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 | 葛兰西的二律背反：意义
书名：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作者：佩里·安德森
译者：吴双
出版方：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引言
葛兰西的思考在当代有什么意义呢？当今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被剥削阶级，仍然臣服于改良主义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葛兰西的统一战线策略旨在完成的任务，即争取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的觉醒和转变，至今仍未完成。正是在这一点上，葛兰西《狱中札记》最核心的主题依然有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在生死存亡的最后较量中，资产阶级将毫不犹豫使用武力镇压，此时，资产阶级的暴力机器将取代意识形态机器，强制将取代同意，走上前台。因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必然是一场军事斗争。
第五章：意义
正如我们看到的，葛兰西对自己问题的回答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不过，考茨基和卢森堡之间的辩论，卢卡奇和葛兰西之间的对比，今天至少可以推导出两个简单而具体的命题。将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实质上构想为一场运动战，就是忘记资产阶级国家的统一性和有效性，并使工人阶级进行一系列与之抗衡的致命冒险。将无产阶级战略从本质上说成是一场阵地战，就是忘记革命形势必然具有的火山喷发似的突然性。这些社会形态的性质永远无法长期保持稳定，如果不想错过夺取权力的机会，就需要攻击的速度和机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起义，有赖于大胆行动的艺术。
就葛兰西而言，阵地战公式的不足之处与他对资产阶级权力分析的模糊性有明显的关系。需要记住，葛兰西将“阵地战等同于“市民霸权”(civil hegemony)。因此，正如他对霸权的使用往往暗示西方资本主义权力结构本质上建立在文化和同意的基础上一样，阵地战的概念也倾向于暗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工作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转变，因此它等同于统一战线，目的是争取大多数西方无产阶级加入第三国际。在这两种情况下，强制的作用——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工人阶级的起义——都趋于隐退。葛兰西战略的弱点与他的社会学的弱点是相互呼应的。
这些过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战略的辩论在当代有什么意义呢？任何对当前问题的真正讨论都会涉及许多这里没有提到的问题。语文学考察的局限性决定了这些不可避免的限制。一些核心问题，诸如劳工运动中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相互联系，工人阶级在主要是后农民(post-peasant)社会中的联盟、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代性质、双重权力可能的催化剂和形式、更先进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发展——比任何过去的先例都更广泛更自由——在这里都被省略了。然而，孤立于前述问题去考虑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和工人阶级推翻它的策略，可能会导致一种不负责任的抽象——除非始终记住在西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其他的必要元素。如果我们接受这个限制，那么从本书重构的遗产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限于篇幅和场合，就讨论的主题，这里只讲两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表明，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在最后的较量中，镇压的武装机器将取代议会代表制的意识形态机器，在资本主义阶级权力的结构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是工人革命的终极障碍，只能通过先发制人的反强制(counter-coercion)来打破。在19世纪，街垒是后者的传统象征。然而，列宁早就指出，这些堡垒往往具有道德而非军事功能：它们的目的既是与士兵之间建立兄弟情谊的方式，也是对付他们的武器。用列宁的话说，在任何革命中，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不仅是与(against)军队作战，而且是为(for)军队而战。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口头说服他们加入无产阶级阵营，而且意味着群众通过“实际斗争”(physical stuggle)争取他们站到革命一边。
只有当国家的镇压机器本身分裂或瓦解时，起义才能成功就像在俄国、中国或古巴那样。换句话说，必须打破将强制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共识“协议”(consensual convention)。今天西欧、北美和日本的军队都是由从被剥削阶级中征召或招募的士兵组成的，他们具有在普遍危机中瘫痪反革命动员的潜在能力。因此，政治斗争的一个关键目标是以阶级的胆识和决心对士兵采取行动，打破国家镇压机器的统一性。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起义始终是一种政治行动，根本目的不是要给敌人造成伤亡而是要团结所有被剥削的群众，无论是穿着工作服还是制服无论男女，去创造一种新的大众权力。然而，它也必然是一项军事行动。无论工人阶级在分裂国家强制机器（军队或警察）方面多么成功，将主要部分从中剥离出来，并将它们争取到革命事业中来，仍然会始终存在一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核心力量他们经过特殊训练，拥有特别强悍的镇压职能，无法改造他们，只能击败他们。彼得格勒卫成部队投靠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冬宫里的容克人和哥萨克人仍然负隅顽抗。步兵和炮兵可能已经起来支持葡萄牙的社会主义事业，突击队和空军仍然完好无损镇压革命。
如果一国国内的镇压机器瓦解得太突然或太剧烈，外国资产阶级国家控制的更强大的军事机器就会进行外部干预——当本地的资本出逃，导致储备太少时，强制的“外国货币”就会流人。从俄国到西班牙，从古巴到越南，这些例子都是常识。敌人武装机器的双重性(duality)——国内的或国际的——是每场革命不变的要素。托洛茨基准确地把握住了关键：“工人必须事先采取一切措施，通过预先的鼓动将士兵拉到人民一边：但与此同时，他们必须预见到，总是会剩下足够数量的可靠或半可靠的士兵，可供政府调造去镇压起义；因此，问题最终还是必须通过武装冲突来解决。”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最终是由强制手段决定的，这一点也适用于强制机器本身。在革命危机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可以削弱资产阶级军事机器，感召其成员，但专业反革命部队的死硬核心——海军陆战队、伞兵部队、防暴警察或准军事宪兵——只能通过群众的强制攻击一扫而光。自始至终，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则既体现又拒斥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
只有当群众切实体验到无产阶级民主明显优于资产阶级民主时，这样的革命才会在西方发生。在西方社会，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途径，是无可争辩地代表绝大多数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自由。真正的工人民主会释放群众尚未被开发的能量，提供足以结束资本统治的爆炸力量。必须在夺取国家政权，在结构上取消旧秩序之前，就开始展示一种新的、非特权的自由。这种必要重叠的名称是双重权力(dual power)，它出现的方式和手段——无论是否存在工人政府——构成了任何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中间问题。然而，目前来看，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离这个门槛还有一段距离。毫无疑问，当今每一个主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大多数被剥削人口，仍然以某种方式服从改良主义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葛兰西《狱中札记》中最持久的政治主题才变得有意义。统一战线旨在完成的任务，五十年后仍未解决。北美、西欧和日本的群众还没有被革命社会主义争取过来。因此，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意识——列宁临终前对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最后战略建议，葛兰西在监狱中的首要关切——今天依然有效，它在历史上从未被超越。当务之急仍然是必须先赢得工人阶级，然后才谈得上夺取权力。实现这种征服的手段——不是征服国家机构，而是工人的信念，尽管最终两者不可分割——是当今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战略的首要议题。
在这些问题上的国际辩论，引发了卢森堡、列宁、卢卡奇、葛兰西、波尔迪加或托洛茨基之间的分分合合，是欧洲工人运动最后一场伟大的战略辩论。从那以后，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进行与群众有任何直接联系的革命战略这一政治问题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发展。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欧洲工人阶级主要组织之间的结构性脱节，尚未获得历史性的解决。法国五月至六月的起义，葡萄牙的动荡，西班牙即将到来的结局，预示这场漫长的脱节即将结束，但还没有实现。因此，经典的辩论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我们今天拥有的最先进的参考限度。回顾四五十年前发生的战略对抗并不只是怀古(archaism)。相反重新解释它们，是迈向有（一定）希望在今天形成正确理论“初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讨论的一步。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谈到了与我们的当下保持同步总是很困难。至少在欧洲，我们还没有完全与我们的过去保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