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加速主义政治宣言》1

安东尼奥.奈格里2

原文刊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

2013年,亚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发表《加速：一个加速主义的政治宣言》一文,提倡充分掌握并精通科技,多元重构未来社会。《宣言》极大地推动了左翼加速主义的发展。奈格里随后在《反思〈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对其做了评述。首先,奈格里赞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这一观点,指出认知劳动阶级是我们必须要解放的潜在生产力,因而掌握资本主义的最高技术对认知劳动的生产潜力的发掘至关重要,并强调了劳动者应竭力合作以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关键作用。其次,他肯定了《宣言》所提出的“组织生态学”的政治架构,认为它推进了共产主义纲领的建设。同时奈格里批评了《宣言》所体现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最后他补充,在未来社会建设中要充分认识到货币体现出的金融资本霸权,并在此领域进行斗争。

《加速主义政治宣言》（MAP）自一开始就广泛承认当前危机的戏剧性场景：大灾难,拒绝未来,近在咫尺的世界末日。但是不要怕!这里没有政治神学上的东西。任何被这一点吸引的人都不应该读这份宣言。没有任何当代讨论的陈词滥调,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一个：地球气候系统的崩溃。尽管这一点很重要,但在这里,它完全服从于产业政策,只有在批评这些政策的基础上才能采取行动。《宣言》的核心是“生产过程中日益增长的自动化”,包括“智力劳动”的自动化,这将解释资本主义的长期危机。3灾难论？这是对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概念的误解吗？4我可不会这么说。

在此,危机的现实被认定为新自由主义对阶级关系结构的入侵,这种结构是在18和20世纪的福利国家中形成起来的。同时,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控制不得不采取新的形式来对付新的活劳动形象,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换言之,资本主义必须对后福特主义时代劳动的政治潜力做出反应,并加以阻挠。

紧随其后的是对右翼政府势力和相当一部分左翼势力的严厉批评—后者往往（充其量）被凯恩斯主义抵抗这一新的不可能的假设所欺骗,以至于无法想象一个激进的替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似乎已经被强加的完全瘫痪的政治想象所取消。我们不能自觉地走出这种状况。只有系统地以阶级为基础建设新经济,同时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治组织,才能重建霸权,才可以让无产阶级掌握一个可能的未来。

颠覆性的知识仍大有可为!

这个宣言的开篇足以胜任今天的共产主义任务。它代表着坚定不移且毅然决然的飞跃——如果我们想要进入革命反思的领域,就必须要这样做。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它为这场运动赋予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指的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构成装置（constitutive apparatus）,此装置旨在打破由国家支持的当代资本主义压制性的和等级性的地平线。这不是总体上国家形式的颠倒。相反,它指的是潜力对抗权力——生命政治（biopolitics）对抗生命权力（biopower）。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解放未来的可能性与现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可能性是截然对立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分为二”这一公式进行尝试,这一公式如今构成了颠覆性实践（而不是结论）的唯一合理前提。5

从内部反抗资本主义的趋势

让我们来看看《加速主义政治宣言》的理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的假设是,针对资本主义产生的障碍,解放劳动潜力必须发生在资本主义本身的演变过程中。它是关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两者都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以引发阶级关系的彻底逆转。从内部反抗：工人主义（Operaism）的传统再度回归。6解放的过程只能通过加速资本主义发展才能发生,但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不要把加速（acceleration）与速度（speed）混为一谈7,因为这里的加速具有引擎装置的所有特征,具有在资本主义自身决定的可能性空间内发现和创造的实验过程的所有特征。

在《宣言》中,马克思的“趋势”（tendency）概念是与对发展参数的空间分析相结合起来的：这是德勒兹和加塔利一以贯之坚持的作为“土地”（terra）的领土（territory）,以及所有的辖域化和去辖域化过程。这里的根本问题是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r）的力量,它由资本主义产生,但又受到资本主义的压制，由资本主义构成，但在日益增长的统治算法自动化中被削弱，在本体论上被估价（它增加了价值的生产），但从货币和规训的角度被贬值（仅在当前的危机中，而且在整个国家形式的发展和管理的叙事中）。恕我直言，对于那些仍然滑稽地认为革命的可能性必须与20世纪工人阶级的复兴联系在一起的人，这样的可能性阐明了我们仍然在与一个阶级打交道，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而且是一个被赋予了更高力量的阶级。这正是认知劳动阶级。这是要解放的阶级，也是必须解放自己的阶级。

如此一来，我们恢复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趋势”概念的任务就完成了。由此观之，任何“未来主义”的幻想都被消除了，因为阶级斗争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的运动，也决定了把它的最高抽象概念变成斗争的坚实机器的能力。

《宣言》的论证完全基于这种解放认知劳动生产力的能力。我们必须破除任何企图回到福特制劳动的幻想，最终把握从物质劳动霸权到非物质劳动霸权的转变。因此，考虑到资本凌驾于技术之上，我们有必要抨击“资本”对技术日益压制的做法。8资本的要求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关键是解放潜在生产力，革命的唯物主义历来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现在必须关注的就是这个“潜伏期”。

但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宣言》的吸引力是如何坚持转向组织问题的。《宣言》强烈批评了当代运动中形成的“水平”和“自发”的组织概念，以及他们对“民主即过程”的理解。9根据《宣言》来看，这些概念仅仅是对民主的拜物教式决定，对资本主义统治制度没有任何有效的（破坏性的或建构性的）后果。考虑到当前反对金融资本及其制度物化的运动（尽管既没有其他选择，也没有适当的工具），这最后一种断言些许有些过头了。当谈到革命转型时，我们显然无法避免一场强有力的体制转型，一场比民主水平主义（democratic horizontalism）所能提出的任何转型都要强的体制转型。无论是在革命性飞跃之前还是之后，规划都是必要的，以便将我们对趋势的抽象知识转化为未来的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建构性力量。根据《宣言》，这样的“规划”不再构成国家对工人阶级社会的垂直指挥。相反，今天它必须采取将生产力和方向性能力汇聚到网络中的形式。我们必须把以下几点作为进一步阐述的任务：先规划斗争，再规划生产。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固定资本的再占有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吧。首先，《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是通过将认知劳动从其潜伏期中撕开的方式来释放它的力量：“我们当然还不知道一个现代技术社会体能做什么!”在这里，《宣言》坚持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我所说的“固定资本的再占有”，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主体的人类学转变。10第二个因素是社会政治因素：我们身体的这种新潜力，本质上是集体的和政治的。换言之，生产中增加的剩余主要来自社会生产性协作。这可能是《宣言》中最关键的一段。11《宣言》并不侧重哲学批判中的人道主义倾向，而坚持固定资本实实在在占有的物质性和技术性。生产量化、经济建模、大数据分析，以及最抽象的认知模型，都是工人主体通过教育和科学获得的。

毫无疑问，这份《宣言》中有一些乐观情绪。这种对技术社会体的乐观看法对批评复杂的人类—机器关系没有多大用处，但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乐观主义有助于我们深入到关于组织的讨论中，这是当今最紧迫的讨论。一旦把讨论带回到权力问题上，就会直接引出组织问题。《宣言》中写道：左翼必须发展社会技术霸权——“生产、金融、物流和消费的物质平台可以而且将被重新编程和重新格式化，以实现后资本主义的目标”12。毫无疑问，《宣言》强烈依赖于客观性和实质性，依赖于某种发展的此在（Dasein），因此，当我们同意基本协议“一分为二”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存在的社会、政治和协作因素。然而，这种低估不应妨碍我们认识到掌握资本主义统治所使用的最高技术以及劳动的抽象化的重要性，以便把它们带回由“事物自身”主导的共产主义管理。我对技术政治霸权的理解是这样的：为了推进新的霸权，我们首先必须使认知劳动的生产潜力的整个综合体成熟起来。

新制度的生态学

在这一点上，提出组织的问题再恰当不过了。如前所述，针对极端主义的水平主义（extremist horizontalism），我们提出了网络与规划关系的新格局。我们反对任何将民主视为过程的和平观念，而将新的关注点从手段（投票、民主代表、宪政国家等等）转移到目的（集体解放和自治）。显然，作者没有重复新的中央集权主义幻想，也没有空洞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宣言》抓住了澄清这一点的机会，提出了一种“组织生态学”，坚持由多种力量组成的框架，这些力量相互产生共鸣，从而设法产生超越任何宗派主义的集体决策引擎。13你们可能对这样的说法有疑问，你们可能会认识到比提供的快乐选择更大的困难。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今天，在2011年开始的斗争周期结束时，这一点更加明显，尽管这些斗争的力量和新的真正的革命内容，在它们与权力的冲突中都显示了其组织形式的不可逾越的限制。

《宣言》提出了三个紧迫的目标，这些目标在目前来说是适当的和现实的。首先，建立一种新的智力基础设施，它的任务是设计新的理想方案，研究新的经济模式。其次，在主流大众媒体领域发起一项强有力的倡议：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无疑已经使传播民主化，它们对全球斗争非常有用，但传播仍然屈从于其最传统的形式。这项任务变成了集中大量资源和所有可能精力的任务，以便让我们掌握足够的传播渠道。第三个目标是激活所有可能的阶级权力制度形式，无论是过渡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政治性的或工会主义的、全球性的或地方性的。只有把已有的经验和尚未获得的经验结合、杂糅起来，才有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力量。

“需要创造未来”——启蒙的抱负贯穿了整个《宣言》。14普罗米修斯式的和人道主义的政治也在其中引起了共鸣。然而，这种人道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的限制，对后人类乌托邦和科学乌托邦敞开了大门，重新唤醒了20世纪太空探索的梦想，构思了新的坚不可摧的屏障，抵御死亡并防止生活中所有的意外。理性想象必须伴随着对新世界的集体幻想，这样才能促使劳动和社会进行强烈的自我增殖。我们所经历的最现代的时代告诉我们，全球化只有一个内部（Inside），不再有外部（Outside）。然而，今天，我们重提重构未来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将外部引入，为内部注入强大的生命力。

那么又该如何评价《宣言》呢？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它是对后工人主义观点的一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补充，因此比起重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或许能更好地提出一种新的积极的人道主义。“加速主义”这一名称显然不太恰当，因为它把一种“未来主义”的感觉归属于一些根本不是未来主义的东西。《宣言》无疑是及时的，不仅体现在它对“真正的”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批评上，而且在它对2011年以来的社会运动的分析上亦是如此。《宣言》以极强的力度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问题，既需要重新占有资本主义，又需要打破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宣言》推进了共产主义纲领的建设。这些都是向前迈进的有力支撑。

在技术政治的开端上

在这一点上，为了重新开始讨论，推动论点朝着一致的方向发展，一些批评可能是有用的。首先，这个《宣言》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技术上都过于决定论了。与历史性（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选择历史、当代性或实践）的关系可能会被某种我们不倾向于称之为目的论的东西所扭曲，但这看起来很像是目的论。在我看来，《宣言》低估了与奇点（singularities）的关系，也因此低估了将趋势理解为虚拟的（涉及奇点的）能力，更低估了将（推动趋势前进的）物质决定作为主体化力量的能力。趋势只能被定义为一种开放的关系，一种由阶级主体激活的构造性关系。或许有人会反对，这种对开放的坚持可能会导致反常的影响，例如，导致一个框架如此异质化，以至于变得混乱，从而无法解决——这种多样性被放大，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构成了一个坏的无限性。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坏的无限性”就是后工人主义甚至是《千高原》时不时所暗示的。这既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让我们更深入地挖掘一下。

对于这个问题，《宣言》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它将工人联合体的变革性人类学置于主体和客体关系的中心（我称之为无产阶级的技术构成和政治组成的关系，传统上则习惯于用其他术语）。15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多元主义偏离到“坏的无限性”。然而，要是我们想要在这方面继续下去——我认为这是有益和果断的——我们就必须打破《宣言》所依赖的无止境的生产发展过程。我们必须确定发展的开端以及对这些开端的巩固，德勒兹和加塔利会把这些开端称为集体性的装配（agencements collectifs）。这种巩固是重新占有固定资本，转变劳动力。这种转变包括人类学、语言和活动方面的变革。这些开端出现在无产阶级的技术构成和政治构成之间的关系中，被历史性地固定下来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巩固，任何政治方案——尽管可能是暂时的——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我们不能澄清技术构成和政治构成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在方法上束手无策，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相反，正是对历史开端的确定和对技术政治关系的特定模式的认识，才使得我们既能够设计一个有组织的过程，又可以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请注意，提出这个问题还隐晦地揭示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更好地定义奇点和共性之间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过程，而不否认生产趋势的进步性特征。因此，我们需要明确任何技术组合的共性是什么，同时深化生产人类学的具体研究。

协作的霸权

让我们再次回到固定资本的再占有问题上来：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在《宣言》中，相对于技术标准，生产的协作维度（特别是主体性的生产）被低估了。撇开生产力的技术参数不谈，生产的物质方面实际上也描述了劳动能力的人类学转变。我坚持这一点。协作因素应当成为核心，它有助于在构成当代无产阶级的一套语言、算法、功能和技术诀窍中形成可能的霸权。提出这样的论点是因为我们注意到现在资本主义剥削的结构本身已经发生了改变。资本仍在继续剥削，但矛盾的是，与资本从整个社会中榨取剩余劳动力的力量相比，资本的剥削形式反而更加有限。然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新的决定时，我们察觉到固定资本（即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部分）本质上建立在由协作产生的剩余中。这样的协作是不可测量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工人剩余劳动的总和，而是他们共同工作所产生的剩余劳动，易言之，这样的剩余已经超出了每个人剩余劳动的总和。16

如果我们假设攫取性资本优先于剥削性资本（前者当然包括后者），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我简单地提一下其中一个。人们通常把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描述为不仅将“自动化”应用到工厂中而且把“信息化”运用到社会中。后者在导致社会完全（实质）纳入资本的过程中非常重要，信息化确实解释和引领了这一趋势。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信息化确实比自动化更重要，自动化本身只是以一种局部和不稳定的方式描述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如《宣言》所阐明的和经验所证实的那样，今天我们远远超出了这一点。生产型社会不仅表现为全球信息化，而且这种计算机化的社会世界本身也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新标准和社会管理的新等级参数进行重组和自动化。当生产通过认知劳动和社会知识被社会推广时，信息化仍然是最有价值的固定资本形式，而自动化则成为资本主义组织的黏合剂，使信息学和信息社会都回归到自身。因此，信息技术从属于自动化。资本主义算法的统治以这种生产的转变为标志。

因此，我们处于更高的实质吸纳水平。因此，物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在自动化之后，开始配置资本主义统治的整个辖域，并建立全球空间的内部和外部层次结构，就像算法机器一样，它根据知识的抽象程度和分支，通过频率和功能的变量来汇集和控制，自马克思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将这种复杂的知识系统称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现在，如果攫取性资本主义将其剥削力量广泛地扩展到社会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并密集地深入到生产机器的任何抽象程度中（例如，在全球金融的各个层面），那么就有必要在这样一个实践和理论空间内重新启动关于重新占有固定资本的辩论，发起新的斗争就要以这样一个空间来衡量。无产阶级确实可能重新占有固定资本，因而，我们必须解放这种潜力。

共同体的货币与拒绝劳动

我还想再讨论最后一个主题“共同体的货币”，这个主题《宣言》没有提及，但它与《宣言》的理论框架是完全一致的。《宣言》的作者很清楚，今天，货币作为一台抽象的机器具有特殊的功能，它是通过资本对当前社会的实质吸纳来衡量从社会中榨取的价值的最高形式。描述社会劳动的榨取/剥削的同一方案迫使我们认识到货币的特征：作为衡量标准的货币、等级制度的货币、计划的货币。这种货币的抽象化，作为金融资本自身霸权的一种趋势，也指向了同一最高层次潜在的反抗和颠覆形式。朝向后资本主义未来的共产主义纲领应该在这一领域实施，不仅促使无产阶级重新占有财富，而且要建立一个霸权强国，因而，我们要致力于对“共同体”的把握，这种把握既是劳动价值的最高榨取/抽象的基础，也是劳动价值普遍转化为货币的基础。这就是今天“共同体的货币”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不是乌托邦，而是一种纲领性和范例性的指示，它说明在斗争中如何预见到回应资本强加的劳动尺度、抨击（由老板直接强制执行的）剩余劳动的等级制度以及反击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的社会普遍收入分配。在这方面，我们仍然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尽管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但我们也不得不进行总结了，把资本主义的趋势贯穿到底，在这个过程中打败资本主义本身，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仅举一个例子：今天它的意思是更新“拒绝劳动”的口号。反对算法自动化的斗争必须积极把握由算法自动化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然后必须强制大幅减少由机器约束或控制的劳动时间，同时，它必须产生持续的、越来越显著的工资增长。一方面，必须以平等的方式调整自动机的服务时间，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基本收入制度，以便将任何劳动形式转化为对所有人平等参与集体财富建设的认可。回想一下马克思对傅立叶的欣赏，这样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生活乐趣。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忘记开辟另一个主题：主体性的生产，激情的对抗性使用，以及由此开启的反对资本主义和主权统治的历史辩证法。

注释

1．本文节选自2014年由阿尔曼.阿瓦内森（Armen Avanessian）和罗宾.麦凯（Robin Mackay）主编的《加速：加速主义读本》一书的第二十一章——《反思〈加速主义政治宣言〉》。Antoni Negri,“Reflections on the Manifesto”,in #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Urbanomic, 2014.

2．作者简介：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活动家,毕业并任教于帕多瓦大学哲学系,曾因参与激进政治行动入狱,后流亡法国,在巴黎八大和国际哲学学院任教多年。以与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诸众》和《大同世界》三部曲而闻名,也是斯宾诺莎思想的重要研究者。其他主要著作有《〈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野蛮的反常》《颠覆性的斯宾诺莎》《狱中书信》等。译者简介：雷禹,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3．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in#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s.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 Falmouth：Urbanomic,2014,Section 1.2.

4．“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政治经济学的经典问题。在马克思的表述中,它描述了由于长期利润下降而导致的资本主义潜在的内爆。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三章。

5．“一分为二”是指资本主义内部发生的不可逆转的阶级分化。具体地说,这个词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用来批评任何与资本主义的政治重组（“合二为一”）。See also M.Dolar,“One Divides into Two”,in e-flux journal, v0l.33, March 2012.

6．自从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发表关于所谓的社会工厂的文章（“La fabbricae la societi”, in Quaderni Rossi,vol.2,1962）以来,纵观整个意大利工人主义传统,“从资本内部反抗”的表述意味着阶级斗争是在它所产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中运作的。工人阶级不是“在资本之外”,因为阶级斗争正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引擎。

7．Williams and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section2.2

8．9.Williamsand Srnicek，“#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AccelerationistPolitics”，section3.3.

10．在马克思（以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那里，“固定资本”指的是投资于固定资产（如建筑物、机械和基础设施）的资金，而不是包括原材料和工人工资在内的“流动资本”。在后福特主义时代，这种资本可能包括信息技术、个人媒体，也包括软件、专利和集体知识形式等无形资本。“固定资本再占有”指的是劳动者集体重新占有生产能力（也是以价值和福利的形式）。

11．Williams and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section 3.6.

12．Williams and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section 3.11.

13．Williams and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section 3.15

14．Williams and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section 3.24

15．意大利工人主义为了克服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阶级意识”的陈词滥调，引入了阶级构成的概念。技术构成是指特定经济体制下所有的物质劳动形式，也是文化劳动形式；政治构成是指这些劳动形式之间冲突并转化为政治规划。一种特定的技术构成不会自动有利于良性的政治重组。

16．一句经典的引语是：“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页。