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可能性的重量

抑郁症威胁着必须选择如何做自己的人，就像原罪困扰着敬畏上帝的灵魂，又像内疚在撕裂陷入内在冲突的人。抑郁症不仅是心理的不幸，更是一种生活方式。20世纪下半叶，关于个人性的最重要事实是：无限可能的想法对抗着无法掌控的现实。抑郁症的兴起凸显了这种对峙所导致的紧张和压力，因为关注“允许”问题的世界已经让位给了“可能性”的世界。

写这本书的灵感来自科幻作品，尤其是大卫·柯南伯格的电影。这位导演探索了人的内心世界。但他探索的不是敏感的人或神经质的人的内心，他忽略了那些“婚床上”的失败者，这些人曾在一个世纪前是弗洛伊德的主要顾客（女性居多）。柯南伯格的剖析镜头捕捉到了令人眩晕的精神景观——它深入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人们的变异血肉中。他的镜头在人的“动物性部分中”2四处翻查。双胞胎、远程传输、药物、视频和车祸，这些都是他用来描绘人类内心变异和身体突变的手段。在电影《苍蝇》（1986）里，主人公的身份在人类和昆虫之间摇摆不定，药物介入了主人公从人类转向畸形的过程。在刚开始变异时，主人公发现自己能力倍增，他成了自己的强大主宰，一切变得皆有可能——这是他的尼采时刻。在电影《孽扣》(1988)里，一对双胞胎变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同性爱人”，他们之间的最小（冲突）距离失效了，这个距离本可以让他们作为两个不同的个人，彼此独立。在这条“走向颠倒的路”上没有冲突，我们看见的只是两个融合在一起的人，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将这对男人分开，他们无止境地陷入上瘾的境地。如果那个必须选择如何做自己的人是“树上最成熟的那颗果实”，那么，这颗果实会最先坠落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它的民主时刻。

在双重性里粉碎人的身份（《孽扣》），在人类与昆虫的身份中犹豫不决（《苍蝇》）。这些电影分别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当代人的困惑：以相同的事物代替冲突，而绝对的陌生感又使冲突再次出现（主人公到底是一只苍蝇，还是说他仍存有部分人的身份，只是一个生活在苍蝇外表下的主体?）。离我们最远的存在和离我们最近的存在互相交织。《苍蝇》这部科幻电影剖析了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给观众带来了大脑的愉悦。柯南伯格遵循着一个定理：某种东西在我们体内变异，但我们从未离开人类的范畴。

这正是抑郁症和成瘾教给我们的东西。可能性的大陆随着旧有道德体系的衰落逐渐浮现且逐步稳固，而抑郁症和上瘾却带着我们走到其中的一些区域。在这个空间中，有着“不存在禁止的违背”，还有不存在放弃选项的选择和不是疾病的异常。其中显然存在一些有关内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民主社会的一个人类学分支已经开始专门研究它们。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更多不是展示科学成果，而是希望描述正在发生的“这个心灵结点”的变化，正如詹姆斯·G. 巴拉德（James G. Ballard）所说，它是“外部现实与精神宇宙在一种独特振动中的相遇”。这就是精神病学和精神病理学在理解人类时选择的兴趣切入点。两个学科的语言都是为了描述这些构成人的不可捉摸的振动。我不想像念咒一样重复“主体危机”这个词，而是更希望用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说明主体性变化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前景。

从抑郁症里无迹可寻的主体到成瘾问题里对失去主体的怀念，从做自己的激情到自我奴役，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走向颠倒的路”。

1800年时，病态的人的概念随着“疯癫—谵妄”这个极点的出现而出现。1900 年时，病态的人的概念因为内疚造成的困境而有所改变，因为内疚撕扯着在试图超越自己的过程中变得神经兮兮的人。2000年时，病态的人是在责任感方面出现问题的个人，但他已经从父辈的法律、旧有的服从体系和对外部规则的顺从中解放了出来。抑郁症和成瘾分别是主宰者个人的正面和反面，这样的个人相信自己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而事实上他是一个“具有双关意义的主体：他既是行动者主体，又是病人主体即病人”。

抑郁症用很具体的方式提醒我们，做自己的主人并非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我们的内心会起起落落，会收缩也会放松。既然抑郁症还能让我们宕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抑郁症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从没有离开过人类的范畴，人类仍然被束缚在一个意义系统中。它既超越了我们，又构成了我们。象征维度同样是人类的一部分。在过去，宗教担负了象征维度，负责给每个人分配不可抗拒的命运。从传统的民主逻辑来看，人类掌握了自己的历史。从当代技术逻辑来讲，人类掌握了自己神经质的身体。抑郁症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是在无限可能的时代存在着无法掌控的领域。我们的确已经有能力从自然角度去操纵自身的精神和肉体，我们的确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突破自己的极限，然而，这种操纵无法将我们从任何东西里解放出来。因为尽管限制和自由在改变，但人类“无法缩减的部分”并没有减少。它们只会改变——但不增亦不减，而我写这本书正是希望帮助读者了解这些改变。弗洛伊德曾认为，“人因为在放弃程度上无法达到社会的要求，才会变得神经质”。那么，我们可以说，抑郁症是因为人必须忍受一切皆有可能的幻觉才会产生。

抑郁的向内爆发和成瘾的向外爆发相对应，抑郁症患者的匮乏感和瘾君子向外寻找感觉相对应。抑郁症，这个疾病的交叉点，被我用作了转向的十字路口，为的是描绘现代主体性的这种转变，现在的人们不得不承担把自己照顾好的繁重任务。现在，选择才是常态和规范，不稳定性是它的代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疾病才构成了当代内在世界的阴暗面。主宰者个人的公式是：精神自由和个人能动性，身份不安全感和行动无能。

在这种摇摆里，蕴含着一些对我们集体心理十分关键的东西。毫无疑问，现在的我们在思想上仍然过于拘泥于对冲突主体的僵化看法。因为在思考人面临的新问题和了解自己方面，我们做得很差，思考工具极其匮乏。同理，在创造一个新的未来方面，也是如此。现在的我们还在哀叹逝去的美好时光，感叹当时的界限是多么分明，当时的进步又是如此确定无疑。这些表现说明我们还留恋回溯带来的幻觉，所以，“现代性危机”现在才会依然成为被反复讨论的对象。然而，界限同样可以是场所，迷宫也可以是可驻留的空间——前提是我们能找到那根阿里阿德涅之线。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并非注定只能生产单子一样的人——这些单子一样的人只有在逛市场的时候才能短暂相遇，只会作为法律上的人去拟定合同，只能要么抑郁空虚地内爆，要么不断做出冲动行为，向外爆炸。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社会的政治参照系其实也在改变，公共政策的形式同样改变了样子，行动方式正在被翻新。

当问题不再是人是否获得了自由，而是人是否能够成为自己且具有行动能动性时，抑郁症和成瘾就变成了“无法控制”的代名词。它们提醒我们，未知是人类的一部分，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未知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会发生改变，但永远不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无法离开人的范畴。这是抑郁症给我们的教训。自我与自我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法再被缩减的极限距离，这是人类经验所固有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人才是自己的主人，才是自己行动的源头。

抑郁症是在保障一个迷失方向的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不幸，它是人展示能量时的代偿物。制订计划、激发动力和加强沟通，这些概念主导着我们的规范文化。它们是我们时代的通行密码。而抑郁症既是一种时间病（抑郁症患者没有未来），也是一种动力病（抑郁症患者没有动力，他们的行动变迟缓，语言变慢）。抑郁症患者很难制订计划；他们缺乏这么做的精力和动力。抑郁症患者无论体现为冲动还是强迫，他们都处于抑制中，他们与自己和他人都沟通不畅。他们与我们的社会化规范正好相反。了解这点，我们就不会对“抑郁”和“上瘾”两词在精神病学和日常用语中使用频率的爆炸性上升感到惊讶。因为责任被承担，随之而生的疾病就需要被治疗。有缺陷的人和冲动的人是雅努斯的两个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