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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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东|竞争、斗争与工厂制度:青年恩格斯私有制批判视角的转变

摘要: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从竞争关系的视角展开了私有制批判理论。由于竞争的视角主要对应于资本与资本之间或劳动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而不直接对应于劳资关系的分析,因而,随着其解读思路从对私有制竞争关系之不道德性的批判,慢慢地转到劳资之间阶级斗争的理论层面,恩格斯把批判的重点逐步转向体现这种阶级斗争的工厂制度层面。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等文本中,恩格斯通过工业革命的视角对工厂制度作出了更为深刻的分析,从而在历史观上具备了向唯物史观发展的更多的思想潜力。

关键词:竞争;阶级斗争;工厂制度

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主要是从竞争的角度来展开其私有制批判理论的,竞争关系之不道德性是他的基本立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这一时期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是以自由竞争为理论前提的,从批判理论的针锋相对性来说,恩格斯也应该把竞争关系当作主要的批判对象。再加上他此时所阅读的那些被他称为“英国社会主义者”(如约翰·布雷等人)的著作大多也是从竞争关系批判的角度来展开理论分析的,同时,从事实层面来说,私有制条件下的竞争关系的确也充斥着欺骗与不道德性,因此,恩格斯从这一角度入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由于竞争的视角主要对应于资本与资本之间或劳动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此,尽管这一视角也可以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使一部分劳动者失业并活活饿死等角度来展开对私有制的批判,但严格地说,它并不直接对应于劳动与资本之关系的分析。因此,随着青年恩格斯的解读思路从对私有制竞争关系之不道德性的批判层面,慢慢地深入到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层面,他必然会把批判的重点逐步转向劳资之间的斗争性及体现这种阶级斗争的工厂制度层面。实际上,对劳资之间的斗争及工厂制度的重视,并非体现了恩格斯从竞争关系的理论层面上简单地转移出来,而是体现了他对竞争关系之社会历史基础的剖析。因此,即使是在他强调工厂制度等理论层面之重要性的阶段,恩格斯也不是不讲竞争关系了,而是对这种竞争关系作出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竞争与斗争:两个不同的解读视角


青年恩格斯在《大纲》中的竞争视角主要是用来阐述资本与资本之间、劳动与劳动之间、土地占有者与土地占有者之间的关系的,他从这一理论视角的确也得出了财富过剩、生产力与竞争关系的矛盾性等批判私有制的结论。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当他在阐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时,他用得比较多的是分裂或斗争概念,他认为:“经济学家还是把资本和劳动分开,还是坚持这两者的分裂,他只在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个定义中承认它们两者的统一。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 “这样,竞争就使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与土地占有对立起来,同样又使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力量较强的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要预卜这个斗争的结局,我们就得研究一下参加斗争的各方的力量。”至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说实话,恩格斯在《大纲》中并没有清晰地加以梳理。他一方面从私有制特性的角度得出了私有制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分裂与斗争的结论,并进而从资本与劳动的分裂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这一角度来论证私有制的反常性,他指出:“所有这些微妙的分裂和划分,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开和这一分开的完成,即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这一分裂正日益加剧,而且我们将看到,它必定会不断地加剧。但是,这种分开与我们考察过的土地同资本和劳动分开一样,归根结底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各占多少分量。”另一方面,他又从私有制条件下竞争关系的角度来论证资本之间、劳动之间、土地占有者之间的自由竞争之不道德性及对生产力发展的妨碍性。应该说,上述这两条思路在此时恩格斯的解读框架中都是具有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他此时批判私有制的理论路径。


对于此时的恩格斯来说,要想把这两条思路结合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把上述两条思路简单地相加或混合起来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把理论层面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问题,即需要从经济学维度上的竞争关系及政治学维度上的阶级斗争关系,推进到历史观层面上的生产方式之内在矛盾性的解读层面上。也就是说,只有把竞争与劳资斗争置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层面上,才可能看到竞争关系其实并非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而只是其表现形式,它本身的性质还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譬如,劳动与劳动之间的竞争只能影响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但不能决定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即由生产该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因此,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其实不能停留在对竞争关系之不道德性的批判上,还应该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的批判之理论层面上,否则的话,在批判视角上就有可能用竞争关系的不公平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说:“在我们的全部研究中,已经一再指出,我们的出发点始终是,商品从而劳动能力是按其本身的价值来支付的,我们只是从这一基础出发来考察剩余劳动的变化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没有谈到由竞争造成的工资的实际削减等问题。例如,由于加班加点,不用增加工人人数就可以增加劳动供给;或者,一部分工人加班加点,而另一部分工人完全无事可做或只做半工。”其原因正在于此。同样,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层面,我们才能看到劳资之间的斗争尽管的确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但这种斗争的性质或结果恰恰不能仅仅从政治学的维度上来加以理解,譬如,把这种斗争的结果仅仅看成是由在这场斗争中谁的力量更强来决定的,而是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斗争的性质和结果。也就是说,在这场斗争中谁的力量更强这一点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所决定了。


这不能怪此时的青年恩格斯,因为即使对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伟大思想家来说,唯物史观的达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有一个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客观地说,此时的青年恩格斯能够在私有制批判的层面上来建构对竞争关系及劳资斗争关系的解读,已经表明了他在这两个主要问题的解读上超越了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视域。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谈到了竞争及劳资关系问题,但他只是把它们当作一种既定的经济学事实来看待的。在谈到竞争关系时,他说:“市场上任何一个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商品的有效需求,那些愿支付这商品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数量的供给。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愿得不到这种商品,宁愿支付较大的价格。于是竞争便在需求者中间发生。而市场价格便或多或少地上升到自然价格之上。价格上升程度的大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及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所引起的竞争热烈程度的大小。”在谈到劳资关系时,斯密用的是契约而不是斗争概念,“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订的契约。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但在一般的争议情况下,要预知劳资两方谁占有利地位,谁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决非难事。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缺乏私有制批判的理论视角,斯密当然不可能看到竞争关系的不道德性以及劳资之间所谓契约关系的斗争性本质。


即使是跟恩格斯在《大纲》中提到过的英国社会主义者相比,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也要显得略微超前一些。约翰·布雷、威廉·汤普逊等人尽管也分别谈到了竞争关系的弊病以及现有社会制度导致了劳资之间的对立,但他们所理解的竞争只是笼统的个人竞争,而不是青年恩格斯所讲的资本之间、劳动者之间、土地占有者之间的具体的竞争关系。由此,竞争的弊病在他们眼里主要体现为利己主义原则的泛滥及其所导致冲突、嫉妒、憎恨等行为上,而不是像此时的青年恩格斯所讲的那样体现在财富过剩、劳动力过剩等客观现象上。譬如,布雷说:“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每一桩关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案件,或多或少是受常常提心吊胆和你死我活的竞争原则所支配的……在它的指导下,一切的人都只管自己的利益了,并且是各管各的分开来了。于是每一个人都是听其自由去增进他自己的个别利益,而不管他所交往的人的利益和福利了。”因此,尽管他们也像青年恩格斯那样谈到了私有制度导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离与对立,但他们无法像此时的青年恩格斯那样,把这种劳资对立的思路与竞争关系之弊端的思路并存起来(尽管恩格斯还没有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构成私有制批判的解读框架。因为对此时的恩格斯来说,正是由于私有制导致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裂,所以竞争关系才会体现在资本之间、劳动之间及土地占有者之间关系的层面上,而这三者本身之间的竞争又会导致劳动者的失业及由此而来的劳资之间的分离与斗争关系的加剧等结果。我们之所以说青年恩格斯此时还无法把竞争的思路与斗争的思路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是因为他暂时还无法解读为什么竞争关系必然导致工人的失业、为什么私有制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及斗争等现象。但布雷、汤普逊等人由于在竞争关系理解上的相对滞后性,因而在私有制批判的整体思路要略微落后于青年恩格斯。


从《大纲》的整体思路来看,恩格斯主要是从竞争关系之不道德性的角度来展开对私有制的批判的,但他的批判思路中的那条资本与劳动相分离及对立的线索一直与上述竞争关系的解读线索并存着,始终没有离开过其解读框架。而且,由于青年恩格斯私有制批判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展开对劳资对立关系的批判,即要站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统治,因而,从其批判理论发展的方向上看,他必然会越来越关注劳资对立的线索,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对竞争关系的批判之维度上。应该说,《大纲》时期青年恩格斯才刚刚开始展开对私有制的批判,所以,他是通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来展开其私有制批判理论的。随着他在私有制批判问题上的思想不断丰富起来,对劳资对立关系的关注必然会在其批判理论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在《大纲》的最后部分,青年恩格斯已经开始对资本(或土地占有)与劳动之间的斗争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谈到竞争问题时,恩格斯说:“这样,竞争就使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与土地占有对立起来,同样又使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力量较强的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说实话,仅就这句话还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恩格斯在前面讲到竞争与垄断的问题时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但在紧接着上述引文之后,青年恩格斯对资本(或土地占有)与劳动之间的斗争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而这在前面的论述中是没有的。他说:“首先,土地占有或资本都比劳动强,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占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占有过活。其结果是: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占有所得。此外,较强的工人把较弱的工人,较大的资本把较小的资本,较大的土地占有把小土地占有从市场上排挤出去。实践证实了这个结果。”显然,恩格斯在此处已经开始对资本(或土地占有)与劳动之间的斗争关系进行专门的阐述。必须承认,这段论述的确借鉴了斯密在《国富论》第八章中论述劳资双方围绕劳动工资所展开的争议时说的一段话:“况且,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地主、农业家、制造者或商人,纵使不雇用一个劳动者,亦往往能靠既经蓄得的资本维持一两年生活;失业劳动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已不多见,能支持一个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简直没有。就长时期说,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雇主的需要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不过,在斯密把这种劳资关系只是当作一种争议中的经济事实来看待的地方,青年恩格斯恰恰看到了劳资之间的斗争性以及私有制的弊端。这既是他的政治立场之反映,同时又为他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推进对劳资斗争关系的解读奠定了基础,因为青年恩格斯此时是把这种斗争关系与资本、劳动、土地占有这三个因素本身之间的竞争关系并列起来加以研究了。而一旦他开始思考为什么上述这三个因素本身之间的竞争会带来劳动与资本或土地占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那他就会把此时的斗争与竞争并列的解读框架,继续推进到一种对私有制批判来说更加科学的理论框架,譬如生产力与工厂制度、生产力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等解读框架之中。


二、工厂制度:一种新的解读视角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在《大纲》中主要是从资本在劳资斗争中处于力量较强的地位这一角度来阐述劳资斗争关系的内涵的。但重要的是,在《大纲》的结尾处,青年恩格斯还引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阐述资本及土地与劳动之间的斗争关系,即工厂制度的解读视角。他是从科学发明的作用这一中介形式来引出工厂制度这一新视角的。“在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前两个要素比劳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越条件,那就是科学的帮助,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连科学也是用来反对劳动的。例如,几乎一切机械发明,尤其是哈格里沃斯、克朗普顿和阿克莱的棉纺机,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力而引起的。对劳动的渴求导致发明的出现,发明大大地增加了劳动力,因而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求”。在恩格斯看来,由科学所推动的机器的发明是导致工厂制度建立的直接原因,“考虑到机器的作用,我有了另一个比较远的题目即工厂制度;但是,现在我既不想也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个题目。不过,我希望不久能够有机会来详细地阐述这个制度的极端的不道德,并且无情地揭露经济学家们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出色的那种伪善。”从后来的文本情况来看,恩格斯在紧接着《大纲》而写作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都对工厂制度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那么,对于此时的青年恩格斯来说,工厂制度为什么是一个新的解读视角呢?这是因为他此时所提出的这个工厂制度概念中已经包含了工业生产的技术维度及社会维度在内。就恩格斯目前的解读水平来说,前者是由因机器发明而大大增加了的劳动力或生产力来体现的,后者是由伴随着这种生产力的增加而出现的工人失业、劳动者工资降低、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能力被破坏等因素而表现出来的。“棉纺业中最近的重大发明——走锭纺纱机——就完全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引起的;这项发明使机器做的工作增加了一倍,从而把手工劳动减少了一半,使一半工人失业,因而也就降低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这项发明破坏了工人们对工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坚持与资本作力量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参看尤尔博士《工厂哲学》第2卷)”。客观地说,与他在《大纲》前面部分的阐述中所提出的生产力(即人们的劳动能力)与竞争关系的矛盾的解读思路相比,恩格斯此处围绕着工厂制度概念而建构起来的工业生产的技术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的内在矛盾性的解读框架,显然要向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方向又迈出了一步。因为与笼统的人的劳动能力相比,恩格斯从基于机器发明而大大增加了的劳动力的角度来理解的生产力或劳动力概念,显然会因为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现实内容而在生产力概念的理解上具有更多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同样,与笼统的竞争关系相比,恩格斯此时从机器发明所带来的劳资关系变化的角度来诠释社会关系的内涵,因而在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上显然具有更多的内在矛盾性特征。


我们知道,此时的恩格斯是通过阅读安德鲁·尤尔的《工厂哲学》而了解机器生产及其工厂制度的。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指出,尤尔在《工厂哲学》中非常明确地谈到了自动机器体系与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方面的不同:“当亚当·斯密在写作他的经济学传世之作的时候,自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知,由此,他很自然地认为分工是工厂手工业不断进步的主导原则……不过,在亚当·斯密时代是一种有效阐释的东西,今天却极有可能使大众对工厂工业的真正原则产生误解。事实上,分工,或者说把工作适应于各人不同的才能,在自动工厂的运行中是几乎不被考虑的。相反,在每一个需要特殊的灵敏性及操作精确性的劳动过程中,这种操作总是尽可能地不再由熟练的但总是会做出各种不规则动作的人来完成,而是由某种特殊的机械来完成,这种机械是自动工作的,所以只要一个小孩就能看管好它。”当然,尤尔在这一著作中的确也谈到了自动机器体系会造成工人的失业等问题,“事实上,机器体系的任何改进都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目标和趋势,那就是尽可能地取消人的劳动,或者通过用妇女及小孩的劳动来替代成年男子劳动、用未经训练的普通人的劳动来代替熟练技工的办法,来降低劳动成本。”这里的问题是:恩格斯此时对尤尔《工厂哲学》中关于机器体系的理解,似乎只是停留在比较有力的劳动工具的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机器体系所建构的新劳动过程的层面。对他来说,机器使用的后果就是劳动力的大大增加、手工劳动减少、一半工人失业,并进而导致对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力量的破坏等等。客观地说,这对于《大纲》时期的恩格斯来说也是正常的,因为他此时主要关注私有制所导致的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及斗争,至于机器体系所推动的新劳动过程的建构,目前还暂时处在他的解读视域之外。恩格斯在《大纲》的结尾部分说:“由于我们的文明,分工无止境地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只有在一定的机器上被用来做一定的细小的工作才能生存,成年工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根本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职业,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又忘记了呢?”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三、工业革命与对工厂制度的新认知


青年恩格斯在《大纲》中只是从机器生产的角度初步提到了工厂制度的概念,但显然还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的解读。这项工作是在《大纲》之后完成的。在写于1844年1月初至2月初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恩格斯通过深化对机器生产的技术维度及社会维度的研究,对工厂制度的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此时的恩格斯清楚地把握住了在英国所发生的社会革命的意义,尤其是跟法国的政治革命及德国的哲学革命相比所具有的非凡意义。他写道:“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在英国已经进行了七八十年,目前正在向着自己的决定性关头快步迈进。”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社会革命就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对这场工业革命的性质及内容把握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决定了恩格斯对工厂制度的理解推进到什么程度。


在机器生产的技术维度上,此时的恩格斯敏锐地抓住了蒸汽动力这一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他说:“虽然珍妮纺纱机降低了纱线的生产费用,并且由于扩大了市场而给予工业以第一推动,但是,它几乎没有触及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生产的性质。只是在阿克莱和克朗普顿的机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机建立了工厂制度以后,运动才开展起来。最初出现的是使用马力或水力的比较小的工厂,但它们很快就被使用水力或蒸汽力的比较大的工厂排挤了。第一个蒸汽纺纱厂是瓦特于1785年在诺丁汉郡建立的;随后又有另一些厂建立起来,新的制度很快就普及了。”我们知道,当恩格斯在《大纲》的结尾部分阐述到机械发明及工厂制度时,他只是提到了克朗普顿和阿克莱的棉纺机,但没有提到瓦特的蒸汽机。而他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却明确地认为只有当阿克莱和克朗普顿的机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机结合起来的时候,工厂制度这种“新的制度”才真正建立起来。而且,恩格斯还明确地指出,只有这一维度上的机器生产才触及了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恩格斯此处所讲的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其实是指整个工业体系的扩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新变化。


需要看到的是,《大纲》中,青年恩格斯在阐述机器生产时,由于没有关注到蒸汽动力的这一关键要素,因而,他在理解工厂制度的技术维度时,主要关注的是机器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力并由此而把手工劳动减少了一半、使一半工人失业。而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从基于蒸汽动力的工厂制度的角度所看到的,则是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即机器生产对整个工业体系的扩展及其在社会关系维度上的影响,指出:“所有的机器都经过了无数次微小的但总起来却很有意义的改进,而每一个新的改进都给予整个工业体系的扩展以有利的影响。所有的棉纺织业部门都革命化了。由于采用机械的助力,同时由于化学的进步使染色和漂白有了改进,印花布的水平空前提高;针织业也卷入这个潮流。从1809年起,细棉织品、绢网、花边等开始用机器生产。”他甚至还谈到了由这种工业革命所引起了其他部门的变化,如金属加工业、采矿业、交通业等等。一句话,对此时的恩格斯来说,工厂制度的技术维度主要体现在对整个工业体系的拓展上。“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随着棉纺业的革命化,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


熟悉《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文本的人很容易看到,这段话跟《形态》中的下述这段话很相像:“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每一个历史活动。”这说明《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青年恩格斯在对工业革命或机器生产的社会意义的理解上,已经完成了从政治观(即因机器生产而导致工人失业)向历史观(即给予整个工业体系及社会关系的拓展以有力的推动)的转变。而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在历史观上来理解工业革命的意义,才可能真正把工业或生产力的维度在人类解放层面上的意义彻底地挖掘出来,才可能真正把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真正理解为基于内在矛盾运动的唯物辩证的关系。


恩格斯此时在机器生产的技术维度上的思想推进也带来了他在机器生产的社会关系维度上的思想变化。在《大纲》的结尾处,恩格斯主要是从资本反对劳动的角度来阐释机器生产所导致的社会关系之内涵的。虽然从总体上来说,这种观点并没有错,但他事实上没能对这种观点进行细致的论述,尤其是没有对资本家与在岗工人之间的矛盾作出具体的论述。这显然只是从政治学(或者说政治斗争)的角度来把握机器生产之社会关系维度的结果,还没有把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础扎实地奠基在历史观的层面上。而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在阐述英国的社会革命时,恩格斯对工业革命在纺织业、采矿业、金属加工业、交通业等各个部门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十分详细的阐述,并作了如下的总结:“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前进运动会传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门。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新产生的力量需要营养;新产生的劳动人口带来了新的生活关系和新的需求。”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产业部门相互联系在一起,使越来越多的个人在基于工业革命的社会关系网中共同劳动着。恩格斯之所以要这么做,其目的就在于要告诉大家:他所关注的那种社会关系,其实并不是笼统的在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譬如仅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关系,而是已经挣脱政治等因素的束缚并成为政治因素之基础的那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譬如,由上述工业革命所建构起来的、存在于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中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或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此时的恩格斯对“社会的历史”、“社会关系”等概念都有十分清晰的界定。在谈到前者时,他明确地指出:“换句话说,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在逐渐走向社会的历史,可是他们还没有社会的历史。在大陆,也有穷苦、贫困和社会压迫,然而这对民族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相反,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却具有全国性的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大陆,社会因素还完全隐藏于政治因素之下,还丝毫没有和后者分离;而在英国,政治因素已逐渐被社会因素战胜,并且为后者服务。”透过工业革命的视角来解读社会的历史,使此时的恩格斯的“社会因素”概念具备了向经济基础概念发展的潜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说法国、德国的穷苦及贫困对民族的发展没有影响,而英国工人的贫困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谈到社会关系概念时,恩格斯同样也贯彻了上述这种思路:“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在17世纪的动乱以后,社会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并采取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说1790年。”在论及工业革命条件下的社会关系时,恩格斯说:“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恩格斯此处透过社会关系的视角,不仅提出了工业力量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属于全人类而只属于少数资本家的结论,而且还明确地提出在私有制条件下一切交往都只能由商业交往这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些观点跟《形态》中的“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等观点相比,虽不能说已经完全相同,但至少可以说具备了向后者发展的理论基础。


在工业革命、社会关系等维度上的上述理解,不仅使青年恩格斯具有了向唯物史观发展的思想潜力,而且也使他在对劳资斗争问题上的理解能力获得了提升。此时的他不再专注于因工业失业而导致的劳资对抗上,而是从工业革命所造就的无产阶级的角度来推进对“工人”的理解。他指出:“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1780年以前,英国的无产者很少,这是上面所描述的英国社会状况必然产生的结果。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新的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恩格斯此处的“新的工人阶级”显然已经站在上述所讲的社会关系的层面上。这种“工人”一旦被置放在社会历史过程的层面上来加以深化,就可能朝着马克思后来所说的雇佣劳动概念的方向发展。从这一角度再来谈论劳资对抗,显然就会比以前要深刻得多,尽管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对劳资对抗的内容展开得不多。从总体上看,此时的恩格斯在工厂制度的技术与社会维度上的这种新理解,既体现了他对《大纲》时期初步提出的工厂制度观点的深化,也预示着他在以后的思想发展中必将用交往形式等新概念来取代此时的工厂制度概念,并对社会关系的内涵以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等问题作出更为清晰的解读。









本文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文本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研究”、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在西方学界的三大转向及其评价”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唐正东,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迄今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出版著作10多部(含译著及合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研究课题10多项,获得各类学术奖励20多项。现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等职。

文章来源于:南京大学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