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简介：本文三段选自【法】雅克·朗西埃的《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一书，为“马克思的工作”部分第三节“艺术的风险”选摘内容。三篇选文为：①骑士与演员；②图书的责任；③《不出名的杰作》。

【法】雅克·朗西埃：《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

蒋海燕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9月

（一）骑士与演员

科学理论和革命同落后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1844年革命和1884年革命都是实证。在那时，恩格斯向巴比伦和考茨基解释德国悖论所采取的新形式。工业革命在法国和英国已基本上完成，工业、手工业和农业已经分离。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的背景下，无产阶级所处的情况也得到了稳定。因此，这也是再次发动革命的好时机。如果说在德国也存在这个机会，那是因为其工业革命发生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现代条件已经在德国产生，他们使劲鞭笞手工业者和农民，使他们脱离旧的秩序，结果就造成了一种失衡，这种失衡影响到每个社会认同，把他们乱糟糟地混在一起。家庭手工业者和机器作斗争，破产的小农进入家庭手工业行业，而工人为了补充他们的收入去种土豆了。这个大混杂让人想到落后的典型形象，恩格斯对它却给了另一种称谓。对恩格斯来说，这种大混杂就是一种一切生活条件的直接“革命”，通过它整个德国都卷入一场“社会革命”，“最终结果将是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所有权”。和德国这种结构一直相对应的就是那似是而非的相同机会。“当它需要由德国来澄清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的时候”，这场革命就会实现了。

但是，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巧合呢？科学理论在发展的堕落和落后的机遇之间处于什么位置呢？“假如我只是从自己的个人爱好出发，我也许会希望这种表面上的宁静再继续几年。无论如何，这是从事科学工作的最好的时候[……]”回应这位科学家的愿望的是革命者那模棱两可的知识。危机——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政治危机——是各阶级在还没有稳定的时候获得跨越的时机。“我想，两星期内后在普鲁士就会爆发战事。如果这个机会不被利用，而人们把它放过去，那么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收拾起自己的革命行囊，而专心致志地去搞纯理论了。”

在这种情况，收拾行囊是无用的。因为我们所期待的时机——普鲁士败于奥地利——在萨多瓦战场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出现。这时马克思可以对有关历史时机的整套理论的讽刺之处进行讽刺了：“除了普鲁士人的大失败这也许（正是柏林人！）会导致革命以外，没有比他们的巨大胜利更好的了。”

但是，对这场胜利的解释本身就会引起歧义。马克思从中看到的是唯物主义理论讽刺性的但却毋庸置疑的证实：普鲁士的撞针枪是战争胜利的一大功臣。“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在哪里能比在杀人工业中得到更为光辉的证实呢？”他催促恩格斯以他军事问题专家的身份就此为《资本论》写一个补篇。恩格斯也应诺试着就“杀戮工业写点什么”。但是，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他对问题的另一方面感兴趣：即从后膛装子弹。从而，他完全模糊了唯物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让火器的进步与骑士认同的衰落同时产生。“如果后膛枪得到普及的话，他预测道，那么骑士制度就要结束了。”

这是哲人马克思和骑士恩格斯之间隐晦的笔战，这也是科学理论与伦理的问题。哲人马克思有意批评他的朋友恩格斯的马术实力，他不认为骑士制度是德国最迫切需要的一种“专长”。后者从“意见”（Doxa）（波拿巴的威信正是来自他的骑士名气，而他的马术却还不如恩格斯）和科学理论的层面回击他：骑术是“他所有对战争研究的物质基础”。

而战争很明显不是哲人的强项。他对地质学中的必要物件的酷爱对其迷恋马术风险的朋友来说就是解药。在恩格斯研究普鲁士军队胜利的原因和影响的时候，马克思正热衷于看最近在巴黎出版的特雷莫（Trémaux）的书：《人类与其他生物的起源与变异》。他认为，这本书给达尔文的理论提供了科学基础。正是土壤成分的不同才解释了动物种类和人类种族的演变中发生了变异。恩格斯指出特雷莫“不懂地质学，也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而马克思根本不加理会。“特雷莫关于土壤影响的基本思想[……]就是这种只需要表述出来以便在科学中永远获得公认的思想。”

这或许是个机会对下面这点强调一下：萨特和其他别的人认为恩格斯的唯科学主义会腐化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他们的这种判断完全是不公正的。在自然科学这个问题上，恩格斯通常比他的朋友马克思要谨慎。确切点说，那是因为相比科学而言，他更相信历史。骑手的急躁成就了哲人的耐心。如果说战场问题是决定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希望看到革命问题得到解决了。再说，这份持重也是带有自然的辩证关系的风险，并没有反常现象。因为，为革命行为守护着受科学理论人侵威胁的土地的首先是军事行动，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有着的“朴素的”热爱，恩格斯却不是。

马克思的地质学唯物主义是一种防止啃噬历史的闹剧上演的方式。革命者的怀疑让这位哲人失去耐心。相比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马克思的关于种族的地质理论必定要占上风。这就像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必然会消灭值得尊重的工人协会以及游侠小团体。这同生产方式的惴惴不安必然会驳斥革命的闹剧是一个道理。土壤学应该明确地见证了这位哲人已经看透了历史上的极坏天气。

威胁革命的不是战斗失败和死亡的危险，而是闹剧。在辩证法方面，恩格斯已经指出了这点，他说笑料是致命的。卢西恩的讽刺将希腊诸神送进了坟墓。现代革命也在自身内部被充当其主角的小丑们攻击。

公正地讲，革命行动是皆“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不过，另一种合理性也是必要的。明确地说，那就是革命不受社会法则的支配，也不受军事战略的简单规则支配。革命的合理性属于物理学的范畴，但是不是一般的物理学，而只是属于与土壤化学相对立的某种物理学：壮观的漩涡物理学。“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党派人士都被卷到这个漩涡中去，不过最好还是应该在这种漩涡中保持非党派人士的独立，事后要反思的也在于此。和承载着革命希望的每次危机发生前的准备一样，在1848年德国革命这件事上，其实出现的是相反的情况。这些哲人和战略家比那些“空谈家”“客观上”更革命些也是徒劳的，因为是那些空谈家霸占着舞台。客观态度总是姗姗来迟。普鲁士的暴行和南德的装腔作势（后者反映了革命骗子的特征）混合在一起，已经超越了莱茵河的科学文明，成为抓住革命机会所需的一种优点，继而把这种优点转变为上演闹剧的简单机会。这些善于演戏的小丑总是那些一生都在重复和等待时机登上舞台表演、摆姿势、捏腔拿调、挥舞旗帜的人。所以，1859年是一个让这些流亡者的希望膨胀的转折性的年份，在这一年，马克思注意到这种伎俩完全有机会再次湮没科学的声音：“所有的人都觉得又要发生什么事了，所有的人都挥舞着自由的大旗急急忙忙冲上舞台[……]另外，我的妻子说在她受尽苦难之后，在革命期间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如果看到这里的骗子重新在大陆那边获胜的话她将很高兴，她这样说是完全有道理的。[……]她说像在战争中一样投入战争。但是却没有战争，一切都是资产阶级。”

（二）图书的责任

在一切皆是资产阶级的这个世界里，生产的发展和战争的鸿沟都无法自身产生什么不同。一切不同之处只能集中在未来政党的科学理论中。唯有它才包含着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否定。政党科学既是哲学家的专属乐园，其推广人也为之忠贞不渝地效力。

科学的时代不仅仅是两次危机之间可以专注于写作与研究的间隙，甚至就算在苦难中，它也和大众事务保持绝对的距离：“经过了最近十年来的经验，对群众和对个人的轻视在每一个能思维的人的身上显然已经大为增长，以致‘小民可憎，须加防范’几乎是一种不得不抱有的处世哲学了。”

这种残酷的断言尽管是真实的，但是很快就被纠正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庸人的情绪，在第一个风暴来临时就会被一扫而光。”。这种纠正不是革命者在哲学家内心所隐藏的恶魔面前所表现的简单悔改。在生产的世纪，他的休闲就是著书立说，而著作则是作者的绝对牺牲。

芒什海峡的两岸至少有两个人在思考不朽著作的绝对性，它让它的作者参与资产阶级闹剧的任何行为都得到原谅。靠年金度日的反动的福楼拜，住在温暖的克罗瓦塞别墅里；而以稿费维持生计的马克思和一家人挤住在切尔西的狭窄的两居室屋子里，孩子夭折了，日日面临着债主来讨债，并总是被病魔缠身。这两个人的情况既有无限的差距，但也有非常相近的地方，他们两人都相信革命的力量，认为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作品应该全盘否定占统治地位的小家子气，资本主义世界将会被再生产所否定。 

福楼拜的虚无主义，资产阶级想要葬送在1848年对峙中的无产阶级与革命的主体，萨特撰文指出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性的时候，就将自己的立场与福楼拜的立场撇清了。马克思和福楼拜都喜欢塞万提斯，他们又同时着手写出不朽著作的堂·吉诃德式的计划，他们的方式怎么能够不让人感到震惊？谁成了不朽作品的作者呢？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科学理论的计划超越了福楼拜简单的虚无主义，因为作者所做的努力和牺牲，是这项工作成为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否定。马克思的所有努力旨在让其著作和政党都化为行动的现实。可是福楼拜的反例也表明了马克思并非牺牲的一面，这其实并非像那些善良的人所相信的那样，马克思所做的牺牲和努力其实不是单纯为了创造出可以武装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让他们知道自己斗争的“客观条件”。无产阶级需要有关资本的理论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生存。无产阶级只有在这本科学著作里登记入册才会存在。

登记入册，这首先是一种地狱之旅的关系。“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色各样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涌来，简直比地狱中死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涌去的还要厉害。即使他们没有打开阅读腋下夹着的蓝皮书，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从事了过度劳动。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制女帽女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明对照表明，在资本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这真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景象。很明显，资本主义铁镣下的亡魂是不会在腋下夹蓝皮书的。恰恰相反，马克思找到的这些形象是工厂那些调查员和监工夹着蓝皮书的形象。他第一眼看去所看到的过度劳动其实是他自己的写照。马克思向恩格斯倾诉说：这么长关于无产阶级坠入地狱的页面都是他无休止工作的成果，病魔和疲乏让他无法继续他的科学论证。但是，它们并不是冗长的废话，从而也没能让其作者和读者从枯燥的理论中解脱出来休息一下。它们介绍的更多是科学的幻想。科学是绝对牺牲的产物，为了救赎这群灵魂枯死没有发言权的人，所以必须要先下地狱，给他们书籍；这也是为了让无产阶级主体登上舞台，代替充斥着各色劳动者的群众。从最强的意义上说，科学首先是不朽灵魂对理念的回忆。

把无产阶级摆在灵魂枯死者的位置上，这从根本上说就是将著作变成了记录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只有一件事要说，即资本主义生产，或者简单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携带着对立认同的爆炸性力量。马克思在撰写第一份商人调查报告的时候，一开始就给了这样的证据。因为，最要紧的事并不是对剩余价值做报告。剩余价值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对劳动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间做精细的区分，这对这份报告来说一点也不重要。最重要的事其实是要提前瓦解蒲鲁东对剩余价值的解决方案，即他提出的生产者之间自由平等的进行等价交换的解决方案。这可能是经济学上的异端，但这更是狭隘的劳动经济学上著名的生产和破坏逻辑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第一章给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一般相对价值形式和一般等价形式是商品同一社会关系相互对立的两端即两极，它们互为条件，同时又互相排斥”。商品的等价形式是一种排他的形式，只要这种观念得到确立，那么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蒲鲁东主义也就不可能存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章就很好地展示了这本书。 

但是，这本书也把无产阶级——伴随而来的还有政党——纳入科学理论的体系。这就使这本书变得无休无止。因为，科学理论是政党的利剑，它自身就应该是无懈可击的。而要变得无懈可击，就需要不断地从一个危机到另一个危机，从一个材料到另一个材料，来研究资本每次为了逃离死亡所采取的手段。《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所撰写的关于灭亡的主题，也要伴随资本想方设法摆脱自己的命运的整个过程，所以也是漫长的。因为在表面上看起来，相比黑格尔的气质，资本更加具备莱布尼茨的气质。在没有竭尽全力之前，它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这位穷其一生研究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哲人肯定会重新投入工作，直至生命的尽头。

（三）《不出名的杰作》

没完没了的工作。可以有多种方式来看待这事。不过医生的观点却简单明了。库格曼医生对这一点一直很生气：在科学大放异彩的时代，马克思怎么可以一直把完成《资本论》的工作看成唯一重要的消遣呢？既然他病了，他就应该彻底治疗！ 

马克思的家人不喜欢这种道德说教。作为病人的看护，感觉名誉受到损害，年轻的燕妮冷冷地回复道：“阻止他痊愈的实际上是这本书。”马克思不想放弃这本书的写作来接受治疗。“伟大的德国民族不屑阅读这本著作的第一卷”，而这本著作的第二卷所谈的却正是这种为“无产阶级高贵的事业”而付出纯粹的牺牲。

对这一点，马克思本人也津津乐道。他嘲笑那些“自诩为务实的人”不关心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他对“务实”的理解是含有另一层意思的。但是，还是会有可以把一切调和起来的方法的。恩格斯就多次向他建议这种方法。他说，把资本再生产的研究报告公之于众，可能并不需要了解所有国家的所有地租方面的一切资料。为什么不可以分册逐步出版呢？所以，另外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点，那是因为《资本论》不是一本和其他著作一样的科学著作：“我的著作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能听懂话的人也有他的好处！把写作当艺术的卡尔·马克思，他的工作方式和语言学家及词典编纂者们是不一样的，他不是只埋头写。 

所以，去把地租问题深入到底！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博士找到了无与伦比的同谋：俄国人。在揭露俄国土地问题之前，这位艺术家是有时间的。另外，从文献方面来说，俄国人可不吝啬。剩下的当然就是语言学习的问题了。总之，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我从俄国、美国和其他地方获得的大量资料为我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让我继续研究下去，而不是对我的研究工作做一个结论以呈现给公众。”福楼拜曾经说：“最愚蠢的事莫过于希望得出结论了。”而事实上，马克思更愿意参考巴尔扎克的话。难道是因为后者尽管反动却描绘了阶级斗争？事情可能要更复杂。他向恩格斯推荐的书不是《农民》，而是《不知名的杰作》。这是一部被所有嫉妒的眼光窥视着、一旦它的秘密被别人看穿就注定要和其作者一起遇难的著作：它不像皇帝那样赤裸裸地呈现在人前，而是凭借真实自然的颜色和形状的衬托，让自己隐形。

这本书就是属于那种要给政党认同的那类书。由于它的作者不想把它公布于众，所以这项工作迟迟不能完成。在马克思过世后，恩格斯对这一点做了证实，他说这本著作基本上完成了。但是，却同时又处在没有系统完成的状态。否则，这项工作就不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贡献，它也可能变成一种可模仿的、重复的、有辱名声的事物，即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

我们知道，马克思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是就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人”，这只是说马克思并不是他自己政党的党员。恩格斯甚至对伯恩施坦说他不是他的“同志”。政党的所有党员都模仿、传播并加工艺术作品，把它变成戏剧和技术。这就是为什么这位“非教条主义的”的哲人如此严格遵守形式。他为什么像疯子一样纠正哥达纲领？难道这是因为阶级斗争往往会受一个被误解的词所支配，而理论错误会对实践导致“严重的”的后果？这就会让人相信，在19世纪，政治事务还是属于饲养艺术的范畴。对此，马克思没有任何错觉。即使这个纲领是完美无瑕的，李卜克内西也还是会错误地实施它。同时，如果说强迫拉法格、盖德接受法国政党的纲领，这并不是为了保证纲领的严格执行，而是为了通过所有的“执行”而维护纲领。纲领从而变成不朽灵魂对理念的回忆。文本得到严格的遵守、弃绝简单地从别人那里照抄自己还不懂的事物，这样做正是为了保障纲领本身。因为纲领要通过自己来呼吁未来、呼吁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把像小丑一样的政党领袖的“正确”或者“错误”的行动放在眼里。而且，它是以无法模仿的艺术作品的身份去呼吁未来和革命的。 

艺术，换句话说就是指反技术、反模仿、反劳动，虽然这点自国王牧师时代以来已经改变。在那些引起“严重”的运用后果的“错误理论”中，最刺激马克思的就是“劳动”这个词。因此，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他猛烈地抨击那段忽略劳动本质而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话。所以，他特别当心不让任何语言的滥用把“劳动力价值”和“劳动价值”混为一谈。在实践中，实际上没人混淆这点。这个问题完全是理论上的：一种本体论的尊严，没有人会因此把商品和原则相混淆。要求革命性破坏的纯粹生产具备一种特点，这种特点把艺术从劳动中区别开来：它是无价的。艺术作品就是天工制作。《剩余价值理论》使用了看起来令人不安的生产劳动的例子，在这些奇怪的段落中，马克思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弥尔顿写出的《失乐园》就像蚕吐出丝，那是自然本性的表现。然后他把书卖给出版社。但是，莱比锡大学里埋头苦干的文科老师，在出版社的主导下，制造图书，比如经济学教科书，他们也是一种真正的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立即就被归类到资本，并且在价值上也只有通过资本才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资本论》从什么意义上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对生产劳动的批判。弥尔顿和蚕搞的是真正的生产，那些没有领导、不做计算的人搞的也是真正的生产。堂·吉诃德的作品在1871年巴黎革命中找到了真正的担保人：即一场突破上天意志的革命，“普通工人”取代拿着国家“高薪俸禄的告密者”，“像弥尔顿写《失乐园》只获得几个英镑”那样，他们的工作报酬也微乎其微。这就是反工薪阶层的失而复得的乐园，其工作的乐趣就是应该在闲暇的时候，或者在其他不同于革命进发的特别时刻生产出让人缅怀的不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