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平田清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视角与唯物史观

市民社会视角与唯物史观

1. 经济社会的形成与社会的经济结构

《资本论》全三卷中以及经济学体系的结构中存在许多经济学范畴,这些范畴以统一体的形式共同发展,这就是“经济社会的形成”(Oekonmische Gesellschafts formation)。所表示的是在某一成熟时期,不同维度中的理论要素的同时发展的结构状态。因此,经济社会的形成本身,实际上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注意,这里所谓的“结构”,即“形成”的展开。慎重起见,我补充一点,这里的“形成”(Formation),是将地质学上的“成层”(Formation)概念直接移植到社会=历史认识领域,从而形成的概念。“成层”(Formation)的概念,指的是不同维度的地层形成,其特征首先在于它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其次,它是在不同维度的地层同时形成的过程中展开并最终形成“结构”。(以上语句摘录自马克思在1881年《给查苏里奇的信》。)

如上所述,经济社会的形成,是在诸多经济学范畴的全面发展下逐步实现的,此时,随着经济结构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社会、精神的各项要素也同时孕育而生。并且,这些要素被外化=异化为一种独立存在,即异化为“上层建筑”。从这一点上来看,经济社会的形成,可能说是社会形成的“现实的(wirklich)基础”。马克思通过繁杂的经济学研究与体系展开,对佛格森十八世纪提出的“上层建筑”概念进行了重新设定,并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的总体关系。

这里我还想再次强调的是“形成”以“结构”的形式自我展开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市民社会的社会形成,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化,这是“形成”(Formation)概念告诉我们的。从特殊到一般,这正说明了社会形成,实际上就是历史的形成,即社会=历史。如果说对于“社会=历史”这一表述方法感到奇怪,那么只能说明没有真正理解“形成”(Formation)概念。

2.近代的阶级概念与个体所有

上文所述的“形成”以“结构”的形式自我展开的问题,放到现实中来看,实际上就是西欧的市民社会史。马克思在研究了这段市民社会史之后,开始了其经济学范畴的建构,并最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注入了科学的内涵。

上文已经多次提及,马克思从市民社会视角发展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在佛格森、斯密等人的市民社会史观=文明史观的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十八世纪的市民的历史=经济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分工与私人所有的发展,具有其特殊的社会内涵,并由此形成了奴隶制、农奴制等社会的阶级结构。十九世纪的法国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们,同样清晰地意识到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纷纷加以阐述。其中代表人物有梯也尔(Thierry)、基佐(Guizot)等。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市民社会史观,还是与之一脉相承的阶级史观,在马克思之前都已经形成。

马克思继承了这些思想,并且开始了自己独创性的发展。在马克思那里,继承是一种批判性的继承。十八、十九世纪,尽管不少市民的历史=经济学者在研究时,将文明社会的市民社会与此前未开化时期的社会进行比较,但是,他们只是将未开化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化过程理解为分工与私人所有在量的层面上的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马克思则提出了“共同体”这一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概念,通过从哲学的、经济学层面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阐述了共同体与市民社会中的分工与所有具有质的不同,或者说两者完全对立的观点。同时,马克思还认识到世界史的本源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同时存在,并由此对市民社会进行了重新认识。这里所谓的“共同体”,是与市民生产方式完全对立的一个概念,是共同体(collective)生产方式的历史存在形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是欧洲史的本源,同时也是欧洲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亚洲、非洲社会中现存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不仅将其追溯到世界史的本源,同时关注到包括非西欧地区在内的全世界人类史,其眼光之深邃、视野之广阔,令人称叹,这也正是马克思的历史=社会认识中独创性的东西。

这种对市民社会与共同体之间的对立的认识,是现存的市民社会理论批判的前提。由于这一认识是通过对古典古代以及中世纪特殊的市民社会形成进行理论考察后得出的结论,由此成为了马克思西欧市民社会史论的特色之一。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现代西欧地区存在的两大亚洲共同体解体类型(即古典古代式与日耳曼式),逐渐形成了特殊的私人所有与个体所有,最终形成了奴隶制与农奴制的社会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分工与所有的第一次形成,通过“固有辩证法”的循环过程,向分工与所有的第二次形成转变。此时形成的私人所有者的社会,是一种市民社会。远至古希腊、古罗马城市的市民社会,近至中世纪城市中的市民社会,都属于上述形式。但是,上述时期的市民社会,并非形成于共同体的解体之中,相反,是在共同体的基础之上,作为共同体的一个固有属性形成并发展的。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上述时期的市民社会,一方面是在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是与共同体解体完成后形成的所谓“近代市民社会”相对立的一个社会。马克思将这种市民社会命名为“旧市民社会”。从字面上来看,“近代”与“旧”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提到了马克思的“近代”概念。所谓“近代”,在马克思看来,是与共同体状态处于对立位置的概念。与“近代”相对立的“旧”(alt)这个词语本身,并不仅仅指时间上的先行性,这一点务必要注意。有的时候也会使用到“旧时期”(altertümlic)这个词,顾名思义,指的是共同体状态。马克思在理解历史过程时指出,历史实际上就是“旧时期(altertümlic)生产方式向近代(modern)生产方式的转变”。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近代”概念,可以为研究马克思思想打开新的视野,绝对不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反过来讲,如果不能重新认识“近代”的概念,而仅仅是简单地从阶级一元论上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理解,这才是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的“近代”概念之所以具有其独创性,主要体现在它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研究市民的历史=经济学者的理解,他们仅仅将“近代”简单地从肯定的层面上加以理解,而在马克思那里,摒弃了片面的思想,在肯定的认识中进行否定的理解,同时,在否定的认识中寻求肯定的理解。即,马克思将所谓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视作同一物的“私人的东西”与“个体的东西”视作对立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近代”的发展过程是在否定“私人”过程中肯定“个体”,“个体的东西”只有在私有的形式下才能得以实现,马克思明确揭示了这一制约性,并指出在这样的“近代”中,随着旧的共同体的解体,个体本身所具有的共同性也随之遭到破坏。

旧时期生产方式向近代生产方式的转变,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家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所有旧时期的生产方式,最终会作为封建的生产方式在中世纪社会中被重新整合。

讨论到了这里,相信读者们已经发现,这里所谓的“近代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不断向资本家生产方式转变的市民生产方式。而这种市民生产方式又是在与旧时期生产方式的不断抗衡中发展,继而转变为资本家生产方式,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近代社会”的形成过程。

如果忽视了上述观点,那么,很容易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认识的基础范畴产生误读,同时很容易从根本上错误地理解马克思对扬弃了市民社会=资本家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想。

对基础范畴的误读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布尔乔亚”(bourgeoisie)与“无产阶级”(proletariat)这两个常见概念的误读与误用。认为“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即劳动者阶级,这种简单的词语代换,在现今的马克思研究中并不少见。实际上,“布尔乔亚”从词源上来看等同于市民关系,并且始终保留着这一原意。具体来说,“布尔乔亚”代表了中世纪为了对抗封建领主统治而自发形成的都市的独立手工业者、商人,这些人拥有自由的权利。同时,“布尔乔亚”还意味着共同拥有自由权利的市民之间相互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人群的集合。由此看来,“布尔乔亚”具有否定封建的、共同体的特征。古典古代,尤其是古罗马的市民,从私人所有者这层意义上来看,他们属于“布尔乔亚”范畴,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中世纪“布尔乔亚”的历史先例。在布尔乔亚发展的过程中,私人所有的不平等,导致了生产=交往资料的私人所有与非私人所有的敌对,此时,拥有这些生产=交往资料的私人所有者阶层,由于掌握了市民关系的布尔乔亚本质,因而僭称为“布尔乔亚”,并独占了市民的公共生活。而那些非私人所有者阶层,即贫困的市民阶层,事实上被剥夺了“布尔乔亚”的资格,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市民关系亦是如此,从中产生了近代的阶级关系。马克思捕捉到了这一历史=社会的形成过程,在其著作中写下了如下一段话:“随着布尔乔亚的成长,在其内部一股新的无产阶级、近代无产阶级也随之成长起来。无产阶级与布尔乔亚之间,逐渐演变成一种争斗。”(《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七篇)这里的无产阶级,指的是在古罗马共同体=帝国中身份最低的第六等,是负责生育孩童、为国家提供兵源的赤贫阶层。这些无产阶级的特征是,他们是共同体的一员,享有共同体所提供的“食物与庙会”等权利。相对于这种带有共同体关系的旧无产阶级,现在,从这种共同体相对立、并试图破坏这种共同体的市民关系中,从这种市民关系的胚胎内部,衍生了“近代无产阶级”。随着所谓“近代布尔乔亚”概念的出现,“近代无产阶级”这一概念逐渐形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中省略了修饰语的无产阶级,仅仅是一个省略形式,如果简单地将布尔乔亚替换为资产阶级、将无产阶级替换为劳动者阶级,那么,就如同将商品、货币直接替换成资本、雇佣劳动是严重的经济学误读一样,在社会=历史认识领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误读*。在这种错误理解的影响下,不仅很容易忽视西欧的社会=历史形成的特征,甚至有可能看不到非西欧地区的非市民社会的社会=历史形成特征。很可能导致在理解马克思文献时,从根本上错误理解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不仅如此,在理解扬弃市民社会=资本家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想时,也很有可能从根本上产生歧见。*当然,资本是商品与货币的发展形式,资本实际上存在于商品与货币的形式中,因此,将资本归结为货币与商品,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允许的。同样,将布尔乔亚替换为资产阶级、将无产阶级替换为劳动者阶级,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可以允许的。事实上,马克思在阐述资产阶级与劳动者阶级时,也使用了布尔乔亚与无产阶级一词。因此,要说这种习惯上的词语替换,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如果说在讨论该问题时,脱离了西欧的社会=历史形成的特征来考察,那么,出现上述词语替换问题可以算是严重的误读。如上所述,马克思所指出的“近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市民生产方式与旧时期生产方式交锋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市民生产方式向资本家生产方式的自我转变过程。在前一过程中,随着共同体的破坏、私人所有的形成,个体所有不断发展。但是,其代价是丧失了个体原本具有的共同性。在后一过程中,多数的直接生产者的私人所有被少数的大所有者占有,个体所有也逐渐形式化,以资本家领有形式存在的私人所有逐渐普遍化。这里所提出的逐渐普遍化的资本家私人所有,其特征是由资本家私人所有所形成的协作、生产资料成为事实上的社会所有。转化为资本家生产方式的市民社会生产方式,最终生成与其相对立的共产主义。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构“近代”形成过程中丧失的共同体,并将形式化的个体所有“真实化”,即重建个体所有与共同所有的统一。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西欧文明发展史向全世界人类发展史的扬弃。

扬弃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资本家时代形成的社会所有在现实中真正得以实现,劳动个体阶级获得解放,成为真正自由的个体。“近代无产阶级”自我解放过程的核心就在于此。在没有完全扬弃资本家生产方式、市民生产方式的过渡时期,即使百分之一百扬弃了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只要没有彻底扬弃社会分工,没有彻底扬弃生产与交往的分离,那么,市民关系就仍然存在。不仅如此,由于扬弃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劳动个体的个体性发展摆脱了先前的私有性,个体间的不平等性也随着私有性的扬弃日渐严重。可以说,此时的市民权利,相比较于先前市民社会时期更为纯粹*。随着获得了市民权利、确立了社会性的劳动个体的个体劳动的发展,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逐渐现实化,并逐渐实现了个体所有与社会所有的直接融合。

这就是马克思对世界史的认识,即立足于市民社会的概念,通过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性讨论,展开的对世界史的展望。

本文着重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进行重新思考,目的就在于唤起这种对世界史的认识、以及世界史的展望。*在非西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实现过程中,西欧的扬弃市民=资本家社会的过渡时期出现的市民权利,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在这些地区的地主的=资本家的时代,由于旧时期的东西没有被完全破坏,仍然顽固存在,因此,居于统治性地位的市民关系与市民权利无法形成并发展。社会主义则有责任来有意识地促成市民关系、市民权利的发展。因此,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如果放在扬弃西欧市民=资本家社会的时期,那么只在非常局限的范围内才能够成立,然而,在非西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概念则是一个社会认识的决定性范畴。慎重起见,我这里再强调一句,所谓的共产主义阶段,是完全扬弃了市民社会特质的阶段。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