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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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玮杰 | 从主体的革命到客体的策略——论鲍德里亚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挪用与发展



从主体的革命到客体的策略

——论鲍德里亚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挪用与发展

黄玮杰

原文载《晋阳学刊》2020年第03期


摘要: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中,鲍德里亚通过挪用和发展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而提出了不同于其早期文本的革命策略。在鲍德里亚精神分析的视域下,仿真工业升级了文化工业,构建了当代社会的新型压抑性“现实原则”,而“诱惑”则替代了“生产”,成为了当代欲望经济学的主导性要素。资本一方面通过欲望生产构建了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通过快感的转移营造出“超政治”的统治模式。主体只有转向“客体的策略”,才能充分利用体系的“可逆性”,从而颠覆符号座架的意识形态体系。

  

关键词:意识形态;诱惑;欲望;法兰克福学派;拉康

作者简介:黄玮杰,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维度,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下符号象征体系的分析,在当代左派学界影响深远。然而,容易被忽略的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鲍德里亚通过对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吸收和发展,试图从主客体关系维度,探索瓦解当代意识形态结构的可能性。对此,本文将着眼于鲍德里亚后期关于精神分析的若干文本,探析鲍德里亚如何从欲望和快感经济学维度,引申出“客体的策略”的革命主张,从而进一步反思精神分析对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意义。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


 一




从文化工业到符号工业:鲍德里亚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背景


众所周知,在鲍德里亚之前,在西方左翼哲学话语下,精神分析已然是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武器。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将精神分析把治疗个人的手段改造成治疗社会的批判理论,为意识形态批判打开了新的空间。在此理论建构过程中,文化工业无疑是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的重要现实对象。诚然,文化作为社会主客体之间的重要中介,是左右主体意识—无意识的重要要素。自弗洛伊德以来,文化就是精神分析理论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下,人类文明所带来的文化(culture)与本能(nature)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自然历史的主轴。宏观而言,由文明发展所形成的现实原则,在主体精神层面投射为超我,进而对本我起到了压抑的效果。面对这种压抑,在理想状态下,主体可以通过文化的升华,以高尚的、社会可接受的方式与自身的本能“和解”。然而,文化工业的出现,却使得这一机制变得异常复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语境下,文化工业以新的方式,调控着主体的内在结构。在此过程中,主导性的变化无疑是文化成为了商品,成为了本雅明意义上可被机械复制的对象。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在批量生产的过程中被操控。这意味着,调节超我和本我之间关系的中介(文化),成为了被生产的对象。于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论域下,超我和本我不必再经过自我的和解,在文化工业中,作为商品的文化代替了自我,从而使得超我和本我发生了“短路”[1]168-208。马尔库塞将这种机制指认为“压抑性反升华”[2]46。换言之,在文化工业制造的“梦工厂”中,主体不必在追逐高雅艺术的过程中,艰苦地寻求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之间的支点。因为,文化工业一方面通过对“理想生活方式”的打造,建构着主体的超我模板,另一方面则通过宣扬消费和欲望的解放,释放着本我的攻击性。正是在此现实下,弗洛姆认为,自我在资本的抽象化机制中被掏空,这构成了当代精神分析问题研究的重要前提。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讨论,是鲍德里亚反思当代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支援。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承接了本雅明的语境,认为后者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点明了再生产原则的基本要义[3]77。不过,鲍德里亚所指认的再生产,不再是文化产品本身的再生产,而是文化产品的符号的再生产,准确来说,是符号系列的再生产。由此,他将法国结构主义的内涵注入到了文化工业的讨论中。在他的视域下,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在当代技术背景下,升级为“工业仿象”,以符号系列再生产的方式操控着意识形态。由此而来的,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现实原则”的又一次形式变更。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针对文化工业等意识形态新状况,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提出了以“操作原则”替代弗洛伊德“现实原则”,从而进一步赋予精神分析以社会批判性。在文本中,他对这个概念作了准确的定义:


如果我们企图说明现代文明中主要压抑的范围和界限,就必须根据支配这一文明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现实原则来进行描述。我们称这种特定的现实原则为操作原则。……它的前提是,在长期的发展中,统治将变得越来越合理,因为对社会劳动的控制现在正以更大的规模、更好的条件再生出社会来[4]25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相对于现实原则,操作原则强调了特定社会结构的具体压抑形式,即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额外压抑。鲍德里亚将此思路延续到了当代意识形态批判的语境中。然而,他所看到的主导性的压抑,已非操作原则,而是仿真原则:


任何现实都被代码和仿真的超级现实吸收了。以后,仿真原则将代替过去的现实原则来管理我们[3]3。


在鲍德里亚看来,仿真技术与符号生产的直接接合,致使人类社会的价值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与之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则变得愈发复杂。因为,“新一代符号和物体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这是一些没有种姓传统的符号,它们从没经历地位限制,因此永远不需要被仿造,它们一下子就被大规模生产”[3]76。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生产与象征的关系是间接的,那么在当下社会中,生产则由于仿真原则的普及而直接座架着象征关系。在前现代社会中,符号(sign)的意义依托于其在象征(symbol)关系中的位置,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具体所指。然而,伴随着工业仿真的发展,符号成为了直接被生产的对象,它服从于工业机械化制造的要求,在人造的符号系列中,发挥着不同的意蕴。可怖的是,通过直接掌控符号的机械化生产过程,资本可以直接通达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建构,从而有效构成对于社会主体的压抑。正是在此条件下,鲍德里亚指认,资本“用价值的结构形式代替了商品形式”[3]7。这种社会崭新的压抑机制,迫使社会批判理论必须重新思考社会结构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并为瓦解当下社会的压抑形式提供有效的出路。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基于结构形式替代商品形式的理论假设,提出了从反抗商品规律到反抗结构规律的革命主张。



然而,鲍德里亚认为,在结构规律下,“人们永远不能在真实层面上战胜系统”[3]52,而所谓的罢工,不过是“为罢工而罢工,这是目前的斗争真相”[3]37。因此,他并不试图从传统意义的阶级斗争的层面上思考革命问题。在他看来,符号体系内部蕴含着变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源自于符号体系的可逆性:“只有死亡的可逆性属于比代码更高的等级。只有象征混乱可以闯入代码。”[3]5通过指认社会新型压抑形式以及反抗途径,鲍德里亚为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新的理论维度。那么,这种新型的压抑与反抗形式又是如何投射在主体结构之上的?作为对特定社会结构的反思-反射(reflection),主体究竟如何才能抵抗意识形态的结构规律?以下,我们从鲍德里亚的精神分析理论层面加以分析。


 二




从生产(Produce)到诱惑(Seduce):鲍德里亚对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挪用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提出了可逆性的问题,并以之作为瓦解意识形态符号体系的重要出路。然而,在此著作中,在技术批判的视域下,他并没有点明社会主体运用可逆性规律,进而反抗体系的具体机制。与之相对应,在理论上,他在结构规律中的主客体关系研究上尚未彻底。针对这些问题,鲍德里亚在1979年后的《论诱惑》《致命的策略》《完美的罪行》等一系列著作中,通过挪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进一步探究了结构性座架下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从而完善了其批判性逻辑。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


在《论诱惑》中,鲍德里亚延续了关于可逆性的讨论:


任何话语都受到这种突然的可逆性的威胁,或被吸收到它自身的符号中,不留任何意义的痕迹[5]2。


在他的理论视野下,意识形态体系座架着由符号仿真工业所建构的社会意识。于是,在结构规律下,社会的诸要素都处于体系的同一层面。相对于由货币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平质化,这种由符号仿真工业所带来的平质化,在程度上更为深入。

 

由于符号及其秩序(象征)可以直接被生产,象征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着质的变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阿尔都塞在关于意识形态“质询”(interpellation)的理论中,讨论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机器作用于社会个体的方式。在此分析中,阿尔都塞通过调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了质询机制中的主客体关系。在此关系中,意识形态并非以暴力的方式,直接规训主体(福柯),而是通过调动主体的欲望,让主体自己回溯性地(retroactive)营造出制约自己的主体间性,进而作茧自缚。这一点正是源自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关于欲望建构的探讨。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1990)


对此,鲍德里亚认为,这种拉康意义上的欲望建构不仅发生于权力质询的过程中,而且发生于符号消费意识形态的诱惑中。不过,无论是权力的质询,还是意识形态的诱惑,拉康所分析的欲望运作机制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层面上,鲍德里亚同利奥塔一样,将这类过程指认为“力比多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诱惑的分析中,鲍德里亚指认了阿尔都塞所未触及的现实背景:在文化成为商品后,符号也成为了商品生产的对象。于是,物背后的意义关系成为了同一平面的“表面关系”,而所谓的物背后的本质,不过是同一表面上不同要素的组织结构所营造出的“表面的深渊”[5]83。

 

随着符号生产的不断发展,拉康、利奥塔意义上的莫比乌斯带(Mobius Band)结构在现实中真实地突显出来:正如莫比乌斯带的结构一样,在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中,所谓的本质所处的“背面”,不过是与表面相同的一面。换言之,鲍德里亚认为,本质不过是表象的扭曲所产生的幻象。在当下现实社会中,造就这一扭曲的正是文化工业的升级版:作为符号生产工厂的仿真体系。

 

莫比乌斯带


在此背景下,鲍德里亚指出,权力的运作机制从produce(生产)过渡到了seduce(诱惑)[5]23,以诱惑为代表的欲望-力比多经济学,比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大的威力。在此语境下,精神分析在理论上无疑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欲望),直接走向了社会的前台。必须注意的是,鲍德里亚在此所讨论的,已然是拉康意义上,经过了社会建构的欲望。换言之,承接着拉康的语境,鲍德里亚所讨论的欲望,恰恰是“对于他者欲望的欲望”[6]17-66,同时也是维系主体结构一致性的欲望。

 

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下,对于意义一致性的追寻,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一般属性。在拉康的话语中,意义体系的一致性,是确保主体精神正常的必要条件。正如相关学界所广泛讨论的,拉康在法国哲学的语境中,充分吸收了结构主义关于能指链的思想资源,进而指认了,意义体系的一致性源自于符号能指的一致性。然而,在能指链自我赋义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剩余。在拉康理论中,这一结构的剩余,作为界限,恰恰是积极的和建构性的。它作为诱因,促使主体为维系能指链的一致性而不断与剩余周旋。拉康将此(维系一致性)的欲望诱因命名为“对象a”(objet petit a)[6]67-122,而主体在欲望诱因引导下所展开的过程则是移情(transference)的机制[6]123-202。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体系下,他以诱惑(seduction)来阐释对象a的运作方式,并指认了在“意义的诱惑”下,主体所产生的移情,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效果[5]111-125。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


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恰恰要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运用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析的领域中。欲望领域的莫比乌斯空间结构,在政治空间中同样有效[5]98-99。如果说,在拉康的视域中,欲望诱因因其自身的空无性,自然地生成着主体的欲望,那么,在鲍德里亚的语境下,主体欲望则不仅被生成,而且被生产。因为,整个能指结构可以被仿真工业生产出来。恰恰是以这种方式,意识形态体系凭借诱惑的生产,“用虚空去吸引‘主体’,后者正是诱惑的看家本领”[5]119。由此,意识形态“正是在秘密中才形成诱惑……在符号之间建立起一种默契……正是通过自身的脆弱来诱惑别人,而从来不通过强大的权力或符号”[5]119-125。

 

因此,鲍德里亚认为,在资本主义符号- 欲望生产的体系下,诱惑(seduce)比生产(produce)本身更有力量。这一点无疑是弗洛姆探讨的,匿名统治所带来的主体精神效应,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极化表现。在弗洛姆看来,“无名的权威藉以运转的机制是‘协调一致’的机制”[7]121,它所利用的则是主体寻求认同的欲望。鲍德里亚理论中的符号性意识形态恰恰以愈发不可见的匿名形式,加深了这种权威。不过,鲍德里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析中所调用的,不仅是拉康精神分析关于欲望的探讨,而且还阐发了其快感机制,并由此讨论了一种革命的策略。以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


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


 三




客体的策略:超政治及其抵抗


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理论,在精神分析的体系中,欲望和快感是构建主体结构性动力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在将精神分析纳入到社会批判理论的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不但关注到了欲望在消费社会中的作用,而且还重视分析快感在法西斯意识形态运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分析和批判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欲望和快感皆是激进式的精神分析理论所不容忽视的环节。和法兰克福学派一致,鲍德里亚在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展开意识形态分析的过程中,不仅力图批判建构于欲望经济学之上的符号体系,而且还将矛头指向了基于快感之上的当代政治模式。鲍德里亚将这种政治模式定义为:超政治[8]32。

 

按照精神分析的逻辑,快感与欲望相对。在拉康语境中,快感不受他者的欲望所干预,它是驱力的直接体现。如果说,欲望的目标在于维系象征秩序一致性的表象,那么,快感恰恰是象征界不一致性的表现。对于主体而言,欲望和快感的关系总是以辩证的方式联系起来。一方面,由于快感的存在,欲望总是通过延宕的过程收编剩余的快感,从而维系“大他者存在”的表象,进而使主体自身的同一性认同得以持存。另一方面,作为欲望之界限的剩余快感,恰恰是欲望过程得以持续运转的前提。由于剩余快感这一常量的存在,欲望总是在追寻同一性的过程中更换着欲望对象[6]67-122。换言之,快感所维系的是欲望过程的再生产。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资本通过将快感包裹于欲望中而不断促生着欲望的生产。然而,这只是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利用快感的其中一种方式。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社会意识形态还以超政治的模式,直接调用快感而无需经过欲望辩证法的调和。如果说,在拉康语境中,欲望是对于意义一致性的渴求,那么快感则代表了无意义的入侵。事实上,处理好无意识快感的入侵,是人类文明一直力图解决的问题。在弗洛伊德那里,快感是被文明所压抑的力量(驱力)的表现,它的出现意味着“被压抑者的回归”[9]1-70。对此,社会及其主体以欲望的方式,规训快感,致使它以合理的方式予以满足。然而,在当代的政治模式中,快感不仅以欲望生产的方式加以调节,而且以“淫荡”(obscene)的方式被挪用。后者被拉康称为“超我”的品质。换言之,在拉康的语境下,超我并非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高尚道德约束,而是代表着与明法相对立的、阴暗的潜规则。在鲍德里亚看来,拉康意义上的“淫荡的超我”,正是当下社会的超政治的独特品性:

 

鲍德里亚:《论诱惑》(1979)


超政治是被解构世界的所有结构的透明和淫荡,是被解构历史化世界变化的透明和淫荡,是清除了事件世界信息的透明和淫荡,是网络滥交社会空间的透明和淫荡……历史场景的终结,政治场景的终结,幻觉场景的终结,身体场景的终结——淫荡侵入。秘密的终结——透明侵入[8]32。

 

换句话说,在超政治的潜规则下,超我跟本我发生了“短路”。主体的本我快感以合乎规则的方式直接呈现和满足,而无需欲望的辩证调和。正是在此前提下,拉康认为,当代社会的超我式禁令是:“去享受快感!”鲍德里亚将拉康的这一洞见引入到意识形态关于超政治的分析中,从而为意识形态批判打开了新的维度。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批判理论领域,马尔库塞亦看到了当代社会下,超我和本我之间的特殊关系:“在许多情况下,超我似乎在与本我秘密联姻,捍卫着本我反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主张。”[4]151马尔库塞将这种由潜规则所构成的超我称为“超本我”[4]151。这种分析逻辑亦充斥于阿多诺对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分析中。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法西斯意识形态正是将本我的破坏性冲动与反犹主义的超我指令结合在一起,从而将被压抑的快感转移到了群外人身上,进而在主体心理形成了虚假投射[1]68- 208。在鲍德里亚这里,尽管法西斯主义已然远去,但是法西斯的反犹主义对于快感的挪用却在今天以新的形式延续。这种新形式正是今天在西方社会被广泛宣扬的后现代主义。

 

霍克海默(左)和阿多诺(右)


在后现代主义中,对于社会政治的“反讽式的距离”,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体”用以维系自身主体性的有效方式:


戏剧性以及现在的权力、法律、生存秩序或非秩序的拟真,一直都在纵容反讽——秘密协议保障了对所有这一切的表象策略的支配[8]107。


鲍德里亚指出,这种后现代式的反讽式姿态,恰恰是当代意识形态所利用的主体状态。在超政治的运作模式下,权力以透明化的方式暴露其自身的缺陷,并为主体提供充足的讽刺和嘲弄的空间。在此空间中,主体可以充分地将快感投射于其上,却不改变空间本身:


已经失去可信性和政治游戏规则的社会,如同在它自身中所看到的那样,为超级政治合法性之子而转向关注生活垃圾[8]37。



通过对快感的转移,超政治致使主体将“压抑的回归”投射到虚假的斗争空间中,而不触及意识形态本身。在挪用快感的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恰恰是一丘之貉,由此可见,通过调用拉康精神分析关于欲望和快感等问题的研究,鲍德里亚深入到了主客体关系的维度,探索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体的新型统治形式。在此统治形式下,甚至连抗拒意义体系收编的主体快感和驱力,也成为了意识形态利用的对象。然而,鲍德里亚并未因此而在主体革命陷入低潮的时代背景下,走向后现代式的虚无主义。相反,他试图通过对精神分析的探索,找到一条新的社会变革路径:从主体的革命走向客体的策略。那么,相比于革命的主体,客体的革命性力量又在何方?鲍德里亚认为:


不像主体,客体是象征秩序的不良导体,却是宿命的良导体———即是说,对于纯粹的客体性而言,它是至高无上和不可救药的,是内在的和神秘的[8]263。


因此,对于鲍德里亚而言,既然主体注定要在意识形态的“诱惑”中迷失,那么,唯一的策略就是让自身成为客体,成为排除一切意义性的诱因,促使变成了主体的意识形态为之而改变。



综上所述,鲍德里亚在精神分析视野下,重新研究了作为当代社会压抑形式的仿真原则。面对建基于现代仿真技术之上的意识形态体系结构,他在《论诱惑》和《致命的策略》等后期作品中,通过挪用拉康精神分析关于主客体关系的讨论,提出了从主体的革命走向客体的策略的革命主张,从而完善了早期著作中所未能触及的实践性旨趣,让体系的“可逆性”成为了社会变革的积极条件。


参考文献:

[1]Adorno.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M].Translated by John Cumming, London: Verso, 2010.

[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4]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5]鲍德里亚.论诱惑[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M].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London: W.W. Norton&Company.

[7]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详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8]鲍德里亚.致命的策略[M].戴阿宝,刘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9]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