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于1837年11月写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表明自己已转向了黑格尔哲学。既有的研究往往认为，此时的马克思是因为受到了布鲁诺·鲍威尔的影响而转向了“自我意识哲学”，并在这一哲学立场之上完成了其博士论文。但实际上，鲍威尔是在到了波恩之后才逐渐发展出所谓“自我意识哲学”的，当时能够从正面影响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只有其法律系的老师爱德华·甘斯。而在创作《伊壁鸠鲁笔记》以及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已经多次表现出了对于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超越。因而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最初就不是在鲍威尔的引导下转向黑格尔哲学的，据此也就有必要对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重新进行理论定位。

关键词：  黑格尔哲学  鲍威尔  甘斯  伊壁鸠鲁笔记  博士论文

当马克思于1836年末到达柏林大学的时候，他的两位法学老师卡尔·萨维尼与甘斯正在展开激烈的理论争论。客观来说，马克思最初同时受到了两方的综合影响，只是在这场理论较量之中逐渐偏向了甘斯的一方，因而也就偏向了黑格尔学派的一方。正是因为这场争论，马克思很快就发现法学与哲学这两门学科在当时的理论界来看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于是他才转而“首先渴望专攻哲学”[1]，马克思也正是在法学领域的争论中站到了黑格尔学派的一方。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申明自己转向黑格尔哲学的时候，鲍威尔仍然是一位保守的“黑格尔右派”。马克思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在1837年转向几年之后才由鲍威尔建立的激进的“自我意识哲学”。

1 . 青年马克思究竟受到谁的影响？

根据以往的理解，马克思最晚在1837年就已经转向了黑格尔哲学，其依据是马克思于1837年11月写给其父亲的信。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1837年的绝大部分经历依然被投入了法学的研究。在此期间，马克思“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段”，并在自己的哲学写作中发现“我最后的命题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既有的研究认为，正是在这个阶段马克思转向了黑格尔哲学。但在这一次“转向”中依然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马克思对于萨维尼与黑格尔都表达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在明确表示发现了萨维尼的“错误”之后，马克思同时对于黑格尔哲学也“不喜欢它那种稀奇古怪的调子”；更重要的一方面，以往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在此时转向黑格尔哲学，从而“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但是问题在于，没有理由认为此时的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具有这样的实证性。这一时期的官方黑格尔哲学已经发展为一种保守的思辨体系，如果说马克思此时认为黑格尔的体系具备这样一种“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的实证性的话，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理解便明显与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脱节。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告诉父亲“此后不久，我只从事一些正面的研究”，而其内容主要还是历史法学派的理论。[2]如果回到德文语境中去便会发现，马克思这里的“正面的研究”是指“positive Studium” [3]一词，而“positiv”一词本身本身的含义就是“实证的”，马克思恰恰是在对于黑格尔的思辨体系感到不满后才回到萨维尼等人的“实证的研究”中去的。只是到后来，在“患病期间”马克思才又展现出对于黑格尔哲学更为浓厚的兴趣。这一次他不但“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而且“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4]此外也极其高兴地参与了博士俱乐部的活动。于是又出现另一个更为值得追问的问题：此时马克思到底转向了何种黑格尔哲学？或者说，马克思此时究竟是受到了谁的影响？

以往的结论是，马克思此时转向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并因此写作了其博士论文。但无论是在马克思向其父亲介绍鲍威尔的1837年，还是在马克思报名听讲鲍威尔讲授《以赛亚书》课程的1839年，鲍威尔本人都仍然还是一名“黑格尔正统派”或者说“黑格尔右派”。尤其是在给弟弟埃德加·鲍威尔的信中，布鲁诺·鲍威尔也直接指认了自己的全新思想是在1841年才第一次公开表述，[5]此时也才有了所谓的“自我意识哲学”。[6]鲍威尔在1837年也不可能是博士俱乐部的“精神领袖”，是“由于他在其论述宗教和政治的著作中持有越来越激进的观点，他才能赢得这样一个地位”，而在1837年作为保守派的鲍威尔的思想还远不具备激进的特征。甚至鲍威尔参与俱乐部的时间可能也并不是很早，兹维·罗森就认为鲍威尔直到1839年“转任之前”才“同柏林‘博士俱乐部’，同持激进观点的年轻人建立的思想和社会联系”。[7]正是是在自己的思想激进化之后，鲍威尔才“在波恩为博士俱乐部中争论的成果指明了另一个方向”。[8]事实上马克思在1837年的家书中也丝毫未曾谈及鲍威尔与博士俱乐部之间有任何关联。所以，不应高估当时被马克思视作美学家的鲍威尔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

马克思同一时期交往最为密切的还有阿道夫·弗里德里希·鲁腾堡（Adolf Friedrich Rotenberg）和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Karl Friedrich Köppen）。鲁腾堡与科本共同的理论兴趣为宗教哲学，此外，鲁腾堡还致力于美学与地理学的研究，而此时马克思的研究重点完全不在于此。根据保留至今的马克思早期手稿《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以下简称“《伊壁鸠鲁笔记》”）与 《古典哲学家著作摘录》（以下简称“《柏林笔记》”）来看，马克思是在1839年之后才开始涉及与宗教有关的研究。[9]“并没有很高才智”的鲁腾堡不可能促使马克思思想发生转变。至于科本则反而受益于马克思更多，事后科本也承认了他与马克思的这种思想关系。[10]

真正有可能对马克思思想产生影响，并致使其转向黑格尔哲学的只能是黑格尔最有才华的学生、马克思的老师爱德华·甘斯。甘斯对马克思产生影响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黑格尔哲学发展为一种保守体系时，正是甘斯率先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改写，使之得以包含历史的进步因素。早在1828年冬至1829年复活节之间，甘斯便开始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自由化改造，主张“法的基础是自由”，认为《法哲学原理》所要表达的是虽然当下“意志与自由相互区别了”，“但意志与自由不应该区别，它们是同一物。”[11]当1833年重新编辑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时，甘斯在《编者序言》中提出黑格尔的整个体系也“属于历史”，“也会在多年之后逐渐成为观念（Vorstellung）与一般意识”[12]。甘斯将伦理实体的最终实现寄托于未来，这便必然包含对于普鲁士现实国家的否定，因而也构成了“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最初表述。直到马克思后来投身新闻事业时认为国家应当符合理性的原则，这种理性主义国家观正是源于甘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政治化改写。另一方面，对于英国工业现实以及法国革命的亲身经历，使得甘斯成为最早注意并宣传法国社会主义的德国学者。他使得当时的黑格尔哲学首次面对社会现实，并“将其效果提升为一种征服者的力量”。[13]甘斯在柏林大学的课堂上对于圣西门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以及对于早期工人阶级境遇的关切，显然对于马克思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甘斯在给马克思授课的同时出版的重要著作《人物与情况的回顾》则更为详细地阐述了工业社会的内部矛盾，指出“无产阶级（Proletarier）”在与“社会中产阶级（die mittleren Klassen der Gesellschaft）”的对立中所遭受的剥削（erploitirt），并提出了“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的基本主张。[14]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试图建立自己的“法哲学体系”时，还是他发现了历史法学派的错误所在，还是当他转向黑格尔哲学之后又再次从事“正面的研究”，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核心是所有权问题。而在这一时期，甘斯是唯一一个在这方面有理论贡献的黑格尔派成员。而甘斯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讨论的工业生产、社会主义、阶级对立等主题（虽然在甘斯的著作中还只是初步的讨论），也是马克思此后长期研究的核心问题。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在1837年正是受到甘斯的指引而转向黑格尔哲学的。

2.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自我意识哲学”阶段吗？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是其青年时期的第一部重要文本，而这一文本无疑是在鲍威尔的影响下完成的。而如果马克思在1837年是在甘斯的影响下转向黑格尔哲学，那么在这两种哲学立场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思想空隙”。需要重新回应的问题是：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真的存在一个所谓“自我意识哲学阶段”吗？

根据以往界定的“自我意识哲学阶段”，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内除了博士论文之外，先后还写作了博士论文准备期间所做的《伊壁鸠鲁笔记》、《柏林笔记》，以及《艺术与宗教史摘录》（以下简称“《波恩笔记》”）[15]。在这几部文本之中，《柏林笔记》是比较特殊的一部，因为这部文本的创作动机与其他几部完全不同。1840年3月20日，当时已经转去波恩的鲍威尔致信给还在柏林大学的马克思。在这封信一开头，鲍威尔指导马克思如何申请博士学位，紧接着就教导马克思如何在教师资格考试中投机取巧。其中最关键的是，鲍威尔从穆勒（Möller）那里打听到，这场教师资格考试“主要定期在柏林举行”，而考试的内容“只涉及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别无其他。”[16]可以看到正是鲍威尔打听到的考试内容构成了《柏林笔记》的主要篇幅。[17]MEGA 2的编者也注意到了马克思这一笔记文本的创作动机：“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用于科学工作”，而是将这个笔记是做一种“工具”，“只是为了获得一般概述”。[18]正因如此，《柏林笔记》中的相当内容甚至是由马克思所雇的一位“不知名的抄写员”所代为摘录的。有理由相信，《柏林笔记》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为了应付教师资格考试的备考之作，因而也就无法体现马克思此时的思想状态。

除此之外，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最为直接相关的无疑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及为撰写博士论文而做的《伊壁鸠鲁笔记》。马克思还在为博士论文的写作进行准备时就侧重于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哲学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建立起理论上的对应关系。由于鲍威尔将黑格尔的实体重新收归于主体，所以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便自然会较之黑格尔更为注重“感性”的哲学地位。因而马克思在写作《伊壁鸠鲁笔记》时尤为注重对于有关“感性”的相关材料的收集，这一点在第一和第二笔记本中尤为明显。马克思借其摘录对象之口承认“感性知觉是真实的”，并且“我们一切研究一切，必须是或者借助于感性知觉，或者仅仅借助于直接的观察或智慧”，因为“只有一切可见的东西，或为思想直觉地感受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当马克思间或亲自站出来进行评论时，他也毫不避讳地强调，“应当研究一下，为什么感觉的确实性原则被扬弃，而相反的，抽象化的表象却被提出作为真理的标准”。[19]同时，马克思努力地将伊壁鸠鲁的学说与鲍威尔的主张联系起来。马克思不但重点摘录了与自由的自我意识相关的内容，还直接在评论中“肯定自我意识的自由”，借伊壁鸠鲁的名义“主张精神的绝对自由”。并认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重视的只是意识的自由”，“除了精神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之外，无论是‘快乐’，无论是感觉的可靠性，无论什么东西，伊壁鸠鲁一概都不感兴趣”。因为伊壁鸠鲁自然哲学所强调的“‘偏离直线’就是‘自由意志’”，“他所理解的自然的本质就是他的现实的自我意识的本质”。[20]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与鲍威尔之间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问题。当鲍威尔在其宗教理论中将一切关系归结为“自我-自我（Ich-Ich）”的关系，鲍威尔的“真正的实体”自我意识实际上就成了吞噬黑格尔式绝对精神的主观精神。[21]但马克思在一开始为博士论文做准备的时候却是反对这种主观精神的。马克思一方面承认了在哲学史的特定阶段，“观念性本身通过自己的直接形式即主观精神而成了哲学的原则”，同时，当“实体的这一观念性转化为主观精神，脱离实体本身而独立”，这是“一种脱离实体生活的独立”，“所以对于主体本身来说”它就会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马克思批判这种主观性“不是人民的，它和人民生活的实体力量相对立”，因而只不过是“冒充为哲学的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被神化了的个体性”[22]；

（图为马克思《伊壁鸠鲁笔记》第二笔记本原始手稿的第20页。图中右下方的一段为马克思批判主观精神的内容，在这一段第7行的逗号之后，马克思将主观精神称为“eine fremde Macht”——“一种异己的力量”）

二是哲学的实践作用问题。马克思在《伊壁鸠鲁笔记》中已经注意到，伊壁鸠鲁自然哲学所讨论的“虚空和原子”实际上是“思维与存在”问题的抽象化的表达。所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哲学中精神是如何创造世界的，这种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哲学的精神即创造潜力是怎样的”。[23]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鲍威尔存在着明显的区别。1841年3月31日和4月12日，鲍威尔两次致信马克思，毫不客气地训斥马克思想要“致力于实践性的事业”只不过是“胡闹”。[24]并且勒令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必须完全停留于哲学的形式”。[25]

（图为1841年3月31日鲍威尔寄给马克思的信件原始手稿的第1页。在图中左侧页边，鲍威尔在写完全信之后追加了一段话，在这一段的第1行，鲍威尔将马克思追求的实践性指责为“Unsinn”——“胡闹”）

（图为1841年4月12日鲍威尔寄给马克思的信件原始手稿的第2页。图中左页第一段，鲍威尔在写完全信之后追加了一段话，在这一段的第1至3行，鲍威尔要求马克思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必须仅仅限于“die philosophische Entwicklung”——“哲学发展”的形式讨论）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马克思发现“个别的自我意识”“从它的蛹化中脱身而出，宣称它自己是真实的原则，并敌视那已经独立的自然”时，抽象地强调自我意识“要在事物中得到肯定，就只有同时否定事物”。与鲍威尔不一样的是，当马克思主张“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时，他从来都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旨趣圈定在思想世界的狭小范围之内。在马克思看来，自我意识必须“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必然要“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26]而这无疑是马克思与鲍威尔思想特质上最显著的区别。

《波恩笔记》是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后留下的首部笔记文本。1841年3月28日与31日，鲍威尔两次致信马克思表达了自己对于“《哈雷年鉴》的疲软无力”的不满，并决定出版一份新的刊物以维护“真正理论的恐怖主义”的“纯粹领域”[27]，带来一场真正的“暴风雨”[28]。根据MEGA 2编者的说明，在1841年11月至1842年9月间，正是出于对卢格的不满，鲍威尔与马克思构想了题为“《从信仰的立场评判黑格尔关于宗教与艺术的学说》”的出版计划，而马克思所做的《波恩笔记》正是服务于这一计划。[29]根据同一时期的通信情况可以看出，马克思从事这一部分研究本用以与鲍威尔合作《对无神论者以及反基督者黑格尔末日审判的号声。最后通牒》一书的第二卷《从信仰的立场评论黑格尔的宗教和艺术学说》[30]。兹维·罗森已经详实地证明了原计划由鲍威尔和马克思合作的内容“是鲍威尔一个人写的”。[31]而除了兹维·罗森所列举的具体措辞以及内容上的特征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波恩笔记》的创作过程中，马克思与鲍威尔在哲学研究方法上已经存在着重要差异。虽然《波恩笔记》中很少带有马克思本人的评论，但正如德国学者恩斯特·缪勒所言，即使马克思“起初从与鲍威尔完全相似的主题入手”，但两人的“分离”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对待“艺术宗教问题”的态度上。[32]具体说来，当鲍威尔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将艺术形式作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保守性环节时，他谈论的是一种“纯粹美学”，这就必然导致其理论丧失了“现实性”概念。而当马克思在第二册笔记中对约翰·雅各布·格隆德（Johann Jakob Grund）的《希腊人的绘画艺术》（Die Malerey der Griechen）一书进行摘录时则有意地侧重于强调艺术作为“社会联结（gesellschaftlichen Bundes）”，表达“当时的事件和社会生活（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习俗和习惯”的社会作用，甚至用“社会”概念来表述色彩之间的关系。[33]相比之下，鲍威尔仅仅是要抽象地区分“美学的世界”和“异化了的自我意识”。[34]而马克思则是要将问题以相反的方式提出来，追问“神秘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也表述为美学的范畴）”是在何种“社会的自我矛盾的现实性”基础之上产生的。[35]很明显，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与鲍威尔思想所不同的现实指向在《波恩笔记》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所以有理由相信，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自我意识哲学阶段”。

（图为马克思《波恩笔记》第二笔记本对约翰·雅各布·格隆德《希腊人的绘画艺术》一书所进行摘录的原始手稿的第1页。图中正文部分第6行是马克思所摘录的格隆德将艺术视为一种“gesellschaftlichen Bundes”——“社会联结”的内容）

3. 重新思考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理论定位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写作的第一部理论文本，根据以往的结论，这份文本是马克思转向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标志。但是如果接受这一既定结论，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就势必出现两次不容忽视的“断裂”：一次发生于1837年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创作博士论文之间。上文已经说明，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时，所谓的“自我意识哲学”根本尚不存在，这是以往马哲史研究中的一次“时空错位”。而无论是受到黑格尔本人著作还是甘斯的影响，马克思所转向的都只能是以国家理性为旨归的普遍精神的哲学，这种普遍精神在博士论文中却摇身一变成了鲍威尔式的个体性的主观精神；另一次发生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时期”之间，在为《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原本推崇的自我意识主观精神又一次化身成作为普遍精神的国家理性。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这两次哲学质性的“断裂”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这需要对博士论文本重新进行理论定位。本文试图提供一种可能的理解，即年轻的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真的相信过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只不过当后者可能有助于自己的职业发展时，马克思才在博士论文中有意地退回到鲍威尔的视阈之中。这也就能解释在博士论文写作之后，马克思为何能够如此迅疾地与鲍威尔分道扬镳。所幸的是，这种解释恰恰能够得到马克思同一时期非公开性文本的支撑。

原文载《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