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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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坤|伟大思想征程的序曲:马克思的柏林笔记文本群

摘要:马克思1839年至1841年在柏林期间留下的包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柏林笔记”等文本构成的文本群,特别是后者还较少得到认真对待。这一文本群形成主要出于马克思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前后,有着较为实际的写作目的,在主题和方法上,受到布鲁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但是在若干观点,在摘录古典作家作品的内容和结构上,一定程度上显露出了马克思的独特探索。应当密切结合文本形成的具体历史语境,完整地把握马克思此时在旧的话语体系下所展现出的思想个性。

关键词: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柏林笔记”,布鲁诺·鲍威尔,思想史定位 

MEGA2第四部分第1卷收录了现存的马克思于1839年初至1841年上半年间在柏林期间的全部笔记,这段时间是马克思开展专题研究到完成博士论文的时期。MEGA2将马克思在柏林的笔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共7册;第二部分是《伊壁鸠鲁研究片断》,具体分两组;第三部分题为《古典哲学家著作摘录(柏林笔记)》,现存共8册。这一笔记群,是马克思正式进行系统学术研究并走上思想道路的开端。

一、柏林笔记文本群的形成

马克思在柏林时期留下的文本群,更多受到学院体系内部的动力驱动。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以批判宗教为契机,间接展开的是对普鲁士王国的封建专制的批判。“德国的封建君主历来把基督教当做维护自己统治的精神支柱,必须透过对全部宗教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才能澄清德国当时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1]这场批判自始至终停留在知识分子内部,正如同时代政论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的批判中指出的,他们的批判“都走向了书斋中的运动,扬起了书斋中的灰尘,在这灰尘之后,新哲学和旧神学一样拥有它布满云雾的天空,这云雾将这种哲学和人民大众相互遮蔽起来”。[2]马克思在柏林期间受到这一氛围的影响,特别是在青年黑格尔派的骨干布鲁诺·鲍威尔的引领下,开始转向了黑格尔哲学的研究。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准备和写作写作,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进行的。在1839末1840年初,马克思就已经在鲍威尔的建议下,确立了获得博士学位,并到波恩大学任教的职业规划,[3]这是马克思写作柏林笔记文本群的个人方面的重要背景。

在这一写作的预备工作中,从1839年初到1840年中旬,马克思留下了《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伊壁鸠鲁研究片段》,此后,又在1840年上半年留下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的摘录笔记。而后,在1840年下半年,马克思开始着手写作博士论文,并于次年1月-3月间完成博士论文。在完成博士论文后,马克思又开始准备教师资格考试,在准备过程中,便留下了另外七本哲学史研究的摘录笔记即MEGA2命名为“柏林笔记”的《古典哲学家著作摘录》。《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及《伊壁鸠鲁研究片段》都是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作准备的。马克思之所以以伊壁鸠鲁哲学研究为主题,可以断定是受到马克思的好友布鲁诺·鲍威尔以及弗里德里希·科本的影响。茨威·罗森指出,“但马克思认为这一主题(即伊壁鸠鲁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依然是有根据的……青年黑格尔派把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家当做自己哲学活动的原型,从而对他们表示了同情。此外,最重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青年黑格尔派提倡历史哲学的方法,认为上述学派是欧洲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认为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争取解放的自我意识。布鲁诺·鲍威尔对这一观点的形成无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4]此外,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在他最新出版的马克思传记中也认为,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科本分别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作计划提供了观点和研究主题,[5]这一观点与戴维·麦克莱伦也保持了一致。[6]

那么,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在内的“柏林笔记”的写作原因是什么呢?这组笔记很大可能是准备教师资格考试留下学习资料。这可以通过1840年3月30日布鲁诺·鲍威尔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得到印证,在这封鲍威尔向马克思“传授经验”的信中,鲍威尔提及:“我听这里的默勒说,在柏林考试通常主要总是围绕着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转,没有别的。好好干吧!”[7]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柏林笔记中摘录的对象,完全包括了鲍威尔指点的三个名字。除了应付在柏林进行的教师资格考试外,在1840年到1841年前后,同样是在鲍威尔的建议下,马克思也在钻研逻辑学,这一方面是出于批判特伦德伦堡的逻辑学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准备在波恩大学讲授逻辑学。而对逻辑学的研究,也涉及马克思在“柏林笔记”中摘录的几个对象,关于这一点,MEGA2也指出了:“马克思逻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分析‘实证’哲学家。在这些哲学家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中,黑格尔与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和休谟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8]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在“柏林笔记”中所做的工作,有很强的现实需要。

二、柏林笔记群的构成与内容

依据写作的时间顺序和主题内容,我们可以将柏林笔记文本群区分为四个部分:笔记群A: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笔记群B:伊壁鸠鲁研究片段;笔记群C:亚里士多德《灵魂论》笔记和笔记群D:莱布尼茨、休谟、斯宾诺莎、罗森克朗茨笔记。

笔记群A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的写作大约开始与1839年初,其结束最晚不超过1840年初。这一笔记包括七个笔记本,笔记的主体以希腊文摘录为主,穿插有马克思以德文撰写的评论。关于这一笔记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首先,它的确是为博士论文所做的准备工作,但并非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直接准备性的笔记。做出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因为这一笔记仅仅聚焦于伊壁鸠鲁的哲学体系,二则因为马克思在其正式的博士论文中,也很少引用这一笔记。正因此,这一笔记拥有相对于博士论文的独立的学术价值。其次,这一笔记受到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的思路的影响。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于1833-1835年间出版,随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显然,此时的马克思也仍受到当时讨论的余波之中。他在笔记中明确表达了与黑格尔哲学史写作方式一致的看法。[9]MEGA2的编者认为,“显然,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力求理解伊壁鸠鲁的完整体系和历史地位,并在其中追寻黑格尔的踪迹。”[10]再次,马克思是在阅读卢克莱修时首次注意到了伊壁鸠鲁体系和德谟克利特体系之间的差别。[11]最后,马克思在研究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的批判时,注意到自己这份研究的意义,曾计划将其作为独立一部分,作为博士论文的附录发表。[12]

笔记群B为伊壁鸠鲁研究片段(Fragmente von Epikur-Studien),这一笔记大约产生于1839年中旬至1840年中旬之间。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来自于“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第一笔记本、第二笔记本和第四笔记本最后的片段,这一部分从内容和字迹上来看,应为后来增补的内容;第二部分为第三笔记本后的草稿,它是一份单独的断片,内容和第三笔记本有关,但并非博士论文附录的一部分。就内容而言,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强调了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规律对于伊壁鸠鲁哲学的重要性[13]。以上笔记目前已经翻译为中文,收录在198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0卷之中,也得到了我国学界的充分重视,本文不做专门分析。

笔记群C为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笔记,共有三册笔记本,但现存两册。[14]它在MEGA2中被列入“柏林笔记”的八个笔记本中的第一组,形成时间大约是1840年上半年,也就是在马克思正式写作博士论文之前。据MEGA2编者的观点,这组笔记很可能是马克思在1840年上半年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前后哲学家,特别是斯多亚学派和赫拉克利特所留下的材料之一。推测理由,是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出现了对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摘录;并且马克思也曾表示过对赫拉克利特一直很感兴趣。[15]就内容看,现存笔记主要摘录了《论灵魂》的第三卷和第一卷,马克思在摘录时将大部分拉丁文原文翻译为了德语,并做了若干简短评论。马克思对《论灵魂》第三卷的每一章都做了部分摘录。其中值得注意的之处,例如在第二章的摘录上,马克思写下评注强调了这一章的重要性:“这一章是亚里士多德最艰涩的部分之一,因为总会带来一些误解,所以需要进行解释……”[16]《论灵魂》第二章的主题,即对灵魂的主要特征之一感觉功能的分析。《论灵魂》第四章的主题是关于灵魂的思想机能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马克思将灵魂的思想机能以带有强烈黑格尔哲学色彩的“意识”(das Bewußtseinde)“有意识的灵魂”(die bewußte Seele)来解释。[17]还是在这一章的摘录中,马克思评论道:“亚里士多德的深刻性以极其令人惊讶的方式挖掘出了最思辨的问题。它是一种宝藏挖掘者的方式。在灌木丛和裂缝下的任何地方,只要有活泉,他的占卜杆就可以毫无错误地显示出来。”[18]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对亚里士多德的摘录中是倾注了一定的热情的。

笔记群D即包括六个笔记本在内的“柏林笔记”第二组,形成于1841年上半年,构成情况为:

摘录莱布尼茨的一系列哲学文章(摘录版本为:Gothofredi Guillelmi Leibnitii Opera ominia, nunc primum collecta, in classes distribute, studio Ludovici Dutens. Genevae 1768. t.2. Pars1: Logica et Metaphysica)的一本笔记,形成于1841年1-3月,文字为拉丁文。马克思为这一摘录做了一份目录。[19]可以看到,这一摘录的莱布尼茨著作内容范围非常广泛,共摘录了多达30小节的内容,不同小节长短不一。例如第一节摘录的是雅各布·托马修斯为莱布尼茨的《个体原则的形而上学探讨》所做的序言中的一段,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每个物(Ding)越是接近物质(Materie),那么就越能够被分为个体,它离物质越远,成为个体的可能性也就越小”[20]这句话下画上了着重线以强调。第二节摘录的是莱布尼茨《对认识、真理和理念的思考》(1684)一文,摘录的部分主要讨论介于概念的模糊性和明晰性之间的“关于一个无法被确定的概念的确定的知识”[21]的可能性问题。第三节摘录的是莱布尼茨《论第一哲学的改进与实体概念》(1694)一文,摘录段落是莱布尼茨对“力”概念对于实体概念的重要性的探讨。第四节摘录的是《哲学原则或献给欧根亲王的论纲》一文,这部分的摘录最长,内容主要是莱布尼茨对于单子学说的阐释。剩下的摘录,主要为莱布尼茨与沃尔夫、德·波赛斯、康令等人的通信,主要内容是莱布尼茨阐发自己哲学思想的不同方面。马克思对莱布尼茨的摘录,涉及莱布尼茨哲学思想的角度较为全面,看起来更像是出于学习的目的,试图全面掌握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

摘录休谟《人性论》一书德译本的一本笔记(摘录版本为1790年德译版),同样形成于1841年1-3月间。摘录文字为德文,内容主要是《人性论》的第一卷“论知性”的第三、第四章。休谟《人性论》第一卷第三章“论知识和概然判断”的主题,正是对因果律的质疑,这是休谟思想中最著名的部分。马克思跳跃性地,显然是选择其中的关键表述进行了摘录,在摘录过程中并未形成任何评论,只是在若干句子下加上了下划线用以强调,例如马克思在“正是在主体之中,存在着在连接和必然性之外的原因的真正力量”[22]这句话下做了下划线。《人性论》第一卷第四章“论怀疑主义哲学体系和其他哲学体系”,马克思在顺序上首先摘录的是第5节“论灵魂的非物质性”的内容,而后摘录了第1节“论理性方面的怀疑主义”和第2节“论感性方面的怀疑主义”的内容。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重点摘录了“论灵魂的非物质性”一节中休谟论斯宾诺莎的部分,例如“我肯定说,关于一个思维实体的非物质性,单纯性、不可分性的学说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正好为斯宾诺莎由此而恶名远扬的那些意见进行辩护”[23]以及“首先我观察到许多对象或物体所组成的宇宙……这里斯宾诺莎出场了,并告诉我这些都只是变异,这些变异所寓存的主体是单纯的、非混合的、不可分的。此后我又考察另一个存在物体系,即思想的宇宙,或我的印象和观念的体系。”[24],并在若干表述下加了下划线以强调。

摘录了斯宾诺莎《政治神学论》和书信的三个笔记本(摘录版本为:Benedictus de Spinoza: Opera quae supersunt omnia. Iterum edenda curavit… Henricus Eberhard Gottlob Paulus. Vol. I. Lenae 1802.),形成于1841年3-4月间。摘录以拉丁文为主。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信息是,这一摘录的《政治神学论》部分是由马克思自己完成的,而斯宾诺莎书信的摘录则有一部分是委托一位抄写员完成的。这份笔记首先摘录的《政治神学论》,其中涉及了这本书所有章节的内容,但在摘录顺序上与《政治神学论》原书顺序并不一致,其排序可大致分三组呈现:首先摘录的是第六章“论神迹”;其次摘录了第十四到二十章。这一组七章内容也并非按照先后顺序,而是先摘录第十四章“什么是信仰”,第十五章“论理性与神学”,然后按倒序摘录了第二十章到第十六章的内容;再次,按照顺序摘录了第七到十三章;最后一组,是按照顺序摘录了第一到五章。这一顺序编排看起来非常独特,甚至有些混乱。因为马克思还特别为《政治神学论》摘录做了一份目录,[25]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种顺序应当是马克思有意为之,但根据现有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种摘录顺序的原因,而只能推断为是马克思的阅读兴趣使然。[26]

如果如此的话,我们可以认识到马克思对斯宾诺莎《政治神学论》的摘录笔记,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马克思首先摘录的是其中后半部分第十四到二十章重点论述思想自由和民主政体的内容。例如马克思摘录的第十四章,就以这一章主题句“把信仰与哲学分开,是本著作的主要目的”[27]而始,以“宗教的信仰,即神学与哲学之间是没有连结或密切的关系的……哲学的目的只在求真理,宗教的信仰……只在寻求顺从于虔敬”[28]而结束。而第二十章的主题,即“言论自由”,在马克思的跳跃性的摘录中,斯宾诺莎“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29]的表述比较引人注目。而在对第十六章“论国家的基础”的摘录中,马克思则摘录了“……在所有政体之中,民主政治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合的整体。”[30]以马克思的摘录顺序,以及马克思摘录内容的若干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神学政治论》的摘录,是从斯宾诺莎作为全书论证结论的民主政体和思想自由的部分开始进行的。这可以体现出了马克思此时在政治上的倾向。除对《神学政治论》的摘录外,马克思还摘录了一些斯宾诺莎的通信。

最后一本笔记的摘录对象,是大约于1841年3-4月间摘录的卡尔·罗森克朗茨的《康德哲学史》(版本为:Immanuel Kant’s sämmtl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Rosenkranz und Friedrich Wilhelm Schubert. 12. Theil. Karl Rosenkranz: Geschichte der Kant’schen Philosophie. Leipzig 1840.)。[31]这一笔记和斯宾诺莎摘录笔记一样,是由马克思委托的抄写员和他自己共同完成的。这一笔记仅摘录了《康德哲学史》的最后一册即第三册“康德哲学的后果”==,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笔记事实上并未摘录《康德哲学史》的行文内容,而只是按照主题对这本书提供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整理。这几个主题分别是:“康德哲学的传播”、“康德哲学对实证专门学科的影响”、“对康德哲学的斗争。对康德所发现的方向的反应”、“对改造尝试的反应”、“调和的尝试”、“对康德哲学的克服”。从形式上看,马克思做这一文献摘录,有可能是为便于把握康德哲学后世影响的梗概,也有可能是做进一步研究的准备,但结合马克思的研究历程,前者的可能性似乎大一些。

三、柏林笔记文本群的思想史定位

在MEGA2中,编者总体上认为《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一方面对黑格尔的哲学观和历史观辩证结合的观点有忠实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一文本依然还囿于黑格尔的框架之内。而对于《柏林笔记》八个笔记本,MEGA2的编者则给予了较高的判断,认为柏林笔记“这组笔记反映了马克思根据17和18世纪著名哲学家的著作对认识论、逻辑、本体论和宗教批判的问题的研究,并包括对康德学派壮大和解体的传记性的札记和书目。”[32]并认为“总的来说,《柏林笔记》是马克思力求通过大量原始材料而掌握以往哲学思想成果的极具价值的文献。”[33]在这一文本群发表后,思想界也出现了一些相关讨论,其中对马克思与斯宾诺莎关系问题的讨论最为著名。西方“马克思学”的创立者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最早涉足,他于1977年发表的《马克思遭遇斯宾诺莎》一文很可能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对马克思的斯宾诺莎摘录笔记进行研究的学者。[34]如果结合笔记写作的具体情景,一些人也认为不应当高估马克思柏林时期的笔记。米夏埃尔·海因里希指出:“MEGA的编者没有看到这一笔记(即亚里士多德《论灵魂》摘录)的具体动机,而是将其归于马克思对于亚里士多德的一般兴趣(MEGA IV/1:733)。然而既然马克思已经为他的博士论文准备了一年,并且处于经济上的原因很可能希望尽快结束,那么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摘录没有特殊的动机是无法让人信服的。”[35]海因里希这一判断,适用于“柏林笔记”全部八个笔记本。1839年至1841年马克思在柏林写作博士毕业论文前后,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完成博士论文,并尽快通过执教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大学讲师。在鲍威尔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就一再催促他尽快完成博士论文,并且指点马克思如何准备执教资格考试,而正如前文指出的,马克思柏林笔记所摘录的对象与鲍威尔建议的对象基本重合,并且还委托了抄写员做了部分笔记,因此这一笔记的写作显然有较强的实际目的。

综合来看,柏林笔记文本群仍然是马克思仍处于旧的话语体系之下的结果。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布鲁诺·鲍威尔对于马克思柏林期间研究的重要影响。目前留下的鲍威尔和马克思的书信,以及马克思在柏林笔记文本群和博士论文中展现出的语言风格,足以证明,马克思在1839-1842年间,基本上是处于鲍威尔的身影之下的。首先,从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方面,鲍威尔扮演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引路人角色。二人在柏林期间的私交极好,在鲍威尔在波恩任职期间,感怀“在柏林我同你即使只是漫步街头的情景再也没有了”,[36]进一步看,鲍威尔宗教批判中是立足的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这套话语体系,给予了马克思重要的影响:“对于和马克思有着紧密联系的布鲁诺·鲍威尔来说,这一概念(自我意识)在1840/41年前后占据了核心的位置。”[37]不论是在马克思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还是马克思最后完成的博士论文之中,自我意识范畴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研究,包括后面对亚里士多德的摘录,对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的摘录,都受到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影响。

与此同时,马克思显然也始终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兴趣点。当鲍威尔在1841年4月12日的信中劝阻马克思不要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显露出激进的倾向:“不可把埃斯库罗斯的那些诗句写进你的博士论文……在这篇博士论文中,你必须完全保持哲学的形式……”[38]显然,这里体现出了马克思和鲍威尔所不同之处。这种不同就在于马克思更具有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倾向,这表现为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已经表达出的对“实体性的应有”和哲学家的统一[39],以及较之于鲍威尔借助于宗教批判而宣扬理性主义国家观以及政教分离,1840-1841年前后的马克思则更多从哲学的角度直接接受了这一观点。这体现在马克思对斯宾诺莎《政治神学论》的摘录之上。此外,MEGA2的编者还强调黑格尔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也体现在马克思在柏林笔记文本群的摘录之中,在黑格尔的影响下,马克思已经形成了历史考察的方法和原则的初步轮廓。他拒绝对待某个哲学体系进行外在的道德说教的方式,例如在批判同时代历史学家鲍尔和李特尔时,马克思“拒绝对一种哲学体系进行道德批判。——这是马克思在驳斥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批判时就已经采取的做法,——这是要求采取历史考察的方式,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借助这个一原则,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已经表现出一种独立地剖析黑格尔体系的征兆。”[40]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林时期的年轻的马克思在思想上已经萌发了革命性和独立性的萌芽。

柏林笔记文本群可以视作是马克思学院体系内所做的最后功课,其中有明确的实际意图,在这一文本群的哲学方法上大体上仍然处于旧的体系之中。就伊壁鸠鲁笔记而言,我们可以分析出马克思此时的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思想状况;而对柏林笔记中对古典哲学家著作的摘录上,我们无法通过文本的状况准确判定其中的思想状况,只能通过马克思对不同作品笔记摘录内容的选择,顺序的调整,和若干评述、强调来分析马克思的思想侧面。我们不应过高估计马克思在柏林笔记时的思想水平,但也要看到马克思在此时学院体系内做一个小学徒时,所迸发出的独特性的方面,正是这些独特性的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伟大思想征程的序曲。

 作者:李乾坤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文载《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1]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2] [德]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3] 布鲁诺·鲍威尔1840年3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6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2页。

[4] [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王瑾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179页。

[6]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4版),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7] 布鲁诺·鲍威尔1840年3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6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页。

[8]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6-19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4-24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14]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735.

[15]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页。

[16]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157.

[17]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162.

[18]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163.

[19]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183-184. 该目录并非马克思手迹,而是由抄写员所做。

[20]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756.

[21]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756.

[22]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219.

[23]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222.

[24]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222.

[25]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233.

[26] 值得一提的是,冯波在“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双重阅读——以马克思的<神学政治论>摘录笔记为中心”(载《哲学动态》2018年第1期)中借助于阿尔杜塞的“症候阅读”方法,将斯宾诺莎的摘录顺序解读为一种“激进化”阅读。

[27]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235.

[28]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236.

[29]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237.

[30]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241.

[31]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773.

[32]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3页。

[33]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205页。

[34] Maximilien Rubel, Marx à la rencontre de Spinoza, in: Cahiers Spinoza, n.1, 1977.

[35] Michael Heinrich, Karl Marx und die Geburt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Biographie und Werkentwicklung. Band1: 1818-1841, Schmetterling Verlag 2018, p. 336.

[36] 布鲁诺·鲍威尔1841年4月初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6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页。

[37] Michael Heinrich, Karl Marx und die Geburt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Biographie und Werkentwicklung. Band1: 1818-1841, Schmetterling Verlag 2018, S. 333.

[38] 布鲁诺·鲍威尔1841年4月18日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6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6页。

[39]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Ⅳ/1, Berlin: Dietz, 1976, S. 41.

[40]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