系列问题最终并没得到解决。那么，痛苦是有用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的用处何在？我们是不是正在走向对舒适高度依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都会习惯性地服用精神类药物。我们是不是在大规模地制造抑郁症？人们还能不能将不幸福与平常生活里正常的不满足感区分开？最后这个问题最棘手，因为它意味着需要在造成“疾病”的因素和不足以形成疾病的其他东西之间画出一道稳定的分界线。如果医学伦理从道德上迫使医生即便无法治愈疾病也要减轻病人的痛苦，那么，为什么在面对精神疾患的时候我们却不能这么做？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想问题，答案只会晦涩不明。我们必须超越这些针对抑郁症疗法的论战，从历史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些问题。

抑郁症的当代历史始于20世纪40年代，人们从那时开始采用电击。能让我们更加清晰认识问题的思路或许是，考察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抑郁症作为精神病概念的变化史，并以此来探索个人性的制度模式。个人概念的变迁属于民主史的一部分。不同的个人概念都与相应的民主环境有关，即与孟德斯鸠所说的社会基本精神有关：“法律的建立，借鉴了社会习俗；一些法律反映的更多是基本精神，另一些则更多属于特别规定。”

在这里，我们提出两个假说：一是，“二战”后的法国社会在社会规范方面发生了变化，抑郁症因此日益受到重视；二是，在同一时期的精神病学里，抑郁症对病态个人性的变迁发挥了自身的作用。我们将边解释边建立这两个假说，下面列出的是主要分析思路。

没有什么被真正禁止，没有什么是真正可能的

20世纪60年代，构成个人生活结构的那些偏见、传统、桎梏和边界都遭到了动摇。这些变革引发的政治争论和司法动荡昭示着一场深层次的地震的到来。人们获得了真正的解放：现代政治的理想在于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再是君主的奴仆，这种观念延伸到了人的存在的各个方面。主宰者个人是只与自己比肩的个人，是尼采宣布即将到来的个人，这样的个人从此以后成了一种共有的生活方式。

正是在这个点上，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对个人的理解有误。有些人过于轻易地以为现代人已经丧失了参照系，他们哀叹于社会联结的持续削弱，不但将其归因于人的存在感的私人化，还认为正是这种削弱造成了公共生活的衰退。这样的思维定式总会不时将我们拖回对无法回到过去的好日子的抱怨里。然而，这些都是彻底的回溯性幻觉！是用神学思路来争辩！扪心自问：新的自由真的让我们一无所获吗？不，我们面对的更多是多重参照系带来的迷茫，而不是丧失参照系的问题（电视上出现了很多带有新智慧、新哲学或新宗教观点的节目，它们都在想要赋予人们生活的意义）。多个参照系的出现，难道不正是新自由得以存在的前提吗？我们面对的其实不是公共生活的衰退，而是政治参照系和公共政策的行动模式已经发生变革，各种参照系都在普遍个人主义和开放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寻找着自己的意义和位置。难道真的有人想回到那个只讲纪律的沉闷社会里吗？更进一步说，我们该怎么做？停止在正在普遍化的痛苦感受面前自怨自艾，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以基本的历史感和实践感去直面人的解放问题了。

新的绝对权力并没有让我们成为全能的人，也没有给予我们所欲求的自由，它并不意味着个人全面主宰时代的到来。新的个人主义带来了幻觉，正如克劳德·勒福特所说：它不“同意个人用以自己为参照系的方式来逃避自己，也不允许个人不了解自己”。随着新的绝对权力的确立，法律和纪律方面发生了以下两个根本性变化。

首先，解放带来的大震荡给人的内在造成了集体层面的颠覆，甚至改变了个人生活：民主的现代性——也是民主的伟大之处——逐步将我们塑造成缺乏向导的人，我们渐渐陷入需要自己引导自己、自己建造参照系的境地。我们成了纯粹的个人，没有任何道德法则或传统能从外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谁，我们应如何行事。从这个角度而言，存在于20世纪50—60年代以前的那些规范个人性、提供允许—禁止之间界限的共有模式，到了今日全都失去了效用。这一点体现在一些人对个人性的担忧与日俱增，并重新开始强调法律。它还体现在一些人正在阐明树立新的结构化参照系和“不可逾越的界限”是绝对必要的。个人变得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有权利完全做自己，这让个人性开始时刻处于变动之中。而且，它还导致规训内部秩序的外部边界出现了问题：与他人共享的允许—禁止之间的边界规则遭到削弱，从而导致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撕裂程度加深。个人性因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禁止变得不再绝对的同时，纪律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调节中的作用也在减少。现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调节更少依赖于个人对纪律的服从，而是取决于个人自身的决定和个人主动性。一个人不再依照外部指令（或依据法律）反应且行动，而是被要求求助于自己的内在，依赖自己的思想能力。今天，制订计划、发挥能动性、加强交流才是普遍规则。这些概念和词汇已经深入我们的社会，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习惯，所有人都被教导去实践它。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里，政策执行者们都在依赖这些概念行动；无论是在公司管理还是在政策制定上，这些理念都随处可见。

如果不将这种社会规范变化纳入思考中，我们将无法了解与社会不平等、社会支配形式和政治等方面相关的社会关系因此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现在，衡量理想个人的标准更多是主动性，而非服从性。这里体现的是所有人在生活方式上的一个决定性变化，因为这种规训模式并非源自每个人的个人选择，而是一种共同规则，它以将人的社会性边缘化为代价，达到了对所有人都生效的结果。这些东西共同支撑了我们社会的“普遍精神”，它们是“自我的制度”（institution du soi）。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假说：抑郁症让我们了解到当代人的体验。抑郁症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病症，在我们的社会里，规范不再建立在内疚和纪律之上，而是建立在责任和主动性上。过去，社会规则导致的是思想上的因循惯例和行为上的机械性；今天，社会规则要求人们发挥主动性和思想力。因此，与其说抑郁症是一种因过错而引发的疾病，还不如说是一种因匮乏而导致的疾病；与其说它体现的是不遵律法，还不如说是抑郁症患者出现了功能障碍，他们是停摆的人。定义疾病的重点从内疚转变成责任，这种变化同时模糊了允许与禁止之间的边界。

抑郁症就像是反映主宰者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各种矛盾性的试验场，抑郁症体现了构成个人性的各种界限的双重变迁，并因此具备启示意义：就内在而言，这些界限不再以内疚的形式显现；就外在而言，它们不再以纪律作为参照系。

从个人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抑郁症是生活的苦难还是真正的疾病，它都十分独特，它标志着生活的无力感，它表现为悲伤、衰弱（疲惫）、抑制及被精神病学家称为“精神动力减弱”（ralentissement psychomoteur）的主动行动困难。抑郁的人被困在没有未来的时间里，缺乏能量，满脑子充斥着“一切皆无可能”的想法。他们疲惫且空虚，多动且暴力，总之是神经质的，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承担着个人绝对权力的重量。现在，人们需要负担的繁重的任务已经改变，变成了必须好好负担自己——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这是文明人的命运。

抑郁症或曰精神空间里冲突的消退

如果阅读恰当，我们完全可以在精神病学领域观察到同样的从内疚到责任的转变。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确立第二个假说。

民主条件下的个人主义具有独特性，它建立在双重理想之上：一是以自我作为一个人——“个人”；二是以在人类集合体中获得的存在意义作为一个人——“社会”。我们不再由宗教引导，也没有国王为我们做主。宗教和国王已经被另外两个概念替代，那便是内在和冲突。

在民主社会里，精神比身体更加成为反复争论的对象。无论生物科学技术如何进步，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新发现，都无法终止关于人的精神的争论。这种争论不但存在于哲学中，在今天的神经生物学里，也远无定论。这类争议之所以会层出不穷，是因为我们最基本的认识和信念有赖于对它的认识。现在，灵魂不再与罪孽密切相连，一个新事物被指定为人的内在：它就是所谓的精神、心理、思想，简言之，人的内在。它是人隐藏、隐匿的那一面，会通过诸多迹象显示自己的存在。精神对于现代人而言，就像灵魂之于过去人那样神圣，它是一个让人必须考虑风险、无法随意处置的不得非议之物。内在是现代人为了描述自身内里发生之事而杜撰出的一个概念。它是虚构的，却也是真实的：人们相信它，如同相信灵魂转生说或祖先魔力。

冲突的制度化使互相矛盾的利益能够通过自由斗争，达成让人接受的协议。冲突的制度化是民主的条件之一，它让社会分裂能够被摆到（政治的）台面上处理。同理，精神的冲突性是自己确立自己的产物，而这正是现代个人性的特征。冲突也是一种手段，它维持着“什么是可能的”和“什么是被允许的”这两者之间的界限。现在的个人与自己交战：为了与自己相连，就必须与自己分离。从政治领域到私人领域，冲突都是民主生活方式下的规范性核心。

从这点出发，便产生了第二个假说：抑郁症概念之所以能成功推广，是因为冲突这个参照系遭遇了衰落，这个参照系是从19世纪末遗留下来的，它曾帮助我们建设了主体的概念。对冲突概念和主体概念的识别是通过弗洛伊德所谓的“防御型精神神经症”（psychonévrose de défense）进行的。这部分将说明抑郁症的精神病史如何一直都在遭遇难以确立主体这个困难。

在相邻的研究领域，还存在另一个关于“主体”的困难，即成瘾里的主体问题。精神病学家指出，成瘾是一种对抗抑郁症的方式：它是通过具有强迫性质的行为来压制冲突。成瘾和抑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同时得到传播。它们都在象征层面上体现了法律和冲突的概念所遇到的困难。

成瘾体现的是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控制自己：瘾君子是自己的奴隶——无论他依赖的是一个产品、一项活动还是一个人。他成为主体的能力，进一步说，他进入社会的能力，变得存疑。他之于法律处于“不可能”的位置。然而，社会风俗日益自由（允许—禁止两极模式的衰落)，生物学和药理学的进步让人类不断超越自然的限制，这些都在具体层面上让一切正在变得可能。正因为一切皆有可能，瘾君子才会在象征层面上被看作反主体的例子。这个反主体位置在过去是被疯子占据的。如果抑郁诉说的是找不到主体的故事，那么，成瘾就是对失落主体的怀旧。

神经症（névrose）潜伏在被冲突割裂的个人中——个人因为与他人共享了允许和禁止之间的界限而被撕裂。抑郁症威胁的则是从表面看上去已经从禁忌中解放出来的个人，但这样的个人却必定被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撕扯。如果说神经症是一场关于内疚的正剧，那么抑郁症就是一场关于匮乏的悲剧。它是失去向导的人最为熟悉的阴影，这些人厌倦了努力做自己，他们尝试通过强制自己使用某些产品或做出某些行为来支撑自己。

从神经症到抑郁症和成瘾问题，我将探索人们是如何从一种关于自我的集体体验一步步过渡到另一种关于自我的经历的，我会尝试透过不同的主体性疾病来观察主体性本身遭遇的变迁。

“匮乏”和“冲突”——一份关于抑郁症历史的书单

神经症的概念在19世纪末建立，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为我们分析内疚如何转向责任提供了书单。弗洛伊德与他的重要竞争者——皮埃尔·雅内的观点相对立。这在研究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历史学家们那里算是一段公案。弗洛伊德和雅内通过创造精神概念将过去的神经质概念现代化了。他们让人们接受了精神在没有器质性原因的情况下也可能生病的想法，他们还将过去江湖游医的催眠术与药理学整合，“发明了”心理疗法。他们之间的很多观点分歧都很有名，在这里，我只选择其中一点来论述。因为在我看来，这点足以让我们以个人性的演进为背景，阐述抑郁症的变迁。弗洛伊德从冲突角度看神经症，雅内则是从匮乏和短缺的角度去看。如果存在一个陷入自身冲突的主体，那么病人当然会被看成施动者。但如果从匮乏角度看问题，主体的样貌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Pierre Janet

对抑郁症历史的研究将通过三步进行。匮乏论和冲突论之间存在着微妙联盟，它为精神病学提供了将抑郁看作疾病主体的标准观点，这也是当代看待抑郁症的起始范式（本书第一部分）。当这种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瓦解，神经症的概念开始式微。抑郁症在医学领域异军突起，这次崛起没有任何药学创新作为铺垫，它发生在人获得解放的背景下。禁止范畴因为人的解放而发生了变化，内疚感则随着责任感的提升而逐渐隐退。早在像百忧解这样的抗抑郁药问世之前，早在我们的社会屈服于今天的悲观主义之前，抑郁症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疾病。抑郁症不是以不幸的疾病姿态出现的，而像是一种因变迁而生的症状，一种寻求做自己的个人性：内在的不安全感是人为了获得“解放”而付出的代价（本书第二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宰抑郁症的就不再是精神痛苦，而是抑制、迟缓及无力：过去的悲伤激情转换成了行动上的卡壳，这一切发生在以个人主观能动性作为衡量标准的社会背景下。与此同时，治愈的概念也同样遭到质疑，因为在今天，抑郁症已被定义为像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疾病。而且，由于它毕竟涉及的是人的精神，它的长期性开始导致人的身份认同受到质询。这种质询在20世纪60年代尚不存在，现在却让人们提出了抗抑郁药是上瘾品还是治疗药物这类问题。就这样，抑郁症和成瘾问题构成了20世纪末期的个人的反面。

分析方法说明

分析的关键在于：阐明。重点在于分析那些矛盾论据——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有关抑郁症的知识图景和流行观念才得以形成。因此，批判性论述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我们的论述目的不在于揭示科学真理，而是希望对公共讨论有所裨益。这些论述不是在下判断，而是在寻求理解。对社会的批判必须因为描述现实世界而具有现实性，必须因为可以对生活世界进行评估而具有指示性，还必须因为能够提供让行动变得可能的思想性分析而具有政治性。

抑郁症同其他精神类疾患一样，都无法归因到身体的某部分。对精神病和精神障碍的历史及其人类学感兴趣的人都会受到下面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生命科学的实证主义倾向于让他们将精神障碍归结为纯粹的生物性失调；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相对主义倾向会引导他们忽略人类的生物特性，将这些病理现实全都归结为纯粹的社会功能问题（划定越轨行为、管理紊乱、控制不恰当行为）。社会学家过于频繁地将不幸医学化，将社会关系心理化，并从这两个角度去考察抑郁症。然而，让人无法忽视的是，对于在我们的社会中思考精神概念的社会位置而言，上述两种倾向都是在制造困难。

如果没有词汇去言说，人们如何能将痛苦具体描绘成这样或那样呢？精神病学提供的正是这样的语言，它是医学里唯一关注病态个人的学科。一些心理学知识在皮肤病学或癌症学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但精神病学是一个更加规范化的实践系统，其对象是病态的个人。它在观察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如何转变方面，具备特殊的知识。我们的观察重点不是精神病学的具体实践，而是精神病学的思维方式，即精神病学是如何觉察和标记个人经验的方式的。

精神病学无法从生病的身体里，比如通过病人的血液或尿液，识别生病迹象，精神障碍的特点在于它指向的是某种感觉、某个情绪或某种对自我的印象。这门学科的整个历史都被一个问题困扰：如何将主观的东西客观化？精神病学的境地特殊：如果它能探究出某种精神病的病理，例如癫痫，那正说明该病症不是出自精神问题。精神病学处理的一般都是原因或动机无法与生理指标结果达成一致的病症。过去，临床医生的工作是解释症状和综合征。医生这么做不纯粹是为了区分谁在生病，谁又属于正常，而是为了下诊断。然而，这样的区分却在今天演变成了某种执念。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与其说这种变化是因为欠缺临床思考而引发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时至今日内在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象征性特征导致的一个实践后果。在疾病的原因、定义和治疗方面不断出现分歧，精神病学分析思路里不断出现各种不确定，这些都突出和揭示了个人性的转变。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分歧和困难，并重构它们的连贯性。

因此，本书的方法是去理解精神病学家是如何提出问题的，又是如何通过争论来提出解决问题之法的。抑郁症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任何伟大的名字或关键作品与之相关。这点与偏执症有埃斯基罗尔（Esquirol），歇斯底里症有夏尔科（Charcot）、雅内和弗洛伊德，躁狂抑郁性精神病（psychose maniaco dépressive）有克雷佩林（Kraepelin），精神分裂症有布洛伊勒（Bleuler）的情况不同。因此，在分析抑郁症时，我们必须将药理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疾病史学、神经生物学等诸多方面全都结合起来。在本书涉及的研究主题中，有很大部分依然处于探索阶段，因为法国有关20世纪精神病学历史的著作实在太匮乏了。

作为研究基础，我回顾了20世纪30-40年代以来的法国精神病学文献，并对英美文献做了调研。我也参考了《临床医生杂志》（Le Revue du praticien），这本期刊在持续培训普通科医生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在1958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抗抑郁药物的文章，我研究了自那以来一切与抑郁症相关的内容。同时，我还研究了两份女性杂志和一份周报。总结起来，三个层面的东西被进行联合分析：一是精神病学行业内部的讨论，二是精神病学向普通科医生提供的专业知识和提出的问题，三是精神病学提供给大众用来理解自身内在的词汇和方法，大众能够借着这些规则表达自己的社会诉求。因此，本书研究的并不是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和实践，它关注的是精神病学领域里的各种概念、它们的思维方式和疾病分类。同时，本书还希望能够更好地观察一个精神疾病概念得以确立的各个方面，突出这些方面的异质性和矛盾性。本书内容或许能够帮助读者在尊重精神病学复杂性的同时，获得一个整体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