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平田清明:宗教与马克思主义(二)

Ⅱ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点

作者简介:平田清明(kiyoaki hirata)(1922-1995),日本经济学家。专业方向为经济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经济学博士。原经济理论学会全国干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市民社会论。

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点众所周知,日本精神史上有两次极其重大的思想运动,一个是基督教,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远至天主教禁制下的日本基督教徒,近到昭和初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战时的基督教徒,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是日本思想史宏大史诗的一部分。然而,在此前的思想史研究中,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思想中,有多少是共通的,又有多少是有区别的,真正对其进行的研究极为少见。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的研究,可以说几乎没有。

我想通过本篇的讨论,就欧洲的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与区别作个尝试性探讨,希望能为理解日本思想史中的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供一点启示。

我们通常会认为,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就如同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是互为异质的、不可交集的两种不同的思想(矢内原忠雄、大塚久雄等先贤的思想另当别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西欧,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以基督教的历史性存在为前提的,是在批判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很明显,两者之间至少存在一层否定的关联。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史实上,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成上来看,要否认两者之间的这层否定的关联,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很奇怪的是,日本的研究学者们甚至连这层否定的关联都没有发现。我国在引入欧洲精神史上堪称大事件的两种思想即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时,没有积极重视两者之间的关联,而是直接将两者作为完全独立的两种思想引入国内。这种思想引入方式,决定了其后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存在形式。日本的近代的超越在思想上成效甚微,其中一个很大的要因就在于此。

矢内原忠雄(1893-1961),日本经济学者、东京大学总长。生性耿直、一身正气。他从基督教的思想立场出发,反对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反对日本发动“9·18事变”全面侵华,在报纸上放言“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注:指日本)埋葬掉!”因而被迫辞去教授职务;战后的1951年,身为东京大学总长的矢内原忠雄,又因在校园内发现了当局的特务活动,为大学自治和学问自由,他强硬地和警方当局对着干。

那么,西欧社会中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否定关联,具体是什么内容呢?我想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区别着手展开讨论。

欧洲的基督教是从私人个体的固有矛盾中产生的自我认识,是市民社会现实发展的精神原动力(可参考宗教改革→市民革命→近代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同时还是从观念上扬弃市民社会之后自我形成起来的。市民社会的观念上的扬弃,促成了市民社会的现实发展,这一点是典型的历史反论。只有从观念上扬弃市民社会私人的、排他的消极面,才能实现市民社会中个体主体性的提高这一积极的结果。(从经济学上来看,货币拜物教的形成及其控制,衍生出了内面的=抽象的个人的勤劳与节俭等新教伦理,为迈向产业资本主义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次,基督教从观念上对市民社会这个近代市民眼中的对象性社会形态加以扬弃,将外在于人的自然对象物纳入观念的世界,将其人化。这种自然的人化过程,加剧了对特殊历史的人加以批判的意识。在基督教,尤其是原始形态的基督教、以及改革时期的基督教中,终将交由未来评判的现在、与形成现在的过去(即原罪)两者之间,一直积极地进行着人格的=历史的对决。即,历史意识在基督教中确立起来。最后,当这种历史意识、自我意识开始积极扬弃私人个体的自我矛盾时,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建设同为神的子民的同胞社会(共同体)。同时,通过获得这种同胞性,人们开始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重新融合。由此看来,基督教首先是个人的意识,同时也是自觉实现并推进个人与个人组成“类”的社会意识。不,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种个人意识,因此才形成自觉的、积极的社会意识,其中包涵基督教特有的内在宗派性。

以上提出的基督教四大特征,马克思主义都逐一继承下来,当然,是批判地继承。

(基督教的以上四个特征,从其原型、以及本质上来看,可以归结为被压迫者的自身解放运动。至少,从基督教原型上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基督教实际上是从被压迫者立场出发的对私人个体的批判,是自然的人化过程中的努力,是对发端于原罪的现实的审判,是为此形成的自我防御的、创造未来的斗争组织。马克思主义正是继承了上述内容,下文将展开论述。)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是对基督教的批判的继承,首先,体现在基督教是在观念的世界中扬弃私人个体的自我矛盾,而马克思主义则将其提升到现实中加以扬弃。自然的人化过程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中达到自我实现,实际上也体现了与基督教存在否定的关联。其次,马克思主义,将历史理解为一个从共同体(commune)→共同体的解体即私人所有的社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即实现真正的共同体(commune)的过程。马克思将自觉促进这一过程发展的活动定义为“共产主义”(communism),这实际上也是基督教中的历史意识的现实展开。马克思在基督教中冠以“原罪”之名的宗教名词中,发现了“私人所有”。基督教中的失乐园,正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古代共同体。基督教中通过审判重新恢复的乐园,正是马克思主义中通过革命而重新建立的共同社会(commune)。实现这一目标的组织,正是上文所述自我防御的、创造未来的组织。《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对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深信不疑的被压迫者自觉形成组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母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获得了现实的基础,因此,形成的革命组织从理论上坚信未来终将获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否定关联的接点,从这里可见一斑。

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否定关联尤其是其否定性,体现在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认识差异上。即使是基督教,也并不是没有批判性地意识到古代奴隶制的问题,中世纪的农奴制亦是如此。当时的农民战争往往采取宗教战争=宗教改革的形式,正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总而言之,我们不能说基督教未能批判性地认识到旧市民社会的阶级结构,相反,正是这种对旧市民社会中的身份差异、人格差异进行批判的基督教意识,确保了其社会阶级结构。(注意:古代阶级社会、中世纪阶级社会,不同于近代社会,是形式上=法制上的身份社会。)然而,基督教并没有看到,旧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中现实的王即货币,将这种身份的差异深化为阶级差异。这是基督教的市民社会批判的局限性。正是由于缺乏上述明确认识,已经在观念上扬弃了身份差异的基督教,仍然成为古代、中世纪市民社会中唯一的公认宗教,成为古代市民权力与中世纪领主权力的主导性思想。马克思的基督教批判,主要将焦点放在阶级认识上,从阶级认识的理论始源、即货币=拜物教的思想出发展开批判,这一点绝非偶然。在这里必须补充一点,并不是说基督教中完全没有对货币的批判性认识。下文中也会展开论述,这里简单提一句,货币批判实际上正是基督教的特征所在。基督教中缺少的并非对货币的批判意识,而是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货币是导致社会成为阶级社会的根源。其主要原因在于原始基督教产生于共同体解体、阶级社会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在那个根本无法对类型与阶段迥异的不同阶级社会的人类历史变迁作出批判认识的时期,当时的货币认识决定了基督教中货币认识的不足。后世的我们,在认识到基督教的理论局限性的同时,并需要肯定在当时历史局限性之下仍然能够最先提出对货币的批判性认识的原始基督教的伟大之处。马克思正是从原始基督教尤其是《启示录》中汲取了养分,为其货币论奠定了决定性的理论基轴,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具体内容,请参考本书的第五章《马克思论经济与宗教》,特别是其中“Ⅲ作为基督教批判的市民社会论”中“货币拜物教与《启示录》”部分。)

最后,关于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关联问题,再次强调,基督教是在观念上实现同胞社会(共同体),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以建设现实的共同社会为目的,与阻碍其前进的一切力量进行现实斗争的过程。基督教是为了确保其自由,与阻碍其前进的政治权威、以及货币权威进行的自我防卫形式的斗争,以精神斗争为主要特征,因此,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与政治权威和货币权威进行斗争。而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尽管其本身是一个思想运动,但是这种思想运动性,是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发展的一种形式,因此,对于阻碍其发展的一切政治权威、以及其直接对立物即资本权威,采取的是积极的斗争方式。随着欧洲近代政治民主主义的确立,基督教失去了其最直接的压迫者,因此,尽管看到了其最本质的对立物、即私人所有=市民社会的消极面,但是,并没有完成对私人所有=市民社会的批判。此时,马克思主义代替基督教担负起推进被压迫者解放运动的重任。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