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怀玉，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中国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一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思想，而其渊源则是德国辩证法传统中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理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底蕴，从本质上讲固然是一个历史观问题，但归根结底也是一个辩证地再现社会现实，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论问题。中国道路作为具体的普遍性概念，表现在历史哲学上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与具体的历史道路的多样性、跳跃性冲突融合而成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表现在社会哲学上乃是关于社会有机体的部分与整体共时性的矛盾与协调平衡发展的具体总体性或系统辩证法问题；表现在文明形态历史观上则是如何实现不同文明形态间的相互借鉴并由此上升为新的普遍性问题；而贯穿于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扬弃抽象的一般性历史逻辑规定的过程中形成反思性、合目的性意义上的具体普遍性的历史空间辩证法。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具体的普遍性；历史空间辩证法

一、方法论问题：抽象的一般性与具体的普遍性

社会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在一定的地方、地区与民族国家空间中的具体的实践表现或实现形式，是对普遍的一般的本质存在的一种有限的反思性的规定。中国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关系思想，换言之，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发展普遍规律与每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而我们要想深刻地理解这个理论基础，尚有一条思想道路要追溯与重构，这就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辩证法的最高成就乃是把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起来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认识是从内容到内容向前转动的。首先是这种前进这样规定自身，即它从单纯的规定性开始，而且后继的总是愈加丰富与愈加具体。因这结果包含它的开端，而开端的过程以新的规定性丰富了结果。“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因此不应当把进程看作是从一个他物到一个他物的流动。绝对方法中的概念在它的他有中保持自身；普遍的东西在它的特殊化中、在判断和实在中，保持自身；普遍的东西在以后规定的每一阶段，都提高了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它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密实。”

“具体的普遍性”范畴源于黑格尔对“抽象”和“具体”的区分。一方面是内含于丰富的关系中的“具体”，另一方面是贫乏的、片面的、孤立的“抽象”，如此泾渭分明的二分法，成为黑格尔用以描述事物、现象、思想和经验特征的利器。他把具体与抽象的初步区分进一步阐发为具体普遍性与抽象普遍性的理论。抽象的普遍性（das abstrakt Allgemeine）是由若干对象所共有的一种孤立的特征，然而具体的普遍性（das konkrete Allgemeine）则事关事物之全体、大体或本质，这种本质内嵌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世界并构成了这个世界，也即，辩证的总体性。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  》中强调了这一区别，他把概念描述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就概念的本质而言，其本身并非一种和实在中的各种差异相对立的“抽象的统一”，而是自身已经包含各种差异在内的统一，因此它是一种“具体的总体”。

概念具有三种较确切的定性，即普遍的、特殊的与单一的。这三种定性之中的每一种，如果拆开来孤立地看，就会是一种完全片面的抽象的东西。如果还是片面的，它们就还没有出现在概念里，因为它们的观念性的统一才组成概念。因此，“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普遍的”。换言之，概念作为真正的单一体，“就是在它的特殊存在之中自己仅与自己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普遍性”。具体的普遍性由三个“环节/要素”构成，即普遍性、特殊性以及个体性。黑格尔将它们称为“环节”，是为了强调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并非界限分明以及三者所具有的逻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依其所见，普遍性环节是事物发展之一般原则。特殊性环节由普遍性环节所决定，但同时又是普遍性环节的一个殊异化，因此，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它的否定”。个体性环节是在先前解释过的意义上的具体的个别事物，它存在于世界的确定性之中。因此，个体性是普遍性环节之殊异化的最后一步，同时，也是其现实化的最后一步。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说，“具体的东西在其最充分的规定性上是普遍的，因而包含了它的他者在自身之中。也即，具体之物是有差别的，或者说否定性的普遍物。”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这种思辨的（即肯定性而非否定性的）概念式“具体普遍性”唯物主义地改造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具体复杂现实的科学方法。“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的具体普遍性思想始自他对欧洲哲学史上的形式分析方法与德国辩证综合方法的根本区别。“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第一条道路也是早期古典经济学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抽象的一般”，或同一，是一种分析性的或者说形式逻辑的概念，它把作为研究对象的外在的千差万别的事物加以归纳、概括、抽象，把握住这些事物千差万别中间的共同点或者说共同的属性——本质。这种同一，是把仿佛本来没有联系的各个事物所共同拥有的属性加以抽象、概括，而这种同一一旦变作抽象之后，就变成了与这些事物没有关系的纯形式的、纯抽象的概念关系。同一既和所有事物脱离了关系，变成了没有具体内容，甚至没有任何内容的外在于事物的纯主观的抽象模式；同时，又去掉了这些各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把各个事物看成是没有关系的、相互独立的个别的抽象物。所以在此形式分析思维中，同一是与具体事物没有联系、没有内容的纯抽象概念；在这里，同一或普遍或一般与每个事物或个别之间是没有关系的，甚至同一是高于每一个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一方面，同一或者一般高于或外在于个别事物；另一方面，每一个个别事物之间是孤立的、没有联系的。每个个别事物通过外在于自身并高高在其之上的同一性的一般的形式，然后才与另一个事物发生联系。这是我们平时运作使用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比如，我们研究一个自然物体的时候，总是要有某种基本理论或基本模型才行，仿佛只有借助于建模或逻辑框架，每个事物之间才发生联系，而忘了这些事物在现实世界中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的。这种思维是一种把感性杂多事实经验蒸发抽象为形式性的、分析性的逻辑规定的思维。

第二条道路就是一种把抽象一般重新还原为多样性统一的辩证综合思维。综合就是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事物与事物之间普遍的联系中，在事物与事物中间矛盾着的或相互转化着的发展的动态联系中把握事物，而事物不是作为个别的事物来理解，而是作为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相互转化的事物来领会的。这些事物既指处于联系中的每一个个别事物，又指处于联系中的个别事物所组成的总体联系的事物。综合就是多种多样的事物所构成的整体，就是在联系中把握每个事物，又是在总体联系中把握这些事物所构成的复杂的事物整体。每个事物已经不作为一个个别事物，而是作为连续整体中的事物的一部分，这里的综合指的不是前面那个所谓个别事物共同的属性与特点，而是相互联系着的事物整体。这种所谓联系中的事物整体，重点不是停留在每一个个别事物上，也不是停留在高于或外在于个别事物的普遍性、一般性、统一性环节，而是对这些事物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关系的整体把握。“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这就是综合的思维。一言以蔽之，每个事物既作为个别事物而存在，同时也作为联系中的总体事物而存在，这就是综合的辩证思维方法。

总之，从形式的同一的抽象逻辑思维上升到辩证的具体的普遍性思维，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资本论》辩证法的绝妙的公式。“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资本论》遗稿

据此，列宁进一步把《资本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方法概括为全部认识论的根本方法，“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他进而把这种方法明确为在特殊中把握普遍的具体的普遍性辩证法：“‘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的、个体的、个别的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他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总之，辩证法应当从掌握事物感性材料，也就是个别开始，然后才提供现实运动的观念形象。这是一个从个别具体上升到一般抽象，然后，再从一般抽象回到现实的事物具体总体的辩证认识过程。

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共相与殊相的关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理论统一起来，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就为理解中国革命道路与尔后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毛泽东主要借助于列宁的《哲学笔记》及苏联教科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把德国哲学语境中的抽象与具体的概念改造成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范畴，把从感性具体上升为抽象一般的分析性认识逻辑改造成为由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把从抽象一般上升到具体普遍的综合性认识逻辑改造成为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在毛泽东看来，抽象与具体或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既具有客观辩证法即本体论意义，也具有主观辩证法即认识论意义。

从客观辩证法上说，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客观事物存在的两个方面与特征。任何事物都是在关系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具有辩证关系。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着普遍性；另一方面，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一定情况下属于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时空中是特殊性的东西，在另外的场合则变为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从认识的主观的辩证法上说，普遍与特殊是认识的两个方式、两个过程，一是由特殊到一般，一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只有认识个别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事物。教条主义者就是固执于抽象的一般性和形式性规定的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这种具体的普遍性的辩证法观点来看，中国革命实践首先是把世界历史发展之“一般”规律用于中国之“具体”的过程。但它不是关于“一般”自身的分析、演绎或推理活动，而是使之“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相应地，在中国搞工业化也不能机械照搬苏联模式，“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毛泽东所阐明的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共性与个性的原理，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与战胜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从而也赋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鲜活的民族特色与丰富的时代内涵。

二、历史哲学问题：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空间转移

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认识论或者具体的普遍性方法，从历史观角度表现为民族国家地方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逻辑及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飞跃性，特别是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统一。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哲学意义，通常被理解为如何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或者说中国革命与现代化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解决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要破解这个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思辨的历史哲学式的历史发展普遍规律论的理解。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框架中，经济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相对立并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的。在这里，社会形态被理解为由若干个系统所组成的有机体结构，即通常所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三分法；而马克思则把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与其历史的阶段性的主导性总体性影响区分开来。马克思所关注的历史现实焦点或突出的特征内涵，并非后来第二国际庸俗化理解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历史区别性意义上的共时性的、然而又是异质性的结构。首先，历史发展的本质，并不是不同历史时代内在的连续性、一般性和共同性联系，反而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其次，马克思心目中更能科学地再现客观现实的历史观，其并非线性的、平滑的、积累式的启蒙主义进步观（这是一种从抽象形式理性与人性论出发的历史哲学），而是“断裂的”“分叉的”“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观。最后，现代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并非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从前人类历史的自然延续与充分发展，而是在一种全新的总体结构中对以往历史的摧毁和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恰恰在于既从当下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出发，“逆向”地研究作为其前提的诸多可能性条件，同时也把“现时代”当成历史发展的产物与结果。

进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革命意义并不是用一种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概念相类似的“普遍的必然的”一元论  决定论逻辑与历史概念对社会历史进行唯物主义改造，而是认为任何一种试图普遍说明一切民族、国家、地区历史的做法均是“超历史”的思辨历史哲学之表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观既是以颠倒方式完成的普遍历史观，更是以差异分裂方式解构普遍历史观的多元历史观。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在于用多种可能的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之实践经验对所谓“大写的”“唯一的”历史逻辑进行解构。相应地，马克思所谓的“唯一严格”的历史科学，不再是历史的普遍性与阶段性理论假设，而是打开了充满着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空间差异性的开阔的动态视野。

诚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了世界历史，使其自身成为囊括全人类、全世界的“一般”或“普照之光”。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当时正在发生着的历史进程，并把这个“一般”当作批判的主要对象。但是，如何把这个“抽象一般”逻辑或规律同千差万别的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难题。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困难不在于抽象概括出历史的一般，而是在考察和整理过去与当代的资料之时，“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因为“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在晚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了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主张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发展道路。

列宁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与欧洲中心主义教条，强调了历史规律实现过程的悖反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与中国革命道路之特殊性不仅具有通常我们所重视的历时性的“跨跃”意义，也有共时性的“结构突破”或“空间转换”意义。上升到一种历史空间辩证法的哲学高度上说，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源头绝不能历史地经验地从某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里面去找，而是要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或者整个现代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那里去寻找。换言之，落后国家的革命历史道路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多重决定因素与矛盾结构而促成的一种地方性不平衡发展的景象，是本“应该”在发达经济基础之上或者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革命的一种“空间转移”。

“一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走向瓦解和形态变化的唯一的现实道路，是它们的内在的对抗的历史发展。”黑格尔的具体辩证法只是逻辑地区分了矛盾的不同形态，把矛盾的展开看作一个过程，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一个由隐而显的过程。而马克思则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辩证法理解为一个由内在的矛盾到本质与现象的对抗、再到现象的完全自主与颠倒性统治这个逐步遮蔽本质与危机不断发生的过程。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社会革命过程并不直接发生于西方社会内部或本土，而是颠倒地发生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区或不发达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问题的对外转移，造成了落后国家的政治问题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同步性与整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落后国家的经济落后性促成其本土的政治问题的“发达”，这就是一种生动具体的不平衡发展的空间辩证法，而不仅仅是历史辩证法。“这种世界历史性的结构不平衡，即落后经济与发达政治问题之客观辩证法与本土的爱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意识，构成了中国革命辩证法的主客观两个方面”。正是由于这种全球规模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使中国得以选择了一条在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先进的政治社会制度革命的道路，也因此中国以落后的民族国家所走出的一条特殊的现代化道路，同时也具有世界历史的高度与普遍性的本质意义或特征。这就是活生生的民族国家地方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辩证法。换言之，中国式革命与现代化道路就是抽象的普遍性历史发展规律经由特殊的实现形式而转化成了具有具体的普遍性特点的现实社会历史运动。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解决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之间不同步、不平衡发展的矛盾问题，实现社会结构的协调平衡发展。

三、社会哲学问题：不平衡发展系统与平衡协调发展系统

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与认识论表现在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上就是一种社会的部分与整体共时性互动的具体总体或有机体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更集中讨论危机论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则应当更加关注作为有机体自我调节发展理论研究的系统辩证法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就其根本思想实质与哲学方法论精髓来说，却是黑格尔的具体总体性辩证法或具体普遍性概念。

黑格尔指出，在“现象”阶段中，主要的发展是关系的理念。“现象”的确切含义是，我们把事物看作显露的、被设定的、通过必然性而得到展现，而不是只把事物看作直接地存在着的。把事物看作“现象”，或谓：不仅把它们看作基于自身，而且看作较大整体的环节。被视为现象的实在，是高于直接的、独立的存在的某物。于是现象就是整体与部分的相互作用的世界，整体和部分是互为条件的。在整体中，没有不是在部分中的东西；在部分中，也没有不是在整体中的东西。整体不是抽象的统一，而是作为一个“差异的多样性”的统一；但这个统一，作为“多样性的东西”在其中彼此相关的东西，是这多样性的东西的“规定性”，它由此而是部分；而部分作为部分，不等于整体本身，而是在整体中等于自身，即部分。因此，整体与部分双方均“不在本身中而在它的另一方面中有其独立性”。

由是观之，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就是黑格尔关于部分与总体互为中介、互相转化的辩证思维的产物。一个部分是组成它的更小的部分的整体，一个整体是构成另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机械摹仿黑格尔的抽象的逻辑范畴体系，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独立社会。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可笑之处就在于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易言之，社会是多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统一的总体。而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却是主张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中。在研究社会时，不应该“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否则就不能正确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 

马克思不仅有两种现代社会概念，而且有两种把握现代社会的系统认识概念。一方面，以共时性的即知性的或“单一系统知识”的视点来看，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有机构成体系；另一方面，从辩证的、历时性、复杂的矛盾的系统论视点来看，现代社会是“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有机功能体系，即社会自组织、自生成与自转变其发展“必要器官”的历史过程。历史本身和历史运动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系统运动，即有机体发展的系统性与系统的矛盾历史性有机统一的辩证法。这也预示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包含的在危机矛盾不平衡中求变革之历史性与在改革中求协调平衡发展的自我生成性的两种系统辩证法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革命与建设方式的探寻历程和持续发展历程，可谓一个从系统性矛盾辩证法到系统性协调发展辩证法的转换过程。通过反思西方社会现代化理论的系统性方法的局限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现代化建设，形成以阶段性历史目标自觉与全面—平衡的有机体系统建设相统一的发展辩证法。系统性矛盾辩证法解决的是社会有机体制如何总体转化重构的问题，即如何“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而系统性发展辩证法解决的是新的社会有机体制“如何组织和生成自己的器官”，以实现持续性协调与发展进步的问题。中国革命抓住了矛盾不平衡性，实现了传统社会的变革与社会主义的社会系统重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抓住了自我发展道路的核心矛盾动力和经济发展中心任务，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建设的持续发展阶段是以矛盾动力论为核心对系统性发展辩证法的探索和运用。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那种资本“让社会一切因素从属于自身”的盲目片面发展的模式，与此相反，通过自觉驾驭资本的创造力与提高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自觉地把自己“还缺乏的”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管理、生态诸系统要素或器官全面生成出来，从而达到为社会主义社会有机总体服务之目的。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愈发提高和驾驭资本的能力愈发成熟，生产力或经济要素就愈益成为系统发展总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自觉发展的系统辩证法形态因此也就彰显出来。

四、认识论问题：社会空间的重构与认知图绘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从本质上讲固然是一个历史观问题，但说到底也属于辩证地再现（而不仅仅是反映）社会现实，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论问题。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面临着经验主义式“微观近视”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备受抽象教条与空疏逻辑困扰，而且后者是更加突出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把关于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性的科学抽象认识与每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经验的具体认识结合起来，这不仅需要一种历史辩证法的方法，更需要一种空间辩证法的视野。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历史’已不再是多线论与单线论、普遍论与特殊论的‘非此即彼’的二者择一式命题，也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世界历史体系的等级制，而是资本的统治逻辑不断流动、不断制造地方性差别和对立以及中心和边缘等级制的过程。我们一方面必须恪守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策略底限和开放性视野，另一方面必须坚持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科学方法论，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严格的形式，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严格的批判维度”。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把现实理解为并不现成在场，而是充满了矛盾的历史过程，是从特定历史主体角度有层次、有界限再现某个暂时性在场的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仅仅靠历史理性科学的严谨性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文学美学方式的辩证想象或者想象的辩证法。“认知图绘”是当今时代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政治批判与想象解放形式的重要辩证认识论方法。如果在认识论意义上取消了总体性再现现实与规划现实的辩证法，那就等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法。没有总体性概念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存在的正当性。“没有社会总体性这个概念（以及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正当的社会主义政治”。基于理解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统治的现实之需要，出于对未来社会主义运动前景与可能性之憧憬，我们有必要坚持这样一种空间辩证法式的认知图绘方法。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成功跨入更富有制度弹性与技术动力的全球化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抽象的时间统治机制（即加速度），把时间扩展到了全球，于是超越一切地点与空间限制的“同时性”发生的时间（极限速度）把自身悖反性即颠倒性地变成了静止的空间。因此，“我们这里根据时间性试图寻求的一切，必然会首先经过一种空间的基质才得以表达。”所有的历史都变成了“空间性”，同质化高速扩展的时间对空间与地方的统治二律背反地依赖于或者表现为一种同质性空间对时间的统治。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必须采用空间的辩证法形式，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工具，现在它将被视为体现了它自身的矛盾。于是辩证法从时间中浮现出来，并使其自身得以实现，它正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在空间中发挥作用。空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从历史时间产生出来的矛盾，而是把历史留在身后，并把那些旧矛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同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当这个矛盾的整体呈现出一种新的意义，指向‘一些其他东西’——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时候，其中的一些矛盾就被削弱了，另外一些则加剧了。”正是在此意义上，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具有空间想象力与反思力的历史辩证法认识论，以及一种文化政治或者美学政治。

从空间认识论角度来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探索历经了复杂曲折的道路进程。它先后经历资本主义现代化殖民化浪潮冲击，进而突破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生产宰制，谋求生存、建设、发展和创新这样一个由被动裹挟到主动作为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成功地开拓出属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社会主义发展空间，它既是世界现代化普遍发展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历史地理呈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由特殊的民族国家历史地理意义转变上升为具有世界历史性现代化普遍发展意义的表现。”

五、文明形态历史观问题：普遍性规定下的特殊与特殊上升为具体普遍性

中国式现代化通常被人们从历时性角度理解为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阶段与过程的跨越式发展，或者作为落后国家替代性跃进式发展的一个特例，实际上则不然。这就是它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形态问题，而且涉及更为根本的文明形态的历史观问题。这其中也存在着抽象一般性的文明形态论与具体普遍性的文明形态论之区别问题。

中国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21世纪以来才出现的人类历史未有之大变局之一，也是20世纪以来人类百年已有之历史大变局的必然产物。它始自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态的“普适性”意义的质疑与民族意识之觉醒。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就表达了这个百年心声：“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这显然就是一种文明相融互鉴、共生并存的历史观。与梁启超的文明形态历史观相类似，俄国民粹派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在1859年所写的《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一文中就表达过类似观点，并对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车尼尔雪夫斯基在这篇著作中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发展的更高阶段在形式上与其初始来源是一致的；二是社会生活某些现象在最先进的民族中达到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此现象可以在其他民族中非常迅速发展，跨越中间的逻辑阶段，从低级直接上升到高级。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文明互鉴”而不是“文明冲突”的历史观对晚年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而查苏利奇的信这个偶然原因导致马克思对俄国问题进行了系统表达：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从而形成一种新生的社会文明形态。“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

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强调不同的时代、社会形态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以往社会历史的粗暴中断与毁灭性重建，也就是对传统社会中具有原始丰富底蕴的文化无情地加以破坏，只是把其中某些偶然现象或次要的边缘的部分加以放大，最后变成了绝对的、无限的、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的存在。丰富多样的人类历史被肢解成仅仅与资本相关的“普遍和必然的历史”。也就是，它把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的具体历史，转变成为“抽象的”，或曰从“非历史的”转化为“历史的”。比如，它把许多可能的没有共同尺度的具体劳动时间转化为同一时间的抽象劳动。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为它自己确立的前提”。比如，自由劳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决条件，也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出于简明叙述必要，我们姑且借鉴印度学者查克拉巴蒂之说法，把这种“资本自身确定的作为其前提的历史”称为历史1，这是一种分析性的抽象普遍论或一元论的历史。同时，马克思又把那些“不是作为资本自己建立的前提，不是作为资本自身生命过程的形式”称作历史2，即多元的具体普遍性的历史。这就是说，历史上有许多文明形态不属于资本的生命过程，没有为资本的自我再生产作出贡献，虽然历史2的元素也是资本的“前提”，即资本“将它们视为前提”。

马克思把作为资本主义自我生产的历史前提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1）与作为资本主义“之前”与“之外”存在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历史2）严格区分开来。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出现之前的发展过程，和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实现，尚属于历史上两个不同的时期。在历史1中，资本是前提，其存在是作为一种自行起作用的东西而成为前提。而在历史2中，资本是另一个社会形式解体过程的沉淀物，即另一种再生产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历史1必然要征服或摧毁属于历史2的多种可能性。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历史2对资本逻辑的隶属是完完全全、服服帖帖的。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发展”：它作为“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就是依靠这些传统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换言之，“只是征兆的、却被充分发展”的部分属于历史1，而“未被克服的、继续存留着的遗物”则属于历史2。

我们需要同时考虑以上两种发展模式，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全球化的可能性条件，这些条件是人类归属的多样化、渗透化和冲突化的历史。但资本全球化与资本的普遍化并不相同。“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历史1，即对马克思批判至关重要的普遍和必要的资本逻辑，已经实现。中断和推迟资本自我实现的是各种修改历史1的历史2，因此充当了我们要求历史差异的理由”。这就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的文明形态历史观，而不是抽象的一般性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

中国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伟大历史实践丰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特殊性相互关系的理论内涵。通常人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道路只是这个规律的特殊的具体的体现，但实际上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并不是脱离特殊的历史道路实践的抽象一般逻辑，而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道路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具体的历史逻辑；中国道路也不仅仅是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性的特殊表现，它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特殊的方式预示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普遍趋势，从而是可以上升为新的普遍规律性的历史特殊性。中华文明之“具体”在同历史辩证法一般原理相结合的进程中，也将自身提升为有着更高历史阶段意义的“一般”。换言之，中国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方面，并不是用中华文明的特殊性反抗世界文明形态的普遍性，而是逐步突破现代西方文明形态这一虚假“普遍性”假设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反思西方文明形态在运用于中国时的局限性，“通过对中国历史独特性的讨论重构一种能够容纳这一独特性的普遍性”最终，中国现代化使其自身摆脱落后的局限，而真正融入现代新文明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这正是中国道路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内涵。

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特殊实践经验中内在地包含着普遍性规定。这正是康德所说的从“规定性判断力”到“反思性判断力”的转换过程。“规定性判断力”是知性认识中从普遍概念出发规定特殊对象的判断力，而“反思性判断力”则是从给予的特殊性出发去寻找其可能的普遍性原则。反思性判断力是“自己给自己立法，而不是拿来的……也不是自然规定的。这就是涉及目的性与合目的性的问题”。“规定性”的判断力把一个经验事实的概念归结为普遍规律，而“反思的”判断力则把特殊的事物加以反思，来寻求一个属于历史过程的因而是并不确定的普遍规律。这也是一个走出抽象知性规定，而走向具体历史和实践经验的过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真正的具体展开……不能听任内在直观的武断主张，或使用一种基于外在反思的推理……这不是指把一个给定的特殊东西归摄到普遍性……毋宁说，在精神作出规定和消除规定的同时，特殊东西已经对自身作出规定”。这就是一种反思的内源性自主性生成的现代化发展观，而不仅仅是决定论的现代化发展观。

总之，这既是一个历史辩证法反思问题，也是一个空间辩证法建构问题。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一个以先进的政治革命带动落后的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过程；一个以经济现代化引领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一个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己任，实现社会系统各环节全面协调的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而从空间辩证法角度来看，这可谓一幅从“革命地理学”到“发展地理学”再到“新文明空间”的动态变奏画面：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空间创造到“重点建设城市”的现代化空间建设，再到“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格局；从实现国家主权与空间的高度独立统一，到利用“三个世界”与“中间地带”以获得独立自主的建设空间，再到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与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引领“全球南方”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现代化一般理论同中国现代化特殊的历史空间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以及同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