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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东 |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反贫困思想与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反贫困思想与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

唐正东

文章来源于《哲学研究》2021年第7期

图片来自网络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视域深刻地把握了贫困的社会历史性本质,区分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劳动者的贫困、失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贫困、封建专制制度条件下的贫困等不同类型。在反贫困路径的解读上,他们在强调私有制生产方式的被颠覆是解决工人贫困问题的根本路径的同时,也看到了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尚未激化的前提下工人通过移民、向城市转移等途径来暂时解决贫困问题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中,通过把脱贫攻坚战提升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来理解和实践,从制度基础、生产方式基础、多维度脱贫路径等角度对唯物史观中的反贫困思想作出了重要的发展。

关键词:唯物史观;反贫困;脱贫攻坚

作者简介:唐正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不管是从实践的维度还是从理论的维度来看,西方国家对贫困的本质及反贫困路径的探索都是由来已久的,而且还一直延续到当下。就实践的维度来说,英国在1563年就颁布了济贫法,对未被雇佣以及无法被雇佣的人进行救济。而在当下的欧美国家中,对贫困者的救济仍然是一个令执政者头疼的问题。就理论的维度来说,如果从1696年英国学者约翰•贝勒斯出版的《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开始算起,西方学界对贫困问题的探索已经长达300多年。期间经过弗•伊登、欧仁•毕莱等人的推动,此种探索也曾出现过一些有深度的观点。而当今的西方理论界也仍然有一批像阿马蒂亚•森、阿比吉特•班纳吉这样的学者在探索着贫困的原因及反贫困的路径。但问题是他们的思路就像当年围绕着济贫法改革而出现的是直接救济还是给穷人提供劳动机会的争论那样简单,只不过把重点转向了要给贫穷地区投资还是鼓励他们彻底市场化的争论上来。即使是像森这样的少数学者提出了多维贫困论的观点,但在对贫困的社会历史性本质的探索上依然裹足不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不仅在实践维度上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使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而且在理论维度上也形成了精准扶贫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思想。从根本上说,这得益于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对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反贫困思想与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进行梳理与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很好地总结决战脱贫攻坚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实践中把握住正确的方法论也是很有启发作用的。

一、贫困的社会历史性基础

要想找到反贫困的有效路径,首先必须搞清楚贫困的主体及其生成背景。在西方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准确地把握住贫困的社会历史性基础的代表人物。从他们的整个理论历程来看,他们对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贫困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读。这其中既有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穷人的贫困状况所做的分析,譬如,马克思1842年2月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等论文中从财产权、政府管理能力等角度对群众的贫困现状的分析:“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国家中某一地区的经常性贫困状况……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正如不仅人民而且政府也都把某一地区的富裕状况视为管理得当的实际证明一样。但是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6页)这种贫困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一种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低能相关的特定现象。同时,这其中也包括对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因失去劳动机会而导致的贫困现象的分析。不管是英国的济贫法,还是后来的圣西门、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关注的穷人的劳动权问题,其实都是针对这一类贫困现象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类贫困问题也进行了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所谓原始积累”章中,马克思对无法被工场手工业所吸纳的穷人的状况进行了剖析“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因此,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无产阶级的祖先,当初曾被迫转化为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43页)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文本中也对因资本主义竞争而导致失业的工人贫困状况进行过深入的解读。这种贫困是跟因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工人的失业直接相关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贫困就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所决定的雇佣工人的贫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管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会在劳动价格等方面建构出什么样的上升假象,但资本关系的特性决定了资本的自我增殖过程必然表现为工人的不断贫困化过程“这个保存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的力量,是资本的力量,这个过程表现为资本自行增殖的过程,并且宁可说表现为工人贫困化的过程,因为工人是把他所创造的价值同时作为与自身相异化的价值创造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71页)。

《资本论》在工人之间传播

如果不能区分这三种不同的贫困及背后的社会历史性基础,那就很难对贫困的本质作出准确的把握。英国16世纪的济贫法是针对那些未被雇佣以及无法被雇佣的穷人的,但它显然没有考虑到那些被雇佣但仍然不断变穷的劳动者的贫困状况。这导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法案越来越无法与资本逻辑所需要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需求相一致“在经济人的新政体下,如果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就可以生存,那就没有人再愿意为了工资而工作了。”(波兰尼,第68页)当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1817年的《致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报告书》中说目前贫困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由普遍使用机械力而导致的人类劳动不值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必须为贫民和失业劳动阶级找到有益的职业,并使机器服从他们的劳动,而不要象现在这样用机器来代替他们的劳动”(《欧文选集》第1卷,第180页)时,他的问题也在于没有考虑到除了失业所带来的工人贫困外,还存在着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雇佣工人的贫困。这也是他的理论无法摆脱空想性的原因。在当代西方理论界,美国学者杰•萨克斯在2005年的《贫穷的终结》一书中乐观地认为只要富国在20年间每年能拿出1950亿美元来援助贫穷国家,那么全世界的贫穷问题就可以得到彻底解决,但他考虑的也只是外国投资带给穷国的劳动机会,而不是穷国本身的生产方式有可能建构出的劳动者贫困问题。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对贫困问题的社会历史性解读也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而来的。他们俩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前对贫困的理解也不是特别深刻的。譬如,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的《伍珀河谷来信》中尽管提到了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状态,但却没有指出这种贫困的来由。即使是在他到达英国之后,恩格斯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抓住资本主义贫困的本质的。在从1842年11月的《国内危机》到1843年9月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群中,他主要还是从商业危机、竞争关系导致工人失业的角度来谈论劳动者的贫困问题的。也就是说,他主要关注的还是上述第二种贫困现象。因此,当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强调“要是让竞争自由发展,它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之中起作用。……一部分工人每天工作14或16小时,而另一部分工人却无所事事,无活可干,活活饿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4页)的时候,他在解读视域上还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竞争使生产过剩与工人饿死相并存的层面。按照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的思路,因失业而导致的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的现象,必然被放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即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层面上来加以解读,把它看作是被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这一阶段的青年恩格斯显然还没有看到因失业而贫困的劳动者背后所蕴含的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

青年恩格斯

从1844年1月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开始,恩格斯逐步把解读的重点从竞争关系转移到了工厂制度上面,或者说,从商业竞争关系转移到了工业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矛盾上来,这种矛盾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工厂制度。从这一视角所看到的工人的贫困,不再只是因失业而带来的后果,而是变成了英国的社会关系与工业生产力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性“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上面已经谈过,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同上,第544页)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恩格斯说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不仅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而且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一意义便是它彰显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性,以及向新社会制度转变的必然性。这种解读方法的转变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恩格斯在接下来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清晰地看到了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的产生,而且还使他(与马克思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层面来理解贫穷的本质及其可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他来说,贫穷不再具有独立的意义,如果脱离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发展线索,它就无法为共产主义革命提供必然性的论证。“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

马克思也是一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尽管已经准确地抓住了处在劳资关系中的劳动者的贫困问题,而不只是停留在对失业劳动者的贫困状况的关注上,但他对此问题的分析还尚未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还只是从由私有财产所体现出的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的角度来加以理解o“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9页)这使他暂时还无法解释清楚工人的贫困到底是怎么来的。不过,青年马克思此时对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是实践的这一观点的强调,即“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同上,第276页),倒是为他在日后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能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展开对包括贫困在内的经济现象之社会历史本质的剖析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基础。当然,马克思对贫困现象的最经典的阐释当属《资本论》及其手稿。在这一文本群中,他不仅从相对贫困的角度对在岗的雇佣工人的贫困现象进行了准确的界定,而且还从绝对贫困的角度对失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且通过准确地把他们界定为产业后备军而清晰地梳理了失业人口与在岗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内在关联性,以及他们的贫困规律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之间的辩证统一性。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等文本中,马克思首先对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维度上的工人贫困问题进行了分析。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他的这种分析应该属于科学抽象层面的解读,尽管与商品关系层面相比,这种对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已经是一种较高层级的科学抽象了。马克思首先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前提的劳资关系的维度来解读工人的贫困性。在他看来,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劳资交换的历史性特征决定了劳动能力本身一定会以“绝对的贫穷”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劳动能力与它的实现条件即劳动资料是完全分离的,因此,这种交换本身就是以工人作为赤贫者为前提的。“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穷本身,工人作为劳动能力的单纯的人格化,他有实际的需要,但他为满足他的需要进行的活动却只是无对象的、仅仅包含在他自己的主体中的能力(可能性)。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4页)其次,马克思从资本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对工人贫困化的过程性特征进行了阐释。他指出,工人的贫困不只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过程。由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以资本本身的价值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因此,资本的自我增殖过程就必然表现为工人的贫困化过程o“资本不仅生产资本,它还生产不断增长的大量工人,……工人主体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比例发展起来。工人的贫乏化和上述的丰饶是互相对应,齐头并进的。同时,资本的这种活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即劳动无产阶级也在增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47页)当马克思把工人的贫穷不只是当作一种可悲的状况,而是当作与资本的自我增殖紧密相连的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并从工人从属于资本的角度探讨出他们的贫乏化特征时,他在反贫困路径的思考上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停留在非历史性的、抽象的替代性方案的层面上了。应该看到,这是马克思在贫困本质思考上的一个新跨越。

当然,这种在资本直接生产过程(即简单再生产过程)层面上的贫困解读理论,是马克思整个贫困问题思考的基础,但不是全部,因为一旦把解读视域拓展到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即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层面上,马克思发现还有比这更复杂的内容。他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现其新发现的。首先,他看到了在岗的雇佣工人的贫困并不总是以绝对贫困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在有些时候也会以相对贫困即劳动工资的增长速度与资本的增殖速度相比不断减慢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前提下,当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量时,工人的工资是会提高的。“因为雇佣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在整个15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怨言。但是这些多少有利于雇佣工人的维持和繁殖的情况,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08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决定了工人的贫困化过程并不简单地以越来越贫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劳动工资有时提高、有时又不断降低的形式把雇佣劳动的贫困积累规律呈现了出来。从贫困积累规律的维度来深化对工人贫困化过程的理解,标志着马克思在贫困解读上的又一次思想递进。当然,马克思同时又明确地指出,这种工资的提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工人生活待遇的上升,决不是一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代表了资本关系的优越性,而是恰恰相反,它必然会随着资本积累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其反面。当劳动价格的提高由于削弱了资本积累量而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的时候,资本与可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上述不平衡就会被打破,从而使劳动价格又回到适合于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上“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的不断扩大的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16页)

其次,马克思看到了失业劳动者的绝对贫困问题。他此时已经不再简单地从工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或者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的角度来谈论这一点,而是深入到了由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所建构的资本对工人的吸收力与排斥力之辩证关系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其中的可变资本部分虽然在绝对量上也会增加,但与不变资本的增长相比,它的增长比例一定会越来越小。因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必定会生产出超过资本增殖需要的过剩的工人人口。这样,由失业者的贫困所凸显出来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便不再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纯粹的人口增长规律的问题,而是被提升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资本积累规律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马克思指出,与前一种雇佣工人的相对贫困不同,这一类失业劳动者的贫困则是一种绝对的贫困。他把这一类赤贫者分成了三种类别来加以说明“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修补者,……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同上,第741页)马克思实际上是从有劳动能力但未被雇佣、未来有劳动能力但目前还没有、没有劳动能力这三个维度来界定这一社会阶层的种类的。对他来说,这一社会阶层处在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因而也是最需要救济的赤贫阶层。但严格地说,如果不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要想完全解决困扰这一阶层的绝对贫困现象是不可能的。18—19世纪西欧理论界关注贫困问题的学者实际上研究的就是这一类未获得劳动机会的穷人的贫困问题。但他们大多只是从为穷人提供劳动机会的角度来思考这一点,相比而言,马克思此时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显然要深刻得多。

再次,马克思还看到了失业劳动者的绝对贫困与雇佣劳动者的相对贫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它们都是由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劳动者贫困现象。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积累规律不仅决定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比的增长缓慢性、相对过剩人口的赤贫性,而且还决定了这两者必将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获得同步发展。也就是说,资本增长的规模越大,处在相对贫困状态的雇佣工人的人数就越多,同时,处在失业和绝对贫困状态的产业后备军的人数也会越大“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同上,第742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积累一方面创造出了失业劳动军中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又创造出了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这就是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相适应的贫困积累的规律。

二、反贫困路径的唯物史观思考

对贫困的社会历史性基础理解到什么程度,对贫困的本质也就把握到什么程度,从而对反贫困路径的选择也就深入到什么程度。如果从非社会历史性的方法入手,把穷人的贫困简单地归咎于纯粹的个人或政府的问题,那就很难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真正办法。从欧洲思想史上来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穷人的贫困视为由穷人本身的负面特性所导致的结果“有观点认为,穷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天生就目光短浅,所以才会贫穷。这种观点一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延续多年。……诺贝尔奖得主、’现代经济学之父'加里•贝克在1997年的一家报纸上称,拥有财富可以激励人们投入时间,变得更有耐心。其言外之意就是,贫穷会永久性地腐蚀人的耐心。”(班纳吉、迪弗洛,第207页)这种观点不仅支撑英国的济贫法以及救济院的设立,正因为需要救济者的贫穷是由其本人的负面特性所导致的,因此,救济院便难免实施一种管教式救济,从而使它对穷人来说呈现出一种噩梦般的存在。而且,这种观点还导致了在伯纳德•曼德维尔、约翰•贝勒斯等人那里把穷人的贫困视为一种只需要缓解而不需要根本解决的问题。贝勒斯明确地提出了穷人的劳动是富人的财源的观点,而曼德维尔则更为直接地说“那些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很少受到骄傲和贪心的有力影响:所以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解这种贫困是明智的,但把它治好则是愚蠢的。”(Mandeville, pp.212-213)这种观点既反映新兴资产者的剥削本性,也体现了他对贫困的社会历史性本质的无知。

19世纪40年代,穷人到济贫院领取食物

也有人把穷人的贫困归咎于政府的失职,因而把解决贫困的路径放在政府职能的调整上。这种观点在19世纪主要集中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这种思路在当代欧美理论界的表现就是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所提出的通过加大外国援助来解决穷国的贫困问题的观点。当然,在思想史上也有像黑格尔这样的辩证法家在解读贫困问题时试图超越个人与社会的二元论框架,从扬弃市民社会的角度来提出新的解决思路。在分析了对贫困者的主观援助和社会治理的两种思路后,黑格尔指出“如果由富有者阶级直接负担起来,……来把走向贫困的群众维持在他们通常生活方式的水平上,那末,穷人用不着以劳动为中介就可保证得到生活资料;这与市民社会的原则以及社会上个人对他独立自尊的感情是相违背的。反之,生活资料通过劳动(通过给与劳动机会)而获得,生产量就会因之而增长。但是祸害又恰恰在于生产过多,而同时缺乏相应比数的消费者一他们本身是生产者。”(黑格尔,第245页)他由此而得出了必须上升到作为伦理理念之实现形式的国家的层面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结论。必须承认,黑格尔对贫困的本质以及反贫困路径的思考是有较强的理论深度的。但由于他未能像马克思那样,把这一问题置放在社会历史过程的层面上来加以考虑,因而,他没有也不可能把这种理论的深刻性贯彻到底。

真正把这一问题搞清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站在唯物史观的维度上把对反贫困路径的思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具体来说,他们不再纠结于个人或政府的维度来思考解决贫困的路径问题,而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入手,既在历史本质论层面上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被颠覆是解决工人贫困化问题的根本路径,又在历史现象论层面上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尚未发展到激化状态时可使用的暂时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学界有些学者只是笼统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与私有制的灭亡联系起来,这虽然抓住了他们俩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思想,但由于未区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在本质与现象维度上的不同表现形式,因而难免把他们的思想加以简单化,忽略了其思想的丰富性。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社会历史过程即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思考反贫困路径问题的,就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角度把贫困的本质阐释得非常清楚一样。他们之所以在政治维度上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被颠覆是解决贫困的根本路径,那是因为他们在历史观维度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他们来说,一方面,私有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什么程度,反贫困路径的可选择性也就推进到什么程度。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被颠覆,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

恩格斯与马克思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角度对工人贫困问题的深刻解读,预示并决定了他对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的思考必然也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维度上的。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积累过程”篇的最后,他就明确地指出:“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4页)而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地说;“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9页)从私有制被颠覆的角度来思考工人贫困问题的解决路径,是马克思自青年时代开始就已经具有的思路。当我们读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如下文字“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7页)时,我们能感受到青年马克思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唯物史观的形成使马克思完成了解读视域上的如下转变:他不再从人性发展史的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而是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角度来理解它。这一转变不仅标志了马克思赋予了共产主义革命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使他在思考解决贫困问题的出路时具有了更为宽广和丰富的解读视域,即能够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到激化状态时所采取的私有制被颠覆的思路,与当这种内在矛盾尚处于不发达状态时所采取的其他解决思路放在一种历史发生学的线索中来加以理解,并看出其前后发展的必然性。这样一来,马克思便不再抽象地认定只有私有制的被颠覆才能解决工人的贫困状态,而是把这种解决贫困的路径指认为一种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政治选择。

事实上,当马克思在思考资本积累的历史发展、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形式等问题时就是这样做的。当资本积累处在发展状态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无疑是处在不发达阶段的。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考察并关注到了反贫困的其他路径。他首先看到的是工人因贫困而移居国外的现象。在谈到资本通过大量使用少年工人而使成年工人处于失业状态时,马克思指出:“少年期一过,便只剩下极少数的人能够被原生产部门继续雇用,而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们成了流动过剩人口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国外,其实不过是跟着外流的资本流出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38页)移民虽不是工人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方法,但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尚未激化的状态下却是工人暂时缓解贫困状况的一个有效路径。其次,马克思还看到了农村贫困人口通过向城市转移而暂时缓解赤贫状况的现象。在谈到因资本占领农业而使一部分农业工人处在相对过剩的赤贫状态时,马克思说:“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泥潭里。”(同上,第740页)他之所以能在本质层面上颠覆私有制的思路之外还能看到这些在历史过程层面上的具体的反贫困路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把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跟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性特征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恩格斯其实也是这样的。他的研究重点不是资本积累逻辑与工人的贫困积累之间的关联性,这虽然使他没有在相对过剩人口的贫困等问题上作出像马克思那样的详尽解读,但他对工人贫困性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等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理论敏锐性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这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中有明确的体现。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插图

三、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对唯物史观中反贫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反贫困斗争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取得了重要的建设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反贫困斗争即脱贫攻坚战提升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与实践高度,把它纳入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层面上来加以实施,全面推进了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并在2020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问题。从理论上来总结这一伟大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它既是对唯物史观中反贫困思想的科学继承,又是在中国当下实践语境中对它的重大发展。

首先,中国的脱贫攻坚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性的充分彰显,从而是对唯物史观反贫困思想的制度基础的凸显与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是把工人的贫困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并从私有制被颠覆的角度来解读反贫困的根本路径的。这一思想的核心是从制度基础的角度来思考反贫困问题的本质。而当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了私有制的制度束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中来思考反贫困路径时,我们当然首先要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推进反贫困斗争时,更是把对制度优势的强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人民向贫困宣战过程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时指出:“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这个成就,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也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84页)在具体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大力推动东西部的协作扶贫、党政机关的定点扶贫、社会力量的参与扶贫等。所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措施的实施,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当今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之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制度优势的支撑。这导致他们只能从某些孤立的角度来谈论反贫困的路径,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始终难以走出悖论式的困境,如果选择了政府救济则面临资金不足,如果选择了外国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则面临资本剥削,如果选择了提升国内市场化程度则面临利益瓜分等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是中国式脱贫攻坚实践的最重要的创新之处。

其次,中国的脱贫攻坚战通过强调大的产业扶贫思路,深化和拓展了唯物史观反贫困思想在生产方式维度上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他们看到的是劳资关系的历史性特征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趋势,因此,在反贫困的生产方式基础的问题上,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私有制生产方式的被取代是解决工人贫困问题的关键。而当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前提下来谈论反贫困问题时,当然就拥有了对反贫困的生产方式基础的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已经具备了生产关系优势,因而对生产方式基础性的强调便可以通过产业发展的路径来实施精准脱贫的方略。在贯彻大产业扶贫思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着力在直接产业扶贫和易地搬迁扶贫这种间接产业扶贫的路径上下功夫。前者是在有产业发展空间的贫困地区通过发展生产来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现就地脱贫,后者是在那些没有产业发展空间、很难实现就地脱贫的地区,通过易地搬迁的方式让贫困人口在有条件发展产业的新地方实现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就明确地把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视为解决好“怎么扶”问题的前两项重要工程。他在2018年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更是明确地强调了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在整个精准施策中的重要性:“这里特别要强调产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增收是脱贫攻坚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现在贫困群众吃穿不愁,农业产业要注重长期培育和发展,防止急功近利。易地扶贫搬迁,国家投入的资金最多。目前,要重点防止为整体搬迁而搬迁,把不该搬的一般农户搬了,而应该搬的贫困户却没有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56页)这里不仅强调了产业扶贫的核心作用,而且还凸显了产业扶贫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当国外学者仍在争论由投资带来的产业脱贫路径是否可行时,中国的产业扶贫方略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贫困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易地搬迁后的产业新业态,给贫困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同时也把唯物史观在反贫困的生产方式基础问题上的理解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再次,中国的脱贫攻坚战通过实施“五个一批”的精准脱贫工程,把唯物史观在反贫困的多种路径问题上的理解水平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匿“五个一批”的脱贫工程,除了上述提到的产业脱贫和易地搬迁脱贫外,还有生态补偿脱贫、教育脱贫、社会保障脱贫等三种具体的脱贫路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中把扶贫开发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必然结果。对于我们来说,扶贫脱贫首先是经济建设的事,其次又跟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一种全新的反贫困理念,是基于优质社会制度优势的大脱贫方略。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虽然提到过通过国外移民、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提高教育水平等途径来局部性的改善穷人的贫困状况,但那是在私有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尚未发展到激化状态时的暂时性措施,并非根本性的脱贫策略。中国共产党人在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又具有这种优势制度在新时代语境中的整体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创新性地把多维度的反贫困策略提升到精准脱贫的核心工程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和实践。通过生态补偿脱贫,我们既解决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就地转成护林员等就业手段的脱贫问题,又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教育脱贫,我们既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又促进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通过东西部协作扶贫,我们既解决了西部贫困县的脱贫问题,又通过这种方式畅通了党政机关了解贫困地区的渠道,推进了党员干部的作风转变和干部培养水平的提升。通过社会保障扶贫,我们既解决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问题,又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的发展。中国在2019年底,建成了覆盖超过13亿人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覆盖近10亿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其他国家是完全无法实现的。

中国脱贫攻坚实践的核心要素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精准坚持,对产业扶贫的重要作用的精准把握,又是对生态脱贫等多维度脱贫路径的精准实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对唯物史观反贫困思想的发展也是一种精准式的发展,它把这一思想中每一种观点的实践价值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中都发挥到了极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今天,对上述思想发展过程的准确梳理与总结,既能帮助我们深化对党史的理解,又能推动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在乡村振兴等新的实践中谱写更为灿烂的篇章。

参考文献:

[1]班纳吉、迪弗洛,2018年《贫穷的本质》,景芳译,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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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文选》,1993年,人民出版社。

[4]黑格尔,1961年《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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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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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7年、2020年,外文出版社。

[9]Mandeville,B.,1724,The Fable of the Bees,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